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话语的当前镜像
——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①题材电视剧分析*

李 军

( 聊城大学 传媒技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延安话语的当前镜像
——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①题材电视剧分析*

李 军

( 聊城大学 传媒技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物的延安话语，强化文艺的社会功能，突出艺术审美的工农兵趣味。当前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三种类型，即重述革命史型、革命英雄传奇型、文化消费型，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延安话语的精神内核，它们在切入历史的方式、对真实感的表现及喜闻乐见的修辞策略方面仍需引起特别关注。

延安话语；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历史与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从社会体制到文化生活与延安的关系都是如此密切。21世纪的今天，延安及其所表征的历史与文化意蕴除了作为人文学者书案研究的对象和党政教育需要之外，似乎与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社会愈行愈远。然而，延安话语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元话语却深深地、潜在地建构着当前的文学与艺术，在新语境下，它凭借各种有利条件，身着不同彩衣穿行于大众文化的舞台之上。在众多的大众文化艺术中，电视剧无疑是拥有受众数量最为广泛的种类之一，电视剧的世俗性与延安话语的严肃性看似矛盾的两极，却在当前的文化现实中形成强有力的组合。

“延安话语”的精神内核

一种话语的出现有它存在的语境，有话语的主体发出者、接受者，有话语表述的方式与陈述的主题。单独的元素离开话语的整体没有任何意义，话语的表述是不同元素的结构性与整体性表达，它反映出话语主体的思想立场与思维表达的惯性逻辑。成熟的话语表达机制生成之后，话语表达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话语陈述方式会有一个不断延宕的过程。随着话语存在语境的改变，话语主体会发生一些变化，话语的陈述对象与陈述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但话语的主题与话语背后的立场与思维逻辑仍然清晰地保持原初的状态。“延安话语”即是如此。

延安话语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艺术对革命的巨大推动宣传作用，并充分利用各种艺术形式促进革命的发展。1926年4月，田汉等人发起成立了“南国电影剧社”，并在发起宣言中表示：“吾国电影事业发达未久，以受种种限制，致相率不敢作欲作之梦。梦犹如此，人何以堪！同人有慨于此，乃有斯社之组织，将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以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略述所怀，以召同志。”[1]5当时，电影的生产完全依靠市场的运作，突显的是电影的商业性。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在本性上和流行的通俗小说近似，但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类通俗文学作品一直是左翼作家与进步文人批判的对象，而电影却成为共产党人 “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的途径。充分利用大众艺术进行政治宣传的指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的精神内核。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共产党人难以建立自己的电影生产机构，利用电影进行革命言说缺乏足够的空间，但这种思想却得到共产党人的认同。

20世纪30年代随着革命的发展，共产党人与进步文人利用各种艺术类型展开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从左翼文学到左翼戏剧，从左翼电影到左翼美术等都可以看到革命思想的撒播。在革命苏区，政府也是充分利用民间与传统的艺术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报剧”就是当时较为流行的戏剧形式。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区缺乏大量文艺人才，利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显得底气不足。而大城市中的左翼文人进行革命宣传却不能避免曲高和寡的窘境，虽也有左翼电影这样的通俗产品，但左翼电影人却只能借助商业电影公司来有限传播左翼思想。左翼作家或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作品与真正的大众还有一段距离，尽管左联曾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但左翼文学却仍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基于以上状况，在大批左翼文人涌向延安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起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2]69毛泽东关于两支队伍的提法是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远离革命实际的明确表态，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2]69。尽管如此，当时的左翼文人并没有深入理解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况且当时的延安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文艺指导思想，这才有了《野百合花》系列杂文及带有强烈文人气息的文艺作品的发表。在此背景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无疑以一种明确的姿态与坚定的立场阐明了党的文艺指导思想。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话语的集中阐释与明确界定。理解《讲话》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以革命领导人的立场来认识延安文艺的基本走向。对于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原因，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无可置疑的是，它对文艺作用的定位是毛泽东在延安不同场合多次表达的思想。在政治复杂的情势下，作为政治家、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3]，从文武两条战线的提出，到党的文艺的要求，对文艺实用功能的强调以一贯之。 《讲话》强调了如何实现让文艺充当革命武器的方法，从实践层面强调了文艺的革命宣传功能。

