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及其意义

杨建刚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形式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及其意义

杨建刚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体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艺术形式的理解和态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西马理论家对西方文论史和美学史上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问题进行反思，尤其是与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结果。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对形式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并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从而使其成为西马文论的代表性理论之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缺少对形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致使其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减弱。吸收和借鉴西马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诗学应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形式的意识形态;形式与内容;形式诗学

作为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话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年轻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少，甚至在大学的文学研究课程设置中如果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定语选课的学生就会减少，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前途表示担忧。究其原因，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以及缺乏灵活运用来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艺术形式问题关注不够，缺乏深入探讨。在形式问题上的失语大大削弱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艺术的解释力，也必然导致其影响力的缩小。相比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尤其是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人，对艺术的形式问题非常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形式问题的研究与形式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把文学艺术作为纯形式来对待，而是把形式与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形式的意识形态”或“形式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表现出新的特点，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保持活力。

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划分为四种模式，即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模式，在这四大模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不是对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简单分析，而是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普遍接受，原因在于它解决了文学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崇尚形式与崇尚内容这两种观念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如其所言:“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三次浪潮最好称为意识形态批评，那是因为它的理论着力点是探索什么可以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这样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①Terry Eagleton and Drew Milne(ed．)，Marxist Literary Theory:A Reader，Oxford UK＆USA: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p．11．詹姆逊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在近来的文学批评中，关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即作品的形式而非内容有可能表达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观点，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②Fredric Jameson，The Modernist Papers，London:Verso，2007，p．114．事实上，他们二人的批评实践就是对这一理念的有力践行。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论争的回应，也是在他们之间进行对话的结果。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走出当前的不景气状况具有借鉴意义。

一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所遇到的难题之一，①［美］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正如詹姆逊所言:“整个这一‘形式—内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局部的、美学的问题，也不是局部的、技巧的哲学问题，而是在各种当代语境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大大超越了它们纯粹的美学指涉，从长远看，会不断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②Fredric Jameson，The Modernist Papers，London:Verso，2007，pp．xvii-xix．因此，解决形式与内容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成为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所在，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也正是以对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反思为基础的。这个问题在西方文论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就需要从理论的源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吸收和借鉴这一理论传统，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的。

从理论源头来看，形式与内容这一二元对立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的“四因说”中对质料因和形式因的关系的强调可以看作这一问题的滥觞。③西方美学史上的“形式”(Form)概念内涵甚广，著名美学家塔达基维奇区分了西方美学史上的五种形式概念，并追溯了它们的发展历史。(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褚朔维译，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324页)赵宪章区分了西方美学史上形式概念的四大源头，并认为这四大源头统治了西方美学史2500年，后来的所有形式概念都是这些概念的发展或变种。(赵宪章:《西方形式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苏宏斌也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二元对立是黑格尔的形式—内容范畴的源头。(苏宏斌:《形式何以成为本体——西方美学中的形式观念探本》，《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这一对立在黑格尔哲学中真正形成。黑格尔并没有把形式与内容简单分离，而是强调二者的辨证统一。“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④［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8-279页。内容和形式脱离对方是不可能存在的，各自为对方存在的前提并且可以相互转化。但是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却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根基之上，这种革命性的思想也就受到了其唯心主义体系的损伤。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外在形式，这也就自然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黑格尔认为“美(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是艺术的内容，而只有通过美的形式这种理念内容才能够得以显现。虽然黑格尔强调理想的艺术是理念内容和感性形式的完美统一，就像古希腊的古典型艺术那样，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内容才是艺术的主导因素，艺术的发展和终结最终都导源于理念内容对感性形式的超越。形式对于内容来说是依存性的，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在《美学》中，黑格尔又说，“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⑤［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页。。这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辨证方法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他在抬高理念的地位的同时却丢掉了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艺术形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主张艺术的“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的把艺术直接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苏联马克思主义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为了突出艺术的革命性而过度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并把注重形式创新的现代艺术和侧重形式研究的形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美学的遗毒而予以批判，最终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引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歧途。

