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2015-03-23 01:32林秋玲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14年5期
关键词:门槛效应城乡收入差距福建省

林秋玲

摘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二者关系如何对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5-2012年福建省县域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率和时间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县域城镇化率低于0.429前,城镇化率的提高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在城镇化率高于0.429后,城镇化率的提高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就实证结论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并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5-0037-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二者的平均收入从1990年的1098元上升到2012年的16241元,平均年增长13%,然而伴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逐步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90年的22倍扩大到2012年的31倍。如果考虑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因素,二者差距更大。对于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有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是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由之路。然而实际情况是,我国的城镇人口从1990年的302亿上升到2012年的712亿,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57%,而城乡收入差距却没缩小反而扩大。为此,城镇化的逐步推进过程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如何演绎?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关于二者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由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差距导致城乡基本工资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导致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在此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城市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农民收入基数得以提高。与此同时,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减少,将使得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与报酬也会相应增长,直至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趋于平衡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非农与农业部门之间的流动才会减缓直至稳定,最终带来城市与农村、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我们把城镇化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效应称为“积极效应”。该理论也与Todaro[1]提出的思想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镇化会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如Sumon等[2]认为,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基础建设投资、各种资源都会偏向于流向城镇,这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此时,我们将城镇化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称为“消极效应”。综合前面两种观点可见,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存在何种作用,主要取决于“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相互博弈。

理论上的争议使得从实证角度来验证二者的关系变得尤为必要。目前关于我国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般有三种实证结论:第一种认为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曹裕等[3]证实1987-2006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阶段波动性,且呈扩大趋势,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城市化能缩小城乡收入。杨志海等[4]运用1523个县域城市的大样本数据验证了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李江涛等[5]利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现阶段(1997-2007年)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种认为城镇化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如程开明和李金昌[6]考察了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作用机制,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模型得出城市化的推进会扩大收入差距。吴先华[7]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检验发现短期内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关系。第三种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而取决于城镇化阶段或者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如郭军华[8]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我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单一阈值效应,并且该影响取决于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周少甫等[9]同样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其结果显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地区城市化水平有关,不同地区的城市化门槛值不同。

可见,实证文献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并且上述文献多是基于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这难以反映我国中小城市城镇化的真实状况。县域是我国城市概念中最基本的单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表明了发展小城镇、小城市将是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因为县域是城乡的连接点,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此外,目前多数学者在研究二者关系时,均是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对应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如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等),尽管这些方法也考虑了内生性,但无法控制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的截面异质性问题,为此,本文拟采用福建省县域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以便充分认识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从而得到更为确切的结论。

二、数据、模型和统计描述

(一)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从经验分析的角度研究县域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此,首先构建因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自变量为城镇化水平的回归模型。由于不同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可能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若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容易掩盖这种差异,此外,如果单采用截面数据也不能反映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此,本文最终选择基于福建省县域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可以有效地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变化规律。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城镇化水平urb。对于城镇化水平的衡量,目前很多文献采用了综合化指标测度方法,如李航飞[10]用主成分分析法加权了17个指标测度了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然而,目前国际化在测量城镇化水平上还是以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这一指标为主,同时人口城镇化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所在,因此,采用人口城镇化指标以衡量城镇化水平更具有针对性。在这里,城镇人口指常住人口,而非城镇户籍人口。

2城乡收入差距水平gap。目前在学术范围内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如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库兹涅茨比率等。本文采用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来衡量福建省县域的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这也是国内学者在测量城乡收入差距时最常用的指标。

3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urds。现今学者们普遍应用二元结构对比系数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二元性。二元结构对比系数其实就是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urds=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第二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和(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比系数反映1%的劳动力所创的产值比重,通过第一产业(农业)与第二三次产业(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计算出较符合城乡生产率结构的对比系数,对比系数越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越严重;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大,城乡二元经济就越弱。当二元对比系数为1时,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具有二元经济结构。

本文选用2005-2012年福建省县域数据,由于各地级市市辖区城镇化水平普遍比非市辖区高,并且从行政规划角度并不能将其看成为县域城市(《中国县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也未纳入市辖区),因此,本文仅对纯粹的县域进行分析,经过整理,最终得到福建省2005-2012年58个县(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2006-2013年《福建统计年鉴》和2005-2012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描述

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与波动性,本文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在统计描述过程中仍采用原值),而对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直接采用公式(3)计算的结果。

