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兴衰的原因探析

仝瑞中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湖北 武汉 430070)



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兴衰的原因探析

仝瑞中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湖北 武汉 430070)

自19世纪末开始，四川猪鬃的出口贸易迅速兴起，猪鬃成为四川重要的出口商品、战时的重要战略物资。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兴起受到重庆开埠、川航开辟的推动与世界市场需求的拉动；丰富的资源、优良的品质及保护发展商品贸易的法令为其出口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四川猪鬃健全的商品组织体系、完整的贸易及运销体系，使其能够远渡重洋，畅销国际市场。尽管川鬃在国际市场上极有声誉，但出口量仍然起伏不定，究其原因，影响其出口的消极因素有苛捐杂税繁重、国际竞争严峻、加工技术和贸易方式落后等。

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

猪鬃是四川的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其出口贸易不仅带动了四川猪鬃产业的发展，还加强了西南地区各省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西南地区与沿海口岸之间的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因此，研究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不仅可以大体了解当时全国猪鬃出口贸易的情况，还可以管窥近代四川对外经济关系及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未来该地区对外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引起了国民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但大多是以还原史实为主的研究，后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介绍猪鬃产业的开发、经营状况，以及对抗战时期猪鬃出口贸易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国民党政府对猪鬃的相关政策的分析，对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兴衰原因的分析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还原近代历史上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情况，分析其兴衰原因，以期对该产业及四川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兴起及原因

猪鬃即猪脊背上的长毛，古称“刚鬣”。因其刚韧富有弹性、耐磨擦、吸附性强、不易变形而成为制作各种刷子的最佳原料。猪鬃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须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长鬃还可以制作工业用刷。战争时期，从给军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喷漆到清刷机枪、大炮的枪管、炮筒，更是一样也离不开猪鬃。过去，猪鬃并不受重用，农民在杀猪之后，只会取少量较长的鬃毛用于制作引针和鞋刷，其余的则储于粪池当肥料。后来,随着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猪鬃的用途也随之增多，其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

四川所产的猪鬃，在清咸丰年间就在“广帮”商人的经营下开始正式对外输出，但当时只是少量的出口。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四川猪鬃的出口迅速发展起来。1891年出口仅568担，价值5 133海关两，之后几乎成直线上升趋势，到1915年时出口量增加到15 953担，价值增加到1 089 176海关两。在这25年间,出口量及贸易额分别增长了28倍和212倍。猪鬃也逐渐成为四川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与桐油、生丝、白蜡等构成了四川最重要的几项输出物资。之后四川猪鬃的出口虽起伏不定，但总体上呈增长的趋势。1892—1901年间由重庆出口的猪鬃年均出口量为6 151担[1]；1902—1911年间增至12 125担；1912—1921年间又增到13 084担。1917—1932年这段时间由于受到四川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遭到损失，猪鬃的出口在1922—1931年间略有下降，为12 092担[2]77。从1933年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再加上世界各国正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扩军备战的准备，因此，四川猪鬃的价格迅速上涨，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其出口量比1932年上涨了80%以上。出口额也逐渐超越四川传统的出口产品桐油、生丝等其它大宗贸易货物，1934年跃居川货出口的首位，出口额达到了3 485 833海关两。

