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启蒙基础上的自我批判

蒋永国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鲁迅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最终目的是启蒙愚弱的国民，他自己则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扮演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但鲁迅并不是始终迷恋启蒙这个宏大的主题，而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复杂演进中逐渐认识到启蒙存在的问题，进而开始反思他作为启蒙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李新宇在《鲁迅启蒙之路再思考(上)》中谈到:“把救亡看作启蒙的目的，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严重误解。启蒙的目标是人，而不是国家;是人的解放，而不是民族救亡。因为启蒙与救亡是两个不同的思想行为体系，各有其独立的运行轨道，二者可能相遇、相交，但启蒙并不从属于救亡，更不是民族主义的副部主题。”［1］这篇文章反思了鲁迅研究的一个思维惯性，即延续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说法，把鲁迅的启蒙理解为救亡，是为了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富强。在作者看来，鲁迅的启蒙最终是为了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国家是个人权利实现的保障，而不是压制个人的机器。李新宇的看法具有新意，但他似乎把问题夸大了，认为鲁迅在留日时期就建立了这样的观点。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也曾说过，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可用民族主义概括之，［2］131那时鲁迅并未脱离国家、民族这个宏大叙事。随着时代的推进，特别是启蒙基础上的自我批判这个转向应该是鲁迅走上中国新文学创作以后的事情。可以通过他的新文学创作中的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看看鲁迅这一转向。

一、小说启蒙中自我批判的暗流

鲁迅小说集中有不少篇什涉及这个问题，比如《药》《一件小事》《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奔月》《铸剑》等。这些小说表达了对启蒙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成长过程，把视野从外部民众转向启蒙知识分子本身。《药》里面讲华小栓吃了蘸有革命者鲜血的馒头，被启蒙的刽子手们杀害了夏瑜，夏瑜是异于刽子手和普通民众的另一个存在，而且夏瑜和华小栓的父辈之间也无法沟通，革命者和被革命者两大阵营好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那就是说被启蒙者对启蒙者的不了解，责任在于被启蒙者。《一件小事》刚好反过来，启蒙者或者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看不到人力车夫的人性美，当撞车事件发生以后，启蒙者才被震醒，发现自己对人力车夫的隔膜，这是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隔膜，责任在启蒙者。《故乡》延续了《药》的观察视角，通过一对童年朋友的变化过程，展示一个变成了启蒙者，一个被兵匪官神压迫成被启蒙者。变化的原因不相同，启蒙者在于出走故乡，被启蒙者在于留在故乡，出走故乡获得新知而被开启，留在故乡延续传统而被麻木。童年时两位朋友亲密无间，成长后再一次相见时，一声老爷使得他们隔膜至深。也就是说天真的儿童在传统的背景下走向了麻木愚昧，出路在于出走故乡获得新知。这里启蒙知识分子的优势很明显，被启蒙者与启蒙者的之间隔膜的责任不在被启蒙者，而在被启蒙者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所以《故乡》比《药》更为深入。《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奔月》《铸剑》与《一件小事》可看作系列作品，即都反思了启蒙知识分子本身。但这几篇小说比《一件小事》远为丰富和复杂。陈国恩认为《祝福》代表了鲁迅启蒙观念的转变:“《仿徨》的技巧更为圆熟，但热情开始冷却，《祝福》就包含了启蒙主义热情开始冷却的迹象。由于降低了对启蒙主义的期待，鲁迅不再让现代知识分子以全知全能的姿态批判民众的愚昧落后，相反，他以较为平和的心态看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弱点并对其进行揶揄和调侃，给作品增添了一点幽默的效果。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它实际上开启了鲁迅创作的新方向，即从启蒙的思路转向对知识分子的局限性的反思。”［3］83陈国恩在此强调了转向，对我们观察鲁迅小说的批评视角的变化有启示，但是转向似乎也是说不过去的。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鲁迅是在《一件小事》基础上的深入，《一件小事》中启蒙知识分子那种单纯的悔过到了《彷徨》时期，变成了渗透悔过的内心焦虑。《祝福》中“我”与祥林嫂之间对话清楚地展现了这个问题。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可以说是《彷徨》的主题，而且从《祝福》开始，这个内心焦虑日益增强，经过《在酒楼上》到《孤独者》和《伤逝》走向了高峰。这三篇小说，都是启蒙者本身陷于困境的问题，吕纬甫的启蒙像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圈又回到传统文化的阵营中去了，他无法抗拒传统和生存的压力。魏连殳的启蒙也被传统和生存吞噬，他采用与世沉浮的方法抗拒，最后孤独的死去。这两篇小说中的“我”在目睹了曾经的启蒙者所遭受的境遇，内心的伤感和失落被灼伤着，彷徨于无地，虽然都选择的离开，但是走到哪里，怎么走都无从回答。看来，启蒙者本身的启蒙优势是远离社会现实的，他无法构建自己的人生价值。到《伤逝》这种情感已经白热化了，子君把涓生当做启蒙的对象，并且信誓旦旦地在启蒙理想的感召下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但是爱情最终解体，子君只留下悔恨和伤痛。子君的内心焦虑显然来自于自身矛盾的无法调和，这就是启蒙理想无法照亮启蒙对象。

