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藏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特殊价值研究

钱秉毅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昆明650000)

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越南汉文历史文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是此书在中国图书馆界仅有的三部越南原刻本之一，而且其入藏云南省图书馆的过程，见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唯一的在国境之外接受日军投降的“跨国受降”历史，体现了中国人民与越南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卓越功勋，以及中国抗日战场胜利在二战亚洲战场的重要意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越南历史文献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加之云南省图书馆所藏原为越南皇室藏本，其价值弥足珍贵，不同凡响。

一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入藏云南省图书馆始末

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全本共22册，书高28.5厘米，广20.5厘米，版高25.5厘米，广18厘米，分两栏，上栏眉批，下栏正文，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四孔线装。全书保存十分完好，纸洁墨净，几如新制，封装于两个木函之中，两木函盖上均有醒目的墨书:

安南历史 (原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全部前编正编都贰拾贰册，分装贰函，寄赠云南省立图书馆，陆军第六十军中将军长万保邦于越南故都顺化。［1］

又在第二木函所装的第22册书末有万保邦手书跋文一篇，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余奉命接收越南义安、顺化区日本军队之投降，收缴其武器而遣散之。于双十国庆日抵顺化，各界人士咸来会见。保大夫人者，最近自动逊位之保大皇后也，亦来会见。以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全部前正编都二十二册惠赠，且曰“越南历史为法人毁灭殆尽，今所持赠，乃皇室所仅存，称孤本矣。”开卷浏览，其体例略师乾隆御批通鉴与紫阳纲目。戎马倥偬，无暇细读。乃加木函，分装二匣，寄赠云南省立图书馆，以待好学之士，熟读深思，做专门之研究云。陆军第六十军中将军长万保邦跋。［2］

在跋文之后，钤有“万保邦印”朱文印章。

上述内容清楚地记录了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来源及入藏始末，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二战亚洲战场上的丰功伟业，也成为中国和越南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伟大胜利和中越友好的历史见证。

云南省图书馆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中越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胜利成果和历史见证。经过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遵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8月17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核准并授权，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达《一般命令第一号》，对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作了严格的划分。命令规定“在中国 (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将军投降”［3］。按照这一命令，越南南部地区的日军由英军受降，而越南境内北纬16度线以北驻有的日军第38军两个师团及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共31，340名日军，由中国军队跨国受降［4］。这一光荣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曾经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滇军肩上。抗战胜利后中国唯一出国境承担受降任务的中国第一方面军，其时驻守云南，由云南子弟组成，滇军主帅卢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跨国受降的主官。其中承担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义顺区受降任务的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其后在滇西抗击日本侵略五年之久，屡次挫败日本进犯的滇军抗日劲旅60军［5］。此事件又被后人称为“滇军入越受降”。

中国对日入越受降的20万大军，于1945年9月1日开始在卢汉的统一指挥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拉开了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跨国军事行动序幕［6］。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沿滇越铁路向前推进，到达河内。而60军则由军长万保邦率领，从云南金平、屏边、那发向越南老街、莱昕，经富流至河内，随后继续向南定、顺化、海防及土伦(北纬16度南北分界处)推进，负责越南义顺区的日军受降。1945年9月28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将军在越南河内总督府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60军军部在10月6日至13日期间驻扎在越南阮氏王朝故都顺化，并在顺化接受了6844名日军的投降［7］。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的支援和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人民在1945年8月上旬举行了全国性的武装起义，于8月16日成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即越南临时政府)。8月25日，越南阮朝末代皇帝保大下诏宣布退位。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河内成立，保大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位公民”［8］。

1945年10月10日，越南顺化的各届人士与入越受降的60军将士共同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在集会上，60军军长万保邦获赠《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刻本全书。身处跨国受降前线的万保邦虽“戎马倥偬，无暇细读”，却也未将其据为己有，而是看作抗日战争胜利和跨国受降的重要证据，精心加装木函，“分装二匣，寄赠云南省立图书馆”，一方面作为中越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希望“以待好学之士，熟读深思，做专门之研究云”。

获赠《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60军军长万保邦是战功赫赫的抗战名将。万保邦，字安稷，生于1900年。祖籍云南建水县，后迁居屏边县白云乡。幼时在蒙自读书，1917年到昆明上中学，1920年毕业后，深感国家积弱，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军事。1924年万保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云南讲武堂区队长，后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炮兵团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到云南投奔龙云。抗日战争时期历任60军旅长、副军长和军长之职［9］。

