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统战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佟景洋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摘要]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中国自先秦以来中央王朝不断在更迭中发展壮大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断发展创造统战文化的历史，所以说，“统战文化”古已有之，是个既新鲜又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大一统”、“中庸之道”等思想，亦是统战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在中国先秦、秦汉、两宋、蒙元以及康乾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了解统战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必将为新时期文化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统战文化历史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6-11

[作者简介]佟景洋(1981—)，男，辽宁昌图人，满族，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教师，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

统一战线作为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独特的统战学和统战文化。统战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核心精髓是大团结大联合，是求同存异、是和而不同。而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密不可分。可以说，统战文化根植和脱胎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事实上，统战文化在中国的形成也不是朝夕之间的，其思想理论渊源和实践应用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通常为了达到增强认同、凝聚人心、观念整合、固本强基的目的，极力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的理念，采取各种形式和高明手段“化干戈为玉帛”、“争取最大公约数”以维护自身统治。在此过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和合”、“大一统”、“中庸”之道等传统文化精髓亦是统战文化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试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找出散落其间的统战文化发展脉络，探寻其文化根源和内涵，为当代传统文化建设发挥作用，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一、先秦时期，“统战文化”即已萌芽

统战文化中增强认同、团结联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合”思想在先秦时期即初露端倪，“大一统”观念开始孕育。

“和”主要指不同事物的统一，特色是“和谐”，而“合”，有合并、合作之意，特色是“化合”，“和合”连起来指不同事物在冲突中有合作，最终实现对立统一。需要说明的是，“和”有别于“同”，是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在此基础上将“和”与“同”的关系引入人际关系，倡导“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则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卷四·公孙丑下》)，从社会人际交往的角度强调“和合”的重要性。儒家另一代表人物荀子讲“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篇第九》)，强调和而不同的人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团结一致，就能强盛以致战胜外物。

位于黄河上游的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联合八百诸侯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纣，建立西周政权，定都镐京；公元前841年，在西周镐京，以平民、妇女和奴隶为主体的国人集结起来，共同反抗周厉王暴政的国人暴动，实行六卿合议，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战国时期纵横家公孙衍、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实行合纵政策、张仪游说六国共同事秦，实行连横政策，等等，这些历史事件表现了彼此之间增强认同以相互联合的统战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而且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和合”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统一战线团结联合的思想主题、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理念可以说最早阐发于此。先秦时期是华夏文化辐射、融合、交汇的时期，为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统战文化的初步萌发阶段。

二、秦汉时期，“统战文化”业已形成

统战文化中爱国主义、国家统一、维护主权的理念以及和衷共济的价值取向在秦汉时期开始萌发于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当中，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好向往和精神追求，“大一统”思想开始形成。

“大一统”思想从当年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已存在，此外，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等思想中也都多少隐含着大一统的影子。老子主张以“一”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大一统自此便有了本体论。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人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李斯更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汉书·王吉传》中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思想的出现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带给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厌倦了乱世的先贤思想家们代表民众发出了大一统的呼喊。大一统的原始意义正是消灭对手，由帝王一人统治天下。

位于中国西北华夏族的一支，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从公元前246年嬴政即位后迅速崛起，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用了不到10年时间相继灭掉六国，从而结束了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历史，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王朝——秦朝。秦朝建立后，以强制性手段做到书同文、车同轨、地同域、行同伦、度同制及修秦制，客观上加强了华夏民族的稳定性和人们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同一性，为真正强大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各个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实行黄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怀柔远方异国、同化异族、吸纳异族等政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调整促成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的局面。当时汉朝周边除了北方的匈奴有一定威胁外，总体能够保持边疆的安定，也为国家大一统的稳固提供了必要条件。

西汉的大一统，对中国后世影响巨大，奠定了中国的政治版图、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完善了郡县制。汉武帝大一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秦汉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格局，国家统一从此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这也同样成为统战文化的核心思想。

三、两宋时期，“统战文化”不断发展

这一时期，百川汇海的新儒学——程朱理学日渐成为统治思想，强调“忠君”，维护君权，保持社会稳定，使得“大一统”思想进一步发展。统战文化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的思想都是大一统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具体体现。