启蒙理性本身的局限在于它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而启蒙知识分子还迷恋自己的这样优势。这样就构建了鲁迅批评启蒙知识分子的视角，当然这个视角是在鲁迅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亲身经历中建立起来的，其实就是鲁迅自己对自己的批判和反思，只不过在小说中表现地隐晦一些。

二、散文诗启蒙中自我批判的彰显

散文诗《野草》表现了鲁迅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但也能看到启蒙的背影。孙玉石评价《野草》:“鲁迅的《野草》虽也有讥讽现实的战斗诗篇，更多的还是一个战士心灵自我解剖的记录。从第一篇全然写自己与现实战斗心境的《秋夜》，到为青年的灵魂变得粗暴而充满快慰之情的《一觉》，鲁迅把自己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灵魂形象地剖示给人们，五四以来，还没有一部散文诗集对自己内心的解剖能像《野草》这样深刻而严峻。这里听到的不是个人痛苦的反思，而是战士在思想飞跃之前斗争的自白。”［4］252孙玉石的概括印证了鲁迅经过《呐喊》逐渐开始把视角转向对自我的批判，《野草》在批判自我的视角上和《彷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鲁迅同一历史时期的思想方法在不同作品中的展现。孙玉石的解读是横向的和社会现实批判的。鲁迅不同于同时代作家自我批判的最大特点是鲁迅在质疑启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启蒙思想从留日时期就已经具有了，在五四时期鲁迅登上文坛后，启蒙一度登高一呼，但是他经历了现实的种种黑暗后，开始质疑启蒙，而且把重心放在启蒙的承担主体启蒙者身上，他自己作为启蒙者先进入了批评的视野。他在写作《野草》期间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所谈的那段广为人知的自我解剖就是证明，他内心的矛盾、苦闷及憎恨是对自己作为启蒙者的深入觉察。［5］81所以鲁迅自己作为“战士”是启蒙主义的“战士”，他在《野草》中对自己这位战士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批评。从《野草》中可以看到鲁迅这种启蒙基础上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说鲁迅的自我批判主要目标还是在启蒙。