万保邦所率入越受降的中国军队陆军第60军是云南人民养育的、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抗日劲旅，其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各省军政长官举行最高国防会议，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慨然表示云南将组军出滇抗战。回省后，龙云将云南地方部队中最为精锐的约4万余人新编为一军，即陆军第60军，辖182、183、184三个师。1937年10月5日，60军在昆明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随后开赴抗战前线，于1938年4月参加了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战斗。当时日军调集20万大军向中国军队疯狂反扑，危急时刻，60军开赴台儿庄战场，成为台儿庄战役第二阶段的中国军队主力。1938年4月22日，60军接敌，在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之下，浴血奋战，坚守阵地，粉碎了日军正面突破台儿庄的意图。于是日军改变进攻方向，企图抢占战场制高点禹王山。60军第184师死守禹王山，阻击日军。时任184师543旅旅长的万保邦率部扼守禹王山主阵地，与敌展开激战，打退日寇多次进攻，并且在危急关头亲率预备队与日军殊死搏斗。60军坚守禹王山阵地19个昼夜，粉碎了日军抢占战场制高点的意图，保全了台儿庄战场，为中国军队总体部署赢得了时间。禹王山血战极其壮烈，60军官兵以悍不畏死的气概，在伤亡近2/3的情况下，守住了阵地，歼灭日军超过1万人，牵制了敌人主力，挫败了日军从鲁南方向打通津浦线，攻占徐州的侵略意图。其后60军又临危受命，坚守徐州，掩护数十万中国部队跳出日军包围圈，直至1938年5月16日才奉命撤出战场。徐州会战以后，60军又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滇军官兵英勇奋战，赢得了国人赞誉［10］。

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日本乘机要求法属印度支那政府截断滇越铁路，断绝这条中国政府运送抗日物资的重要运输线，其后又派遣日军进入越南，直逼滇越边境，企图从越南进犯我国，威胁中国抗战大后方安全［11］。由于云南已先后派出60军、58军北上抗日，省内空虚，兵力不足。龙云请求蒋介石将60军调回。得到同意后，60军(182、184两个师)回滇，龙云迅速以此为基础，将其扩编为滇南作战军，成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由卢汉任总司令，防御滇南。从1940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万保邦以60军代军长兼184师师长之职，率部驻防蒙自、开远、屏边、河口四地，镇守滇南中越边境长达5年，打败了日军的屡屡进犯，犹如“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铜墙铁壁，使日寇始终无法入侵我滇南各地。1945年6月初至8月中旬，滇军奉命追歼中越边境的日军，先后作战30余次，毙敌300余人［12］。

入越受降的滇军60军和抗日名将万保邦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卓越功勋，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而且赢得了越南人民的敬重，获赠越南国宝文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就是对这段光辉抗战历史的见证和褒扬。

