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诗经》情结窥析*

李金坤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孟浩然《诗经》情结窥析*

李金坤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孟浩然诗歌具有很深的《诗经》情结，诗人对《诗经》的接受主要体现在“词汇乐用”、“典故活用”、“比兴巧用”、“风格化用”等四个方面。诗人如此钟情于《诗经》，古为今用，故而形成了其诗歌清淡中蕴古朴、自然中涵雅致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由此熔铸出诗人自己山水田园诗的独特精神与审美特征。

唐诗；孟浩然；《诗经》；情结

孟浩然是盛唐时期与王维并称的山水田园诗人，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山水田园诗尤其是山水诗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价值及其文学史之地位、诗人之交游、作品考辨与笺注等，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但关于孟浩然对前代诗歌的接受问题，尤其是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接受问题，学界关注甚少，因此甚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云：“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1]47贺贻孙《诗筏》所指则更为明确，他认为：“储、王、孟、刘、柳、韦五言古诗，淡隽处皆从《十九首》中出。”[2]138今人王达津亦指出，孟浩然对前代诗歌有继承有创造，“率性任真处有的学陶，豪放旷逸有左思之风，同时对嵇康、鲍照、大小谢、陈子昂都有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已形成了自己的豪逸风格，可以说已启典型的盛唐诗风。他也有得力于民歌的地方，如《问舟子》《大堤行》《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这几首诗写得敞朗活泼，都很接近于民歌情韵”[3]363。以上所引数例，皆认同孟浩然诗歌中蕴涵前代诗歌的精神风貌，然只字未提及对《诗经》的接受问题，这是不符合孟浩然诗歌实际的。稍有可幸者，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论及孟浩然接受《诗经》方面则透露了些许信息，其云：“浩然诗文彩蘴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4]259所谓“雅调”，即指《诗经》的“风雅”格调与精神。然而，殷璠仅仅透露了孟浩然诗歌与《诗经》关系的一丝信息，未能具体论述。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对孟浩然诗歌与《诗经》精神及特质元素的关系则明确认同，其云：“山南采访使本郡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闳深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5]346这是说孟浩然倘若生在周代，必定会吟诵像《诗经》中《雅》《颂》那样的“穆如”清风的诗歌。“穆如”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可见，孟浩然诗歌颇含《诗经》“穆如清风”之韵味。孟浩然早有鲜明而积极的体认自己学习承继《诗经》精神之事实，其《书怀遗京邑故人》云：“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辞赋颇亦工。……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首二句表明孟子是诗人的祖先，世代重儒，家风绵远。“《诗》《礼》袭遗训”二句，以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诗》《礼》的故实直言自己承传《诗》《礼》精神的优良传统。“昼夜常自强”二句，表明诗人学习《诗》《礼》极为刻苦勤奋，因此写作辞赋就甚为工整而气象不凡。“执鞭慕夫子”二句，表达自己向往孔子编订《诗经》的崇高事业以及对《诗经》传播者大毛公毛亨与小毛公毛苌的敬仰之情，*有学者将此句中之“毛公”释为“东汉庐江毛义”，并认为其“家贫，以孝行著称。官府征召他去做官，毛义捧着檄文，喜形于色。母死，便辞官守服。后来官府又征召他，他再也不出来做官了。诗人用此典故说明自己是为侍养老母而求官”。见邓生安、孙佩君：《孟浩然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13页。就本诗所流露的诗人对《诗经》的情感及诗人的现实处境等因素观之，“毛公”当指传播《诗经》的大小毛公无疑。以此体现出诗人深厚的《诗经》情结。在其他众多诗歌中，孟浩然常常提及《诗》《礼》及与之相关的“六义”等概念，如“念尔习《诗》《礼》”(《送莫氏外生兼诸昆季从韩司马入西军》)，“《诗》《书》孔氏门”(《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 “谈天光六义，发论明三倒”(《襄阳公宅饮》)，可见孟浩然诗歌受《诗经》影响之深是毋庸置疑的。

鉴于前人对孟浩然诗中《诗经》情结论述零散而简略之现象，笔者拟就此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与考论，以期窥见孟浩然《诗经》情结之一斑。以下即从“词汇乐用”、“典故活用”、“比兴巧用”、“风格化用”四个方面论析之，权为引玉之砖，诚祈方家同仁鉴而教之。

