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三严三实” 像周恩来那样端正官品官德与官风

汪 浩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淮安223001)

习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讲话，其中心议题是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在淮安视察时曾说过，周恩来“是我们现在人尤其是党政干部学习的榜样”［1］。笔者认为，践行“三严三实”，就应该像周恩来那样，在“严”上下功夫，在“实”上做文章，端正官品、官德和官风，把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中去。

一、学习周恩来，提升“官品”

学习周恩来的“官品”意识。“官品”就是官员的品德和气质，也就是官员的基本素质。周恩来的“官品”意识，即周恩来关于官员基本素质的认识和基本态度，以及为官过程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智慧、情感和风格等方面的基本表现。它是周恩来为官之道，即周恩来关于行政人员、公务人员的公权意识、职业意识、伦理意识、服务意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品位和操守、境界和风度，其核心是公仆精神。

关于公权意识。公权即公共权力，主要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公权意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权力的来源。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机关和任何官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党的组织、国家机关，一切官员、公务人员只能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二是官员、公务人员在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只代表国家和组织，不代表个人或谋取私利的政治集团。周恩来指出，“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利领导一切，不管是谁”［2］365。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没有私利，也不允许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周恩来的一生是彻底维护公权力纯洁性、不掺杂任何私念，谨慎行使公共权力，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关于职业意识。公务人员、行政官员要做到如毛泽东所说的“既当官，又当老百姓”［3］，是人民的勤务员，如周恩来所说的，做人民的牛，一辈子“爬坡”“拉车”，“生命不息，奋斗不止”［4］。在周恩来看来，包括他在内的一切公务人员，本质上就是以行使公权力为职业的人员，“我不过是中国第一个勤务员罢了”［5］400，领导和群众，官员和老百姓，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不同。任何职业都有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风气(行风)的不同要求。官员、公务员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风气，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官品”“官德”和“官风”。习惯上的“官本位”意识是中国几千年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制度遗留的落后的文化现象，与我们今天的公务人员的职业意识是根本对立的，它今天依然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只是今天的“官本位”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已经成为公务人员扭曲了的职业意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已成为新官本位的表现形式。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并以他的行动与之作斗争。

关于行政伦理意识。行政伦理意识本质是公务人员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性、人权、人道意识。周恩来的行政伦理意识集中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民主、平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集中最大的权力”，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谋最大利益”［2］209。他认为，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是“主人”，我们是“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仆”的职责和义务。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对不起人民，就违背了行政伦理道德。周恩来认为，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集体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独断专行，反对强加于人，也反对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他强调协商、对话、讨论、辩论，甚至“唱对台戏”，以实现求同存异。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6］134，“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6］129。领导者和群众、上级和下级人格上是平等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应坚持说服，反对压服，反对行政命令。公务人员应谦虚谨慎，尊重群众，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周恩来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经常教育各级党的干部不要搞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和那种善于作秀、装模作样、不求内涵的绣花枕头式的形式主义。20世纪50年代初，他对农村饿死人的负罪感;反冒进中他与毛泽东当面抗争，对不切实际地增加投入“从良心上不能接受”;70年代他的“对不起延安人民”的自责，都是这种意识的强烈表现。

关于服务意识。服务意识在“官品意识”中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是官品意识的各种内涵，如公权意识、职业意识、伦理意识等种种意识的综合体现和中心内容。前文已经提到了，这里需要补充强调的是:“服务意识”是“官”与“公仆”基本区别之所在。“官”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公仆”以服务者的身份出现。周恩来说，要使被领导者不觉得你是在领导，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管理也成了服务。这就是今天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周恩来从“公役”意识到“公仆”意识，几十年的思想升华，使他的服务意识较同时代超前了许多。这也是中国管理学、行政学的一大理论亮点。

官员或行政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行政职业伦理意识，包括人本意识、民主意识、群众意识、平等意识、良心意识、服务意识，等等，决定了他的行政素质，也决定了他的“官品”的优劣。所以，学习周恩来，践行“三严三实”，提升官品意识，就是要像周恩来那样，摒弃封建的“官本位”意识，确立周恩来那样的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学习周恩来，净化“官德”