《讲话》认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但同时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3]。也就是说，作品对艺术性的追求是为了更好地传播革命意识，为了实现更好的革命宣传就需要加强作品的艺术性，至于如何才算艺术性，《讲话》没有明确的阐释。但从《讲话》所强调的革命文艺的基本功能来看，文艺是必须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而又深入浅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讲话》讲的其实不是文艺的问题，而是革命思想如何通过文艺传播的问题。赵树理的小说恰恰契合了《讲话》的基本思想，被认为是解放区文学的典范。《讲话》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3]，关注的是期待读者的问题，把广大的工农兵而不是知识分子作为文艺作品的期待读者，这自然与对革命文艺的功能定位有关，与革命的主体就是工农兵相联，它在客观意义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观念，这是把工农兵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生活状态、道德传统作为重要表现对象的创作理念。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现象，其复杂的背景与超越文艺本身的内蕴把延安话语推向极为深邃的空间，被后来文学史所认定的延安话语是政治、文艺、传统民间等各种力量融合所致，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领导人在话语的走向上起了重要作用。来自于大城市的延安文人被强大的外界力量推动着进行话语转换，当这种推动力量没有改变时，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则难以根本性的转换。作为当时各种力量合力所致的延安话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延安的文艺方向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延安话语被赋予政治与道德意义上的合法性。建国后的三四十年，延安话语展示了强盛的生命力，直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来临，延安话语的基石被松动，媒介社会强烈地动摇了延安话语的主流地位。

电视剧中延安话语的呈现类型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多媒体开始普及，这两个方面给传统文学与艺术带来巨大的挑战。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国日常生活的方式与节奏，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理想观念、道德伦理、人际关系、审美尺度，文学与艺术在市场经济的逼迫下从生产方式到精神指向都不得不重新调整。多媒体的普及对文学与艺术的影响同样是空前的。就新媒介与文学的关系而言，有两个方面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其一是新媒介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而间接地改变文学；其二是新媒介直接地就重新组织了文学的诸种审美要素”[4]32。新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同样体现在其它艺术种类上。延安话语作为从延安开始到计划经济让步于市场经济以前几十年的主流话语，在新媒介汹涌而至的现实下，也需要与时俱进，借助各种媒介实现自身突围。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恰恰具备了延安话语所要求的艺术要素。

电视剧以富于直观性的影像传播信息，以娱乐性故事表情达意，是一种为资本控制的文化消费作品，电视剧的亲民性可能是众多艺术种类中较为杰出的一种，不过这一特点也限制了其对思想意识的深层传播。根据消费文化的市场逻辑与生存法则，电视剧无法回避其商业性的本性，可是却也受制于国家的文化规则。离开了国家的民族文化、地域特点与历史传统，也就没有了艺术的生存根基。电视剧的历史、现状、未来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5]29延安话语就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达，市场经济改变了延安话语的具体表达方式，但延安话语的精神内核即它的政治文化指向却是稳定的，媒介社会改变的是延安话语怎样表达的问题，而其它因素却仍是有效的。电视剧凭借其直观性与娱乐性的本体特征，可以很容易组织进延安话语机制中。在市场、艺术性与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当前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延安话语并非那么单纯，在总体倾向上，呈现出三种表述类型。

第一种类型，重述革命史。用电视剧的形式演绎中国革命的历程非常符合延安话语的精神与指导思想，是今天图像时代的必然选择。这类电视剧如《中国命运的决战》、《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红军东征》、《解放大西南》等等，它们常常以重大革命历史为题材，在当前主旋律艺术中自成一格。这种艺术策略建国初就广泛流行，今天被称为“红色经典”的系列作品用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讲述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在当时轰动一时。在娱乐形式有限的那个时期，这些作品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红色经典”系列作品对革命史的讲述符合小说艺术的规律，作品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进入历史的通道，展示宏大的革命历史背景下英雄人物的传奇，或风云变换的背景下不同阶层人物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揭示出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当前电视剧虽然沿袭了“红色经典”的艺术策略，但两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类电视剧往往是响应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作品，而且某些电视剧特意为响应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作，如《中国命运的决战》是建国50周年献礼片；《长征》是为纪念建党80周年而作；《延安颂》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解放》是新中国60周年献礼片。这类电视剧表现的历史跨度大，历史事件多，涉及人物众，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的丰功伟绩得以突出，对历史脉络的梳理、我军人物与领导人形象的定位与党史的立场一致。在这些作品中，对双方人物都作了一些人性化的处理，增加了双方领导人某些日常化的生活情景，这类处理在价值立场上与党的文艺的要求保持了统一步调。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属于典型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作品表现的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革命领导人运筹帷幄、艰苦卓绝的革命事迹被清晰展现。建国后的“红色经典”叙事是以点带面，而当前这类电视剧则直接揭示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的图像志。

