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黑死病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影响

高建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062）

试论黑死病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影响

高建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062）

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是人类经历的一场沉重灾难，但它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医学的发展和现代医疗体系的兴起.首先，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学说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医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其次，医生经济收入普遍提高，外科医生社会地位上升.再次，公共卫生制度出现.最后，医院功能发生变化.

中世纪；黑死病；医学理论；公共卫生制度

1348年，欧洲爆发了黑死病.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瘟疫之一.它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欧洲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1348年的黑死病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正因为如此，黑死病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对象，相关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西方学者对黑死病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是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对黑死病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复原和再现，其次是对黑死病起因的争论，最后是对黑死病影响的分析.①具体研究状况，参见赵立行的《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一文.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则滞后得多.在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黑死病的论文中，较早的两篇是张绪山1992年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上的《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和薛国中1999年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的《黑死病前后的欧洲》.前者主要反驳了黑死病起源于东方的错误观点，并从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分析了黑死病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后者则考察了黑死病爆发前后欧洲社会经济（主要是农业）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由于疫病的流行，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黑死病，尤其是对黑死病造成的后果与影响论述颇多，但大部分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宗教、文化层面，比如黑死病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关系等，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李荷的《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谷延方的《黑死病与英国劳动力转移》（《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马忠庚的《论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影响》（《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赵红的《是灾难，更是契机和动力——试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三大影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赵立行的《1348年黑死病与理性意识的觉醒》（《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此外，还有许多硕士论文以黑死病为研究对象，如李化成的《黑死病与英国人口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3年）、牟晓萍的《群体恐慌：黑死病期间西欧人的群体心理状况初探》（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程严的《西欧黑死病期间宗教变化的考察》（复旦大学，2006年）、李晓光的《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杨微的《论黑死病在西欧的传播与影响》（吉林大学，2008年）、王晓臣的《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与英国社会之变迁》（苏州科技学院，2010年）.值得一提的是，李化成在其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在200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英国黑死病研究（1348-1350）》并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分量的论文，如：《试论黑死病爆发的偶然性》（《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论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之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论黑死病期间的英国教会》（《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黑死病期间西欧的鞭笞者运动（1348-1349）》（《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等.至于黑死病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影响，研究则略显单薄.因此，本文拟利用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问题作一全面的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1 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学说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医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中世纪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是体液论.这是古希腊时期由希波克拉底学派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体有四种体液，即粘液、血液、黑胆汁和黄胆汁，人体健康与否与这四种体液是否平衡有关.后来古罗马著名的医学家盖伦又把四体液说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联系起来，进一步发展了体液论.由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在医学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的学说在中世纪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成为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医学理论.

从整体上来看，中世纪医学注重理论而轻视观察和实验，对于解剖学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病理学和传染病学的了解，知识结构决定了中世纪晚期的医生不可能对黑死病产生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基督教会的“天谴说”，即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甚至还有犹太人投毒一说.①参见笔者的《浅析西欧黑死病期间的“投毒说”》（《历史教学》2009年第8期）一文.而医学文献在分析黑死病的原因时，最具代表性的是星宿说.例如著名的巴黎大学的医生们声称，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导致空气受到污染，最终引发了黑死病.按照他们的说法，“湿热的木星吸收了大地上的邪气，而极其干热的火星点燃了这些气，导致空气中充满了电、火花、毒气和火”.“木星带来了强烈的南风，把毒气吹向世界各地，杀死了人、动物和植物，而尸体的腐烂反过来又产生了更多的毒气；性冷的土星把热气变为雾气使之更加靠近地球而造成最大危害，情况因而变得愈加糟糕.”[1]159-160,105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医学讲师福利尼奥的真蒂莱（Gentile of Foligno）也持同样的看法.

黑死病爆发期间，医生依据传统的医学理论对预防和治疗黑死病提出了各种措施.由于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瘟疫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因此他们提出抵抗瘟疫的首要方法是选择一个空气没有被瘟疫感染的地方，净化已经变质的空气和避免与感染瘟疫的人群接触.福利尼奥的真蒂莱就主张所有的房子要以烟熏消毒，还向公众强调要在大街上点火以去除房间和城市的臭气.因为对盖伦学派的医生来说，臭气与腐败之间的联系就像腐败与瘟疫之间的联系一样是一目了然的.他还要求“尽可能避免政治的聚会，因为它可能使感染的人与没被感染的人混在一起”.阿格拉蒙（Agramont）则建议避免在市镇附近丢弃动物内脏、排泄物和动物死尸.[2]274-277此外，医生们还对饮食、运动和睡眠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要吃容易消化的健康食物，喝的水必须是干净、透明和流动的，适当运动但不应激烈，不能洗热水澡甚至是主张不洗澡，白天不能睡觉，睡觉不能仰卧，不要在瘟疫期间发生性行为等.