《题辞》总体上规划了这个主题。他讲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他对这个死亡有大欢喜，而且对死亡的生命的腐朽也有大欢喜。这是用自己的生命开启未来，虽然只做出《野草》一般的成绩，但是野草的牺牲精神可启蒙别人，那就是“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6］163鲁迅把自己作为野草就是对自我的批评性审视，说他只产生野草不生乔木是罪过正是这个意思。《影的告别》讲天堂、地狱和黄金世界都有我不乐意的东西，所以不愿意去，最终我只能选择彷徨于无地，在黑暗中沉默，而且要在不知道的时候独自远行。鲁迅认为自己就如同影子，无论光明还是黑暗都可吞噬他，但是他愿意被吞噬，这样他能够拥有自己的世界，并成为别人前行的桥梁。影子的存在是尴尬的，这是启蒙者在战斗中所遭遇的尴尬。启蒙者可以被启蒙对象的黑暗吞噬，启蒙者本身的价值遭到怀疑，但影子愿意被吞噬，这就是启蒙者的牺牲精神，《死火》身陷两难处境中选择烧光也是讲这个问题。《复仇(其二)》钉杀耶稣的隐喻也是对启蒙者牺牲精神的肯定，《希望》是进一步对启蒙者的质疑。鲁迅过去在血腥地歌唱，希望用这歌声打动人。然而这一切都走向了空虚，他只能用希望之盾来抗拒空虚的暗夜的袭来。希望是什么?裴多菲说是娼妓，她等你牺牲了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就丢弃你。启蒙在很长时间都是鲁迅的希望，可是现在这个希望逐渐被吞噬，在他看来启蒙可能是身外的青春，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只能回到自己身上了。《过客》的主人公是一个只知道走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他面对过去和未来的干扰，未来的黄金世界可能欺骗他，传统的悲观又可能让他退却。他只有通过“走”这样的状态向人们提供人存在的价值，过客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牺牲来开辟血路。《墓碣文》的自我批评非常深刻，鲁迅梦见自己的墓碑，正面写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6］207鲁迅呐喊算是浩歌狂热吧，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也算是希望吧，然而这些在他现在看来，已经中寒，还有深渊。怎么办?只能在无希望中得救，也就是说启蒙国民这样的希望会毁掉作者的青春，最多只能贡献《野草》一样的东西。因而要痛下心来反思，抉心自食，虽创痛酷烈，然也要徐徐食之。倘若不如此，怎能知道人生的本味?“我”离开了，死尸说他变成尘土时，会看到他的微笑。这是过去的生命腐朽所见到的大欢喜，思索自己和批判自己，丢弃娼妓一样的希望，回到自我本身，生命才能得救。《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所遭遇的是无物之阵，战士举起投枪向着各种旗帜，等正中了他们的心窝时，却发现他们仅仅是一件外套，里面什么也没有。启蒙战士的目标落空，启蒙者本身遭遇尴尬。启蒙有意义吗?启蒙者的价值是什么?这就是鲁迅对自己作为启蒙战士的反思和批评。

三、杂文启蒙中自我批判的坚守

鲁迅的杂文很多是批判社会历史文化的，但这里的启蒙预设也是明显的。第一部杂文集《热风》1925年11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共收文章41篇。《题记》中说:“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是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7］307从鲁迅自己的概括可知，他这时的批评是应和五四的文化革新运动，重要任务是对迷信及传统荒谬性的揭露，以启迪广大民众看清事情的本质，故启蒙还是鲁迅批判的终极目标。第二部杂文集《华盖集》出版时，鲁迅的心境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现代评论派对他的围攻渐多，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很多文章都和他们有关。从本质上看，鲁迅还是想引导国人认清现代评论派，他特别希望自己编辑的《莽原周刊》有更多青年来投稿，毫无忌惮地批评当时的社会和文明，可结果令他失望。也就是说他秉持的启蒙目标被现实搁浅，因此他觉得他的这些杂文虽然粗糙、荒凉，甚至有些无聊，但却是他启蒙性生命遭到挫折的一部分。接着鲁迅卷进了女师大学潮，又见段祺瑞政府对学生的血腥屠杀，他文艺救中国的启蒙预设遭到伏击。