第二种类型，对革命领袖、高级领导人或革命大将传奇人生的表现，如《开国领袖毛泽东》、《粟裕大将》、《陈赓大将》、《大帅风云录》、《彭雪枫》、《抗日名将左权》等等。这类电视剧的主人公本身都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们的重要事迹都有据可考，而这些事迹恰恰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对于这些革命英雄的影像言说就成为延安话语的一种生动体现。这类电视剧对于剧中人物的表现着重于人物与中国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的关系，同时由于这些革命领袖或将军的个性不同，电视剧适度地加入了一些他们的日常生活，让观众在看到这些开国元勋叱咤风云的同时，也能看到他们日常生活中富于人性的一面。从整体上看，这些电视剧的革命倾向比较明显，在表现中国革命解放这一伟大的历程时，对于战争的残酷性有所保留，电视剧在更大程度上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让观众在领略战争戏之壮观的同时，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充满崇高的敬意。比如电视剧《粟裕大将》以1946年春蒋介石发动内战开始，表现了粟裕率军从苏中到山东解放区如何以少胜多、转危为安并扭转战争局势的雄才伟略。电视剧并未表现他的一生，而是选取了最能显示他杰出军事才能的历史时期来进行表现，把他人生的辉煌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也涉及他的家庭，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他对家人的亲切与思念，但更能从他与家庭的关系中感受到他对革命这个大家庭所倾注的心血。从上古神话到今天的各种叙事艺术，英雄故事绵绵不绝，它为普通读者与观众带来精神的满足与陶醉。电视剧以革命领袖与革命大将传奇人生为叙事对象，与观众对英雄故事的期待不谋而合，于是这类电视剧最容易成为体现延安话语精神核心的媒介形式。

第三种，文化消费型电视剧，如《我的青春在延安》、《延安爱情》、《延安锄奸》、《渗透》、《保卫延安》、《特殊争夺》、《孤军英雄》、《我的故乡晋察冀》等。这类电视剧往往以抗战或解放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在当时社会与政治条件下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它不是以真实还原或再现历史事实为宗旨，也不以官方意识形态导向为创作立场，而是以观众的心理期待为根柢，编排一个个传奇故事，常常融合动作、枪战、谍战、爱情等元素，让电视剧故事曲折生动，但也往往缺乏现实的依据。如果说前两类电视剧以强烈体现官方意识形态为价值支撑的话，这类电视剧则以观众的趣味为主要价值支撑点。在这类电视剧中，有的直接以延安为表现对象，有的把延安作为一个背后的力量，有的则只是体现了延安的某些精神。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这类电视剧数量庞大，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但在图像成为当前大众理解世界的途径与方式的今天，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其社会影响却极其广泛。波德里亚认为：“今日现实本身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今日全部的日常现实——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都正开始融进超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无处不有的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6]147-148波德里亚对西方社会的断言未必适合当下中国的语境，但他却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化消费型电视剧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类电视剧为当下大众塑造了一种感性或非理性的历史，而这种历史观念被电视剧一遍又一遍地重述，于是，历史本身离观众愈来愈远。

以上三种类型电视剧各有侧重，叙事策略与艺术水准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延安话语的范畴下，又有着共同的美学追求，即通过轻松、愉悦甚至刺激的艺术手段，让观众体会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在对革命先驱业绩的重现中，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当前电视剧的发展，有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症候或展望

