渤海建国及唐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原因辨析

孙炜冉 ，苗 威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公元7世纪，东亚世界变动不居。首先，武德元年(618)，隋、唐两个王朝完成了朝代嬗替。显庆五年(660)，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灭亡，唐朝在其故地设置熊津都督府。总章元年(668)，位于今中国辽宁、吉林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其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7世纪末，唐朝东北边疆爆发营州之乱，大祚荣父子因参与了契丹叛乱，在叛乱后期率众东走离开营州，并于圣历元年(698)在东牟山(今吉林省敦化)地区建立渤海国。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渤海国一度发展成为势力囊括今牡丹江、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流域的“海东盛国”。由原本参与营州之乱的反叛力量，蜕变成为唐朝在东北最重要的藩属羁縻州，并得到唐朝“渤海郡王”封号，可以说渤海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逆转。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朝对其态度的转变呢?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而给予其“渤海郡王”这样的封号呢?笔者欲从大祚荣父子由参与叛乱、逃离唐境，到建国自立的发展轨迹及其吊诡的民族出身来入手研究，辨析唐渤之间微妙的政治变化和联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营州之乱

(一)营州的位置及民族

营州，始置于北魏。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444)，灭亡北燕，以其地置营州，治于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是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与内地相类似的州级建置。北魏初年时，营州人口较为稀少，仅有 1021 户，4664 口。[1]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二上》，2494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辖控，北魏将大批西北人口迁入营州戍守。此时的营州南面滨海，东、北、西三面分别环嗣高句丽、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等民族，是中原通向东北的交通要塞。营州的民族主要有汉、鲜卑、高句丽、契丹以及奚等。北魏政权对这一地区“广修农殖，以饶军实”[1]卷十七《明元六王列传·乐平王丕传》，414。同时，为了加强对民族事务的管理，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1]卷一〇〇《库莫奚国传》，2223。并在营州开设互市，允许契丹、库莫奚等族众定期同内地人贸易，互通有无，促进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往来。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营州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2]。唐初，营州地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唐以营州为上都督府，“武德元年，改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管营、辽二州。贞观二年，又督昌州。三年，又督师、崇二州。六年，又督顺州。十年，又督慎州。今督七州”[3]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营州上都督府》，1520。唐代营州，依旧是“境连边奥，地接戎藩”[4]《朝阳杨律墓志铭》，汉、高句丽、契丹、奚、突厥、粟特等民族杂居其间。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营州歌》中便有“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5]《高适·营州歌》的描述，可见唐代营州胡汉杂居的情形之一斑。在这样一个民族构成复杂、地理位置特殊的区域，民族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事件发生。万岁通天元年(696)，叛乱果起于营州。此事为渤海的建国创造了契机。

(二)营州之乱爆发的原因

唐朝在营州之下设置了大量羁縻府州，其中仅为契丹所设置的羁縻州就有数个。中原王朝最早为契丹所置的羁縻州是玄州，设置于隋开皇初年，主要用以安置“契丹李去闾部落”[3]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2。唐朝沿置，用以安置契丹纥主曲据部。[7]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营州都督府》，1126同时，又陆续建立了其他契丹羁縻府州。据载，主要有:武德二年(619)，安置内稽部落的威州(初名辽州，贞观元年改为威州);贞观二年(628)，安置松漠部落的昌州;贞观三年(629)，安置契丹室韦部的师州;贞观十九年(645)，安置乙失革部的带州;贞观二十二年(648)，安置大贺氏联盟部落的松漠都督府，其下辖九州;载初元年(689)，安置松漠部的沃州;万岁通天元年(696)，安置乙失活部的信州[3]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1－1526;[7]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营州都督府》，1126－1127，等等。这些羁縻府州的设置，为契丹民族提供了安居之所，使其社会文明迅速发展，巩固和促进了契丹社会组织的形成，为其后来的强大创造了必要前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契丹进行了政治保护，防止了突厥等势力的染指，为契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唐高祖时期，因国祚新立，故对少数民族推行柔抚政策，契丹等部族陆续来附。武德四年(621)，曾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的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并于营州城旁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3]卷一九九下《契丹传》，5350至唐太宗时期，民族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恩威并施。一方面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卷一九八《唐纪》十四，2410另一方面，对持强不受节制的少数民族以武力征讨，并欲“自行经略”[7]卷卷二〇二《高丽传》，6189。契丹各部大体是在贞观时期归附唐朝的。贞观二年(628)，契丹首领摩会来降，“突厥颉利可汗不欲外夷与唐合，乃请以梁师都易契丹”[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8，但被唐太宗拒绝。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3]卷三《太宗本纪下》，61封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8窟哥即营州之乱的领导者李尽忠之祖。唐高宗延续了唐太宗时代的边疆民族政策，而在诸民族之中，契丹对于唐朝的“服”更为“诚”一些。在唐朝征讨高句丽期间，契丹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了李窟哥、于过折这样优秀的契丹籍将领。但同时，不和谐的情况亦频有出现:显庆五年(660)，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与奚一起骚扰唐朝的边境[6]卷二〇〇《唐纪》十六，2439;调露元年(679)，在突厥的扇诱下，契丹再次叛唐，骚扰营州。[6]卷二〇二《唐纪》十八，2468然而，契丹南下的锋芒小试，并没有引起唐朝廷足够的重视。