但以上措施却收效甚微，由此人们开始对古代的权威产生怀疑，而更注重来自实践的经验.勃艮第的约翰（John of Burgundy）就认为“自希波克拉底开始的医学知识现在已经过时了”，并声称“在治疗瘟疫和流行病方面，经验丰富的现代行医者比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所有医学博士和著述家都更在行”.持这种观点的人并非个别.蒙彼利埃的若阿内斯·雅各比（Johannes Jacobi）也说，“由于瘟疫如此频繁地侵袭我们，我们有许多经验之谈，而古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什么好说的”.1406年，阿拉贡国王的御医把希波克拉底、盖伦等人的名字列入对应对当时的瘟疫毫无用处的古代权威的名单之列.尽管这种自信到15世纪有所消减，但仍有医生相信自己所处时代的医生已经由于“他们伟大的经验”而超越了古人.[3]235-236

当黑死病在欧洲首次出现的时候，人们对这种疾病还一无所知，在其横行肆虐之时，也显得有点束手无策.其时的一位佚名作者就说，“既然这样一场瘟疫以前人们从未见过，把医学权威、希波克拉底和其他人会聚到一起，也无济于事”.但是当黑死病在欧洲第二次爆发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能感受到医学在这方面的进步.在写于1363年的《大外科》（The Great Surgery）一书中，居伊·德·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的态度由悲观转为乐观，提出了许多治疗瘟疫的措施，而不再听天由命.大约1415年，在黑死病六次席卷佛罗伦萨之后，莫雷利（Morelli）写道，“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在1348年没有人能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次瘟疫如此猛烈，以至于无人能够提供任何帮助，因此人们在痛苦中死去.然而今天由于我们经历了目前这场以及其他许多场瘟疫而大难不死，现在我们有了治疗方法.即使灾难还会出现，我真诚地相信某些疗法会起作用.医生的建议和防疫原则为抵御这种灾难提供了武器.这并不是说人们因为武装完备就不会死，但是手中有长矛和箭矢，活下来的机率就会更高”.[3]226

总之，由于黑死病一再爆发，为了应对黑死病，医学思想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医学也变得专业化.

2 医生经济收入普遍提高，外科医生社会地位上升

中世纪欧洲的医生主要分为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和理发师四个等级，在职业医生之外则有江湖游医.在四个等级中，地位最高的是内科医生，他们一般都在大学里接受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理论的训练，懂拉丁文，享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尊重和威望，收入通常比外科医生高很多.在黑死病爆发前，外科医生地位低于内科医生，他们主要治疗骨折、包扎伤口、处理皮肤病和进行一些简单的手术，而内科医生通常都不接触病人的身体.“除了在罗马时代的一段辉煌之外，直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外科医生从未受到尊敬，其发展也没有超出初级阶段.”[4]109理发师大多目不识丁，医学知识主要来自实践，行医只是业余活动，用以增加收入，通常属于手工业者行会.他们提供具有预防特征的常规医疗护理如放血，当然，也会给人修面和理发.药剂师则很难划分，他们一般身兼药剂师和商人两种身份.“实际上，直到13世纪中期，很难把药剂师与食品杂货商和香料商区别开来.”[5]109

在黑死病爆发之前，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之间壁垒森严.例如，在威尼斯,外科医生看内科就是违法的.1348年12月31日，帕多瓦的安德烈亚斯（Andreas of Padua）因为以内科医生的身份为一百多名感染瘟疫的病人看病而被处以罚金.[4]110但是以盖伦学说为基础的学院理论医学面对黑死病无能为力，许多人便转向实践性更强的外科，一些大学也开始吸收外科医生作为师资.在巴黎大学，解剖学和外科手术成为医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波洛尼亚大学，外科方面的课程得到进一步加强.[5]117为了弄清黑死病的原因，教皇下令解剖尸体.黑死病爆发后，对人体解剖的限制有所放宽.与此相伴的就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对外科医生的要求有所提高.在英国，外科医生建立了自己的行会.