由此可见，四川猪鬃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由弃之不用的废物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大宗商品。其中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世界市场的大量需求刺激着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各种机器用刷的使用也较以前更为普遍，由于猪鬃是工业用刷、机械用刷的重要原料，因此，世界市场对猪鬃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两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各国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膨胀，猪鬃因其特性被更多地应用于制作军事器械的洗刷用品，从而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物资，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紧了对猪鬃的争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把猪鬃连同鸭毛列入了战略物资A类，把猪鬃的价值等同于军火的价值，甚至把猪鬃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二是重庆的开埠、川航的开辟推动着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发展。素以“天府之国”著称的四川因其丰富的物产而成为帝国主义觊觎的对象，早在1872年，在英国朴内茅斯召开的商会联合会就建议：“要求扬子江上游对外国轮船开放，以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而重庆的开埠则为其出口贸易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推动着四川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开埠之后，外国资本纷纷在重庆设立洋行，收购原料。1891年重庆开埠后，英商立德乐于重庆南岸龙门浩开设猪鬃工厂，所产猪鬃在伦敦及纽约畅销，售价甚高。受此刺激，日商新利、法商东方、德商瑞记、美商德泰等洋行纷纷在渝设厂[3]36。四川人经营这个行业，则是随后一两年的事情，从此四川猪鬃的出口贸易迅速发展了起来。四川地处西南内地，四周群山环绕，北面的秦岭古道、东面的长江三峡以及南面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老商道是古代四川与省外进行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因此，古代四川的对外交通是十分不便的。川江的开辟、航运的发展，使得四川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初步改变了“蜀道难”的闭塞状况，也为猪鬃的输出创造了条件。

三是丰富的资源、优良的品质为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鬃生产国，生产的猪鬃大多输出，“查世界猪鬃之供给量约为六千吨左右，而中国总供给量百分之七十五以上”[4]2；四川是全国产鬃第一大省，“中国猪鬃总产量，以省区而言，四川为全国之冠 ，战前平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百分之四十”[5]12。 四川土地肥美，气候温和，非常适合养猪，四川农民几乎家家养猪，饲养猪只的数量也一直是全国第一。据1933年四川荣县统计，全县9万户人家中，养猪户有7万多，约占总户数的78%。如此丰富的资源，就为猪鬃的生产和加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川猪鬃除了产量丰厚，还具有“陕甘之长鬃、贵州之硬鬃”且“质地稍柔而光泽甚好”[6]的特点，品质优良、数量众多，使四川猪鬃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荣隆(昌)猪所产白鬃更是“川省所特有尤为世界所尊重，牙刷原料全赖于此”[6]。

四是保护发展商品贸易的法令为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意识到工商实业的重要性，于是改变了传统的工商政策，振兴工商实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四川当局鉴于本省财政收支困难，工商不振，民生困难，也设法挽救。从1902年开始，四川当局便在经济方面作了一些变革。1903年锡良就任四川总督之后，首先就大力提倡发展工商实业，以免利权外溢，在广大绅民的促进下，先后成立了一系列发展四川工商实业、挽回利权的机构和组织，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为了推动实业的发展，1904年，四川成立劝工总局，以此作为全省推行实业的总机构。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四川军政府颁发并推行了一些保护和发展商品贸易的法令，官、商、绅纷纷投资“获利既丰，而销售亦易的猪鬃业”[7] 395。重庆猪鬃洗制企业增至20余家，雇佣工人3 900人，并在重庆东华观成立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规定凡经营猪鬃之商号、梳洗房、经纪、堆栈等均须入会，否则不得营业，此举加强了对牛羊皮、猪鬃、肠衣等输出商品的管理。

二、完善的商业组织体系和贸易运销体系

从晚清咸丰年间开始有少量的对外出口，到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再到20世纪30、40年代创下巨大的对外出口额，四川猪鬃之所以能从穷乡僻壤的废弃之物逐渐演变成四川重要的出口产品，活跃于各大国际市场，这与四川猪鬃健全的商业组织体系和完整的贸易运销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健全的商业组织体系

四川猪鬃能够顺利的出口，畅销海外，首先依赖的是健全的商业组织体系。四川猪鬃的商业组织形式有四种：字号、洋行、堆栈和洗房(梳房)。另外，还有一些商贩尽管资本微薄，没有营业机关，不能算作一种商业形式，但是他们在猪鬃交易市场上也占有重要的作用。