武则天执政之后，逐渐背离了唐太宗秉持的民族友好政策，其突出表现就是任用酷吏大肆迫害在朝蕃将。如永昌元年(689)，周兴陷害黑齿常之案[7]卷一一〇《诸夷蕃将·黑齿常之》，4122;天授三年(692)来俊臣诬杀泉献诚案[7]卷一一〇《诸夷蕃将·泉献诚》，4124;同年，来俊臣诬害阿史那元庆案[7]卷七十六《后妃列传上》，3482，等等。这使得少数民族反意迭生，出现了“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8]的窘境。在这种情形之下，居于营州的契丹诸族向心力渐渐散失，并最终发生反叛事件。对此，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文献皆有记载，其中《旧唐书·契丹传》云:“(孙敖曹)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王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翙所侵侮，二人遂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历位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3]卷一九九下《契丹传》，5350可知，契丹人“据营州作乱”的导火线是营州都督赵翙(它史亦作赵文翙)对营州地域之内的契丹、奚等民族进行“侵侮”。对此，《旧唐书·宋庆礼传》载:“都督赵文翙政理乖方”[3]卷一八五下《宋庆礼传》，4814。《新唐书·宋庆礼传》补充记载为:“赵文翙失两蕃情，攻残其府，更治东渔阳城。”[7]卷一三〇《宋庆礼传》，4494《资治通鉴》亦载:“文翙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6]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万岁通天元年条，2512表面上看，营州都督赵翙“失政”，导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率众，杀赵翙而反叛。但实际上，赵翙的民族态度并非单纯的个性执事，而是武周时代民族政策的体现。因而，武周政权不恰当的民族政策是导致营州“乱”的现实因素。

唐朝的纳异心态[9]与开放风气，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相互了解，而这种了解不仅是表层的文化、经济形态，也包括经济实质以及军事设置。史载，孙万荣“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国险易，挟乱不疑。”[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8对中原王朝的政局以及军事设防等情况皆有深入了解，这也是孙万荣等人敢于冒险为乱的关键所在[10]。武则天执政末年，其不仅在政治上屡受朝廷内外的质疑，武周朝在军备上也确实显露出虚耗的情况。狄仁杰言:“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以此为事。”[3]卷八十九《狄仁杰传》，28927 世纪末期，对武周来讲，边患远不如中原“不安”所带来的危机。

(三)营州之乱始末

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诸部发生饥荒，民不聊生。如前所述，营州都督赵文翙没有及时给予赈济，兼之其他方面的综合因素，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联合起兵，攻陷营州，杀死赵文翙。李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将，“纵兵四略，所向辄下，不重浃，众数万，妄言十万”[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9，制造了营州地区的动乱。

