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化与萧统独撰《文选》论

孙浩宇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吉林长春130032)

《文选》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文章总集，被指为文章渊薮、考证资粮。萧该创“文选学”，李白拟《文选》赋、杜甫讲“熟精文选理”，自古及今人们对《文选》的学习、研究不绝如缕。作为为数不多的唐前经典，《文选》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实无可替代。这也引发了后世研究者对《文选》编纂话题的兴趣:如此经典可是由昭明太子一人所撰?当时东宫有书三万卷，别集、总集纷纭;萧统职为监抚，又享年不永;加之中国历来有挂名编书的习惯，恰好萧统周围又多文学之士，于是便产生了东宫学士、刘孝绰编纂等别说。因编纂情景史料阙如，诸说都无法作“必然性”判断，即使揆情度理，其结论也不具备颠覆性。究其实，萧统撰《文选》有其可行性与必然性。本文藉前《文选》时代“既成经典”的现实条件、萧统编纂所具备的主客观因素等证据试以辨清:《梁书·萧统传》、《隋书·经籍志》所言萧统撰《文选》是不刊之论，无需另作揣测。

一、经典化与选本的作用

何谓“经典”?最初“经”、“典”单独使用，均有书籍典册之义。《说文解字》讲:“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1]270“典”指上古时五帝圣人之书，具有神圣性与权威性。《文心雕龙·宗经》讲:“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2]21“经”指经过检验、不可更易的世间常训。到崇儒的汉代，“经”专指儒家著作，其涵义被明确或说缩小了。“经典”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3]2434即是权威、准则义。魏晋时，“经典”的涵义从专指儒家扩展到文学创作。迄今，所谓经典指权威、有代表性、可作为标准的作品(集或著作)。“后进英髦，咸资准的”[4]卷首4，如《文选》。

“经典”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个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问题。童庆炳从理论上讲了文学经典建构的六要素[5]72。吴承学、张新科等具体谈到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如:

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条件，包括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典范作家的创作实践，后起作家的宗奉模仿，批评家与批评专著的推崇或者诋毁，某一时期社会风气、审美心理的变化和流行，经典作品本身的素质，甚至偶然的运气与机缘等等。这些条件之间的组合、变化促成了经典的形成。[6]14

就汉魏六朝时期而言，由于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的理论总结与扬弃、文选家的层层筛选与淘汰、史学家的收录与保存、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等因素，使许多无消费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汉赋作品逐渐冷落，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得以广泛流传，并成为经典。[7]118

参上，形成文学经典的因素除作品本身的质量以外，可归结有传播、研究、使用三个层面的原因。史书的“因史传文”及选本的去取属于传播层面;评论家及政治家的评价、总结，包括作序、作注属于研究层面;作家的模仿创新、一般读者的学习、引用属于使用层面。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上述三层因素有相互作用。其中像《文选》这样的优秀选本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选本对经典化的作用有二:其一，选本是一种批评史。选本本身是一种批评方式，包含着选家的价值观、文学观。其二，选本是一种文学史。文学史并不是写文学作品刚问世时的状况，而是写这些作品已经经典化了的状况。文学史是经典化了的文学的历史，文学史也推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选本历代皆有，正像文学史的累积写作，体现着经典作家作品随时代观念变迁的状况。基于此，一部选本自然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在进入选本之前已经经典化(或曾经典化)的作品，可称为“既成经典”。一类是“待成经典”，这属于选家意志，是选家看好的潜力股，至于能否成为经典(或一度成为经典)，尚期来日，如萧统对陶渊明，郭茂倩对《春江花月夜》。对多数选本而言，其选篇都以“既成经典”为主。

因选者的特殊、择选精、诞生早等原因，《文选》对作品经典化的形成有着远超过其后诸选本的推动力及强化与放大作用，亦可谓首因效应。

二、《文选》选择“既成经典”的条件——以前《文选》时代赋文类经典化的考察为例

“文选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时间着眼点上多关注隋唐之后;二是对文本的研究与对注释文本的研究缺乏相互结合的视角。《文选》编纂研究恰需要对前《文选》时代作品经典化的关注;同时要做到文本与注释文本的结合，一方面以相互的注释文本考证作品经典化的状况，一方面以文本内容考察编纂者的思想意图。以往研究也有触及相关问题者，如清人余萧客，今人骆鸿凯、曹道衡等，其中曹道衡《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8]48与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9]167－201中立意、征引颇多启发，但对原始资料的梳理尚不够系统全面，继承多于创新，经典化的视角及其与《文选》编纂问题的结合都未明确。前《文选》时代作品的经典化有因史传文(包括史传述及)、拟作、评论、注释注引(包括引用)、“改编”及传诵等几种因素，这是《文选》选择“既成经典”的现实条件，下面以赋文类为例试论之。

