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在杨骚文化心理的积淀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5．08．021

［文章编号］1004—5856( 2015) 08—0095—05

［收稿日期］2014－09－1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JB13535S;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ZZY1331。

［作者简介］何小海( 1969－)，男，福建漳浦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文学与文化研究;张静容( 1971－)，女，福建龙海人，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与闽南文化研究。

后殖民主义时期，在整体向西方看齐的文化格局中，如何评价中国文化是留学归来的学子必须认真看待的一个重要问题。沐浴西风美雨之后，杨骚( 1900－1957)走过一个很西化的道路，积极追寻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倾向;但中年之后，杨骚开始转身，其文化观发生巨大的变化，逐渐回归中国文化。杨骚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肩负中国文人的使命，其文化观主要体现在愤世意识、田园意识、反抗意识三个方面。

一、愤世意识:中国式文人的文化自觉

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扼杀人性的漫长历史和封建专制政体的强势存在，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步清醒，自觉地进行根源性的历史批判。专制害国害人，“天下之政体，莫毒于专制;天下之苦，莫惨于专制政府之压制”。 ［1］专制伴随着世袭、独裁，缺乏法制与民主。梁启超明言指出:“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 ［2］在这样的思想传统和现实背景下，杨骚主动接受反专制的思想，认可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文化，经常针砭时弊，跃跃欲试。杨骚在省立第八中学读书时，在学堂里带头反对不学无术的教师，差点被学校开除。 ［3］( P877)杨骚反专制的意识日益浓厚，渐次演化为一种习惯:在作品中动辄把皇亲国戚当作嘲讽的对象。如在《续脸孔》中，但凡杨骚要丑化的人物，往往以太监、皇帝、太上皇之类作比喻的原模。“他的一副鼻头画着白粉的太监的脸孔出现;但其实他未必尊敬的对象却不是皇帝。他卑躬屈膝地，又像不胜愤愤地对他那认为有权威的对象说……接着Fade-in，一副存顺严正的须生脸孔呈现了，毕恭毕敬，正襟危坐在他或许真的在尊敬着的认为太上皇的对象面前，眼泪扑簌扑簌地直流下来，忠耿地在叩头奏请。” ［4］( P691)在《十日糊记》中，杨骚把沽名钓誉的南洋商人颐指气使出资办学校或赈灾项目的神行描述为:“对于他们所办的学校或什么什么施种种的威吓，提出种种悖逆的主张，大斧阔刀的吆唤，皇帝将军然地独断自裁。” ［5］( P625)甚至因无法近距离接触印度诗人泰戈尔而留下模糊的印象，杨骚也用“老皇后”来调侃泰戈尔，“他穿的是一种橙黄色的绢类长衣。就只有这件长衣惹我注意，因为使我想起京剧里面常见的老皇后或什么杨国母!” ［5］( P616)可见，杨骚潜意识里对专制社会的产物的排斥，一有机会便不遗余力地加以鞭笞。

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物质规范、观念意识都滞后于西方。西学东渐的文化大背景下，杨骚东渡日本，转向东京求学，期待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民族危机风起云涌，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留学生或抱着医学救国，或抱着工业救国，或抱着政治救国，或抱着文学救国等目标到日本、欧美留学，希望能改变中国的命运。20世纪初，留日学生所选的专业几乎覆盖所有学科，杨骚择业时不是考虑个人如何发财的问题，而是如何救国之事。“初到日本的时候，我的志愿是想学海军，预备将来学成回国，率领舰队打倒日本的。……及至晓得进海军学校无望，便改了念头想学矿，以开矿救国了。” ［6］( P694)杨骚希望军事救国、开矿救国，其报国志向与当时的留学生是一致的。杨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与其强烈的愤世意识不无关系。尽管杨骚想借求学之路实现人生理想的目标几乎不可能达到，但这并没有泯灭杨骚的兴亡意识，杨骚加入左联后思想日益成熟，用积极的行动续写了文人忧天下的兴亡意识，抗战期间表现为强烈的民族意识，用革命行动书写了反抗日寇的兴亡意识。