一、词汇乐用——古色古香气象新

检阅孟浩然传世的200余首诗歌*本文所引孟浩然诗，均见于徐鹏：《孟浩然诗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每每可见诗人喜欢引用《诗经》词汇之处，为其诗平添了一份古色古香的色彩与气象。如《送张子容赴举》云：“茂林余偃息，乔木尔翻飞。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谷风》”出自《小雅·谷风》的诗题。《归至郢中》：“日夕见乔木，乡关在伐柯。”“乔木”出自《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伐柯”出自《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荆门上张丞相》云：“共理分荆国，招贤愧楚材。召南风更阐，丞相阁还开。觏止欣眉睫，沉沦拔草莱。”“召南”“觏止”分别出自《国风·召南》之总题与《召南·草虫》“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襄阳公宅饮》：“窈窕夕阳佳。”“窈窕”出自《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送元公之鄂渚寻观主张骖鸾》：“桃花春水涨，之子忽乘流。”“之子”出自《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等。《行至汝坟寄卢征君》：“行之憩予驾，依然见汝坟。”“汝坟”出自《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都下送辛大之鄂》：“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式微”出自《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送王五昆季省觐》：“平生急难意，遥仰鹡鸰飞。”《送袁十岭南寻弟》：“早闻牛渚咏，今见鹡鸰心。”《洗然弟竹亭》：“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送莫氏外生兼诸昆弟从韩司马入西军》：“壮志吞鸿鹄，遥心伴鹡鸰。”以上诗中诸多“鹡鸰”一词，皆出自《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即“鹡鸰”，一种水鸟。《题长安主人壁》：“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 《九日得新字》：“落帽恣欢饮，授衣同试新。”“授衣”出自《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佇立待夫君。”“草虫”“衡门”分别出自《召南·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与《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万山潭作》：“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诗中的“游女”“求之不可得”分别出自《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与《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以上所列举的孟浩然诗歌中的部分词汇，都是原封不动地直接引用于《诗经》，不妨权称之“直引型”。此外，孟诗中还有部分词汇是采自于《诗经》而稍加改造者，与《诗经》形貌稍异而精神意脉仍保持一致，可名之曰“稍化型”。如《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青衿列胄子，从事有参卿。”“青衿”是《郑风·子衿》“青青子衿”之简化。《登望楚山最高顶》：“晴明试登陟，目极无端倪。”“登陟”则由《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变化而来。《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作》：“蛰虫惊户穴，巢鹊眄庭柯。”“巢鹊”变化于《陈风·防有鹊巢》“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赠萧少府》：“鸿渐升仪羽，牛刀列下班。”“鸿渐升仪羽”简化于《小雅·鸿雁》之“鸿雁于飞，肃肃其羽”。 《归至郢中作》：“远游经海峤，返棹归山阿。”“山阿”变化于《卫风·考槃》“考槃在阿”之“在阿”，均指士君子隐居之所。《南还舟中寄袁太祝》：“忽闻迁谷莺，来报武陵春。”“迁谷”是将《小雅·伐木》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二句压缩而成，极其精要而又颇具青蓝冰水之妙，孟浩然“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的承继与创新之功于此可见一斑。

孟浩然在一首诗中连续简化《诗经》词汇者，可称之为“连化型”。如《送桓子之郢成礼》云：“摽梅诗有赠，羔雁礼将行。今夜神仙女，应来感梦情。”其中的“摽梅”简化于《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羔雁”合并于《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与《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神仙女”在孟浩然诗中有时称“神女”，如《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神女鸣环佩，仙郎接献酬。”《登安阳城楼》：“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神女”变化于《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游女”即传说中的汉水女神。《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出谷未停午，至家已夕曛。回瞻山下路，但见牛羊群。”诗中的“出谷”“夕曛”“牛羊群”分别简化于《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与《王风·君子于役》 “日之夕矣，牛羊下来”。《送韩使君除洪州都督》：“勿翦棠犹在，波澄水更清。……召父多遗爱，羊公有令名。”“勿翦”“召父”化自《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即“召父”。

由上考察可知，孟浩然诗歌中自觉、自然引用《诗经》词汇的频率是较高的，“直引型”“简化型”“连化型”三种方式的运用因诗而定，因情而设，自由灵活，恰到好处。可见孟浩然对《诗经》词汇引用如此娴熟自如，委实已成为他吟诗作歌的思维习惯与生活常态。

