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人名的文化特征及翻译策略探讨

付艳丽

信阳师范学院外(信阳 464000)

在中文与英语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人名作为具有指称性一级专属性的特有称呼，不仅是与其他个体区分开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代表一定含义的文化表征[1,2]。英语是目前全球最为普遍与通用的语言之一，我们在进行中英文化翻译以及交流的过程中，必须首先理解具有代表性的、贯穿于交流始终的人名的文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以提高交流的有效性以及契合度。

1 英语文化背景下的人名命名特征

不同地区的人名命名方式不同，与中国文化背景下“姓+名”的命名顺序与结构不同，英语文化背景下的人名命名通常以“名”在前，而“姓”在后。其主要原因在于汉语和英语的文化差异性，首先，中国以家族为个人的核心归属，“姓”作为共性特征，是证明个人家族性质的重要依据，因此置于“名”的前方。而在以西方宗教为主的英语国家，其通常以教名作为其共性的表征，因此在命名结构中将教名置于前端；“名”即中间名，是西方人对自己个性表征的特有符号，属于自取名，处于在教名之后以及“姓”之前，在日常翻译与交流中可以省略不写，但象征着西方人标榜的个性与自由；例如，“William Jafferson Clinton”，“Jafferson”是人物根据自我性格与喜好等因素进行个性标榜的自取名，“William”是教名，是人物出生时由教会牧师或父母亲人等所取的名称，“Clinton”属于姓，通常与教名相连对人物进行简称，即“William Clinton”。

除了人名命名的结构顺序及其含义具有文化差异性以外，在英语人名的命名方式上还存在其特殊、富含趣味的特征。正如中国文化背景下以象征义、美好愿景和祝福、五行观念以及意境美等内容为依据的命名特征；英语文化背景下的人名命名同样具有其特殊的含义与寄托。首先，在某些时期，职业的差异性成为英语人名姓氏的区分依据，如以祖先行业形成的姓“Smith”代表以打铁为行业的家族特征；其次，有以大自然的季节、动植物等作为命名依据的“Summer”、“Rose”、“Bush”、“Apple”以及“Daisy”等；另外，还有以西方神话或历史英雄人物的名字命名的“Washington” 、 “Bush” 、 “Clytze” 、 “Apllo” 以 及“Benjamin”等。可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名的命名具有其特定含义与愿景，只有从人物人名的特征出发，才能更好地实现中英交流的高效与价值。

2 英语人名翻译的常见缺陷分析

从上文论述中可知，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名特征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对中英人名翻译以及交流形成了较多障碍；导致人们在人名翻译过程中常常出现以下问题：(1)在某些以直接音译为主要方式的翻译过程中，部分读音较为复杂的英文人名被翻译成较长的中文称呼，如“Macdonald”，人们在翻译时容易译成“麦克唐纳尔德”，而简短明亮的人名译文应为“麦克唐纳”；直接音译的效果原本不具备过于明显的规律性，名字过长将影响译文的通顺度以及交流的效率与效果。(2)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地区划分具有其翻译的差异性，人们对西方英语文化的理解以及认知不同，其人名、地名等名称的翻译也就存在细微差别；例如，我国大陆与李港地区的文化差异较大，在英语人名的翻译上反映其不同的生活习惯以及语言风格，“Beckham”在大陆通常被译为“贝克汉姆”，是广为人们所认识的球星；而在李港，由于人们对球星的戏谑以及对于明星的简称，再加之以粤语为地区母语的语言风格，人们通常将“Beckham”直接通过粤语音译成为“碧咸”，与大陆的音译存在巨大差异，在两地人们的日常交流与文化翻译中形成较大的障碍。可见，在英语人名的翻译过程中，还应充分结合各地文化差异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