字号以经营猪鬃、办理出口为主要业务，买卖猪鬃的时候也附带经营牛羊皮。洋行主要是办理输出业务，通常不加入同业公会。堆栈是以介绍山货的买卖以获得佣金收入的组织形式。洗房或梳房都是洗制鬃毛的工场。不同的是，洗房是专门洗制黑鬃毛的，梳房是专门洗制白鬃毛的，洗制完成后就将鬃毛转售给字号或洋行。但实际上，在重庆经营洗房的，大多是资本有限的工人或者小商人，他们的资金很是有限，必须由字号放款补助。从这一点来看，字号和洗房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但是也有资金比较雄厚的鬃厂，兼洗房和字号两者的业务合而为一，所得产品直接交给出口行，不与字号发生关系。

猪鬃业活跃的季节多在旧历的正月至三四月间，因为此时依据中国的风俗，杀猪最多，但鬃毛从猪体上剥下时，毛端上带有污血和皮肉，很容易发霉腐烂。所以商贩们必须赶在春末之前到各地收买，再运往各大市场集中。商贩把收购的货物凑齐后就大批运到重庆，存放在堆栈，由堆栈介绍售卖。生毛一经运到重庆，堆栈就通知字号新到的货品、数量及价格等，字号经营者就根据货物的质量、供需情况、税收情况，再参考省外及国外的行情，然后商定是否购买。洗房从堆栈买进货物就开始洗制，制成熟货后再向字号售出。大洗房多为期货交易，一般以3个月为限。小洗房与字号的交易多为现货现款交易，时间一般在每月的14日或29日左右。重庆经营白鬃的字号以鉴记、湘记、永和、华济、华利、荣记等字号为较大，德丰等次之。经营黑鬃的则以古青记为最大，约占渝市产量的一半，鼎瑞、同永利次之，德丰、和永、和记等又次之[4]20。

从猪鬃交易情况可知，近代四川猪鬃已经具备了较为健全的商业组织体系，这些商业组织之间的交易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并且形成了每个环节、每个流程环环相扣的交易链条。

(二)完整的贸易及运销体系

从交易程序上看，猪鬃从产地到出口要经过产地市场、集散市场，最后才是出口市场，这之间有着一套完整的贸易和运销体系。

四川猪鬃产地遍布全省，以泸县、涪陵、万县、合江、达县、南充、简阳、荣昌等县为重要产地，其中以嘉陵江流域各县所产猪鬃光泽最好。猪鬃按照颜色可分为黑猪鬃和白猪鬃两种，四川全省遍产黑鬃，蜀谚曰：“黑毛鬃，家家有”，可见其数量之多。四川白鬃，以荣昌、隆昌为发源地，而向其他各县繁殖，且合江、泸县为本省白鬃主要产地，闻名世界[8]6。隆昌以产猪著称，其河东的界市因地理优势成为四川著名猪鬃基层市场，每月初二、五、八逢场日期，农民、屠夫携鬃至市场出售，富顺街至小东坎道路两旁都是背篓、口袋，接二连三摆满,买卖人群拥挤，本地及外地鬃贩均来此收货，日成交量可达1 500公斤[9]89。所谓的四川猪鬃实际上并不只是在四川出产的猪鬃，其中还包括每年从陕、甘、滇、黔、西康、青海等六省运来的猪鬃。所以四川猪鬃的产地市场实际上已经跨出了省界。

集散市场是连接产地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桥梁，集散市场起着传送信息、调配货源、组织运输的重要功能。成都市场每年集散的猪鬃约1 500担，来源为东部之简阳、资阳，鬃质较差，多不能制配箱鬃。南路岷山、雅安等10余县之猪鬃，长短均匀，中尺码足，系要最硬。西部灌县、松藩等地，接近西康，长鬃较多。北路包括广汉、绵阳等10余县之鬃质最优，数量最多，忧长鬃颇少，顺河一带眉山、彭山等地之猪鬃，亦输成都……[8]7；南充地处嘉陵江中游、四川盆地中北部，上经广元，下至重庆，也是四川外销产品集中交易较大的市场。南充市场主要吸收川东、川北以及陕西、甘肃、青海的货源，产鬃3 500担，有鬃商13家、洗房家21，市场规模仅次于重庆[10]；泸县市场是四川白鬃的集散地，吸引着荣昌、隆昌及邻近各地所产的白鬃，此外，云南、贵州输入的猪鬃也有一部分集中在此，这些白鬃大部分集中到泸县或者转运到重庆。此外，宜宾、乐山、广安、叙永等也为四川省重要的猪鬃市场。