官员、公务员手中的公权力既可以为“公”，即为大家、为大众服务，也可以为“私”，即为个人，为自己服务。这就涉及官员、公务人员的职业行为规范问题。自古以来，行政官员的为“公”还是为“私”，是区分“清官”还是“贪官”，好官还是坏官的试金石，也是评价一个官员“官德”的标准。“官德”即官员、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其基本内容就是为谁做官、为谁服务。官员、公务人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服务，不允许以权谋私，否则就违背了行政职业道德和行政职业伦理，是一种“窃权”行为，是失范和失德，这就是“官德”基本内涵。官员、公务人员“官德”的状况，直接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因此在公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公权力的纯洁性。周恩来一生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务必”，坚持自我修养、自我改造，就是为了防止腐化，维护这种纯洁性。周恩来一生多次讲过，“为人民服务，就是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缕丝”，“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7］。陈毅指出:“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李先念指出:“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8］梁衡概括周恩来一生有六个“大无”: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这六大无，归根结底是无私，是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周恩来身居高位50余年，以倾国之权，守平民之身，不为权所浸，不为利所惑，不为艰难困苦所移，不沾、不贪、不染，以他的气节和操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树起了一座“官德”的丰碑。［9］

市场经济的侵蚀，权钱交易的诱惑，以及现实社会人的成长中难免的自私倾向和惰性倾向，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复杂性，造成了当今行政道德风险的严峻形势。防范行政道德风险，就是要防止行政主体所行使的权力发生异化，超出国家机关和组织的控制，某些权力变为个别行政主体损害国家、背离人民公众利益，从而成为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的工具。其要害就在于“公”和“私”关系问题上，要防止利益关系的倒置，要防止行政职业道德准则的失范和“公仆”精神的背离，防止公务人员以权谋私，造成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事情的发生。周恩来认为，建设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要重视法制建设，要建章立制，以便依法按章办事，同时要健全民主监督，形成有力的他律机制［10］。现在，国家《公务员法》在这方面起到了规范和防范的重大作用。“法”是一种强制的被动的外在的约束力，它是一种广泛的、经常的、更持续的社会文化约束力。它的作用是潜在的，意义是远大的。当然，官德的维系，最根本的是要像周恩来那样，在心底里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三、学习周恩来，端正“官风”

“官风”指官员的做派和作风。周恩来的为官做派如梁衡所说，叫“官而不显”，就是低调，不张扬，从不讲排场、摆派头、显威风，更是反对骄横、霸道、以势压人、仗势欺人。周恩来的为官作风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官风”是国家机关和官员行使公权力的过程表征。它同如何行使公权力、如何实施管理、如何实施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如何领导，周恩来60多年前就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要说服，不要压服，要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1］131这里周恩来提出的领导和管理方式与现代管理学理论，即人文管理或人性化管理异曲同工。这一理念已经超越“官风”问题，涵盖“官品”“官德”“官风”各个方面的内容，下文另有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值得称道的是，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竟有如此超前的见解，这与他早年就确立的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而且在公权力践行过程中，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忠心，善于思考、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官场腐败的一种表现，官风的浮躁、虚妄、脱离群众、骄奢淫逸、无所事事、“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等，如周恩来所指出的20种官僚主义的做派和作风，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

克服不良的官风，克服国家机关和不少官员不良的做派和作风，当然应首先端正“官品”和“官德”，就是像周恩来那样，确立“公仆”精神。其实，这也很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关键是“公心”的树立，“私心”的克服。就“官风”而言，每个公务员，主要是领导者，首先要尊重群众，包括下属，进而是坦诚。没有尊重就没有平等，没有尊重和平等，就不可能有以理服人，没有坦诚，没有以理服人，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就不可能以心换心，以情动人，更不可能有诚信。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坦诚待人，实事求是，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众望所归，为广大民众所信赖和拥护。这样才能达到如周恩来所说的群众不觉得我们在领导的境界。周恩来一生为广大人民所敬爱，他逝世时哀动天地，逝世后几十年仍然活在广大民众的心中。我们今天的党政干部，难道不能从中领悟这为官的真谛吗!

四、像周恩来那样“严”于心，“实”于行

周恩来一生严于心、实于行，为天下称道。作为高层领导者，他的“严”与“实”，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我是“第一个人民勤务员”。

周恩来以倾国之权，守平民之身，永不特殊，永不搞特权，不做特殊党员，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说到了，也做到了。周恩来从1927年5月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身处权力巅峰半个世纪，始终不为权所浸、所染、所腐，成为权力险峰上的不老松，这是执政党史上的一大奇观。权力风险的核心问题是权为谁服务，本质是公与私关系问题。梁衡说，从《共产党宣言》以来，周恩来是“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周恩来堪称楷模”［9］。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12］。周恩来修身、律己、慎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几十年如一日，他付出了怎样艰难困苦的坚守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啊!有人说，周恩来对自己、对家人、对亲属，其苛刻几乎不近人情。一向充满人情味的周恩来，对自己亲人的这种“苛刻”，道出了他坚守官品、官德、官风“严”和“实”的全部秘密。