3 如何提高英语人名翻译的契合度

3.1 以发音相似度进行直译

首先，以发音相似度进行直译的英语人名音译法是我们在中英人名翻译中最为常见的翻译策略之一。在音译法的翻译过程中，应首先明确人名的全程读音，只有在读音正确的基础上进行发音相似的直译，才能为音译的准确性和简练性奠定基础。其次，在音译过程中还应保持原发音规律的原始性，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过多的原创内容，从而导致英语人名翻译的失误率过高的后果。另外，在以音译法进行英语人名的翻译过程中，应严格遵循英语人名的命名结构和顺序，如“教名为首、自取名为中间、姓为后“的命名结构，保持英语人名的原本性。例如，“Michael Jackson”应译为“麦克 杰克逊”。此外，由于以发音相似度作为翻译依据的直译法还以英语人名的发音特色为依据，存在不同地区发音差异的问题；因此，要真正提高英语人名翻译的契合度，还应综合考虑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3.2 在音译基础上进行文化释义加注

在西方的英语文化背景中，英语人名不仅可作为人物的指代性表征符号，还能作为具有一定内涵的文化特色进行人物注释和指称[3,4]。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囊括了包括寓言、圣经、古罗马神话等在内的文化瑰宝，其中不乏熠熠生辉的英雄人物。因此，不同风格的英雄人物名字也可作为文化注释进行特点描述。文化释义加注的英语人名翻译过程中，首先以音译为基础，如著名人物“Franklin”，如直接音译呈“富兰克林”，那么则容易混淆不了解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认知，无法了解其代表的文化内涵；而在其后进行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相关的文化注释，则可充分完成英语人名的翻译目的，达到提高人名翻译文化契合度的效果。

3.3 文化历史特译法

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下，译者在进行英语人名翻译时，对于一些相对常见的英语人名往往习惯性沿用以往约定俗成的常规译法，对于惯用的人名翻译通常不做出任何改动。这种特译法在当前的英语人名翻译中较为常见，也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即便按照当前的眼光看来，存在着一定的误译情况，也依旧按照惯性原则进行翻译。以“Charles”这一名字为例，该名字作为国王的名字，通常“查理”这一译文为准，但在当前的普通人群当中，基本直译为“查尔斯”。“Charles”的上述两种译文均属于文化流传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两种译法，均可作为文化历史特译法的典型之例。

3.4 以英文人名指代文化内涵

基于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两种语言之间时常存在着无法顺利互通的文化。因此，在进行人名的特殊用法研究时，可根据实际语境而定，对人名的内在含义、弦外之音进行鉴别与分析，在翻译的过程中着重突出该人名的文化内涵。部分人名的含义中往往包括着某一类人、某种行为等暗示，不仅意味着专有名词可能转化为普通名词，也可能意味着词性已经产生根本变化。以莎士比亚戏剧中“Hamlet”为例，哈姆雷特这一人物在戏剧中具有着性格犹豫的特点，根据这一性格特点，在进行“I am no Hamlet”的翻译时，可将其直译为“我绝不犹豫”。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人名翻译时，可舍弃原文中具体人名的翻译，直接对其代表的行为或思想进行表达。

3.5 采用人物的自有译名

在中英两国历史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影响下，部分英语本族语者直接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这既是一种文化交流形式的体现，也是国际友谊传递的象征。因此，针对这种情况，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持尊重的态度，直接以对方所取的中文名字为基准，无需另行翻译。以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John K.Fairbank 为例，该教授曾被美国教授两度派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他为自己所取的中文名字为“费正清”，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当以“费正清”一名为准，无需再将其翻译为“费尔班克”，以示对其的尊重。

4 结语

综上所述，英语人名的翻译根据其文化背景不同具有较大差异，翻译者以及文化交流者在进行人名的翻译过程中应首先注意在其人名文化特征的了解程度上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以高的翻译契合度实现人名翻译的有效性与文化价值。

[1]骆传伟.人名翻译的策略和理据[J].外语研究，2014(02):77-81.

[2]张小南.英文小说中人名文化内涵及汉译策略分析[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5)：118-123．

[3]岳静，付吟璐.浅析外国人名汉译的规范化问题[J].文学界(理论社)，2012,(05)：76-77.

[4]陈奕.从文化交流角度看外国人名翻译方法的变化[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02)：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