庸俗社会学家们完全忽视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巨大贡献，因而也就无法看到其所具有的革命潜能。先锋派理论家彼得·比格尔认为:“从19世纪中叶起，即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得到巩固以后，这一发展发生了一个特殊的转变:艺术结构的形式—内容辩证法的重心转向了形式。艺术作品的内容，它的‘陈述’，与形式方面相比不断地退缩，而后者被定义为狭义的审美。”⑥［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4页。创作实践领域内的这一巨大变化必然要求理论家对其作出解释，这也正是形式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在对黑格尔的形式—内容的二元对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见解，从而带来了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的范式革命。正如韦勒克所言:“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过去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区分已经站不住脚，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⑦［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早在1901年，布拉德雷(Andrew Cecil Brad ley)就对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批评。布拉德雷认为，诗歌说什么(What)和它如何说(How)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诗歌的本质就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同一性。人们之所以会提出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孰轻孰重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把诗歌作为诗歌来读，把艺术作为艺术来欣赏。如果“为诗歌而诗歌”的话，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就自然不存在。①Andrew Cecil Bradley，Poetry for poetry's sake: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on June 5，1901，Oxford:Clarendon Press，1901．彼得·基维(Peter Kivy)进一步认为割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容易形成两种理论:一种是把形式比作瓶子，而内容就是装在瓶子里的酒;另一种是把形式比作使药丸变甜的糖衣，而内容才是可以治病救人的良药。无论是“旧瓶装新酒”理论还是“糖衣”理论②Peter Kivy，Philosophies of Arts:An Essay in Differ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8-90．都把形式看作思想、教义等内容的附庸，从而失去了诗歌之为诗歌的本质所在。

不同于布拉德雷的形式与内容的同一性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对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采取了两种矛盾的处理办法。一是扩大形式的范围，认为内容是形式的一部分。什克洛夫斯基就指出:“形式主义方法并不否认意识形态或艺术内容，而是把所谓内容当作形式中的一个方面。”③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and Doctrine，New York:Mouton Publishers，1980，p．187．日尔蒙斯基也认为:“如果我们用‘形式的’来指‘审美形式的’，那么一切有关内容的事实就都成了形式的现象。”④Victor Erlich，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and Doctrine，New York:Mouton Publishers，1980，p．188．但是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仅仅把内容纳入形式之中具有难以避免的矛盾，用“素材”和“手法”这一对二元对立来替换形式与内容应该是更加合理的办法。在一部艺术作品中，素材是超出艺术范围而与审美无关的部分，手法则是将这些素材组织起来使其产生审美效果的技巧和方法。

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兰色姆提出了“肌质”(texture)与“架构”(structure)这一对立。架构就是能用散文进行转述的部分，是使作品的意义得以连贯的逻辑线索，肌质则是作品中无法用散文加以转述的部分，是诗歌的审美效果得以实现的保障。韦勒克对上述观点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继续推进。韦勒克认为，在实际的审美过程中，内容和形式是不能完全区分开来的，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结构框架来表达，这样内容也就变成了形式，形式也渗透了内容。和俄国形式主义者一样，韦勒克认为如果把文本中与审美效果无关的因素称为“材料”，而把影响文本审美效果的因素称为“结构”，这样更加合理。“材料”包括了原先被划归为形式的一些部分，“结构”则包括了原先的内容和形式中与审美有关的部分。

和韦勒克类似，巴赫金认为在审美活动中内容和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审美客体。在审美客体中没有内容和形式的严格区分，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和伦理的等意识形态内容必须转化为艺术形式才能具有审美价值，而这一转化也就使形式本身变成了内容。审美效果的达成不仅仅依赖于形式，还包括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二者的相互融合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如果说韦勒克的“审美效果”还局限在形式主义的范畴之内的话，巴赫金的“审美客体”概念则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另外还有英加登等诸多理论家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此不予赘述。