重庆开埠之前，成都一直是四川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开埠之后，外国商人纷至沓来，在重庆开设公司、洋行，推销他们的工业品，收购原材料。作为四川唯一的对外贸易商埠，重庆的地位日益突显，逐渐代替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重庆虽不是猪鬃产地，却是主要的集散市场。外地所产之猪鬃，如滇、黔、甘、陕康等多运至重庆集中，然后转运出口，年约黑鬃15 000担，白鬃4 000担，多为外县所产，集渝出口，重庆所产极少[11]。四川的猪鬃业为山货业的一部分，经营者还兼营羊皮，集中地点也在重庆。重庆不仅是重要的集散市场，还是四川最大的商埠和出口市场。早在开埠之前，重庆就已经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开埠后的重庆已不仅仅是长江上游地区与整个国内市场之间的中介，它已经升级成为了长江上游地区与整个国际市场之间的贸易中转站。山货土产都聚集在这里然后流向全国及海外市场。四川猪鬃的外运就要经过产地、转运地再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直接出口，或由重庆运至各大猪鬃出口商埠，如上海、汉口等再行出口。

可见，近代四川猪鬃贸易形成了一个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集散市场为纽带、以出口市场为龙头的完整的运销体系。产地市场、集散市场、出口市场三级市场能够畅通无阻、合理有序地进行商品交易，主要靠四川全境的交通网络。近代四川的交通主要以水路为主，与水路相联的是散布于城乡各地的石板小路。四川境内河流以长江为主干。长江干流既是川东南的主要运输干道，承转着沿途各支流的往来货物，又沟通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除长江之外，还有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乌江等主要河流[12]383。四川的商品进出口基本上是靠这些河流的船只来运输的，如巫山、云阳、丰都、忠县、长寿、泸县、涪陵、江津、合江等县，猪鬃的输出多取道长江。重庆至汉口、上海等地的运输则完全利用长江之便，搭乘汽轮，既省时又安全。

三、出口贸易的曲折发展及消极影响因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由于中国东北大面积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加上交通受阻，大陆沿海的港口相继陷于敌手，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等也相继断绝，中国的猪鬃运不出去，造成了全世界“鬃荒”严重，导致猪鬃价格猛涨。猪鬃是军事工业的重要原材料之一，从油漆兵舰到军用车辆、飞机再到清洗枪管、炮筒等都离不开猪鬃，因此，猪鬃又成为了重要的、紧俏的军用物资。美国历来是中国猪鬃的最大销售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猪鬃的需求更大了。1939年，美国政府传令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把重庆出口的猪鬃全部运美，中国政府表示同意。但当时，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都急需中国猪鬃。为此，美、英、苏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和分配猪鬃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就将猪鬃连同鸭毛列入A类战略物资，与军火等同。

为了换取外汇和抵偿苏联、英美等国的援华贷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战略物资的管理。1939年9月，行政院核准公布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1940年2月又加以修正，实行统销。不久，干脆实行统购统销。从此，猪鬃贸易就由原来的自由贸易变成了统购统销，统销业务由富华贸易公司的四大签约商——川畜、宝丰、和源、崇德负责，四川猪鬃贸易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1937年四川猪鬃的出口额仅次于桐油，位居四川出口货物的第二位。“惟三十三年之形势一变，猪鬃出口价值大增，竟占出口货物总值41.6%，高居对外输出货物之首，以致向居高位之桐油、生丝、蛋品、茶叶、棉花以及钨砂等无不膛乎其后。”[5]22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废除了对猪鬃的统制政策，猪鬃进入自由贸易时期，1946年猪鬃的出口量达到5万余担，之后由于受到内战的影响，猪鬃的出口量也有所下降，但基本保持在2 500担左右。