契丹族众的叛乱，激怒了武则天，“制改李尽忠为尽灭，孙万荣为万斩。”[3]卷六《则天皇后本纪》，125同时，武则天下诏“以鹰扬将军曹仁师、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以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璹为之副”[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9，前去平息营州之事。武周的平叛军队与叛军经过西硖石(今河北迁安东北)黄麞谷之战、平州(今河北卢龙)之战、檀州(今北京密云)之战等数役，于当年(696)冬十月，在突厥默啜可汗的助剿之下，偷袭了契丹后方，反叛领袖李尽忠病亡、孙万荣败走[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9。

不过，孙万荣旋即“收散兵复振，使别将骆务整、何阿小入冀州，杀刺史陆宝积，掠数千人”[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9，战事又起。次年三月，武后“更诏夏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率兵十七万讨契丹。”[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9结果，在东硖石又遭败绩。孙 万 荣乘胜，屠幽 州、赵州 (治平棘，今 河 北赵县)。[6]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神功元年条，2516武攸宜遣将讨捕，不能克。之后，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河内郡王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咤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出兵20万伐孙万荣部，仍不克。于是，神兵道总管杨玄基率奚军掩其尾，契丹大败。孙万荣“委军走，残队复合，与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溃。”[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9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6]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神功元年条，2518，孙万荣与家奴轻骑走潞河东，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6]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神功元年条，2518闻此，家奴趁其不备，“斩其首，九节传之东都，余众溃。”[7]卷二一九《契丹传》6169武攸宜凯旋，武则天为纪念营州乱平，改元为“神功”。

二、渤海建国

唐朝的用人政策是很开明的，据章群先生统计，仅蕃将就有2536人[11]。其中，契丹将领在营州之乱前后皆有归服，并成为唐朝“以夷制夷”政策的实践者，如李窟哥、李楷固、骆务整等。李窟哥、李楷固皆被赐“李”姓，而李楷固曾一度被赐姓武氏。而李楷固、骆务整皆是“契丹李尽忠之别帅”[3]卷八十九《狄仁杰传》，2893，曾参与营州之乱，“孙万荣死，二人皆来降”。由于“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6]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久视元年条，2528，李楷固被封左玉钤卫大将军，赐爵燕国公。但是，契丹叛军之中，更多将领自觉反叛之罪大不可赦，上文所引孙万荣死前之无所安身之慨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顾虑。持这种想法的营州乱众自然会选择远离是非之地，较为突出的人物即是乞乞仲象和大祚荣父子。虽然武则天曾封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以震国公的封号，但最终乞乞仲象等人依然选择疏离中原王朝。彼时，营州西部和北部分别是唐朝与突厥的势力辖区。相对来讲，东部安东都护府的实际统治较为薄弱。故而，大祚荣父子选择“东奔”。

大祚荣等东奔的时间，由于有关文献的记载模糊和相互矛盾，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2]17:一是总章元年(668)或总章元年稍后不久说。《新唐书·渤海传》载:“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7]卷二一九《渤海传》，6179显而易见，是把大氏的率众保东牟山之举同高句丽灭亡联系到一起，即称其事发生于668年或668年稍后不久。二是万岁通天年(696)说。《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万岁通天年(696)，“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北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3]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5360鉴于“李尽忠反叛”在696 年五月，并于同年七月“称无上可汗，据营州”，可知这里所谓“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的时间，必紧接“契丹李尽忠反叛”之后，也即发生于696年五月后不久。三是“万岁通天中”以后说。《新唐书·渤海传》谓:“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铃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素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了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尚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7]卷二一九《渤海传》，6179这一系列事件不可能发生于同一时间，所以这一段史料是一个“过程”的记述，“东走”发生在契丹叛乱大体上平定，即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之后不久。据魏国忠先生判断，时间在697年秋天。[12]16－17我们赞同这一认识。

虽然关于渤海建国时间亦有多种记载[13]，但在东奔的时间明确之后，建国的时间便可以明确了。大体是在东奔之后一年，约在698年。697年天门岭之役后，大祚荣率众继续东走，至“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3]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5360东牟山，学界公认即今吉林省敦化市西南 22.5 公里的城子山山城[14]。渤海建国的时间则应在公元698年或稍后一年才是合理的。