二、 典故活用——殆同己出蕴涵深

李白曾十分醉心于他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隐逸生活，其有《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百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一诗，对孟浩然的钦慕之情溢于纸背，亦见孟浩然之隐的确是大名鼎鼎矣。《旧唐书·文苑传》云：“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6]607诗人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夏入张九龄幕，仅一年左右，其大半生是在襄阳隐居度过。正如他三十岁时所吟《田园作》说的那样：“蔽庐隔尘喧，惟先养怡素。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正是基于诗人这样一个长期栖居山林、遗世独立的隐士身份，孟浩然便格外青睐于《诗经》中的隐逸典故，并将它们自然而然地运用于山水田园诗中，成为表情达意的重要意象与元素。

《诗经》中常常以特定的事物、现象、地点与处所指代贤人隐逸的精神家园，如草虫、夕曛、式微、樵子、考槃在涧、考槃在阿、鱼潜于渊、鱼在于沼、衡门、九皋、空谷、幽谷、丘中等，无不成为贤人隐逸的特定符号。这里仅就“衡门”“式微”“考槃在阿”三个隐逸典故在孟浩然隐逸诗中的成功运用情况，试作粗浅之论析。

首先看“衡门”运用之情况。孟浩然《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云：“出谷未停午，至家已夕曛。回瞻山下路，但见牛羊群。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佇立待夫君。”这是一首叙述诗人出游归来等待友人相聚而未至的诗，突出诗人隐居之所的清冷与寂寞之境。 其中“衡门”一词出于《陈风·衡门》，此诗乃隐者抒发安于贫贱、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之诗。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7]82姚际恒《诗经通论》亦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8]14《诗经·衡门》堪称中国隐逸诗之祖也，“衡门”一词便成为后代诗人们乐用不疲的隐逸符号，孟浩然亦然。

其次看“式微”运用之情况。“式微”出自《邶风·式微》，“式微”之“式”为发语词，无实义；“微”，幽暗，指天黑。“式微”亦是《诗经》中较早表示士人归隐的一个极其鲜明的典故。*对于此诗主旨，可谓众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是黎侯为狄所逐，流亡于卫，臣下歌吟此诗劝其归国。刘向《列女传·贞顺篇》则以为是卫侯之女嫁黎国庄公，却不为其所纳，故有人劝其归国，她则“终执贞一，不违妇道，以俟君命”，因此赋诗以明志。二说均有牵强附会之处，然同言“劝其归国”之意，倒是合乎诗歌作者之题旨的。余冠英《诗经选》指出：“这是苦于劳役的人所发的怨声。”(见余冠英：《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页)此说是大致切合诗旨的。由《毛诗序》释解《邶风·式微》“劝归”之意的推演，“式微”一词便逐渐衍变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归隐”意象。如王维“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贯休“东风来兮歌式微，深云道人召来归”(《别杜将军》)，可见影响之深远。孟浩然《都下送辛大之鄂》则承袭《邶风·式微》中“式微”之“劝归”意绪，融入时代思潮、人生经历与情感因素，借助送友人返归故乡、有志难伸而无奈隐逸田园之机，抒发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深情厚谊。此诗前四句即题言说，表达对友人怀才不遇、归隐竹林的怜惜之情；后四句由友及己，自勉勉人，体现出诗人古道热肠的诚挚友情，读之令人动容。尤其最后“遥寄式微吟”一句，真切表达了两位友人同隐山林、各适其情的旷达胸襟，品读再三，其味愈出。从《诗经》之“式微”到孟浩然之“式微”，可谓萧条异代处，诗脉千载连，古今同为隐，独善志清莲。

再次看“考槃在阿”的运用情况。“考槃在阿”出自《卫风·考槃》，这是一首描写隐者独善其身、自得其乐的隐士之歌，将隐居山林、逍遥自在、任性随意、优哉悠哉之随心所欲之快乐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与《陈风·衡门》之隐逸情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卫风·考槃》中的“考槃在阿”典故，直接影响了孟浩然的《归至郢中作》：“远游经海峤，返棹归山阿。日夕见乔木，乡园在伐柯。愁随江路尽，喜入郢门多。左右看桑土，依然即匪佗。”此诗表达诗人漫游后隐逸家乡、与本乡人亲如兄弟的喜悦之情。“山阿”出自《卫风·考槃》“考槃在阿”，指隐居之所。孟浩然将“考槃在阿”之“阿”借用过来并加一“山”字而成“山阿”，从而使得诗人“返棹归山阿”之隐逸之旨较之于“考槃在阿”则更为鲜明矣。此正可见诗人引用《诗经》典故的娴熟巧妙与精到之处。