抗战爆发后，四川猪鬃出口贸易曲折发展，对外出口量起伏不定，这固然受到全国及世界战争环境的影响，但也有其它的消极影响因素，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苛捐杂税繁重

税收负担的轻重对于猪鬃的出口有很大的影响。四川猪鬃的价格之所以比别省的昂贵得多，除了川鬃品质比别的地方更为优良外，四川省捐税的繁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17年四川进入政局混乱时期，捐税的繁重居中于全国之首。不管是猪鬃原料还是制成品，在各个市场流通时，需要缴纳的税金名目繁多，甚至每过一道关卡，都需交付大量的税金。如，从成都购100元的猪鬃运往重庆，沿途仅820里，但所交纳的捐税就要大约100元。在这800里中竟有税卡50多处，平均计算，每10余里就有一个税收机关[4]20。层层盘剥使得猪鬃业的发展难以为继，商贩叫苦连连，一些商家叹到：“川鬃在欧战时，每箱成本约九十余两至一百两，因洋商关系，又不上统捐，仅有海关税及脚力费两种，彼时虽轮费稍贵，获利仍丰。目前每箱虽涨至二百四五十两，惟其每担成本，节节攀高，除税捐、人工、杂费外所剩无几，若再经贩子操纵，则有折本之虞，贩鬃者则受捐税影响，或战事阻碍，不特渝市难觅善价。即运至上海，亦因出口税重，十有九亏。”[13]苛捐杂税繁重使得四川猪鬃成本大大增加，从而降低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二)国际竞争严峻

中国是世界猪鬃的主要生产国，全世界猪鬃的供给量是每年6 000吨左右，中国占到了总量的75%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芬兰和波兰是黑鬃的主要供给国，中国及俄国是主要的白鬃生产国。印度每年也生产不少的猪鬃，主要向英国出口，但因气候关系，印度出产的鬃毛非常柔软，品质与中国鬃毛相比也相差甚远。二战以来，由于猪鬃价格猛增，各猪鬃生产国政府无不强调其重要性，采用各种手段推动其发展。二战前，俄国、芬兰和波兰是中国猪鬃的主要竞争国。美国本土的猪鬃业也较发达，但由于猪鬃加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成本过高，无法与外来猪鬃相竞争。二战爆发后，由于国内需求的增加，美国政府开始鼓励本国猪鬃产业的发展，尽管质量不太好，但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美国市场对猪鬃的大量需求也刺激了南美洲猪鬃产业的迅速发展，1942年阿根廷向美国输出量达到20万磅，1943年则增为30万磅。由于阿根廷、墨西哥等南美诸国与美国本土距离较中国为近，运输成本较低，对中国猪鬃的出口也构成了威胁[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造鬃技术也突飞猛进，出现了尼龙等替代品，这些替代品无论在外观还是价格上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导致四川猪鬃出口贸易受到挑战。

(三)加工技术和贸易方式落后

重庆出口的猪鬃虽然以品质闻名世界，但就其加工技术来说，还达不到国际水平。我国所产之白鬃，以国人之漂染技术而不良，致多由日人大量采购，运至日本，再加上漂染后，即运销欧美，坐获厚利[14]2。可见，因为技术的原因中国只能任由日本人从中得利了。此外，贸易方式上的落后也是影响川鬃出口的重要因素。比如，国内对于猪鬃等级的划分很是混乱，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符。当时国际通行的分类标准是按照猪鬃的长短来划分等级的，而我国的划分方法却是五花八门。有按产地来划分的，如重庆鬃、天津鬃、上海鬃、云南鬃等，不一而足；也有按颜色划分的，如：黑猪鬃、白猪鬃、黄猪鬃、霉猪鬃等。这种不与国际贸易接轨的贸易方式，反映出中国近代整个猪鬃业在对外经济交流上的被动与落后。此外，在猪鬃出口交易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法商人作伪参杂、欺蒙哄骗的现象。这种商业陋习，对我国猪鬃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也无疑是一大损害。