文人自觉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肩挑天下己任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的心里，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主页。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陆游“悲哉白发翁，世事已饱更;一身不自恤，忧国涕纵横”，明末东林书院联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家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简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孔孟的“忧道”，到君主的“忧位”，到臣子的“忧君”，到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忧天下”，屈原式的文人在文化领域不懈地追寻着个体的生命价值，以文人的抗争精神诠释着愤世意识。

因为愤世，杨骚借助作品鸣不平。纵观杨骚的作品，多数是在抒发与时代不协调的音符。近代史上清政府的腐败和落后，给有志之士带来深刻的伤害与极度的失望，文人想学而优则仕，为国为民出力，但败局是无法扭转的。杨骚的不少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忧时愤世意识，尤其表现在对台湾问题的忧虑上。杨骚幼年时期希望收复台湾灭亡日本的朴素想法，洋溢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是杨骚愤世意识的发轫。幼年时代杨骚“老想当个救国英雄，把台湾讨回来，甚至想把日本全国灭亡了才痛快”。 ［6］( P694)这种书生意气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初步展露杨骚积极入世的文人心态。杨骚小时候看过《说唐》《封神》《东周列国》《水浒》和《三国志》等古典小说，喜欢舞刀弄剑的，喜欢侠义之士，“自己讨厌女人，每看到书中的插图是群钗之辈便丢开，喜欢的是带刀带剑的好汉英雄之类”。 ［6］( P695)

愤世意识和兴亡意识是杨骚个人的一种主导思想，延续着中国文人的责任意识。台湾沦陷在日本手中，杨骚恨不能早日用大炮、战舰解决台湾问题。《受难者的短曲》抒发了这种迫切愿望:“就等得看哥大炮击破东山，就等得看哥战舰驶入南河”，“你等罢，等哥哥带兵回来!” ［7］( P36)反观台湾被日割据这一史实，杨骚联想到清廷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残酷镇压，联想到日本列强的强盗行为，萌发“日本可恶，满清该死” ［6］( P694)的念头，这在当时属于激进的言辞，符合每个中国文人的心态。抗战时期，千夫指向日本鬼子。杨骚更是抗战时期一位勤快的“歌手”，把笔当作武器，向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发出强劲的呐喊，为祖国伟大的抗战事业尽情讴歌。

二、田园意识:中国式文人的文化情怀

中国的文人具有独到的艺术眼光、艺术气质，对艺术的追求带有一定的幻想。杨骚身上有着较浓的艺术气质，他的穿着、对音乐的悟性、擅长拉小提琴等，均显示了他作为文人的艺术个性。综观杨骚的一生，他的内心延续中国文人的田园意识，其艺术观包含一个田园之梦，尤其是在旅居海外期间。

杨骚的作品经常大篇幅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流露出中国文人的田园意识，如《自杀未遂犯》《乡曲》《福建三唱》《站在船头看月》《L妹》《粉蝶与红蔷》等诗作。杨骚非但在作品中追求田园式的意境，在现实中也付出实际行动，两次追求田园式的生活。第一次是旅居新加坡之前，杨骚曾做过建设艺术天国之梦，并付出努力实践过。杨骚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挣钱，从事艺术事业。“发几百万的财来，不但我自己要去欧洲各国留学，就是我喜欢的几个朋友，也都叫他们到欧洲留学，我帮助他们学费。学成归国后，我就在西湖建筑一座艺术家的魔宫，我住在里面，每月招待一两次我所接近的艺术家，一年半载召集一次全国的艺术家会，在里面讨论、研究。里面辟一个全国艺术品的展览场，给爱好艺术的人去游览。我自己住在魔宫的最高一层，或者把那层给我的爱人住。” ［8］( P75)这个“艺术家的魔宫”就是杨骚理想中的艺术天国，里面包含爱人、朋友们和艺术活动。文人喜欢拥有自己的独立家园，享受精神和生活的双重自由。