形式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在反思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模式，因此在弥补了黑格尔的方法论缺陷的同时却无法挽回地陷入了另一个方法论的陷阱，他们通过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而突出艺术的审美功能的同时却忽视了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而忽略了艺术的社会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体现出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二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内容是主导因素。正如伊格尔顿总结的那样:“形式是历史的由它们必须体现的‘内容’决定的;它们随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而经历变化、改造、毁坏和革命。‘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优先于‘形式’。”⑤［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6页。很明显，马克思还是在黑格尔的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不同在于内容不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苏联马克思主义正是将这一观点推向极端而走向庸俗社会学的。因此，面对艺术创作领域内现代主义的形式创新、形式主义者对黑格尔的二元对立的反思和批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严重缺陷，要将马克思主义批评推向深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形式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批判性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尝试着提出并建立了“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卢卡奇、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对艺术形式的革命性的分析和阐发可以看作这一批评模式的发端，对这一问题笔者曾经有过论述，在此不再详述。①参见拙文《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俄国形式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之比较》，《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学说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试图在二者对话的基础上纠正各自的偏颇和缺陷，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我们对世界和事物的解释也是借助于二元对立。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主体与客体，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等等。“要摆脱二元对立并不是要消除它们，而是常常意味着使它们增多。”②Fredric Jameson，The Modernist Papers，London:Verso，2007，p．xiii．在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二元对立就是形式与内容。“内容是形式的前提条件，形式也是内容的前提条件。要克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即使它富有成效)，必须使它复杂化，而不是消除其中的一个方面。”③Fredric Jameson，The Modernist Papers，London:Verso，2007，p．xiii．在叶尔姆斯列夫的两组二元对立，即表达/内容和形式/材料的分析模式的启发下，詹姆逊把形式与内容这一二元对立复杂化为四项对立，即内容的形式、内容的内容、形式的形式和形式的内容。这四种组合已经穷尽了形式与内容之间可能构成的所有情况。詹姆逊认为，“从实践角度来看，其中的每一个组合或观点都反映了一种文学批评类型，它们各自在具有自己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内在局限性。”④Fredric Jameson，The Modernist Papers，London:Verso，2007，p．xiv．内容的内容指的是一种尚不具有实际的文学形式的社会和历史现实，或者说内容还处于无法表达和尚未定型的阶段。内容的形式是作家用以将这种无形的、原生态的现实，也包括抽象的观念，表达出来的具体的文学语言和艺术形式。一旦作家赋予了无形式的内容以形式，那么这种内容的形式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任何东西。寓言就是对内容的形式的最集中体现。而形式的形式则是那种纯粹的无内容的纯形式，是康德所说的作为纯粹美的形式。詹姆逊认为，对内容的内容和形式的形式的过分强调代表了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两种极端倾向。要超越这两种极端化倾向，就必须走向第四种情况，即关注形式的内容(意识形态)。因此，在文学艺术中，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是三位一体的，其意识形态内容就蕴含于文本形式的深层纹理之中，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他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所进行的文本分析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实践。

与詹姆逊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复杂化不同，伊格尔顿认为形式与内容事实上是不可分的。人们之所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原因仅仅在于学者们从学术的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时为了概念的明晰性而做的权宜之计。因此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分析的而非事实的区分，用马尔赫恩的话来说，是“对单一的指意实践的一种非此即彼的分析式抽象”⑤［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我们从概念上区分形式与内容，就像从概念上区分夜星和晨星一样，尽管从存在的角度来看二者指的是同一种星。人们有时候会说从语言的“背后”挖掘思想，或者说透过形式看内容，但是这种空间性的比喻是一种误导，因为语言并非思想已经包于其中的可以随意处理的包装纸。相反，诗歌语言本身就是它的思想的构成要素，或者说，形式是内容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它的反映。声调、节奏、韵律、句法、谐音、语法、标点等实际上都是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意义的容器，修改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改变意义本身。事实上，在文学研究中，我们都是通过非语义的因素(声音、节奏、结构、印刷格式等)来理解语义(意义)的。日常语言也是如此。在日常语言中，内容也是形式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所指(意义)是能指(语词)的产物。意义就产生于语词本身及其使用过程之中。我们无法具有“事实胜于雄辩”这一思想，除非具有能够承载它的语词或符号。但是，在日常语言中，语词往往服务于意义的表达需要，只是意义的传递工具，语词本身并不是关注的主要对象，或者说，我们关注的重心是所指而非能指。诗歌则恰恰相反，它把日常语言的内容和形式或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在诗歌中，我们很难漠视语词而获得意义，因为所指是对能指进行复杂运用的结果。正如伊格尔顿所言:“难道可以肯定标点是一回事而政治是另一回事吗?事实上，这种区分是否经得住考验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要展示劳伦斯的作品中的标点——创造一种流淌和自发的效果——与他的‘有机的’世界观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如此。既存在着形式的政治，也存在着内容的政治。形式并不是对历史的偏离，而是一种接近历史的方式。艺术形式的重大危机——比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几乎总是与历史的剧变捆绑在一起。”①Terry Eagleton，How to Read a Poem，Malden:Blackwell，2007，p．8;译文参见陈太胜:《新形式诗学: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在文学作品中，形式本身就是历史、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新古典主义诗歌利用了英雄偶句诗的顺序、对偶和均衡，自然主义戏剧用手势传递着它无法可靠呈现的舞台之外的现实，一部小说歪曲了它的时间顺序或者令人晕眩地把一个人物的观点转移到另一个人物身上，所有这些都是自身作为道德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传递者的艺术形式的例子。甚至诗歌中的一个无意义语、一句俏皮话或非认知的词语游戏，都包含有含蓄的道德观念。基于此，伊格尔顿对纯粹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狭隘的形式主义对诗歌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是过分注重诗歌表达的方法而忽略了诗歌表达的内容，是将形式作为历史本身的媒介来把握。事实上，文学的形式(能指)与内容(所指)是无法分离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并不是有待于植入形式之中的东西，相反，它们本身就蕴含于形式之中，与形式融为一体，或者说就是形式本身。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形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希利斯·米勒指出，西方文学研究的中心在1979年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简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②［美］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这并不是说之后的文学研究重新回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之前的传记批评、主题学和文学史研究的老路上，因为经过形式主义的洗礼之后，文学研究的“向外转”也必须考虑文学内部的形式因素，对文学中的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和考察也必须以文学的语言、韵律、结构等形式因素为出发点，通过形式来阐发意义。正如卡勒所言，新批评作为一个流派已经消亡，但是它的细读法作为一种遗产已经被后来的各个学派所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思考就建立在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背景中，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研究，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了。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分析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后来被马歇雷所继承，而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政治无意识》分别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并在《文本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Text，1975)和《形式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Form，1976)两篇文章中对巴尔扎克等人的文学形式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深入挖掘。