从表1均值系数看,对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58个县域的平均值低于全省平均值,这与实际预期是一致的。由于全省还包括各个地级市市辖区,而市辖区的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水平高于一般县域水平,使得全省平均水平要高于县域水平。另外,从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看,县域平均水平要高于全省水平,这也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式(3)看出,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是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而在地级市市辖区,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倍数应高于县域的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倍数,即市辖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要低于县域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因此综合看,县域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高于全省水平是合理的。

2005-2012年期间福建省县域的平均城镇化率、平均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平均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的趋势。从图中可以观察出,2005-2012年期间,福建省县域的平均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3313%升高到2012年的4533%,并且是逐年上升。平均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从2005年的159倍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值238倍,最后下降到2012年的224倍。平均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则呈现先下降后基本持平的趋势,2005年该系数值为0246,2012年系数值为0199。三个变量对于全省数据有相同的趋势,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不再给出。

进一步给出了福建省县域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散点图和线性拟合曲线。由于图1反映了2010年前后平均城乡收入差距和平均县域城镇化呈现相反的趋势,因此在线性拟合时添加2005-2010和2010-2012年两个时期的拟合线。从图中整个期间的拟合曲线看,曲线方向朝右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方,说明2005-2012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现正向关系,即样本期内,城镇化率的升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分时期看,2005-2010年期间的拟合曲线和2005-2012年的斜率基本一致,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2010-2012年期间的拟合曲线则像右下方倾斜,二者恰好相反。

进一步计算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在2005-2012年整个期间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率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城镇化率的推进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呈负相关关系,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是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因此当该比值缩小,即非农业部门劳动率增长速度超过农业部门劳动率增长速度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差距会被拉大,这跟现实经验是符合的。分时期看,2005-2010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率跟整个时期一致,也呈正相关关系,而2010-2012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率跟整个时期相反,呈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跟图2的结论一致。此外,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的相关系数符号在两个阶段也出现相反的情况。

(二)模型的改进

从前面的变量统计描述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福建省县域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先呈正向关系,后呈负向关系,即在2005-2010年期间,城镇化的推进可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2010-2012年期间,城镇化的推进可能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用式(1)和式(2)的线性模型来估计整体期间,可能会得到不准确的结论,即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在城镇化率低于某个水平时有扩大效应,而在城镇化率超过某个水平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三)估计结果及解释

首先对整体样本区间运用面板模型估计,模型结果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拒绝了应该选择混合回归模型和选择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从列(1)的各变量系数看,在整体样本下,城镇化水平变量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县域城镇化率的推进会扩大县域城乡收入的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显要因素,降低城乡二元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从前面的统计描述看出,2010年前后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符号相反,说明整体估计很可能是存在较大偏差的。此外,很多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认为当城镇化率达到一个水平后城乡收差距会缩小,即二者存在非线性的结构关系。因此,本文继续采用门槛效应进行估计,结果见列(2)和列(3)。可以看出,门槛效应检验的F统计量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0,因此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率门槛值为37583(实际城镇化率为42875),这个水平介于2010年和2011年福建省平均县域城镇化率间,这跟图1反映的情况吻合,也跟周少甫等[9]基于全国数据的0456城镇化率门槛值较为接近。从列(2)和列(3)的变量系数看,当城镇化率低于门槛值时,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正效应,二元结构对比系数存在显著负效应,这个结果跟整体样本结果一致;而当城镇化率高于门槛值时,城镇化率变量系数转为负,但不显著,二元结构对比系数仍显著为负。

为验证城镇化率门槛值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用时期作为门槛变量来观察不同阶段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门槛效应的F统计量显示存在门槛效应,时间门槛值为20105,这恰好是城镇化率门槛值所处的阶段。列(4)和列(5)分别显示了2005-2010年和2010-2011年两个时期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2005-2010年期间,城镇化率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显著为负,跟列(1)、(2)的结果一致;而在2010-2012年期间,城镇化率变量系数和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均显著为负。

(1)表3后四列是在得到门槛值后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2)F test用来检验应该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为混合回归,Hausman检验用来检验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为随机效应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确实存在门槛效应,这和周少甫等[9]的结论一致,但与其结果不一致,其结论指出在低于门槛值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而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城市化的提高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本文的结果显示城镇化率低于某个水平时,城镇化的推进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镇化率超过某个水平后,城镇化的推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转为负向,但不显著。此外,2010年前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而2010年后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那么从上面的实证结果看,2005年来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到底存在什么作用呢?2010年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2010年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否均由城镇化的推进引起?