由上“衡门”“式微”“考槃在阿”三个隐逸典故考察可知，孟浩然对《诗经》精神的领悟与接受是甚为成功的，殆同己出，庶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三、比兴巧用——别具境界情意真

孟浩然《襄阳公宅饮》尝云：“谈天光六义，发论明三倒。”诗人与友人畅饮阔论《诗经》“六义”，不时碰撞出思想火花，每每惊叹友人之高见而为之绝倒。“三倒”典故见之于《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王平子)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刘孝标注云：“玠少有名理，善通庄老。琅邪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9]283后因以“三倒”典故形容发论一再令人倾服。由孟浩然与友人高谈“六义”兴致如此浓烈之事观之，诗人精通诗学 “六义”之概念，自是不言而喻的。 “六义”说出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唐代大儒孔颖达《毛诗正义》又将“六义”归纳为“三体三用”说，即“风”“雅”“颂”为《诗经》之体，“赋”“比”“兴”为《诗经》之用。“赋”“比”“兴”是《诗经》所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沾溉后世文学，影响极其深远。孟浩然诗歌十分善于运用比兴象征手法，正是其善用《诗经》比兴艺术手法的鲜明体现。

男女君臣之喻，是《毛诗》解读《诗经》的一种重要阐释策略，如《〈关雎〉序》云：“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阐释为一种“哀窈窕，思贤才”的男女君臣之喻的诗学理论。 孟浩然诗中多有“游女”“神女”“神仙女”意象，她们几乎皆具有 “君王”及“贤才”(具有引荐权的贤才)的比兴象征意义。此处仅以《万山潭作》为例试加论析。诗云：

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 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 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这是诗人早年隐居家乡时所作，表面上看似描写诗人心境淡泊、超然物外的隐居生活，而骨子里却是抒发自己君臣不合、怀才不遇而不得不隐居山林的怨愤之情与无奈之举。此诗前四句描写诗人垂钓磐石、水清心贤、鱼游潭树、猿挂岛藤的天人谐和之安乐景象；后四句笔锋一转，则将诗人的情感推进了另一个让人无比失落、孤寂无依的世界，由实而虚，意绪转向，比兴象征，意味深长。四句诗，涉及《诗经》元典的两个重要精神元素：一是“游女”，出自《周南·汉广》；二是“求之不可得”，出自《周南·关雎》 。《汉广》与《关雎》都是著名的爱情诗，《汉广》写一位青年男子热恋一个美似仙女的姑娘，渴望与她完婚，但最终不能如愿以偿而苦恼失望；《关雎》写青年男子思慕一个采摘荇菜的美丽女子，朝思暮想而“求之不得”。孟浩然自觉将《汉广》《关雎》二诗中的“游女”意象与“求之不得”的词汇融入自己的诗作之中，很显然，它们已不是原诗中男主人公寻觅恋人以求成婚的意旨了，而是注入了自己怀才不遇、仕途乖蹇的比兴象征意义。诗人40岁时应进士不第尝作《岁暮归南山》云：“北阙休上书， 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 松月夜窗虚。”诗中满篇是怀才不遇的失落与愤慨，句句是光阴荏苒、事业无成的焦虑与无奈。如果说此诗是以写实手法直抒君臣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怀愁绪的话，那么《万山潭作》则是借助于神话传说故事中“游女”“求之不可得”的比兴象征手法，委婉表达了诗人君臣乖违、理想破灭的不幸遭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孟浩然还写过一些美人不遇的抒情诗，如《秋宵月下有怀》诗中秋月下盼人不至的怨旷佳人，《长乐宫》中思君不至而苦夜难熬的寂寞美女，《赋得盈盈楼上女》中空望夫归的青楼思妇，等等。如许美女子们不幸命运的抒写，倘若说是诗人为命运可悲的妇女在歌唱，倒不如说自己是一位“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士有不得志，悽悽吴楚间”的诗人，善用男女君臣之巧喻的比兴象征艺术，像屈原那样行吟泽畔，强烈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慨情怀。这些正是孟浩然诗善用男女君臣之喻、比兴象征手法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之所在。

