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微能力”刍议

孟宏宇，徐新民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一、提出“政务微能力”的现实动因

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至今，已整整21个年头。期间，中国和全球的网络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技术向微型化、移动化、易操作性方向不断革新，在网络技术推动下，新媒介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波澜愈演愈烈，对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9年11月新浪微博上线伊始，新媒体与中国社会的融合急速升温。五年内，微博、论坛、APP、微视频等一大批具有强互动、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低门槛的新媒体应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踏上新媒体融合发展快车道的网民也在急剧增长，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报道，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68亿，其中手机网民达5．94亿。如此规模的网民，在利用新媒体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网络反腐、网络问政，推动了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和政务信息公开进程，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微时代”景观。

当新媒体汇聚正能量时，负面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网络谣言、网络水军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新媒体蛊惑民众，煽动民心，制造社会混乱。2013年微信成为全球用户量和下载量最多的通信软件后，中国网络生态变得更加活跃复杂，线上舆情与线下舆论共振更加频繁，网络隐性舆情与显性舆情此消彼长日趋常态，新媒体强大的社会性、动员性、融合性、移动性和渗透率空前显现。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黑客攻击、网络渗透，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2013年6月，由前美国中情局特工斯诺登爆料的“棱镜项目”，引发世界各国的网络安全恐慌，也给我国网络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2014年2月27日，中央成立了以习近平为组长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标志着新媒体和网络工作提升到了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高度。习近平反复强调网络安全和网络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要求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创新改进网上宣传，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新一届中央政府不仅多次强调新媒体建设的重要性，还要求领导干部具备把控运用新媒体的能力。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领导干部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4年9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发《大力推动即时通信工具政务公众账号发展》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网信部门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积极运用即时通信工具开展政务信息服务工作，这是向总目标迈进的实际举措。可见，政府部门、公务人员提升新媒介能力和媒介素养，已是大势所趋，也是响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时之举。

二、“政务微能力”的界定及其包蕴

何为“政务微能力”？它的内涵又是什么呢？笔者结合时代大背景，对其广狭两方面粗略概述，给予三个维度呈现。

从广义上说，“政务微能力”是指政府、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对社会媒介环境和新媒介的认知与把控能力，是调节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关系的能力总和。狭义而言，“政务微能力”指政务人员熟知各类新型媒介（微博、微信、APP、微视频、论坛、手机报等），以及它们的运作特点和传播规律，并善于利用这些新兴媒介开展工作，实现与公众的沟通交流，适时引导舆情风向，为维护政府形象和社会安定表现出的管理能力与媒介素养。

从三个维度来看，它的内涵构建应包括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卓识能力、新媒介的认知能力和新媒介的使用能力。

（一）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卓识能力 信息传播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重要前提，“它处于人性的中心位置，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1]政府及公务人员只有深入了解互为变量的传播环境和社会环境，才可能有效地提升自己的执行力和决策力。“微时代”到来之前，信息传播往往受控于掌握传播渠道的传统媒体，它们担当着政府的“耳目喉舌”，对信息的流向和选择有着较强的导控作用，政府只需通过媒介管理制度就可以轻松把关。然而，随着新型媒介技术应用的普及，信息的“所有权”不再是政府一家独大，公众转而成为与政府平起平坐的“信息股东”，媒介话语从单向走向多元，政府声音逐渐弱化，公众声音日益凸显，“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成为新常态。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亦随之波动，麦克卢汉说：“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与运用，都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2]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媒介大融合、数据大发展的时代，社会关系、权力结构、思维习惯和交流方式等都悄然改变。在新媒介的助力下，“话语主体不再以国家机关或权威机构为主，而是全民均有话语机会，公民个人话语在公共空间的表达已成为一种常态”，公民的“分权心态”、自主的信息传播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利益诉求也日趋多元激烈。公众利用便捷的信息发布与互动平台，在反腐、问政、民生等多处场域表达自己的声音，甚至借力新媒介，主动提出议题，推动政府新的议程设置，对政府的执政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造成强烈的补充或冲击。