二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承载的特殊历史意义及其版本价值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不仅承载着抗日战争胜利的特殊历史记忆，而且是有故事的珍贵典藏。从越南历史的角度看，该书的编撰、刊行和入藏云南省图书馆的时间，都发生在越南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口，见证了越南国家命运的转折起伏，因此云南省图书馆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由越南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阮朝第四任皇帝阮翼宗首倡、组织、定例和钦定的越南汉文国史。越南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具有编撰国史的历史传统。重要者为越南后黎朝时代 (1428—1789)①在刘志强《有关越南历史文化的汉文史籍》(《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文中，《大越史记全书》是根据1272年越南陈朝黎文休所撰《大越史记》编修，于1697年刊刻出版，因此编修年代为13－17世纪。郭振铎《越南〈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则认为《大越史记全书》编撰“始于黎朝黎圣宗洪德十年 (1479)史官吴士连，中经历代史学家增补，到黎熙宗正和十八年 (1697)由参从吏部尚书黎嘻等十三人最后完成，历时218年。”本文《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时间从郭文。吴士连、黎嘻等人编撰的《大越史记全书》，此书记载了起于远古时代的鸿庞纪，止于后黎朝黎嘉宗统治时代 (公元前?—1675)的越南历史。而其后的郑主 (1539—1787)、前阮朝 (1533—1777)和阮氏三兄弟领导的越南西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西山阮朝时代(1778—1802)均无正史续编。1802年越南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阮朝建立，到阮翼宗 (1848—1883)时期，经过50余年的发展，国家逐渐繁荣，但同时西方列强特别是法国殖民势力已侵入越南。1856年8月，法国军舰“卡第纳号”炮击岘港，正式揭开了其武装侵略越南的序幕［13］。越南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沦为殖民地的危机。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阮翼宗深感编修国史的急迫性，他认为“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14］，作为历史借鉴，必须撰写一部全面反映越南“其间数千载”历史的史书。一方面续编越南1675年之后一个半世纪的越南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史，使越南史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将越南历朝“政治之得失、人物之贤否、疆域之沿革、制度之兴废”［15］等载之史册。于是阮翼宗在嗣德八年 (1855)十二月颁布编书诏谕，且亲自定夺参编人员和编撰体例。1856年法军开始武装侵略越南，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开始编撰的1855年，正是越南国家命运即将滑向殖民深渊的关口。《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作为体现阮氏王朝对越南国家建构和历史发展基本认识的国史开始编修的。其编撰伊始，阮翼宗君臣等寄托其上的，是通过对国家民族历史的继承与总结，分析历代统治经验，以找到渡过难关的钥匙。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成书于1882年，其时正是越南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前两年，此书也成为越南在尚能保持独立国家尊严情况下的最后一部官修国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修撰因受到法国殖民主义干扰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嗣德八年(1855)十二月翼宗下诏修书，次年二月确定主要编撰人员，由越南史学家、礼部尚书潘清简任主编，光禄寺范春桂为副主编，陈文等为撰修。五月，翼宗赐史臣宴，编撰工作正式开始［16］。第一步的编撰工作于嗣德十二年 (1859)完成初稿，编撰班子解散。但因法国侵略步步升级，阮翼宗无暇顾及修史，甚至主撰者潘清简本人也被派往越南南部抗击法国殖民势力的侵略［17］。《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后期修订被迫停顿10余年。法国侵略的进逼使阮翼宗倍感修史的紧迫性，遂于嗣德二十四年 (1871)、二十五年 (1872)、二十九年(1876)、三十一年 (1878)、三十四年 (1881)五次派人对初稿进行检定，于1882年正式定稿。《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定稿尚未付梓之际，1883年阮翼宗去世。翌年 (建福元年，1884)《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开始付梓刊刻，1886年工竣颁行。正是在1884年，法国殖民者逼迫继位的阮简宗签定第二次越法《顺化条约》，迫使越南放弃与清朝的藩宗关系，越南完全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18］。《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编撰、成书、刊刻所历经的30年，正是越南被法国殖民者蚕食鲸吞的年代。而从成书到刊行的过程，呈现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高效，反映出当时越南朝廷面临国家主权丧失，局势失控时沉重的危机感与紧迫感。《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1884年越南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之时刊刻，成为越南封建时代没落、殖民地时代开始最好的注脚。如果说阮翼宗君臣1855年是满含对国家未来的忧虑而开始编撰工作，那1884年阮翼宗的继位者在国家沦亡之际，抓紧时间将最后一部国史刊刻发行，则是期望借史籍来传承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是力图借《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一书来保留越南作为独立自主国家的最后尊严。

自1886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书成颁行到1945年入藏云南省图书馆之间的60余年，是越南先后被法国、日本侵略占领的最黑暗的时代，从1884年至1940年，越南作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饱受欺凌和压迫。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本军队乘机入侵，越南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占领区，越南阮氏王朝成为法国殖民主义和日本占领者的傀儡。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越南在中国人民的帮助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建立了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45年越南末代封建皇帝保大帝逊位和中国军队跨国受降之际，保大夫人所云“越南历史为法人毁灭殆尽，今所持赠，乃皇室所仅存，称孤本矣”，殆非虚言。越南在近代长期受法国殖民统治，法国军队曾在河内解放前夕拉走700箱越南书籍，日本侵略者对越南同样进行了文化劫掠［19］，而阮朝皇室所藏孤本《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最终由逊位的保大皇后赠与入越受降的中国军队将领，其后入藏云南省图书馆。虽然今天已不可考保大夫人将此书作为礼物相赠的用意如何，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作为越南在独立自主时期所编撰的尊严国史，在中越抗击日本侵略胜利、越南封建王朝覆灭和越南人民争取独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次第发生的关键时期，其皇室所藏孤本的现世，象征意味值得深究。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撰修、刊行和入藏云南省图书馆，俱历经越南近代历史发展的重大关键时刻。更因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刊行之际，越南已经沦为法国殖民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刊行数量应有限，流传不广。因此入藏云南省图书馆之皇室所藏孤本，弥足珍贵。《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越南国内也是较为稀见的古籍。越南汉喃研究院作为越南收集、保存和研究越南汉文文献最大、最主要的机构，收藏有12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刻本，其中完整的仅有两套［20］。据笔者调查，我国图书馆亦藏有此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有两个版本，一套为建福元年 (1884)的刻本及一部残缺的抄本［21］。台湾“中研院”同样藏有一部越南建福元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中研院”所藏刻本当为保大夫人所赠入藏云南省图书馆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同时刊刻版本。台湾方面1969年以“中研院”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为底本发行影印本，香港中文大学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即为台湾影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也有两个版本，一套为台湾影印本，另一套则是一个抄本，抄写于1956年。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为复印本，钤有“广西社会科学院藏书”和“北京图书馆藏”两个藏书印章，可见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复印本复印自广西社会科学院，而广西社会科学院又复印自北京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前身)。经比对，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与广西社会科学院复印本所据原本正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由此可见《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原刊全本目前所知在中国仅存3套，分别藏于台湾“中研院”、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而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更因其为越南阮朝皇室所藏、末代逊位皇后所赠，版本价值和历史意义尤其突出。

