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刘 威，张泽坤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110136)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是指导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基本理论。”[1]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近代以来，传统儒家思想虽因外来文化和新文化的冲击而开始没落，但仍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民国初年，许多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团体都带有浓重的儒家思想印记，北洋军阀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北洋军阀作为“兴起于封建专制政权之中”[2]35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面对近代化带来的影响，需要借助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来维护自己建立在“武治”基础上的统治。

一、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宣扬和维护封建经济的主体地位上。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儒学在经济方面一向强调“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这实际上是儒学经济学说的基本原则。荀子曾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谓以政裕民。”[3]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直接体现。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北洋军阀集团对土地有着独特的情感。他们获得军队与权力后，便开始霸占土地、广置田产，进行封建性的榨取和剥削。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400顷左右，其家族占有彰德全县田产的三分之一。奉系军阀张作霖依仗权势攫夺了大量田产，他的部属则“按特别低廉的价格把有前途的地点买进，再慢慢吞并四邻”[4]。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传入中国。但是，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北洋军阀依然选择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作为其统治的经济基础。关于这一点，彭明先生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一文中论述道:“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大地主”。[5]

作为中国近代化的产物，“近代军阀并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而且依靠外债、关税、盐税和官方企业的收入。”[6]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不能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北洋军阀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发展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适时地引入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对维护其统治是有一定帮助的。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顾及中国，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北洋军阀集团的经济活动中赢得一席之地。但受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地方军阀对近代工业缺乏认识和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生产中所占份额有限。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下，利润是用来扩大生产的。而北洋军阀进行资本主义投资的主要目的却是为了购置土地、进行放贷。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开始出现并发展，但在封建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并没有形成规模。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封建地主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传统封建主义残余依然存在。

二、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其统治之中。北洋军阀集团中的许多将领都由旧军阀转变而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儒家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直系军阀吴佩孚将“民国成立首废礼教”视为大乱的根源，认为“天之四柱，孝弟忠信;地之四维，礼义廉耻”[7]279，只有恢复这八德、五伦、三纲，中国才能到“升平之世”。在《循分新书》一书中吴佩孚进一步提出“凡是想改变旧秩序的学说都是造成混乱的学说，应该打倒。”因此，他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孙文“祖述太西”，过分注重权利而忽略了义务。[8]390同吴佩孚一样，许多北洋军阀把儒家思想中有关封建伦常关系的论述当作为治国标准来看待。

辛亥革命爆发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了维护统治，北洋军阀不得不盗用民主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同时，北洋军阀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群体，试图“借儒家政治原则来统治这个儒家体制已经解体的国家”[2]22。这种主观的保守性与客观的先进性之间频频出现激烈的冲突，导致政局动荡。在北洋军阀统治的“短短十六年中，内阁更换46次，正式上任和代署的阁揆达29人之多，多则三两年，少则数月，与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十七年间易揆数可相媲美。”[2]30北洋军阀试图利用封建伦常维护其统治，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其覆灭。

三、军事方面

在军事方面，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封建伦常关系在军事训练中的运用。北洋军阀产生在清末，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较深。无论是军队的将领还是普通士兵，大都成长在传统的封建教育环境下，军队的构成、管理等方面始终无法摆脱封建礼教的影响。

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提倡“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伦常关系，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和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用。北洋军阀的军队系统一般是依靠宗族、同乡、姻亲、师生、同学等关系建立起来的，其中宗族、同乡关系是主要因素。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军队形成了一种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军阀为了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利用传统伦理道德来维系部队的团结。他们向士兵灌输忠孝节义等观念，借以欺骗士兵为其卖命。吴佩孚在军事训练中极力推崇儒学，强调君臣之间要讲忠义，视历史上的关羽和岳飞为“武神”，大力提倡推行“武神”崇拜。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体西用”思想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到军事训练之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提出了“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的基本建军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固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强化军事技能，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的主张。北洋军阀在军事上采用的“中体西用”思想对于提高军队整体实力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

四、思想方面

在思想方面，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统治阶层中“尊孔复古”逆流的涌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阶段。虽然新思想已经开始传播，但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固有的思想是一件很难的事。中国民众对新的民主制度还抱有怀疑。北洋军阀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武力维护统治，一方面通过思想手段干预新思想的传入，利用封建礼教维护统治。

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企图利用传统儒家文化中压制人性的部分来维护统治，并通过宣扬封建儒学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传统儒学中以“克己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祀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8]。

北洋军阀集团所谓的“振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在践踏儒家文化。他们宣扬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陈腐部分和弱点为其服务，在新的民主和科学曙光面前，必然遭到社会的鄙弃。

五、结语

北洋军阀虽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已经和传统的中国儒学之士相去甚远。作为封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北洋军阀大规模地兼并土地，恢复封建经济的生产方式，并通过尊儒重礼的封建道德信仰来维系他们的统治，借助推崇儒学正统地位来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宣传传统儒家思想并片面强调“臣事君以忠”以及人民服从统治的义务，刻意忽视“君使臣以礼”以及国家服务人民的义务，就是希望通过传统的儒家思想来对抗近代化带来的影响。殊不知，这种对抗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通过对北洋军阀与儒家关系的分析，可以为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不同群体思想的变化提供借鉴。

[1]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1.

[2]来新夏.北洋军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3]荀况.荀子·富国[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14－19.

[5]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J].教学与研究，1980(5).

[6]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2.

[7]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0.

[8]沈云龙.黎元洪评传[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