杨骚渐渐形成了“理想是梦，天国是梦” ［5］( P618)的观点。杨骚闯荡新加坡的目的是赚一笔横财，帮助所有朋友完成对艺术的最高追求，甚至要建立一个天国。“人说黄金是俗物，但我们须着着实实地把持着这个俗物，着着实实地生活下去，着着实实地建设我们的天国，什么天国，所谓的天国!” ［5］( P619)杨骚所谓的天国，其实是中国文人的田园之梦，寄托着文人的精神追求。中国古代真正的文人，不管身在朝堂还是穷乡僻壤，大多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浓厚的生活情趣，喜欢把人生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起来。“怡情山水的审美情趣在西晋时期已初露端倪，为后来山水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9］( P39)文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李白的人生理想是高远的，其中包含一个朴素的想法:“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李白宽广的心灵记挂着一株缺乏浇水、照料的桃树，使得文人对自然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在四川成都筑造草堂，乱世中不忘自己寻找树苗美化居所，“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杜甫亲自寻求苗木，自己种植，还精心规划、细心伺弄、耐心修剪，像老农似的照料园木:“独绕虚斋径，常待小爷柯。幽荫成颇杂，杂木剪还多”。诗人们不论穷时或达时，都眷顾着自己的田园小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活情趣。

杨骚的同乡林语堂的《言志篇》，展现了林语堂追求自由自在生活情趣的一面:

“我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到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到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听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参天的乔木。” ［9］( P80)

书房、小书架、言笑的妻子、天真的儿女、一小块园地、参天的乔木等构成林语堂的田园之梦。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也是中国文人追求田园之梦的实例。杨骚的田园之梦体现在他珍藏的两把斧头上。流亡印度尼西亚时，杨骚买了两把德国铸造的斧头，打算开辟山芭搞个小菜园。后来由于体力不行导致小菜园之梦破灭，杨骚把斧头当作宝贝藏在皮箱里，经常回味这个田园之梦。因此，不论是浪漫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中国文人内心总是存有天真的幻想，喜欢有一片独立的天地，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化艺术事业。杨骚早期的本意是发财后从事艺术事业，建筑一个艺术的天国，和爱人、朋友们在艺术天国自由自在地分享快乐。杨骚在第20封书信中说过:“我愿自己和我所深爱的人都能够超脱这些酸泪，向艺术的方面另寻生趣去!艺术是我们最终的唯一的避难所，我痛感了又痛感。有时候竟甚至会想:为艺术，什么手段都取得。” ［10］( P178)然而，乱世之中文人的田园之梦是无法实现的，郁达夫在杭州沦陷后失去了“风雨茅庐”。与此相同，杨骚的天国之梦也无法实现，因为缺乏经济基础的艺术殿堂是不可能出现的。

杨骚追求的是艺术的生活、光明的未来，是人的本体生命力在驱动。杨骚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新加坡再次遭遇破灭，因为杨骚的目标缺乏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做支撑。尽管如此，杨骚在失意中还是不断地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艺术的人生，体现文人历经挫折仍未泯灭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杨骚的田园之梦是独特的，又与许多中国文人的田园之梦相似，代表了中国文人对文化艺术的自由追求。