周恩来是最早使用“公仆”一词的中共领袖人物。1914年，俄国革命还未爆发，共产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了，他就在《射阳忆旧》中倡导以“公仆”风行天下［13］。周恩来以他“第一个人民勤务员”的典范人生，使他的“公仆”精神真的风行天下了。作为高层领导者的周恩来，正是在“官”还是“公仆”这一关乎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论“总开关”的问题上，体现了他在官品、官德、官风问题上的“严”和“实”。

(二)“应忘记自己所受的侮辱”。

早在1943年，周恩来就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讲话中强调，好的领导者“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11］132，强调好的领导者应具有的忠诚、担当、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以及“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

忠诚。这是胡锦涛在论述周恩来精神时排在第一位的精神①见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03月01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01/content_7695001.htm。。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对党对人民是否忠诚，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忠诚是立场观点、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没有忠诚，一个领导者的一切便无“严”和“实”可言。周恩来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领袖、对同志忠诚、信守、坦荡、表里如一，值得信赖，是无可挑剔的。英国著名汉学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这使得他在本世纪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14］437。尼克松说周恩来“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15］335。英籍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用海洋与海岸比喻毛周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周恩来像忠诚的海岸无怨无悔地面对惊涛拍岸的海洋，“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5］440。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众多周恩来精神的研究者概括周恩来精神的内涵，包括求是精神、民主精神、公仆精神、奉献精神、和谐精神、创新精神、严细精神、廉洁精神、守纪精神……唯独没有忠诚精神，而是将周恩来的忠诚精神纳入无私精神、奉献精神、忘我精神、公仆精神中去了。胡锦涛将周恩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列为周恩来的“第一精神”，彰显了忠与不忠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胡锦涛擦亮了周恩来这一精神的时代光芒。

担当。领导干部区别于一般党员、普通老百姓的分水岭就在于责任。担当是领导者的责任意识的体现。担当意识就是中国传统的当家人意识。周恩来十来岁时就承担起家庭重担，这养成了周恩来的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包括忧患意识、大局意识、忍辱负重和“功成不必在我”等方面的内容。在习近平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担当的今天，周恩来的这些特质更加值得称道。

忧患意识。周恩来成长于家庭衰落、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他由小家到大家、到国家，从家庭担当到民族担当。当他有机会考察日俄战争遗址，目睹耳闻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深重，一种莫名的责任油然而生，呼喊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跃进”时期，面对毛泽东盲目冒进扩大投资，他廷争面折:“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16］;“文化大革命”中，他顶着巨大压力抗争说，不抓生产，我们“吃什么，用什么?”［17］56他告诫年轻人，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2］427……

大局意识。就是要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的关系问题。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已经有了明确规定，领导者就是要在这些关乎利害关系的问题上，既要说服大家服从大局，服从集体、长远利益，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一个领导者解决这类问题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六届四中全会和遵义会议是周恩来大局意识的典型示范。他的基本做法就是自我批评、承担责任、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哪怕忍辱负重。美籍华人许芥昱在他所著的史上第一本中文版《周恩来传》中说:周恩来有多次机会，中共最高权力他唾手可得，但他一次次拱手让人，是因为他具有胸怀大局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磊落。［18］

忍辱负重。有担当，难免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是周恩来一生的一个鲜明特征，又是他修身、律己、为政、成事对自己既“严”又“实”的又一典型表现。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忍辱负重有三次影响全局的重大表现。六届四中全会，他与瞿秋白被批为“调和主义”，米夫扶植王明，拉向忠发做名义上的负责人，却要周恩来撑门面，说什么“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19］。延安整风，他被指责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帮王明打天下”。最严重的是“文革”中，1973年6月起，半年之内竟遭三次“批周”，江青公然当面骂他是投降派。1975年9月20日，他最后一次大手术，进手术室前，他大声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7］721梁衡说，周恩来“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9］。

一个好的领导者，必要时应忘记自己所受的侮辱，这已经成为考验领导干部的试金石。忘记自己所受的侮辱，是一种牺牲，是精神名节方面的牺牲。一个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置自己的名节与生命于不顾，这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崇高境界。这种牺牲和忠诚，这种责任和担当，正是今天特别需要，而恰恰又是我们某些领导者所缺乏的。周恩来正是在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最崇高精神的标杆上，彰显了他慎权、成事、创业的“严”和“实”。

(三)“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人与人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处于这个问题的最高层次。周恩来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彰显了他作为领导者楷模的高风亮节与伟大风范。周恩来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决策和十分讲究领导艺术。

关于决策。周恩来曾归纳斯大林的经验，提出封闭式管理的先进理念:调查研究基础上联系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党的中心任务，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组织对执行情况的审查［11］129。这与其后出现的现代管理学中封闭式管理四原则(调查研究—民主决策—组织实施—检查反馈)十分接近，但周恩来超前了几十年。