黑死病爆发期间，许多著名的医学理论家和医生都死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这其中包括福利尼奥的真蒂莱和约翰·哈克尔（John Hakr）以及德国皇帝、法国国王、勃艮第公爵的宫廷医生.教皇克莱门六世（1342-1352）在位期间，为他服务的9名内科医生和3名外科医生，就有3名内科医生和2名外科医生死于黑死病.巴黎大学医学院的教师人数也在黑死病爆发后大幅减少，从1348年的46人降到1362年的26人再降到1387年的20人[5]117.根据巴黎医生西蒙·德·库万（Simon de Couvin）的说法，蒙彼利埃的所有医生都死于1348年的黑死病.[3]121在威尼斯，很短的时间内，24名优秀的内科医生中就有20名死去.[1]20当然，由于史料的限制，在黑死病爆发期间究竟有多少医生死于这场瘟疫，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医生接触病人的机会更多，他们的死亡率会更高.

由于医生大量死亡，在黑死病爆发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医生短缺，而对医生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医生的身价因而大涨.费代里科（Master Federico）在意大利的帕多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那里行医.1345年7月，他在特雷维索（Treviso）公社服务，年薪是150里拉.四年后，也就是他死后，他的继任者的年薪差不多是他的5倍.[4]99总之，“中世纪晚期行医的人，至少是内科医生、外科医师和药剂师，在黑死病爆发后，与律师和富有的商人一样成为经济上的精英”.[5]128

但同时，医生的形象也受到这场瘟疫的负面影响.很多人批评医生懦弱、贪婪、无能，不能预防和医治黑死病.因为在意识到黑死病具有传染性后，许多医生都拒绝看病.有人这样描述1348年的医生，“那些医生在进入病人的房间之前，索价奇高，进去之后他们会把脸转过去为病人号脉，把气味强烈的东西拿到鼻子跟前，隔得远远地查看病人的尿液”.[6]51马泰奥·维兰尼（Matteo Villani）则认为，“医生探望病人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的药毫无用处，只能加快病人的死亡”.[3]225

3 公共卫生制度出现

在黑死病爆发前，欧洲的居住环境十分糟糕.当时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卫生和交通设施都极其缺乏.“人口移动、商贸交流、都市化中心的兴起，使得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极度拥挤，垃圾成堆，动物内脏、死畜污物抛撒弃置，沟渠河流等水道污秽恶臭，公共卫生状况非常恶劣”.[7]18黑死病爆发后，在意大利出现了健康委员会和关于公共健康的法律.最初，健康委员会是临时的，只关心如何预防瘟疫的问题，但后来变为常设机构，并增加了监督和管理的职能.以威尼斯为例，1348年3月，当黑死病席卷全城时，该城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公众健康，预防环境的污染”.1351年黑死病结束后，该委员会也完成其使命.但是当1361年黑死病卷土重来时，该委员会又再次建立.最终威尼斯在15世纪初建立了一个常设的公共健康委员会，以监督地区的行医活动，观察当地的卫生状况和报告瘟疫.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如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在大约同一时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15世纪晚期，公共健康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已很广泛，例如对食品质量和销售进行检查，对药物生产和出售进行控制等等.此外，一些城市专门设立了政府医生，以控制疫病的流行.