四、风格化用——穆如清风酿诗心

作为诗歌“清”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境界，在《诗经》中便可见其端倪。《诗经》中所用“清”字有十余处，基本包括本义与比喻义两种义项。本义多指水清，如“溱与洧，浏其清矣”(《郑风·溱洧》)；“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魏风·伐檀》)。比喻义多指人物容貌的清秀、清雅、清灵，或指祭祀场所的清静肃穆及典章制度的清明严正等。前者如“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郑风·野有蔓草》)；“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猗嗟娈兮，清扬婉兮”(《齐风·猗嗟》)。后者如“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大雅·烝民》)；“於穆清庙，肃雝显相”(《周颂·清庙》)；“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周颂·维清》)。尽管“清”字在《诗经》中的运用颇为有限，但从中不难发现，先人们已经从自然界“水”之清澈明净特征联想到人物容貌的清秀灵动、祭祀与典制的清穆庄严的审美意义，为中国诗歌“清”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境界的形成起到了启蒙发喤、导夫先路之重要作用。

中国诗歌发展至唐代，尤其是在许多隐逸诗人的诗歌中，其“清”的风格特征已甚为鲜明。如王绩、王之涣、王维、储光羲、刘长卿、钱起、司空曙、张志和、韦应物、皎然、孟郊、贾岛、柳宗元、许浑、司空图、贯休等，他们的诗歌正所谓“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释贯休 《古意九首》之四)、“此道真清气”(齐己《贻王秀才》)。即使一贯务实写真的大诗人杜甫，也常喜欢以“清”字来评价同时之诗友，如“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清诗近道要”(《贻阮隐居》)，“不意清诗久零落”(《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等。尤其对孟浩然诗歌“清”之风格及美学价值，杜甫更是推崇备至：“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其六)可见，在众多唐代诗人中，孟浩然诗歌 “清”之风格是出类拔萃、别具魅力的。

与孟浩然同时而稍后的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评价孟诗之“清”：“(孟浩然)学不攻儒，务掇菁华；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五言诗天下称其尽善。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联诗，次当浩然，句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以之阁笔，不复为继。”[5]346“清绝”二字，可谓道尽了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风格审美特质。他确实是一位十分喜欢以“清”入诗的诗人，通检其200余首诗，纯用“清”字就有五十余处，正可谓 “清诗句句尽堪传”矣。在诗人的笔下，世界万物皆浸润着“清”的风情与韵味，从而使得孟浩然的诗呈现出一片“清”气氤氲的独特景象。诗人的笔下，水是清水，江是清江，风是清风，响是清响，音是清音，晓是清晓，秋是清秋，“清”字满纸，别有清韵。如“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晚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题鹿门山》)；“阮籍推名次，清风坐竹林”(《听郑五愔弹琴》)；“落日池上酌，清风松下来” (《裴司士员司户见寻》)；“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洗然弟竹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秋登万山寄张五》)；“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宿来公山房期丁大不至》)；“风泉有清音，何必苏门啸”(《题终南翠微寺空上房人》)；“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岳阳楼》)等等。由此可见，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歌确实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清气满乾坤”的清幽境界，即便那些“风急天高猿啸哀”(杜甫《登高》)的凄凉悲戚的猿啼，在诗人清宁的心灵世界里，亦依然呈现出“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武陵泛舟》)的清闲洒脱姿态。“总之，不论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一切都‘清’，一切无不可‘清’。他欣赏的是清景，抒发的是清兴，探求的清静之理……读这类诗，有如喝低度的醇酿，余香满口，越品越有滋味。”[10]8