三、唐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初衷

先天二年(713)，唐朝派遣郎将崔訢“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3]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5360;[7]卷二一九《渤海传》，6180。从此，大祚荣政权始以“渤海国”的名号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其实，唐朝与大氏政权的政治接触始于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彼时，唐朝派遣张行岌入震国抚慰。[3]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5360;[6]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开元元年条，2581;[7]卷二一九《渤海传》，6180唐中宗派遣使臣与大氏政权接洽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期望大祚荣与唐朝共同牵制并扼制突厥;另一方面，营州之乱时，孙万荣反叛的直接指向并非李唐王朝，而是武周的僭越，甚至明确提出“何不归我庐陵王”，要求还政于被武周废黜的唐中宗李显。显然，在政治宣传上，孙万荣等契丹人是站在拥李反武的立场上的。故而，在李显重新执政之后，唐朝与震国有了接触和改善关系的可能。大祚荣对唐中宗遣使之举作出积极回应，马上派其子大门艺入唐充当质子。但是，由于唐朝刚刚完成朝政从武周至李唐的回归，内部的政局尚不甚稳定，唐朝没有足够精力将边疆事务处理得更为周到细致，对于大祚荣的封赐也一直搁置。直到唐玄宗发动政变，铲除了唐内部政敌，稳固了李氏的执政地位，才又将大氏政权问题重新提上日程。

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渤海”国号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认为，此号与“渤海地望”有关，而且可能与音韵转换有关，其言“若以声音学考之，渤与靺为同部字，海与鞨为同声字，唐人或以靺鞨二字音近于渤海，遂以渤海郡主，封之欤。”“新书谓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盖以靺鞨为勿吉译音之变，又为中国所加夷人之称，大氏觉其非雅词，故以音近之渤海二字代之也。”但同时金先生又强调了“此只姑备一说，未可视为定论也。”[15]刘振华指出，从发音的角度，“震”接近于“肃慎”，“渤海”接近于“靺鞨”，“渤海”是“震”政权受到唐的册封之后，出于“义美”的动机而将改“震”为“渤海”的[16]。日本学者藤井贞干根据“五代史曰，渤海本号靺鞨，高丽之别种也”，推测“渤海”盖“靺鞨”之转音。吉田东吾继承了藤井贞干的论点，认为“渤海”盖为讹音填字。与从音韵的角度寻找链接点不同，有学者认为，“渤海”与“靺鞨”之间并无关联。鸟山喜一指出，渤海之称号自古有之，并非是接续靺鞨而名之的。大祚荣废止“震”国号，而以“渤海”名之，仅仅是因为接受了唐王朝的册封，并不是谐音或者讹音[17]。河野六郎指出，在古音中，靺鞨与勿吉为同一语的异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渤海与靺鞨之间在音韵上的关联或近亲性则难以认定[18]。中国学者王承礼提出，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之原因，其一，可能与其组成部族靺鞨的称号有关;其二，可能与居地邻近渤海有关[19]。马一虹先生的观点尤为中肯，认为:“唐王朝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的确与渤海高氏、与渤海郡望有关，但这只是唐王朝的一项政略，其目的在于利用渤海高氏、渤海郡望从对外宣传上切断大祚荣的政权与高句丽之间的关联。唐王朝真正关心的，不在于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而在于大祚荣的政权会不会再像高句丽一样对其天下秩序构成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渤海国号的确定，实际上反映了唐王朝对渤海的基本态度。”[20]

那么，唐朝为什么要将“渤海郡王”封赐给大祚荣呢?