当时还建立了隔离检疫制度.感染瘟疫的人被关在屋子里，行动受到限制.人们把病人和死人用过的物品烧掉，用醋和硫磺对房屋进行消毒.来自疫区的人被禁止入城.出入隔离禁区必须持有公共健康委员会签署的特别通行证.1348年5月和6月，皮斯托亚（Pistoia）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对抗瘟疫，内容包括禁止市民在皮斯托亚和其他城市之间往返；对市场上供应的食物尤其是肉类进行检查以确保质量；出席葬礼只能限于死者的家庭成员，由专人抬埋死尸，法令甚至对尸体掩埋的深度也有详细的规定.[4]115-1161377年6月，拉古萨（Ragusa）签署了第一个检疫隔离法令，规定所有来自疫区的人必须在梅尔卡纳（Mercana）或者拉古萨老城待一个月.6年后，马赛把隔离的时间确定为40天.[4]119这就是海港检疫制度，它一直保留到现在.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上述许多做法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当时效果究竟如何却很值得怀疑.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都包含有社会控制的因素，一方面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渎职和权力的滥用.事实上，随着权力的增长，公共健康委员会越来越不受欢迎.许多市镇居民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措施以及对个人行动的干涉和货物财产的没收行为十分痛恨.米兰一个公共健康委员会的委员就写道，“我们受到无知民众的憎恶，他们听信几个不关心公众健康，却反复说不存在瘟疫问题的医生的话……在我们偶然经过居民区的狭窄街道时，民众用污言秽语辱骂中伤我们，甚至朝我们身上投掷石块”.[5]124-125尽管如此，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雏形却由此开始确立.

4 医院功能发生变化

“黑死病爆发之前，医院是主要用来隔离而不是治疗病人的机构，目的是使病人远离社会主流以免他们传染或者侵犯健康人.”[5]120由于中世纪麻风病盛行，许多医院以隔离和照顾病人为主.医院多由教会或修道院创办，作为一种慈善机构，其社会功能被放在主要位置.黑死病爆发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虽然一些医院仍以护理和收容为主，但也有不少医院开始尝试治疗病人.尽管以现代标准来看，治疗病人的方法十分野蛮，而且治愈率也很低，但它却改变了多数医院的目标，即进行治疗而不是隔离.

黑死病爆发后的大多数医院都对病房进行了专门的划分，骨折病人、慢性病患者、传染病患者被安置在不同的病房里.每个病房有50到100张病床，床铺经常要共用，但床单会定期清洗，多数医院会供应流水，并有排污管道.[5]121在这方面改进最明显的是法国巴黎的主宫医院（Hotel Dieu）.医院对个人卫生要求很高，每个病房都有若干洗浴设施，每周都有理发师前来为病人服务.

不过医院最重要的变化主要还是体现在医疗方面.“14世纪以前，医生一般不属于医院工作人员，医院由护士管理.护士不论男女都是宗教组织的成员，除负有护理责任外，还有宗教责任，对病人的心灵和肉体予以同样的关心，使病人，特别是濒死病人，对宗教的感情增强.”[8]103黑死病爆发后，许多医院都加强了同医生的联系.在伯里圣埃德蒙（Bury St.Edmund）有5所大医院，其中1所就与附近的剑桥大学建立了联系，允许该校医学院学生在医院实习.到1450年，该镇的其他医院也与当地的医生发展了类似的关系，这样一种模式后来在整个欧洲得到普及.[5]122

综上所述，黑死病虽然是人类经历的一场沉重灾难，但它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医学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戴维·赫利希（David Herlihy）认为，“作为更为深远的一种影响，从黑死病中获得的经验至少使人们开始了漫长而又缓慢的对盖伦体系的再评价过程，这最终促成了现代病理学理论的形成”.[9]72而罗伯特·戈特弗里德（Robert Gottfried）则明确提出，“黑死病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现存医疗体系的崩溃和现代医疗体系的兴起”.[5]104

[1]Horrox Rosemary.The Black Death[Z].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

[2]Garcia-Ballester Luis,French Roger,Arrizabalaga Jon,et al.Practical Medicine from Salerno to the Black Death[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Cohn Samuel K Jr.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M].London:Arnold,2002.

[4]Campbell Anna M.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 Learning[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

[5]Gottfried Robert S.The Black Death: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

[6]Byrne Joseph P.The Black Death[M].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4.

[7]张大庆.医学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方崇亮，刘丕岩，姜桂英.西方医院发展简史[J].中华医史杂志，2003（2）.

[9]Herlihy David.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M].Cambridge,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The Impacts of Black Death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GAO Jian-h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Shanghai,200062）

The Black Death in the 14th century in Europe was a great disaster for humans，but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medical system.First,the traditional medical theory of Hippocrates and Galen has been questioned.Second,the income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was generally increased and the surgeons had a rise in the social status.Third,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appeared.Last, the functions of hospital changed.

The Middle Ages；Black Death；medical theory；public health system

K132

A

1007-6883（2015）06-0096-05

责任编辑 黄部兵

2015-09-16

高建红（1975-），女，新疆石河子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