电视剧既然是一种大众艺术，它的生产制作首先考虑的就是市场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延安话语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官方管控为延安话语拓展了一定的空间，但制作方如果不走主旋律路线，延安话语的空间依然有限，如何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让延安话语充满活力就成为有意义的论题。

如何切入历史是这类电视剧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文本也是历史文本的一种形式，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也可以说，电视剧同样是历史文本的一种形式，而且就历史还原的意义上，电视剧可能更具有历史的质感。当电视剧把触角伸入历史的深处时，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复杂性为电视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如此浩瀚、如此深邃的历史，创作者的历史观与审视历史的角度则成为电视剧中历史意识如何呈现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创作者的历史意识能否与时俱进，就成为影响电视剧历史面貌或者说能否获得观众认同的前提。就像上述第一种类型更多保持了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历史意识，与当前较为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由此带来的美学观、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这必然影响电视剧与观众的情感交流。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切入历史的问题，既然历史面貌的呈现与创作者的历史意识密切相关，那么创作者的叙事方式则成为影响历史面貌呈现的载体。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故事的呈现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细节，尤其在电视剧中故事以可直接感受的形象为观众所认知，此时，故事是可视可听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历史，最后都要以形象的方式呈现，这种叙事特性更适合从具体的历史事件、活生生的历史个人、历史生活、历史场景、日常化的人情人伦与个体感受等具体细微之处展开叙事。宏伟壮阔的重大题材可能更长国人志气，但如果细节处理不好，则容易流入空洞的说教，这在当前的电视剧中并不少见。当涉及了较多重大历史事件时，电视剧就真的成了中国历史的形象转述，而每个重大事件背后许许多多的或喜或悲的小故事、许许多多人物的情感起伏与思想波澜、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内容则常常会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在这样的意义上，像《潜伏》、《延安锄奸》、《孤军英雄》这类电视剧可以提供一种切入历史的思路。

如何让观众认同内容的“真实”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关于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真实”问题，前人有过太多的讨论，大都围绕作品内容的客观与否展开论述，但至今也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这里无意沿着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作徒劳的喃喃自语，但如果“真实”问题影响到电视剧的接受效果或者说影响了大众的观赏心理，尤其是当电视剧被赋予延安话语的传播者的身份时，它就无法被搁置，不过此时的“真实”不再仅是关乎电视剧内容是否与历史相符的问题，而是涉及电视剧的修辞问题。英国学者克里斯·巴克认为：“看电视是由各种文化认同组成和建构的。电视是一种文化认同建构的资源，正如观众运用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能力，以自己的具体方式来解码节目。”[7]322观众对影视作品的解读与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能力”密切相关，而“文化认同和文化能力”又是以观众心目中的“真实感”为基础的，如果观众心目中的作品失去了他们所认为的“真实”，又如何能获得认同感？从观众认同的角度审视电视剧中的真实，衡量的标准是观众心目中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又以观众的文化认知能力为前提。被观众认为很真实的作品，就是创作者与观众达成了共同的契约，它是吸引观众保持观赏热情的重要动力，而这又是以创作人员与观众相近的文化认知为前提的。至此，不由让人想起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一句话：“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3]在21世纪的今天，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语境中，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普通观众与读者的认知水平、美学标准、价值信仰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变，如果创作者用传统的美学与价值信仰来指导创作，他们传达出来的“真实”必然难以体现群众的“真实”期待，他们也就难以成为“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其作品也就失去了市场与意义。比如在第二种类型的电视剧中，革命英雄们的传奇人生足以塑造出惊心动魄的场面与曲折新奇的情节，但其中的一些电视剧站在革命传统的立场上表现人物，这种方式如果放在20世纪50—70年代，无疑符合观众的美学需求，但在信仰价值多元化、媒介信息普泛化的时代，观众看不到剧中人物革命之外的生活空间，当个人的工作、婚姻、人际交往所有的情感完全革命化时，观众从电视剧中找不到与个人经验相通之处，那么这样的电视剧就不易成为“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电视剧中的“真实感”源于受众对作品的情感认同。形象化的表征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对影像作品的无障碍解读带给观众对电视剧的即刻反应，其中就包括观众的情感反应，这直接决定观众是否继续观赏。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指出：“诉诸情感是作者拥有的旨在控制读者、听众和观众的注意力的主要策略。作者不仅使用人们已有的情感结构，以便引导注意力，使故事以可被理解的方式得以充实。而且，它们借助情感，使人们以一环扣一环的方式，被故事所吸引。”[8]383由此可见，吸引住观众的情感，也就获得了观众的认同，也就有了“真实感”，以此为基础，电视剧的意识形态便显得慈眉善目，观众对故事背后的价值导向心悦诚服。电视剧《特殊争夺》便是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故事内容围绕着延安与国民党对技术人才的争夺而展开，尽管不一定实有，但却与当时延安的历史精神一致，剧情尽情渲染了延安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拯救和争取。剧情扣人心弦，而内容导向却是典型的延安情结，但并不让人感到虚饰和矫情。这种形式的延安话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促进了延安话语的嬗变更新。