首先，必须要对渤海高氏有所了解。渤海高氏，是指汉代发轫于渤海郡的高氏郡望，当时素有“天下之高出渤海”之称。渤海高氏于东汉末年形成之后，至西晋渐趋兴盛，逐渐形成渤海、渔阳、辽东、广陵、河南等多个支系。南北朝时期，渤海高氏已成为山东(指太行山以东)门阀士族的代表，进入鼎盛阶段，控制北魏、东魏政治，更有出身于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的高氏代东魏而建北齐。迨至北齐灭亡，高氏作为门阀势力、望姓大族仍有着显赫的地位。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的兴盛时期，姓氏门第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尽管到了隋唐时期，门阀制度有所削弱，但其社会影响仍在。

渤海高氏经过北齐的发展，在北方成为继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后的少有的几个望姓大族之一[21]。至隋，继隋开国元勋、左领军大将军、宰相、太常、渤海郡公高熲之后，渤海郡王及以下的爵位多 授 予 渤 海 高 氏。[22]卷一《高祖本纪》，13;卷四十一《高熲传》，1180、1184唐 代， 得 封 “ 渤 海 郡 王 ” 者 有 高 固[7]卷一七〇《高固传》，5180、高崇文[7]卷一七〇《高崇文传》，5161及高崇文之孙高骈等[7]卷二二四下《高骈传》，6395。在渤海郡王之外，仍有不少高氏子弟按唐的九等爵制受封各种爵位，如渤海郡公高元裕[7]卷一七七《高元裕传》，5286、渤海郡开国公高少逸[3]卷十八下《宣宗本纪》，635、渤海县侯高适[7]卷一四三《高适传》，4681、渤海县子高重等[7]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一下》，2394。由此可见，凡得封渤海爵号者，盖为出身于古渤海郡地区的高氏贵胄。而大祚荣绝非古渤海郡人，更非渤海高氏，为何能得到渤海名衔的爵号呢?这与其父参与营州之乱时可能活跃并发迹于该地区有着莫大的联系。

唐人张说在《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中提及，营州之乱时，契丹攻下冀州后，在此建立了以契丹为中心、联合汉等民族的政权。该政权以契丹名将何阿小为冀州三品大总管，杨奉节为冀州道副大总管，姬目为三品总管;刘伏念、胡六郎、王知先俱为总管，马行慰为河北道招慰大使、冀州刺史，王宏先为冀州长史，李怀壁为十二卫大将军、鹿城县令，杨志寂为信都县令[23]卷二二五。从冀州政权的最高长官不是契丹当时的最高统帅孙万荣，而仅仅是其下的一员将领来看，冀州政权在营州之乱时，在反叛的契丹势力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同时，从另一个层面可以推知，当时契丹叛众在所攻克的其他州府当有类似政权建制，只是碍于文献所限，我们目前只能看到冀州的情况。那么，在当时受营州契丹叛乱所侵的重灾区的原渤海郡地望，应该还有以乞乞仲象为首领的临时政权存在。从地理位置来看，当不出冀州邻近的德州蓨县或莫州文安郡两地。蓨县历来是渤海高氏名人所出之地，其地紧邻冀州，乞乞仲象在此地与何阿小呼应建立政权，可能性极大;莫州文安郡，唐开元十四年(726)置有唐兴军，其北则置有渤海军。[7]卷三十九《地理志三·莫州文安郡》，1021渤海军在建立时间上与册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几乎同时。渤海鄚颉府之鄚州，与唐莫州恐亦有渊源关系，唐莫州本为鄚州，因与郑字形相近，于开元十四年(726)改为莫州。[7]卷三十九《地理志三·莫州文安郡》，1021在此地置渤海军，显然有因古渤海郡地望的原因。这一地区同样是营州之乱时契丹所攻掠之地，乞乞仲象在此地发迹并与武周军队周旋不无可能。迨其在东牟山建国、唐朝对其册封时，以“渤海郡”封之，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对地方政权实行传统的册封;另一方面唐朝是以此“故事”，对在边疆的建立政权大祚荣所做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所以，唐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盖因营州之乱时，乞乞仲象曾在古渤海郡地区有过短期的类似于何阿小在冀州的临时政权。因而，唐朝的册封是有所本的，而不是随意为之。

综上所述，营州之乱的后果之一是导致了渤海建国。大祚荣政权建立之后，很快与唐朝明确了政治隶属关系。而唐朝对大祚荣的册封，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祚荣家族与契丹大贺氏家族具有理论上的渊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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