三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体现的中越史学交流及越南阮朝的王朝史观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为汉文撰写的越南国史，共有卷首一卷，前编五卷，正编四十七卷。卷首收录修撰此书的谕旨、奏议、进表、凡例、编撰者职名及目录。 《前编》五卷记载自大约公元前700年传说越南建国至中国的五代时期，即越南隶属于中国时期的历史。《正编》四十七卷记述越南从脱离中国的丁朝 (968年)到黎朝灭亡 (1789年)，阮朝建立之前的历史。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越南编年史中时间跨度最长、部头最大的一部，历来为治越史学者所重。20世纪80年代，金旭东《〈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一文对《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编纂时代背景、编纂集体、成书过程、所收史料、编纂方法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考证，指出是书集越史之大成，是越南史籍体例的创新，是研究越南历史的主要史籍①参见金旭东:《〈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东南亚》1985年第3期。。武尚清同名文章《〈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则对其书所反映的主要史学观点，如越南国统开端、正统朝代、“北属”与“自主”等问题作了评介，认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述载历史时段长，所收材料丰富，吸纳越南此前史籍的成果，有融会贯通之效②参见武尚清:《〈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90年代郭振铎《越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一文所论并未超出金文与武文③参见郭振铎:《越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1期。。而进入新世纪，对《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关注多出现在对越南汉文古籍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中，进一步论证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作为越南史籍基础文献的地位，如周佳荣的《越南汉文史籍解题》、刘玉珺的《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刘志强的《有关越南历史文化的汉文史籍》等①参见周佳荣:《越南汉文史籍解题》，《当代史学》1998年第一卷第3期;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刘志强:《有关越南历史文化的汉文史籍》，《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近来中国学者在研究国内相关历史问题时，也开始运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资料，如张明富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福康安得厚赂奏请罢兵安南说辩正——以文献形成的立场差异为视角》②张明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福康安得厚赂奏请罢兵安南说辩正——以文献形成的立场差异为视角》，《文献》2010年第1期。。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为越南封建王朝末期以汉文撰写的越南官修国史，该书在史料来源、编撰体例和撰写方法上多继承中国传统史书的编撰特征，反映了中越史学交流的深远影响。越南有长期使用汉文撰修本国历史的传统，如14世纪黎崱所撰《安南志略》、15至17世纪吴士连、黎嘻等撰修《大越史记全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国史馆编撰的《大南实录》等都是越南史家用汉文撰写的重要的越南史籍［22］。《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延续了越南修史的传统。