詹姆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和借鉴奠定了他后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他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就非常重视这种文化形式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表现得更为突出。与70年代的《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不同，在80年代所写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这部教材中，伊格尔顿反复强调理论的政治性，认为一切理论和批评最终都是政治的，并提倡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范式。但是，近几年来，在他宣布西方理论已经进入后理论时代之后，却又重新审视形式主义，希望从形式主义中吸收营养来克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伊格尔顿认为，在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教授们不再从事文学批评实践，文学系的学生也不再对文学研究感兴趣，反而转向了大众文化。这种转向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变迁使然，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根本没有受过系统的形式批评教育，从而不具有关注文学形式的意识和进行形式分析的能力。文学专业的学生犯的最普遍的错误就是直接关注诗歌或小说说了些什么，而置它言说这些内容的方式于不顾。“这样阅读文学作品就是把作品的‘文学性’扔到了一边——事实上，这是一首诗、一部戏剧或一篇小说，而不是对发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水土流失事件的解说词。就像报告一样，文学作品是一系列的修辞。文学阅读需要非常敏锐，对音调、语气、语速、文类、句法、语法、纹理、韵律、叙事结构、标点符号、含混——事实上，对所有被囊括于‘形式’头衔下的任何问题——保持警觉。”③Terry Eagleton，How to Read literatu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pp．2-3．当然，我们也可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水土流失的报告，这就要求我们对其语言的运作方式保持密切关注。基于此，伊格尔顿近年来重新回到文学研究中来，通过对形式主义的分析和借鉴来思考“马克思主义者到底该怎样读文学”这一重要问题。他近期出版的《怎样读诗》(How to Read a Poem，2007)和《怎样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这两部著作就是试图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注文学的形式问题必须以对文本的“细读”为基础，而不能像社会历史批评那样进行宏大叙事。伊格尔顿发现，事实上，几乎所有知名的文学理论家都严谨地运用细读法。俄国形式主义者之于果戈理和普希金、巴赫金之于拉伯雷、阿多诺之于布莱希特、本雅明之于波德莱尔、德里达之于罗素、热奈特和德曼之于普鲁斯特等莫不如此。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的都是一种政治批评，但是，“对几乎所有的批评家来说，政治都暗含在他们对文学文本的精心研究之中”①Terry Eagleton，How to Read a Poem，Malden:Blackwell，2007，p．9．，因为“如果对文学语言缺乏一定程度的敏感的话我们就无法提出有关文学文本的政治或理论问题”。②Terry Eagleton，How to Read literatu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p．ix．细读固然重要，但是，“细读并不是问题争论的焦点。问题并不在于你如何顽固地紧紧抓住文本，而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在寻找什么。上述理论家们不仅是细读者，而且对文学形式极其敏感。这也就是他们与当今的许多学生不同的地方。”③Terry Eagleton，How to Read a Poem，Malden:Blackwell，2007，p．2．细读(close reading)是一种“慢读”(slow reading)，它与现代性对“速度”的强调背道而驰，因此，“对尼采来说，细读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④Terry Eagleton，How to Read a Poem，Malden:Blackwell，2007，p．10．。文学阅读是对文本的一种感知性阅读(sensitive reading)，它所获得的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通过对文本的细细品读获得一种审美体验，并从文本的音调、语气、强度、速度、句法、语法、标点、含混、节奏、韵律和想象等形式因素和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蕴含于其中的历史、道德、意识形态等“政治无意识”因素。但是这并不是要重新回到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而是在后理论时代建立一种新的形式诗学。