三、反抗意识:中国式文人的文化精神

上海时期的杨骚，思想迅速成熟，他能够主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行为就是中国文人反抗精神的最好表现。1927年，上海已取代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成为文化人聚集之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已经转到上海，《语丝》在北京被奉系查禁，在上海被鲁迅继续出版，左联也在上海成立。鲁迅在上海续出《语丝》半月刊第4卷第1期，新出《奔流》月刊，这些为杨骚提供了发表文章的阵地，指引了杨骚文学创作的方向。杨骚在鲁迅指导下，迅速成长起来，其人生目标愈加明确，潜藏的反抗意识喷薄而出。1930年，杨骚加入左联，以文学战士的姿态迅速进入文学圈子，与穆木天、森堡(任钧)、蒲风、白曙、杜淡等成立左联诗歌组，是诗歌组负责人之一。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在上海福州路和山东路口的麦家圈教堂成立，选举了九名执委，执委会又选出四名常委，杨骚作为常委之一负责宣传。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杨骚充分认识到“时代已经不是浪漫好玩的时代，人心当然要受着影响，我相信这不是我的衰老，而是我更进一步地知解人生和创造人生的开始”。 ［10］( P276)这是杨骚的进步，是中国文人积极入世的心态与时代环境、社会变革紧密结合的表现。中国诗歌会的《缘起》向外界公开自己的主旨:“在半殖民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 ［11］( P521)在20世纪30年代的我国知名诗人当中，除穆木天、杨骚、蒲风、温流等人外，如田间、王亚平、柳倩、林林、陈残云、雷石榆、芦荻等四五十人，都曾是该会的成员。在时代的感染下，杨骚幼时忧时愤世意识、兴亡意识与时代迅速交汇在一起，形成目标明确的文学救国思想，积极开辟新诗歌园地，发表了许多文艺评论，如《略谈作家的敏感性》《批评家的手》《普式庚给我们的教训》《从公式主义说到影评》《“批评家”的眼屎》《“惜字纸”两篇》《从诗的特殊性谈起》《感情的泛滥》《题材写作及其他》《漫谈文艺批评》《关于剧作法的问答》《略谈诗歌音韵与大众化问题》等。

加入左联之前，杨骚的作品多围绕个人情感纠缠，抒发一些愁苦、呻吟、牢骚，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我”;加入左联后，杨骚以诗歌、剧本、诗论、杂文的革命性与战斗性抒发个人的反抗精神。蒲风《杨骚的诗》最早评价了杨骚的反抗意识与诗歌创作的有机结合:“尤其是近年来的杨骚，已把诗的时代任务放在肩上的一位。” ［12］( P97)要反抗，就必须打碎旧的秩序，建设新的天地。杨骚积极实践中国诗歌会的主张，其诗歌创作紧跟时代步伐，大胆地谱写农民兄弟的反抗之歌，诗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小兄弟的歌》是杨骚这个时期的作品，作家已经意识到通过斗争才能建设新天地:“因为太阳已从糊模的地平线升起，红的光赶走了一切的黑暗和阴霾。你们虽然死了，但你们勇敢的牺牲，将建设起来我们就是你们的新天地”。如果说原来开辟艺术天国只是一种幻想，那么该阶段“建设新天地”则是杨骚的现实行为。杨骚不是孤立的旁观者，而是主动加入抗争的序列，和兄弟们一起并肩战斗，显示出作家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乡曲》是杨骚的代表作，也是杨骚文学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是评论:“长篇叙事诗《乡曲》，描写了地主、兵匪、捐税、灾荒等天灾人祸煎熬下农民的痛苦不堪的生活，表现了他们要‘打碎这乌黑的天地’的愿望和信心。”《福建三唱》抒发了杨骚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愤怒地谴责日寇的侵略兽性，号召乡亲们“点燃武夷山上的森林”，“烧毁汉奸的狼心狗肺”，“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潮”，“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杨骚延续少年时期“收复台湾灭亡日本”的爱国精神，发泄旧恨新仇，体现中国文人富于正义感的硬骨气。因此《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1927－1937)和《一二·九诗选》等诗歌选本，都把《福建三唱》作为杨骚的代表作收录。