四、结论

四川猪鬃的出口贸易是四川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的一个缩影，通过这一个案我们发现，猪鬃不仅在近代四川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四川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影响。猪鬃的出口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发展了农村的商品经济，活跃了农村市场，推动着四川由一个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向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转型，加速了四川的近代化进程。其贸易活动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互动联系，还促进了陕、甘、滇、黔、西康、青海等省份与四川经济的交往以及长江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只靠某一两个重要的产业，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行业之间存在着连锁的反应。近代四川由于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其对外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反映在出口结构上，即长期以来主要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并且几乎都是初级品。再加上中国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相关程度非常高，即“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受外界支配的性质”，商品“在广大市场，决定价格、贸易的承担者、贸易结算等各个环节方面，都受到外国市场动向的制约”[15]。一旦遇到外来不利因素的冲击，出口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进而打击或延缓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四川经济要求得发展，不仅要依靠重要产业，打造国际品牌，还要加强同其他行业及其他地区的互补和配合。

综上所述，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兴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市场门户的开放、交通条件的改善、外部市场的拉动、政府政策的导向、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开辟为猪鬃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被纳入国际市场体系之后，猪鬃出口贸易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总体表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猪鬃出口贸易的发展还对四川农村集镇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促使农村集市数量大增并涌现出各种猪鬃贸易的专门性集市；推动着集镇商业的繁荣、经济功能的增强；促进一批新型手工业集镇的兴起和衰落萧条集镇的重新发展。总之，近代四川猪鬃出口贸易的兴衰是近代中国传统产业和乡村手工业变迁的一个典型代表，其转型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使得四川城乡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C]//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李孝同,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 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M].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1936.

[3] 扬灿雪.在洋行垄断下的山货业 [C]//重庆工商资料:第1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2.

[4]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猪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5] 行政院新闻局.猪鬃产销[M].南京：南京行政院新闻局，1947.

[6] 王成.四川养猪史 [J].四川畜牧兽医, 1999(10).

[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Z].北京:中华书局, 1962.

[8] 史道源. 四川省之猪鬃 [M]. 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 1945.

[9] 吴荫秋.建国前隆昌市场 [C]//政协隆昌文史资料研究组.隆昌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95.

[10] 傅亭.川北重要各埠之商业贸易 [J].四川经济月刊,1936,6(2).

[11] 钱英男.重庆市猪鬃运销概况 [J].中农月刊, 1942,3(6).

[12]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M]. 北京:中华书局,1993:383.

[13] 四川之猪鬃业 [J]. 四川月报,1933(4).

[14] 余顺福.猪鬃 [J].贸易月刊,1944,(6)12.

[15]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2.

(责任编辑 尹春霞)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Sichuan Bristle Export Trade

TONGRuizhong

(WuChang 1911 Revolution Laboratory, Wuhan Hubei 430070)

Bristl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aw materials in modern industry.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Sichuan bristle exporting trade grew rapidly. Bristle, the waste material in the past, gradually became important export commodities of Sichuan,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aterials. The rise of Sichuan bristle trade was promoted by opening of Chongqing and Sichuan shipping company, as well as the world market demand. Rich resources, excellent quality and protection law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exports and provided a convenient conditions. Sound organization system, integrated trade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enabled the Sichuan bristle to b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lthough Sichuan bristle acquired highly reputa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exports still fluctuated, for the negative factors that affected its exporting, such as harsh duties, toug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ituation, and the backward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the way of trade, etc.

modern time；Sichuan；bristle；export trade

2015-03-27

仝瑞中(1973— )，男，硕士。

10.3969/j.ISSN.2095-4662.2015.03.010

F727

A

2095-4662(2015)03-0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