在史料的运用上，大凡公元10世纪前越南远古历史和越南从中国独立出去之前的历史记载，《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多采中国史籍记载。除中国历代正史外，还有郦道元《水经注》、曾钊《交州记》、沈怀远《南越志》、陆伯生《广舆记》、邓德明《南康记》、裴渊《广州记》、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五行志》、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乐史《太平寰宇记》、高洪征《安南志 (源)》、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徐明善《天南行记》、欧大任《岭南遗书》及《百越先贤志》等中国历史文献数十部作为基本史料［23］，反映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对中国史籍的重视和借鉴。当然，作为越南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的历史书写，《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多采用的还是本国史籍的史料。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采用中国史学的“纲目”体编撰。嗣德八年 (1855)年十二月，阮翼宗下诏曰:“将历代史编年一书，参以诸家稗乘记载之言，搜採遗轶，订正讹谬，笔削褒贬，一准紫阳纲目书法，裒辑编定，勒成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全部。”［24］中国历代史籍主要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大体例，纲目体为晚出，而且在中国史学史运用较少。纲目体史书源于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紫阳即是朱熹的别称。朱熹认为《资治通鉴》记载宏富，史事繁杂，难以卒读，于是依编年形式，以《资治通鉴》为本，每事列一提要，称为“纲”，纲言简而字大，纲下再详叙解说，称为“目”，目字小而事详。纲为提要，目为叙事。朱熹于是采大事为纲，简述敷陈其史实为目，仿《春秋》笔法，评述臧否历史事件与人物，撰著《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借此表达其理学思想、政治理念和史学观，从而开创了中国史籍的纲目体。阮翼宗选择师法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来编撰越南本国的历史，反映出越南对中国史书编撰方法的继承。面对法国殖民势力的吞并，阮氏朝廷宣扬其为越南正统的观念，维持其在政治上的统治，而贯穿朱熹正统思想的《资治通鉴纲目》，无疑最为符合要求。除有纲、目外，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还有御批、谨按、注、各家史语、附录五种形式的内容。清代乾隆皇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也包括纲、目、乾隆皇帝的御批、注、附书、按语、史赞七种形式的文字，乾隆皇帝的御批也是以眉批的形式呈现③傅恒等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5－339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与其有很大的相似性，可见《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对中国史籍的模仿与借鉴，因此万保邦跋文中才说“其体例略师《乾隆御批通鉴》与紫阳《纲目》”。

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创新。书中纲、目文字，并未分大小，而是纲顶栏而写，目缩进一字，以示区别;纲目的内容多依照越南世代流传的史书记载进行书写，如若编撰者对某史事有不同的观点，或存疑问，或有新的论断，则写于“谨按”的内容中;“注”是对《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书中字词的解释，其中对越南诸多地名、人物、典章制度变迁的注释保存了许多越南珍贵的历史资料;“各家史语”是对越南著名史家对纲目涉及史事评述的文字摘集;“附录”则是将成段摘引的其他史书的文字，附于最后。《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最不能忽视的是阮翼宗的“御批”。此前不少学者对阮翼宗的“御批”持否定态度，如武尚清《〈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文中，引用、支持并进一步阐述了越南史学家花朋的观点，认为其“思想平庸、文辞空泛……使《纲目》的政治质量与史学品味受到影响”［25］。但本文认为，阮翼宗是政治人物，并非史学家，不应当以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评判其批语，而应当结合其越南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揭示研究这些批语所反映的阮翼宗的国家治理思想和历史史观。