其一因史传文是早期文学经典赖以流传的重要方式。据骆鸿凯统计，《文选》选篇载于正史者123篇[10]336。按《文选》赋文类的录入:贾谊《鵩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载于《史记》;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载于《汉书》;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载于《后汉书》。四人被称为“汉赋四大家”跟史书的肯定不无关系，后世图籍日广，“因史传文”遂成奢侈，不再流行。

其二拟作反映出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接受。因拟作而成全经典，是中国文学各文体发展的共通规律。《文选》诗最后一类径题名为“杂拟”，其他有些文类、次文类也可看作分组的拟作。赋家的拟作意识则更自觉。《汉书·扬雄传》讲: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3]2608

(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3]2659

扬雄作赋无不是以司马相如为“本”，“放依驰骋”而成。更其甚者，扬雄其他著作也无不由“五经”等模拟而来。汉赋的模拟与儒家所倡导的敏而好求、述而不作似有精神的相通之处。除此，还有一组有代表性的拟作是“京都赋”。《后汉书·张衡传》讲:“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沃思摹《二京》西赋《三都》”。[4]174“纪行赋”等类也带有强烈的拟作色彩，这种拟作示范影响深远，后世有一时的同题竞作，有历代的同名同类赋作等。其他如后世的乐府创作，诗词的赠答唱和也都有拟作味道。

其三历代评论推动了经典作家作品的形成。关于赋的讨论，《文选》之前主要有《典论·论文》《文章流别集》《文赋》《宋书·谢灵运传论》《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等，此外还有史籍、笔记像《世说新语》中的零星讨论。诸多评价反映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过程。皇甫谧《三都赋序》讲:

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4]2039

这说明诸赋当时已为经典，于是到《文选》自然收入。刘勰略早于萧统，二人在赋认识上颇多相似。刘勰讲: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2]135

《文选》选篇与此略有异同，说明到齐梁时两者所涉诸赋均是“既成经典”，评论家、选家的评价及选择也以体现时代共性为主。

至于史籍中散金碎玉的评价对赋的经典化也不无作用。如《南齐书·陆厥传》载《与沈约书》:

“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沈)约答:“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11]611－612

陆厥与沈约对司马相如、曹植赋作风格的判断显然行家里手，同声相应。再如《世说新语·文学》: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刘孝标注:"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12]144

孙绰自是一代作手，其评价《三都赋》《二京赋》与儒家精神的契合性，可谓鞭辟入里。以上二例可见当时文学家、批评家对经典赋作的关注，萧统撰《文选》时自不能视而不见。

其四注释注引、"改编"及传诵等反映出经典生成过程中学习、使用、研究、传播等相互作用的状况。对赋的注释与赋的生成相伴，这是学习、传播的需要，因赋兼才学，赋乃学问家之作，缺少注释殊难读懂。左思《三都赋》由中书著作郎张载注《魏都赋》，中书郎刘逵注《吴都赋》《蜀都赋》。还有像薛综注《二京赋》、皇甫谧注《南都赋》、司马彪、郭璞注《子虚赋》《上林赋》、张载注《鲁灵光殿赋》等对赋的经典化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注引则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信手拈来足见对后来入选《文选》诸赋的熟稔，可见勿论南北，经典都是相同的。李善注保留了大量相互旧注，值得研究。注释注引是一种认同，一种评价，对作品的理解、传播、经典化很重要。

所谓改编，正如莫言的小说由张艺谋改变成电影，通过不同艺术形式的转换以经典促进经典。比如顾恺之画《洛神赋图》，可知《洛神赋》当时已名满海内，且顾对之颇喜爱。顾还画了《女史箴图》，《女史箴》被作为唯一的“箴文类”辑入《文选》，不知是否与萧统看到《女史箴图》有关，于是想玉成文画并传的美事。还有戴安道画《南都赋》[12]386，太乐令郑义泰按孙绰《游天台山赋》造“天台山伎”[11]133的故事，都是经典的传奇。