作为“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听郑五愔弹琴》)、“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的清心寡欲之诗人孟浩然，其诗歌蕴涵清灵幽雅之艺术审美风格与境界是必然的。试品其《晚泊浔阳望庐山》清逸空灵的审美特质，由诗题可知，这是诗人日暮时分停泊于浔阳江畔遥望庐山、怀想东晋名僧慧远而向往超尘脱俗世外生活的一首诗。前四句通过“挂席几千里”而“未逢”“名山”与眼前“始见香炉峰”的鲜明对比，突出“香炉峰”在诗人心中非同寻常的地位，从而真切体现出诗人惊喜不已的愉悦之情；后四句，由“香炉峰”自然想到曾居于庐山东林寺的高僧慧远，进而想到要追踪高僧出世踪迹，在日暮传来的悠悠古寺钟声里，诗人仿佛已高蹈出尘、沉浸于世外清幽之境界焉。全诗未对庐山本身情状叙写一字，而庐山幽静之况、精舍壮肃之象与诗意空灵之美如在目前，给人以无限遐想的余地，此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者也。

如果说《晚泊浔阳望庐山》具有清逸空灵之审美特质的话，那么，《秋登万山寄张五》则具有清气氤氲的审美境界，堪称为孟浩然诗歌“清”之审美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清秋日暮登高怀念隐士友人之作，首二句，由晋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化来，想象友人隐居生活的“清娱”情状；三、四句，描写诗人登高见雁、望雁传情的“清怀”意绪；五、六句，抒发诗人薄暮生愁、怀人不已的“清兴”意味；七、八句，摹写诗人所见村人晚归、渡头稍息的“清闲”画面；九、十句，通过远处“天边树若荠”与近处“江畔舟如月”两个精妙比喻，凸显诗人的“清旷”胸襟；最后两句，体现出诗人注重友谊的“清纯”情感。全诗句句涵“清”，“清”意满纸，“清”气洋溢，“清”境怡人，不愧为体现诗人“清”之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的杰作。对于如此钟情于《诗经》的诗人孟浩然，他所擅长的山水田园诗中所具有的“清”之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不难窥见其深受《诗经》“清”之语言形式与精神风格影响的蛛丝马迹。

综上观之，孟浩然诗歌对《诗经》的接受主要体现在“词汇乐用”、“典故活用”、“比兴巧用”、“风格化用”等四个方面，可谓是多角度、立体化，证明诗人具有浓厚的《诗经》情结，故而形成其诗歌清淡中蕴古朴、自然中涵雅致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孟浩然何以如此钟情于《诗经》？窃以为，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家庭原因，所谓“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是也；其次，由于其时代原因，唐代大儒孔颖达奉诏编撰的《毛诗正义》，朝廷将之颁布全国作为科举士子们的必读教材，并将《诗经》列入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第三，与孟浩然自身长期的隐逸生活有关，他终身不仕的经历，隐居生活中所面对的山水田园万象，自然而然就成了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因此，《诗经》的语言艺术风格、比兴艺术、文化精神等方面，则较切合孟浩然隐逸诗的创作实际，故而，诗人对这方面的接受情形就更为鲜明突出，这也就决定了他与杜甫、白居易等诗人接受《诗经》的不同。杜甫与白居易更关注社会现实，“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诗歌直接为现实服务，他们的诗歌主要是继承并发扬《诗经》现实主义的风雅传统。孟浩然与唐代其他现实主义诗人对《诗经》接受之异，体现其独特的《诗经》情结，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与意义之所在。

[1]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王达津.王维孟浩然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殷璠.河岳英灵集校注[M].王克让，注解.成都：巴蜀书社，2006.

[5]计有功.唐诗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7]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8]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刘义庆.世说新语详解[M].刘孝标，注.朱碧莲，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邓生安，孙佩君.孟浩然诗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0.

(责任编辑：袁 茹)

A Prying Analysis of Meng Haoran’s Complex aboutTheBookofSongs

LI Jink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Jiangsu)

There is a deep complex aboutTheBookofSongsin the poems by Meng Haoran. Meng’s acceptance ofTheBookofSongscan be mainly embodied and seen in such four aspects as the pleasant use of words, the vivid application of idioms, the smart employment of Bi and Xing, and the creative adaptation of the styles ofTheBookofSongsinto his own poems. Meng was so deeply in love withTheBookofSongsand so highly valued it that he could apply the old classics to his own experience of poem-composing, thus having formed the aesthetic style and artistic realm as with primitive simplicity implied in delicateness and with elegance hidden in pure naturalness, and having forged the distinctive spirit and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in his idyllic poems.

Tang poems; Meng Haoran;TheBookofSongs; complex

2015-02-2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13FZW010)

李金坤，男，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及美学研究。

I222.742

A

1672-0695(2015)03-00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