杨骚的反抗意识，不光是嘴巴上说说而已，或写写文章而已，杨骚还以实际行动响应自己的心声，实践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反日大同盟，举行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游行时杨骚和楼适夷大胆地打着旗子。“一二八”事变时，杨骚参加上海各界慰问团，到宝山路一带慰问十九路军。杨骚边参加革命活动，边进行文学创作，这期间他翻译了《十月》《铁流》《没钱的犹太人》《托尔斯泰传》等著作，积极宣传进步文化和革命精神。在这一点上，杨骚秉承文学救国的人生理想，积极从事“打碎这乌黑的天地”的革命活动，走在时代的最前头，履行对白薇说过的话:“我要在群众之中找点热气，取点暖味。……我们一无胆量做土匪抢钱，二无婢颜奴膝的本能做官，三无狡猾的本能做商人，当然是要穷的，再无祖宗遗下什么大财产。最后留给我们的一条路，便是实际革命去。” ［10］( P301)走上革命之路的杨骚，比起先前沉湎于个人的情感漩涡，显得坚毅务实、沉着厚重。1936年，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杨骚赞同“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尽管杨骚和战友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杨骚始终与战友们站在同一战壕，坚持“文学是武器” ［6］( P697)的主张，写出评论文章《文学的国防动员》《历史的呼声》，客观评价1936年的诗歌:“总之，一九三六年的诗坛，我们可以说是在‘国防诗歌’这一面大旗的掩映之下，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出现，形成民族解放战的最勇敢的一个支流，合着历史底进行曲的拍子奔流着前进的。” ［13］( P785)文章提醒文化工作者:“现实迫着我们的大小诗人，成为民族解放战的大小警钟了”， ［13］( P781)号召诗人们多写作“国防诗歌”，为抗日救亡做出应有的贡献。

综上，杨骚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呈现一种曲折认可的轨迹，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来看，杨骚的文化选择发生在中国近代史文化体系分崩离析与重建时期。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杨骚在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方文化之余，注意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积淀，从一个懵懂求知的少年，成长为一位上进的文学青年，从一个浪漫懦弱的诗人，成长为意志坚定的文化战士。愤世意识和反抗意识，成为杨骚以反对外来侵略尤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线、在文学上辛勤劳作、为民族大义放声歌唱的内在驱动力。1980年，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讲话中肯定了杨骚的这种文化观的转变:“诗人柯仲平、殷夫、艾青、蒲风、杨骚有新的创建。” ［14］杨骚适时地调适了自己的文化选择的方向，浓缩了时代的现实意义和文化判断。

［参　考　文　献］

［1］辕孙．露西亚虚无党［N］．江苏，1904－04．

［2］梁启超．论立法权［J］．新民丛报，1902，( 2)．

［3］杨西北．杨骚简谱［A］．杨骚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4］杨骚．续脸孔［A］．杨骚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5］杨骚．十日糊记［A］．杨骚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6］杨骚．我与文学［A］．杨骚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杨骚．受难者的短曲［A］．杨骚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8］青禾．杨骚传［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9］段春杨．徘徊儒道之间——西晋作家的思想及文学发展趋向［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 11)．

［10］林语堂．言志篇［A］．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杨骚．昨夜·杨骚之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2］任钧．穆木天和中国诗歌会［A］．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第108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13］蒲风．杨骚的诗［A］．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第108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14］杨骚．历史的呼声［A］．杨骚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新潮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ccumulation in Yang Sao’s Cultural Psychology Framework

HE Xiao-hai，ZHANG Jing-rong

(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Zhangzhou 363000，China)

Abstract: YANG Sao is one of the left-wing writers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fathers of Chinese Poetry Society．More national characters are remained in his works，showing the criticism and inheri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tarting from the point of Chines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and intellectuals’philosophy of life，YANG Sao inherited the common characters of Chinese literary people and developed his own cultural psychology gradually．His cultural views include cynical ideas，pastoral consciousness，and sense of revolting．

Key words: Yang Sao; cultural viewpoint; traditional culture; cynical consciousness; pastoral consciousness; sense of revol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