（二）新媒介的认知能力 麦克卢汉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3]新媒介开启了社群对话与公众参与的新模式，拓宽了不同社群间沟通交流和声诉利益的渠道，有效凝集了社情民意，并缓解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政府及公务人员只有正视新媒介，客观看待它的功用，认知并掌握它们的运作规律、传播特点，积极融入网络生态，才可能掌控好新形势下的舆论主动权。另一方面，新媒介应用具有门槛低、匿名性等传播特点，信息生产和传播缺乏严密的把关环境，使那些鱼目混珠、掺杂偏见的信息漫天飞扬，极易混淆视听，扰乱舆情风向。如果不能够对网络信息进行正确的解读、甄别与评判，必将使工作陷于被动。

（三）新媒介的使用能力 新媒介的长足发展，撕裂了传统媒体生态格局，“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个人’成为重构媒介生态的重要力量”。[4]扁平化的信息传播走势，必将促使政务工作由被动响应的柜台式管理转向主动预见的全天候电子政务管理。面对新情势，地方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应与时俱进，提升媒介的使用和应对能力，具体包括：第一，新型媒介话语能力。新媒介为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提供了平等的话语平台，“话语权从传统媒介形态向新媒介平台延伸”，[5]形成了平实、生动、犀利的话语风格。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如果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官话套话连篇，坚守陈旧的话语体系，必将阻碍官民沟通，成为网络社会的局外人。第二，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网络时空和微众的泛在，使得舆情不确定风险急剧增加。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掌握网络舆情的发生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处置原则显得尤为必要，网络舆情的监控与研判能力也是提升新媒介使用能力的重要方面。第三，媒介创新组织能力。“去中心化”的新媒介传播特征，使“草民议程”不断成为常态热点，如何在自媒体场域中化解负效应、激发正能量，也应是政府公务人员面对的问题。如果说政务人员的新媒介话语使用能力和舆情应对能力处于被动地位，那么，媒介的创新组织能力便承担着主动的引导角色，需要努力学习新媒介多维技术，主动创立议题，引导公共“注意力”，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三、“政务微能力”建设的意义

“一部现代新闻传播史，处处写着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的互存、互动关系。执政党能不能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新闻传播规律的前提下有效使用和正确驾驭大众传媒，是衡量其执政能力高低优劣的重要标示”。[6]当前，新型媒介有效融合联动了技术、信息与人，颠覆了传统媒介生态，密切了公众、政府及社会关系。如何贯彻新型媒介环境下的治国方略，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政务微能力”建设意义尤为重大。

“政务微能力”建设有利于民主建设和科学决策。随着大众传媒的世俗化发展，“权威式中心化的主体意志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平等自由的主体间交往”，[7]绝对的信息垄断已是泥牛入海，传统权力壁垒岌岌可危。即便是掌握大量信息资源的各级行政机关，也必须放低姿态，融入媒介泛化场域，促进政务工作。“政务微能力”建设的旨意就在于，改变传统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狭隘落后的管理思维，积极推进民主管理的进程，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互联网也是一个聚化民情、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窗口，“政务微能力”建设有助于降低“拍脑门”决策的行政风险，提升行政活动的预见性，增强政务工作的科学性。近年来，不少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通过网络收集民意，通报会况，与网民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反响强烈，值得肯定，但对于整个政务系统，特别是地方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政务微能力”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政务微能力”建设有利于舆情预警和舆论引导。舆情监控与舆论引导一直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媒介应用大众化普及之前，舆情演进大都较为缓和，很难发生影响力较大的持续性舆情事件，社会的舆论较为统一，仅靠单一的传统宣传就容易左右舆情风向。然而，媒介科技的纵深发展，舆论空间和网络力量激增，对施政机构带来了强烈冲击和巨大压力，主流意识形态遭遇更为复杂的传播环境，官方形象受损几率变大。“政务微能力”建设要求社会管理层具备良好的媒介驾驭能力，掌握必要的舆情监控与研判知识，提升舆情预警的敏感程度，主导社会舆论正确走向，进而构建健康的政治生态。201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发布110周年校庆宣传片《To My Light》，发布当天，就被指出涉嫌抄袭东京大学宣传片《Explorer》。在网民的声讨谩骂中，5月28日晚，复旦大学更换了新的一版。遗憾的是，新片又被指抄袭慕尼黑大学的宣传片。正当复旦大学深陷宣传片抄袭泥淖之际，校庆Logo又被网友曝出抄袭苹果Touch的Logo。然而抄袭事件尚无下落，片中快闪歌也被指抄袭。在一片指责声中，复旦大学5月31日才针对“抄袭四重门”事件，通过官方微博致歉，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声誉,反映出校方缺乏舆情的预警机制，导致舆情失控陷入被动。