北宋时期，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一书中提出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基本概念，指出“无极”是万物的造物主，也是万物运行的标准，成为理学的雏形。这为其后的理学家张载、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反复讨论和发挥，最终创立了新儒学。他们把“天理”或“理”视作哲学的最高境界，认为理不仅是世界的本源，而且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认为“天理”的敌人是“人欲”(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和欲望)。每个人的一生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去发现和遵循这个“天理”，祛除“人欲”，即要“存天理，灭人欲”。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即强调人性本善，天理就在我心中，所以只需要在自身上下功夫；而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虽然也认为人性本善，但是却认为必须要去外界寻找天理，让自己的人性达到至善的境界。程颢、程颐思想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以他们二人为主要代表的宋代理学思想体系正式形成。南宋时期，朱熹延续了程颢、程颐思想，他认为，宇宙的根本是太极，其本身包含了理与气，气在后而理在先。太极之理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和一切理的综合。在人性论上，他认为人有“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前者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后者则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人们应当通过“穷理”、“居敬”来变化气质，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为什么要存天理灭人欲呢？另一位理学大师张载给出了答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实际上，两宋时期的程朱理学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哲学的一次巨大突破，一方面强调忠君、大一统，维护君权；另一方面又力图用“天”来限制不受限制的的君权，这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逐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至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它也因此成为衡量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蒙元时期，“统战文化”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为适应大一统国家统治需要所实行的“因俗而治”、土司制度、儒户阶层的设立等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与统战文化中大团结大联合的思想主题及“四个认同”里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层次最深的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相得益彰。

元朝结束了唐朝之后数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王朝，其历史贡献不仅局限于对疆域的拓展，而且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贡献卓著，这一时期的统战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在确定“元”这一国号时，统治者认为秦汉以来的各朝缺乏“至公”的胸襟，受囿于小国寡民思想，多以起兵之地或封爵之地作为国号，而“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忽必烈汗据此“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1]，以体现疆域辽阔，多民族统一盛况之意。其次，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我发展和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复合体。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间断，绵延数千年常青不衰，得益于多民族文化的互补。元朝的各项统治政策客观上打破了此前历史上人为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屏障，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各民族融合也进入到新高潮，民族认同感的提高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多元一体格局在大一统环境里变为现实。对此，鄂多立克憾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2](P348)。再次，根据大一统国家的统治需要，元朝在全国推行“因其俗揉其人”的政策，设立了宣政院，统领西藏世俗事物和宗教事务，推行政教合一制度；设立云南行省，针对云南当地多民族的复杂情况，推行了土司制度，承认各族首领的传统地位，同时兼任政府官吏，该项制度一直延续到1956年云南省的民主改革。“因俗而治”是草原民族对古代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创举，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以各民族上层人士管理本民族事务，同时又兼有中央官吏身份，传递政府的意志，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封建管辖制度，对于缓解民族矛盾、增强凝聚力和亲和力、稳定边疆地区、维护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元代将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对其赞誉达到了无上的地步，标志着儒家思想在元代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儒家文化的思想统治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综上，元朝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对大一统版图和多元一体国家制度的形成、及中华文明丰富发展和深度融合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这都是元朝时期统战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表现。

五、康乾时期，“统战文化”日臻成熟

康熙、乾隆统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大一统”思想、“中庸之道”等统战思想和政治智慧，统战文化中倡导的政通人和、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目标追求，以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与之深度契合。

从1644年的10万清军入关，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清朝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持续了长达267年的统治，靠的主要就是“满汉一家、一体眷顾”到后来的“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同时采取弹性因应的文化政策，整合国内各个族群，共同构筑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顶峰——“康乾盛世”，统战文化在这一时期日臻成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康熙在政治上“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在经济上与民生息，规定“永不加赋”，废除“圈田令”，采取“更名田”，垦荒的免税时间得以延长，有效治理黄河，注重水利兴修；采取剿抚并用的举措收复边疆平叛暴乱，维护国家统一，“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他先后平定三藩，遏制沙俄，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在文化方面，强调兴礼教，编纂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及收录了四万七千多字的《康熙字典》，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还策划了九百卷的《全唐诗》；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以抚慰为主，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满清的向心力，比如土尔扈特蒙古部的回归；在西藏问题上，除了承袭其父顺治皇帝册封达赖喇嘛政策外，还派兵于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即1718年至1720年)间入藏，战胜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并分兵驻藏，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乾隆时期，编撰《明史》、《四库全书》，使汉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三免八省漕粮，五次普免天下钱粮，并且重视水利建设，有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京剧等民间艺术也有了很大发展。

康乾时期的统战文化，在发展“和合”思想及“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中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中庸之道”也运用的炉火纯青，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清王朝大团结大联合局面的发展，巩固并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持续115年的“康乾盛世”〔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也使清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

参考文献：

[1]元史：卷7，本纪第7[Z].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格鲁塞.草原帝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胡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