四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这种品格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表现为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弘扬，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多侧重于对文学艺术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关注，而将艺术的形式问题看作资产阶级美学和雕虫小技予以抛弃。苏联马克思主义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当革命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社会主流话语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也就不再体现为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直接倡导，而是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科学，即走向文本内部，通过对文本自身的深度耕犁来挖掘文本深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对社会历史的关注，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直接，就像伊格尔顿所说的，既不能走向纯粹的形式主义，也不能再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道路，而是应该深入到文本自身的阅读之中，通过文学文本来阐发对社会的关切与批判。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使其文学理论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并取得了被世界认可的理论成果。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走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的道路。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采用苏联模式，把文学艺术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宣传工具。新时期以来，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淡化，与美学热相伴随，在文学创作领域兴起了注重形式创新的先锋文学，而在文学理论界则出现了“向内转”的理论热潮。在对长期以来的工具论和反映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和审美性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与此同时，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符号学、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等理论也被迅速介绍进来，并获得了我国文艺理论界的普遍认可，进而形成了形式本体论的理论思潮。在此过程中，形式问题受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空前重视，重新思考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1987年，李劼在对先锋派文学的语言形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形式本体论的理论构想。他认为，按照人们长期以来的审美习惯，写什么总是第一位的，怎么写则是次要的，内容对形式具有决定作用。但是，通过对先锋文学的研究，理论家们发现，“形式不仅仅是内容的荷载体，它本身就意味着内容”，因为“当内容不再单向地决定着形式，形式也向内容出示了它的决定权的时候，在同一个作家那里，几乎相同的叙述对象，因为叙述形式的不同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因此他认为“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在作品中产生了自身的本体意味”，而且这种形式的本体意味并不是构架性的，而是实在性的。①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这一论断是很有见地的，之后很多理论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拓展。童庆炳通过对西方形式主义的形式观的分析认为，“形式总是一定内容的形式，形式在总体上必须归顺内容，受内容的支配。但是一旦形式受内容的吁请而出现、形成后，它就不是消极之物，而是一种‘攻击性’的力量。它与内容相对抗，并组织、塑造、改变内容，最终是征服、消融内容。”②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因此，童庆炳认为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征服的辩证关系，美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存在于内容或形式之中，而是存在于内容与形式的交涉部。他之后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发展。赵宪章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严重忽视了形式的重要性，因此在对西方形式美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设想，并把这种设想运用于对当代文学的新形式的研究之中。他的这种形式美学不是“超越形式直奔主题”，而是要“通过形式阐发意义”。③赵宪章:《形式美学与文学形式研究》，《中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另外，赵毅衡、申丹、傅修延、南帆、杨义、胡亚敏、汪正龙等一批学者都对西方形式文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且有学者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之中，从而使形式文论和批评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重要一维。④参见夏秀:《原型理论与文学活动》第3章第2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

然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形式文论均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二者之间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新世纪以来，相对于艺术生产、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理论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们对文学艺术的形式问题的关注要少得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理论也缺乏深入研究，更没有将这些理论成果纳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之中。更重要的是，与发生在西方理论界的情况一样，中国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同样缺乏形式批评和文本分析方面的训练，这直接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中自然也缺少形式批评的环节以及对学生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的训练。其后果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过于侧重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而对内部的形式问题缺乏解释力，从而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这也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建设中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诗学应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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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5］03-0023-07

2015-01-13

杨建刚(1978—)，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美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11CZW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2JJD750020)和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子课题“西方文艺学、美学在当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IFYT12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