“政务微能力”建设有利于施政机构权威树立和形象声扬。政府的权威和形象是检验一个合格政府的起码标示，涉及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感召力。现代传媒将政府行为“360度无死角”地呈现给公众，公众对政府的了解与认知也基本依靠这种高仿的拟态环境，“如果政府部门主动地进行信息公开，这就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的一种责任投入，如果在此过程中社会公众的信息诉求能够被政府机构满足，政府部门就被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8]因此强化政务人员的新媒介能力，一定有利于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形象。2015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发生枪击事件的处置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执勤民警枪击了一名情绪失控的男子，随后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谴责、谩骂、同情、无奈等各种声音交错纷繁。公安部和铁道部立即成立专案组，对事件展开调查和鉴定，及时公布完整视频，并对视频进行防伪鉴定，通过各种媒体及时向公众通报情况，回答网民质疑，事件很快得以平息。事件的处置，体现出相关方面“政务微能力”的良好素养，成功地维护了舆情的稳定和政府的形象。

四、提升“政务微能力”的举措

面对新的执政环境，一些地方政务部门及公务人员缺乏创新变革的意识和迎接挑战的胆魄，频频显出网络社会中的管理残障，如何改变这种缺失，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

建立长效的学习培训机制。“在互联网引导下的新的媒介生态中，政府应当理性地放低自身姿态，从‘管理组织’进化到‘共建生态’，实现容纳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4]政务人员应当摒弃保守的排他心态，弥补断裂的思维方式，适应新的媒介知识和应用能力，实现政务工作的良性运作。这种政府角色转换以及政务人员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新的媒介培训学习机制。可以聘请媒体和媒介研究专家宣讲传授，甚至可以与媒介理念处于先锋位置的高等院校合作，签订长期的媒介培训战略协议，提高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的“政务微能力”，更有利于整个政务工作的全面开展。

规范政务信息传播制度。网络问政的呼声很高，但一些政务部门和公务人员依然故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固化心态，在政务工作上搞变通、软执行、应付事，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权威。因此，在政务信息深入推进的同时，一定要建立起信息发布、传播、处置的基本原则，规范政务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体制，让“政务微能力”在规章的监督促动下发挥实效。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要求充分发挥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政务微博微信等信息发布平台作用，全面加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并对社会热点问题做出第一时间回应，方便公众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政府工作。《要点》充分体现了中央要求政务“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强烈决心，而规范的政务信息传播制度是建设新型媒介环境下的“政务微能力”的必要条件。

培养职业的官方媒介引领人。“谁胜谁负，要看谁的声音更响亮更有魅力，谁的吹鼓手更有手腕更无耻，谁能在报纸上占据更大的版面。”[9]这是美国政坛的真实写照。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机制虽不同于西方，但随着媒介的大众普及，党政掌握媒介话语的难度也日益增加，为了在“微时代”引领舆论主流，政府应发掘培育自己专职化的媒介领袖，让他们与网民共舞，主动引领网络思潮，逐渐在政府管理者中形成一种无形魅力，推动整个官方的“政务微能力”素养。

习近平主席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面临推动时代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使命，必须跳出传统管治思维的藩篱，积极迎接新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不断强化对新媒体的认知、把控与应用“政务微能力”，才会做好工作，解决好问题。

[1]（美）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著,熊婷婷译.有效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陈伟球.新媒体时代话语权社会分配的调整[J].国际新闻界,2014(05):81.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喻国明.“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2015(05):2-4.

[5]方 洁.被裹挟与被规制:从新媒体与大众媒体的框架建构看新媒介事件的消解[J].国际新闻界,2014(11):13.

[6]童 兵.大众传媒的使用与驾驭:执政能力的重要标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131-136.

[7]杨继红.新媒体生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陈 虹,郑广嘉,李明哲,刘 丛.互联网使用、公共事件关注度、信息公开评价与政府信任度研究[J].新闻大学,2015(03):25.

[9](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 红译.公共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