如何让作品喜闻乐见是决定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成功于否的关键。从作为延安话语形式的意义上切入电视剧创作似乎忽略了电视剧的大众趣味，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要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844。“喜闻乐见”的根底在于发挥文艺的社会效应，从到民间去与农民打成一片，到学习外来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创造民族形式，落脚点仍是统一的。可以说，为了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作用，创作可以借用各种手段。对于当前的电视剧而言，这个道理仍然适用。今天的观众在好莱坞大片的滋养下，在铺天盖地的各种影像作品的冲击下，在各种媒介信息的影响下，审美能力不断提升，世界观、价值观正在与世界接轨。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电视剧尤其是以历史史实为题材的电视剧对主创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单纯的重现、纪录、简单的叙事已经无法满足当代观众的需求。在电影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各种电影类型的相互渗透，一部电影中融合了不同类型电影的各种元素，目的就是增加对观众的吸引力。电视剧相对于电影应该拥有更强的包容能力，对各种大众艺术与表现方式的兼收并蓄无疑会增加电视剧的表现力与吸引力，即使对于历史题材也蕴含着展开各种叙事修辞的空间。电视剧《孤军英雄》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该剧很明显是一个主旋律的主题，但电视剧将谍战、爱情、枪战、动作、英雄传奇等经典元素相融合，将壮阔的战斗场景与室内剧相交叉，既斗智又斗勇，既充满战争的残酷又满含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仁义。在价值立场上，电视剧表现的既有好与坏的敌我冲突，又突出了各为其主的不同选择，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同样忠义，这体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电视剧主创人员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因此，电视剧叙事生动曲折，让观众欲罢不能。

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在改变民族命运与中国未来走向上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这一带有政治区域文化色彩的革命历史的厚度远未得到展现。当前，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既给以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参照，也给这类电视剧将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警示。根据与时俱进的规则，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根本突破在于编创人员基本艺术立场、价值观念、历史观念与创作思维的当代转换，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可能有些沉重，却不虚妄。在好莱坞电影中，主旋律与商业性并不矛盾，他们的成功经验或许能给今天影视剧的发展提供一些宝贵的启示。

[1]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3-10-19.

[4]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Jean Baudrillard. Paul Foss, Paul Patton, and Philip Beitchman[M].New York:Semiotexte,1983.

[7][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M].孔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8][美] 诺埃尔·卡洛尔.大众艺术哲学论纲[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周继红)

On the Contemporary Image of Yan’an Discourse：Analyzing the TV Series on the Subject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Yan’an

LI Ju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Shandong)

As a product of a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Yan’an discourse reinforce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highlighted the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At present, TV series on the subject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Yan’a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namely, retelling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legends of revolutionary heroe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all reflect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ore of spirit of Yan’an discourse. Special concern about it should be aroused in such aspects as the way of approaching to history, the manifestation of realness and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popular with the people.

Yan’an discourse; subject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TV series

2015-01-0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1&ZD11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延安文学传播的类型与文化生态研究”(2013M542318)

李 军，男，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像传播研究。

G206.2

A

1672-0695(2015)03-0081-07

① 指1930—1940年代从中共入驻到撤离延安这一阶段的历史，以及与延安间接相关或以延安为背景的革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