以阮翼宗、潘清简为代表的编撰集体，以“批”、“谨按”、“注”等形式的文字，通过《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一书传达了阮朝统治者对越南国家建构的基本认识和王朝史观，彰显了越南国民国家认同的基本历史，此乃《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编撰的深刻蕴意。在前编中距编书时代较为久远的历史，主要记载王侯将相的更迭，文字较为简略，而离阮氏王朝越近，则记述越为详细，在史料选择的侧重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对于阮朝之前的黎朝，《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突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对地名的考释。如黎圣宗光顺十年(1469)“定天下版图”条，“目”仅有半页一百余字，记载当时越南的一级政区名称及下辖的府县州数目，其后的“注”却有洋洋19页近5000字之多，不仅详细罗列各所辖府县州的名称，还对政区沿革情况进行了说明，其中不少地方甚至论及阮朝情形［26］。在近代以经纬度标识领土之前，对国家疆域的确立主要就是通过对地名的考察来进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收录大量有关地名考释、政区变迁的文字，反映出编撰者对国家建构的基础——疆域问题的关注。阮翼宗本人的批语也对此有所反映，如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汉置交趾郡，交趾成为汉王朝的郡县之地，阮翼宗借古抒今，有感而发写下批语“然终不能收回寸土，大是憾事，非特于今复宇为难，悲夫”［27］。其二，对制度的重视。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有大量官制、兵制、科举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记载非常详细和丰富。如同样是黎圣宗时期，在官制方面就有《九月择定官制》、《申定内外官禄制》、《定封荫例》①分别见于《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十二《黎圣宗洪德二年》第12页、第6页、第15页。等专门的纲目，各纲目下的注释更是对其进行详细铺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黎圣宗时期官制的资料系统。这清晰地表明，阮翼宗君臣将检讨历史的重点放在了制度上，认为制度的建设、完备与否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对典章制度的重视，成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阮翼宗君臣在国家构建与治理中重要的思想基础。其三，对历史时期中越关系相对客观的史观。越南在10世纪之前曾长期处于中国王朝版图范围内，受中原王朝统治，越南史家将此时期称为“北属”时期。《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对这段历史给予如实记载，基本反映了历史时期中越关系的原貌。如在《凡例》中，对“北属”时期的编撰体例就作出了如下规定:“北朝周秦汉魏吴晋宋齐梁，凡与本国相关者，分注于干支横行之下，余无关者省之……凡当北属诸刺史、太守、都护、经略，间有治绩可称及劣迹可指，皆随事直书，以明贤否，而示鉴戒。”［28］武尚清先生对《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涉及的“北属”与“自主”问题总结道:“若越土已成为中朝郡县，纪年上则大字直书干支，双行小字附注中朝帝王年次，如‘属东汉纪’、‘属隋唐纪’是。若越土已为自主独立王朝，则大字记干支、记越王年号年次，下以双行小字附记中朝年号年次。这既可分别主副，又不割裂联系。”［29］除在格式上的体现外，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对具体事件的记载表述也相对客观，如明弘治元年 (1488)，占城被安南攻破，占城王后裔古来挈家赴明告难，明朝廷遣使派兵送归助其复国，并传檄安南，命其不得为患，安南不敢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采用越南方面记载的同时，并举了明史对此事的记载，而翼宗批曰“凡外国事，我史与中国史各持一说，不免护短，未知孰是”［30］，反映出以阮翼宗为首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编撰人员对历史时期中越关系相对客观的态度。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几经阅拟、阅检、复检、阅定，加上成书时间相对较晚，吸收了此前越南诸多史家史著的优点，是越南正史中影响重要、地位突出的史籍。作为越南官修国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除本身具有的历史史料价值之外，其诞生过程中所历经的特殊时代背景，又赋予了其特殊复杂的历史意义。而云南省图书馆的藏本，更因其为越南皇室所藏、中国抗战将领所赠而具有了非凡的版本价值。笔者试对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特殊价值进行研究，借此作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70周年的纪念。

【注 释】

［1］〈越〉潘清简等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建福元年 (1884)刻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装具题识。

［2］〈越〉潘清简等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万保邦跋》，云南省图书馆藏本，第22册书末。

［3］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7059页。

［4］杨家杰编《第一方面军抗战暨在越北受降交防纪实》，载于《续云南通志长编》卷十，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第93页。

［5］同 ［4］，第147页。

［6］同 ［4］，第125页。

［7］同 ［4］。

［8］凌文:《越南八月革命》，《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1期。

［9］参见朱维琛编著《万保邦及其领导的民卫军》，民族出版社，2006年。

［10］参见《第一集团军历史概要》，民国油印本，云南省图书馆藏，著者及具体成书时间待考。

［11］〈美〉约翰·F.卡迪著，姚楠、陈炎等译《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12］同 ［4］，第103、114页。

［13］〈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0页。

［14］〈越〉潘清简等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首》之《谕旨》，云南省图书馆藏本，第1页。

［15］同 ［14］。

［16］《大南实录》第四纪卷之十四，嗣德九年二月。转引自金旭东:《〈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东南亚》1985年第3期。

［17］金旭东:《〈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东南亚》1985年第3期。

［18］同 ［13］。

［19］刘志强:《有关越南历史文化的汉文史籍》，《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

［20］见越南汉喃研究院书目检索信息，http://140.109.24.175/pasweb/Opac_book/book_detail.asp?systemno=0000000169，2015年3月25日。

［21］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ttp://rbsc.calis.edu.cn:8086，2015年3月25日。

［22］同 ［19］。

［23］武尚清:《〈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4］同 ［14］，第2页。

［25］同 ［23］。

［26］〈越〉潘清简等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十一《黎圣宗光顺十年》，第16页。

［27］〈越〉潘清简等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二《赵王建德元年》，第4页。

［28］〈越〉潘清简等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首》之《凡例》，第4－5页。

［29］同 ［23］。

［30］〈越〉潘清简等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十四《黎圣宗洪德十九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