本文认为在2010年前,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城镇化的推进导致的,或者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2005-2010年期间,福建省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务工带动了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但是在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因此改变,相反,在此期间,由于主要偏向于城镇的投资规模的持续增长,使得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于农村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经营和打工收入多了更多的途径,收入涨幅要远远快于农村。从图1也可看出,在此期间,第二三产业劳动人员的生产率要比第一产业劳动人员生产率高3-4倍,并且二者趋势是持续升高,这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而在2010年后,从实证角度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变为负向,即城镇化率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表3列(3)显示,在城镇化率高于37583时,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影响(不显著),而在城镇化率高于37583的143个观测值中,有超过70%分布在2010-2012年,并且个数逐年递增。表3列(5)显示2010-2012年期间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作者统计了福建省58个县域数据,显示共有35个县(市)在2009年或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处于缩小状态,这两者说明福建省的大多数县域在2010年左右城镇化率超过门槛值,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逐渐达到顶峰而迎来了拐点,由此可见,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在2010年后或者城镇化率超过门槛值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变为由正向逐渐转为负向。但是从现实角度看,城镇化只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其中一个因素。2010年后,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再加上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收入迅速增加。《福建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2012年农村居民平均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平均工资68个百分点。然而,除了城镇化因素外,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2010-2012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较上年同期分别上涨了109%、165%、27%,这带动了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第一产业收入有较高的涨幅。此外,近三年来中央的三农补贴也不断增加,2010-2012年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183%、224%、179%。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在2010-2012年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2005-2012年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在2010年达到最大值,2010年后逐步缩小。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率和时间的门槛效应,在县域城镇化率低于0429或在2010年前,城镇化率的推进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是主要因素;而在城镇化率高于0429或2010年后,城镇化率的推进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城镇化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还包括近几年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国家对三农的补贴政策等的共同影响。但通过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也不现实,2012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比上年增长的幅度已大大降低。因此,应积极探索新型的县域城镇化之路,以此来推动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重视科学系统设计,增强县域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与大中等城市比较,县域城镇的生活成本低,适合于农业人口的转移。传统的城镇化模式表现为大量的人口往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转移,县域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不足,这主要是大部分县域产业支撑力不足。因此,县域城镇要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关键在于科学系统的规划设计。国家和省级层面主要强化制度的顶层设计如出台土地、户籍、教育、社保、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配套政策措施。县级层面城镇化的系统设计重点在于:在县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中,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人口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县域各区域的功能定位,明确发展导向,规范开发行为,统筹考虑商务、工业、居住、生态、文化等功能,以科学的空间布局提升综合承载力,以有序的产业布局提升发展支撑力,以合理的人口布局承载公共资源的公平有效分配。让农业人口住得下,留得住,实现就地城镇化、市民化。

(2)重视发展中心城镇,增强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中心城镇在城市体系中,具有向上承接大中城市的辐射扩散,对下集聚周边村镇人口、资源的功能。新型县域城镇化应重视中心城镇的作用,增加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心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重视发展特色产业,提高中心城镇就业的吸纳能力,强化中心城镇的集聚功能,鼓励农民进入中心城镇务工、经商、兴办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城镇转移。对于一些人口和经济总量较大、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镇可以赋予其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其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动力。

(3)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美丽乡村。传统的城镇化模式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员涌向城镇,带动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提高了整体城镇化水平。然而,随着中青年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妇女、儿童,这导致农业生产效益无法提高,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如福建省德化县28万的常住人口,县区面积2232平方公里,但近20万人口居住在10716平方公里的浔中镇与龙浔镇。人口高度集中,为德化陶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但也出现了房价高企,农村居民进城生活成本增加,农村发展相对比较滞后等一系列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问题。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要兼顾农村的发展,在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外流的同时注重培养新型经营主体,以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带动农村发展。

参考文献:

[1]Todaro Michael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38-148.

[2]Sumon Majumdara,Anandi Mani and Sharun Mukand.Politics, information and the urban bia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5(1):137-165.

[3]曹裕,陈晓红,马跃如.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3):29-36.

[4]杨志海,刘雪芬,王雅鹏.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4(4):42-48.

[5]李江涛,张杨勋,罗连化.市场化、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数学,2013(3):89-95.

[6]程开明,李金昌.城市偏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7):116-125.

[7]吴先华.城镇化、市民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时间序列数据及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2011(1):68-73.

[8]郭军华.中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阈值效应——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1):23-29.

[9]周少甫,亓寿伟,卢忠宝.地区差异、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8):115-120.

[10]李航飞.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8.

责任编辑: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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