至于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作历代都是传诵的经典;左思《三都赋》十年而成，洛阳纸贵，其传诵盛况可以想见。《三国志·蜀志》记载，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13]262这段颇有趣味的反面教材，体现出时人对经典的痴迷。

当然，选本对《文选》的生成也不无作用，《隋书·经籍志》著录大量总集、选本，虽然今多亡佚，无法作具体系统的比对，但从李善注可见《文选》选篇与《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等存在交集;从文体设置、文学思想、诸集亡佚情况等方面进行考量，《文选》对谢灵运《赋集》、梁武帝《历代赋》等总集的借鉴也有据可征，当然还有萧统自己编纂的《诗苑英华》《文章英华》等。

三、萧统独撰《文选》的可行性——编纂过程、工作量考察

以往用经典化视角观照《文选》编纂问题的不多，但研究者也注意到《文选》对此前集子、选本的借鉴。如傅刚写道:

笔者在《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中曾经分析过，由于《文选》事实上编撰时间很短，它应该是在萧统早期编著的《正序》和《古今诗苑英华》、《文章英华》等基础上进行的，《正序》是古今典诰文言，大概是一些应用性文章，《古今诗苑英华》及《文章英华》则是各体诗选，这对于《文选》诗、文两部分编纂，应是十分便利的借鉴。”[14]82

上述可见出萧统的编纂基础，其撰《文选》借鉴了他本人之前的一些集子。尤为可贵的是，傅刚认为萧统撰《文选》是个短暂又便利的过程，在细碎化、繁琐化、神圣化的《文选》编纂研究中，这个判断很难得。《文选》因选择了“既成经典”所以简便易行，那《文选》的编纂又是怎样的过程呢?

按编纂的逻辑应是这样三个步骤:首先明确一个个作家作品并形成目录，然后选择钞录的善本，最后钞录定编。此中对质量水平起关键作用的是第一步，编定目录是一个既短暂又漫长的过程。短暂是形成一个目录并不难，漫长则是指前期的阅读积累，要形成一个高水平的目录需要长期准备方可渠成。古人编书也尤其看重这个目录的编定，甚至有以目录为总集者。胡大雷曾讲:

或称《文选》录自别集，或称《文选》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这些意见都是不错的。但还应该有其他途径。如依据《文章志》的载录，……虽然《文章志》一类书是不载录作品的，但人们可以其载录的作品名来载作品全文，这也是总集编纂的一种方法。”[15]85

上述《文章志》就是这种目录式的文章总集，这也是古人编纂总集、选本的核心程序，《文选》自不例外。对萧统这样耽于读书、思考、推敲、校勘的“专家”而言，编“《文选》之目”岂是难事。

接着我们探讨《文选》编纂的工作量，这与《文选》编纂时间并非是完全一致的问题。编纂《文选》到底是多么巨大的工程?是否如傅刚所言时间很短?首先以其时一个编书实例为参证，据《南史·何思澄传》，高祖敕徐勉等六人编《华林遍略》700卷，八年乃成。[16]464以此进度推算，萧统专力撰《文选》30卷的时间在25个月左右。再一参照，按《隋书·经籍志》载，挚虞《文章流别集》60卷;李充《翰林论》54卷;谢灵运《赋集》92卷等等。相较之下，诸人资源及便利条件都未必优于萧统，而规模更大。再检之，别集所著录超过30卷者也有近20人，其中《沈约集》101卷令人瞠目。而萧梁皇室的个人著述也颇为丰富:《梁武帝集》32卷;《梁简文帝集》85卷;《梁元帝集》52卷;《昭明太子集》也有20卷[17]721。可见，作为编著——30卷的《文选》工程绝难称之浩大。

最后补证一个古人钞书的实例。还是《华林遍略》，据《北史·祖莹传》载，其子祖珽事文襄，某日“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18]1150700卷之书24小时内抄竟，可见钞书更非难事。以上诸般考量可为我们辨清萧统独撰《文选》提供参证。

四、萧统独撰《文选》的必然性——萧统学养、编纂意识考察

前《文选》时代有“既成经典”，甚至萧统自己也有多种选本，且《文选》规模实不算大，编纂过程也不复杂，但以上诸般都只说明萧统撰《文选》的可行性，萧统能否撰出《文选》关键还在于他本人的学养储备及编纂意识。

首先，萧统虽贵为皇太子，又尽职做监抚，但其仁德、和平、安静的性格却有遗世独立之风。按《梁书·萧统传》讲:

(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19]48

如此气度，让人仰止，此或得益于饱读诗书、熟精三教的缘故。安静从容，以读书为乐事，确是萧统与众不同的一种境界。如《文选序》讲:

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4]卷首2

在《答晋安王书》中萧统又讲自己“居多暇日，殽核坟史，渔猎词林，上下数千年间无人，致足乐也。”“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20]215如此安静读书，广泛涉猎，以为玩乐，实为天下第一等好事。

其次，萧统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与学养储备。《梁书·萧统传》载:

(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19]48

《文选序》讲: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4]卷首2

可见萧统有良好的读书习惯，“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可谓研究性阅读，注重讨论、思考，并辅以著述。“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可谓体验式阅读，注重品鉴玩味。《文选》选篇既尚美文又重实用价值，正是这种阅读习惯的结晶。

爱好读书、善于读书成就了萧统深厚的学养。萧纲《昭明太子集序》、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均有佐证。萧纲称萧统:

研精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韦编三绝，岂直爻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欹案无休，书幌密倦，此十二德也。……借书治本，远纪齐攸，一见自书，闻之阚泽，事唯列国，义止通人，未有降贵纡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辨，己亥无违，有识□(原文缺)风，长正鱼鲁，此十四德也。[21]卷首3

刘孝绰讲:

(萧统)地居上嗣，实副元首。皇帝众拱岩廊，委咸庶绩，时非从守，事或监抚。虽一日二日，摄览万机，犹临书幌而不休，对欹案而忘怠。况复延纳侍讲，讨论经纪……量核然否，剖析同异。察言抗论，穷理尽微。[21]卷首5

博学、刻苦，在政务之余书卷不辍，这太子的形象让人感动。更需注意的是萧统做校勘、考辨时的亲为与认真，这都是萧统能撰并愿撰《文选》的证据。

再次，萧统有选择“既成经典”的读书与编纂意识。《文选序》讲:

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於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4]卷首2

萧统撰《文选》的目的是给人们阅读提供方便。因切身感到无论作为阅读者还是编纂者直面经典都能事半功倍，所以萧统强调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清英”显然不能出此一人一时之裁夺，那自然就是“既成经典”。这种思想成为后世总集编纂的准则。到《隋书·经籍志》更将这种“既成经典”意识追溯到挚虞的《文章流别集》: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7]726

无论是萧统的“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还是《隋志》的“采擿孔翠，芟剪繁芜”都是力求编纂“既成经典”的一种表达，随着文学作品“日以滋广”，此准则也成为编纂者一种自觉的追求与责任。

复次，萧统撰《文选》实为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在谈到个人创作及《诗苑英华》的编纂时，萧统讲“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谭经之暇，断务之余……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20]216对于萧统，涵泳文章，“搜采英华”是数十年间一以贯之的习惯，这个过程实际是萧统独撰《诗苑英华》及《文选》的有力证据，可惜常为人所忽略。古往今来读书人多著述、纂钞者，顾炎武有《日知录》，曾国藩有《十八家诗钞》，萧统读书、博采有长期积累，其独撰《文选》又何不可。关于《文选》编纂者的讨论，目前学界比较认同以萧统为中心、有多人参与的折衷说法。力之先生则倡独撰说，也多有论证，本文算是从经典化角度的一点再思考，权作补证。

总之，对《文选》编纂的判断不必复杂化，不必揣度细枝末节，不必纠结所谓选篇去取的瑕瑜，更不必怀疑《梁书》《隋书》《南史》所载的萧统撰《文选》的史实。需知，尊重历史才是最稳妥的选择。萧统撰《文选》，正像他撰《正序》《文章英华》一样，也像千百年来其他人编书一样，在编纂环节搞索隐、下功夫实无必要。毕竟《文选》的优秀更在其内容本身。今天我们讲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典籍的学习更要端正:《文选》就是一部文集，是萧统经过阅读积累、认真编纂的一部文集。萧统是文学家、选家、批评家、政治家，其撰《文选》，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在，有太子的儒家文化主旨在，有优秀的读书人的旨趣与文学观在，这些凝在一起大致促成了《文选》流传千古、卓为第一部总集的原因。推而言之，萧统撰《文选》，集成之功固伟大，但因多是“既成经典”，则其中的累积智慧，包括梁前历代批评家、选家、普通读书人的智慧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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