关于领导艺术。周恩来总结列宁斯大林的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也总结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最突出的是他还提出自己独特的领导艺术:要使被领导者“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1］131这一原则，开人文管理、人性化管理之先河。这一原则否定命令主义和简单的行政方式，包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平等、尊重、以心换心、设身处地，也包含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总之，要一枝一叶总关情，要有领导就是服务的理念。这些都是现代管理学的一个分支——人文管理的内容。人文管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其口号是:工厂是我家，联着你我他;厂以我为荣，我以厂为家;厂荣我荣，厂衰我耻。强调雇主与雇工平等的合作关系。这种理论有人性化的进步的一面，但它的本质在于变着法子要雇工帮助雇主发财，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合作。而周恩来的这一理念，虽然还说不上系统与条理，但却真正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文管理、人性化管理的本质——领导就是服务的理念，理论上富有前瞻性和科学性。一个传统领导者，以官的形象出现，其做派是“管”;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以官老爷而以公仆的形象出现，其做派是服务，这才能保障有真正平等的合作。周恩来领导艺术的这种先进性，体现了周恩来对自己、对一个好的领导者在“服务”这个高标准要求上的“严”和“实”。

(四)“从我们这些人做起”。

一个人的修身、律己、成事、创业，是否做到“严”和“实”，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领导者的“严”和“实”，莫过于以身作则。冰心说，周恩来付出爱最多也是收获最多的一位人物［20］，这可能是周恩来魅力之所在。周恩来始终是做得比说得更好，这才是最有说服力和最震撼人心的。面对淋雨的群众，他制止秘书为他撑伞，与群众一起淋雨;宁愿自己迎着风讲话，不让群众迎着风听话;一位大国总理坐在一个农户的门槛上，与农民拉家常;空中遇险给一个孩子让降落伞，把危险留给自己;长征中抬着重病的周恩来过草地的杨立三，19年后病逝，周恩来坚持要为他抬棺送葬。

以身作则之所以成为成语，说明了官员们说和做的关系，古往今来就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评价标准，但历史上有几位官老爷真正做到了，而且能像周恩来那样时时、事事、处处，无一例外，终生不渝?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孤立地看，可能每一位官员都能做到。但几十年如一日，时时、事事、处处、无一例外，古往今来仅此一人而已!当你回眸周恩来一生，你就会觉得这恰恰是周恩来应该得到的合乎情理的最好褒奖。

周恩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例证不胜枚举。韩素音的书中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周恩来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成了“周的人”——那些自觉以周恩来为榜样，训练有素，带有周恩来风格特征的人。［5］388最值得称道的是，周恩来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提升到端正党风、改进作风的一条重大原则的高度。

1961年，他在讲党的作风时说，“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2］324。又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2］325。周恩来50多年前提出的这一重大原则，时至今日，更加凸显了它的重大价值。其一，党的作风建设现实的严峻性彰显了这一原则的特别重要性;其二，周恩来提出这一原则5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风建设的现实严峻性很大程度上与没有坚持周恩来提出的这一原则有直接关系;其三，党的作风建设实践越来越证明，周恩来提出的高层领导人“从我们这些人做起”的现实紧迫性。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已经以“八项规定”和高压反腐重塑党的形象和威信，特别是以周永康案件作出示范;其四，周恩来所说的“从我们这些人做起”，包含每一层级的每一位领导者，都有从自己做起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党的作风——官品、官德与官风，才有端正、净化和提升的希望。

如果说忍辱负重、牺牲精神是一个领导者是否忠诚、有担当、“功成不必在我”、把持“严”和“实”、迈向崇高的精神上的最后区界，而“要使他们不觉得我们是在领导”是判别领导艺术的最高标准的话，那么能否坚持领导就是服务，并从我们自己做起，则是一个领导者践行“三严三实”真和假的实践上的唯一标准。

［1］ 罗志军.学习恩来精神，践行“三严三实”［EB/OL］.(2015-05-21)［2015-06-16］.http://zgjssw.jschina.com.cn/yaowen/201505/t2171811_1.shtml.

［2］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毛泽东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45.

［4］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312.

［5］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4.

［7］ 周恩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楷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8.

［8］ 李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M］//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5.

［9］ 梁衡.大无大有周恩来: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J］.党建研究，1998(3).

［10］ 王家云.论周恩来的新中国政府管理方略［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1).

［11］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 毛泽东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1-262.

［13］ 周恩来早期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5.

［14］ ［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37.

［15］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335.

［16］ 周恩来传:1949—1976(3)［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27.

［1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8］ 许芥昱.周恩来传［M］.香港:明报有限公司出版部，1977.

［19］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21.

［20］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