南下厦门途中鲁迅编订了杂文集《坟》，他于《题记》中说到“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7］4启蒙理想随着鲁迅的南下逐渐被深度解构，在杂文中反思自己启蒙知识分子色彩增强。鲁迅知道有人讨厌他像苍蝇，审视自己内心世界和意图，加大了自我分析和解剖的力度。《写在＜坟＞后面》更明确地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道要怎样。”［7］300鲁迅1926年的思想变化最重要的表现是他启蒙救亡的意图开始大幅度地转移到对自身的思考，他尽管知道别人嫌他是苍蝇，但还是要飞鸣，要揭露软刀子杀人的勾当。对于他自己更是不能随便和过去诀别，而是要收起糟粕，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是留念。留念是鲁迅对自己的反思，不要像那些自谓是青年的前辈和导师那样，他不去做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段祺瑞政府对学生的血腥屠杀极大地刺痛了鲁迅，他对自己的文艺救中国的启蒙再度产生怀疑。《华盖集续编》中《无花的蔷薇之二》就悲愤地声称这不是写什么蔷薇的时候了，残暴的屠杀使他出离愤怒，他觉得文艺在中国是不相干的，笔写的都是空话。跃进到《而已集》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开始左转，自我批判更明显。《答有恒先生》一文中说他自己绝不再发救救孩子的空洞议论，也不想毒害青年，当然更不想做所谓的启蒙导师，他声明:“上面的说话中，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的批评家，接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8］477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坟》前言和后记中的言论。从《而已集》到《三闲集》，鲁迅比较集中于反思自己的进化论，其实就是对自己进化论的启蒙视野的清算，因此他自己就成为自己的靶子。在《三闲集·序言》和《通信》(并Y来信)有明确的言论。［9］5，98杂文集《伪自由书·前记》中写道:“这些短评，有的是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为平常，说话也往往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9］4还说了自己说话直质不留面子的坏处。“呐喊”是启蒙性的词语，他通过反讽引起民众对“自由”的关注，在这样的启蒙框架下他批评了自己，还是为了启蒙的有效性。在《准风月谈·前记》中又说自己的杂文是拉杂的文章，［9］200又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自己没有鸿篇巨制，见不到光辉灿烂，但他有肯定自己的短文就像深夜摆在地摊上的几个小钉，几个瓦碟，对有些人还有一些用处。［10］4

从以上所引可知，鲁迅杂文自我解剖的言论始终有一个指向，希望对别人有用，希望在寂寞中成为呐喊的声音，所以他的自我解剖从来都没有离开启蒙，他质疑启蒙的高高在上，然后又回归到与民众共同觉醒的道路上。这就是鲁迅杂文启蒙中自我批判的坚守。

四、结语

鲁迅在小说、散文和杂文中的自我批判是对对象性启蒙的一次清算，启蒙者高高在上是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变异性理解，艾晓明总结指出:“作为进化论者的鲁迅，在看待人的本性时，也曾囿于这样的视野，即把人的本性看作社会状况的原因。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提倡思想革命、重视文化批判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11］182正是鲁迅这样进化论式的启蒙视野，启蒙者就被悬置在被启蒙者之上，而忽视了启蒙者自身的问题。其实，康德所定义的启蒙是在别人的引导下使人走出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他所谈的引导不是凌驾于被启蒙者之上的说教，而是人共同的精神解放，也就是说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在共同的解放中走出不成熟状态。［12］271这便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对等性启蒙，而人的思想自由和解放则是启蒙的核心内容。鲁迅的批评视野转换的过程正好是对康德这个定义的回归，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误读的深刻反思。但要注意的是，鲁迅并没有否定启蒙者的引导作用，而是在抉心自食的基础上，把对象性启蒙转化成对等性启蒙。这就是鲁迅于启蒙基础上形成的自我批判视角，它是鲁迅思想和批评方法深化的见证。

［1］李新宇.鲁迅启蒙之路再思考(上)［J］.鲁迅研究月刊，2004(9):10－20.

［2］周作人.鲁迅青年时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陈国恩.论鲁迅启蒙主义观的转变——从《祝福》说起［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4):80－83.

［4］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鲁迅.鲁迅全集(第1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鲁迅全集(第2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鲁迅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鲁迅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鲁迅.鲁迅全集(第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鲁迅全集(第6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康德.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