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法到延异:反思斯图亚特·霍尔晚期作品中的混杂化①

［巴巴多斯］理查德·L·W·克拉克撰宗益祥译

(西印度群岛大学 语言文学系，巴巴多斯 97150;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从辩证法到延异:反思斯图亚特·霍尔晚期作品中的混杂化①

［巴巴多斯］理查德·L·W·克拉克撰宗益祥译

(西印度群岛大学 语言文学系，巴巴多斯 97150;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斯图亚特·霍尔的晚期作品体现了一种对文化研究的认识论转向:从一种辩证法的问题式走向了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延异”视角。文化延异的结果表现在，这里保留了一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化混血的混合物，而不是那种被纯粹主义者所推崇的单一性的特殊物。透过延异概念，霍尔提倡一种不是通过本质或纯度而是一种必要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来定义的身份模型，而这就是一种我们无法回避的混杂化。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认识论;辩证法;延异;混杂化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流散》一文暗喻迭出、跳跃难懂，但它代表了近来一种对加勒比文化进行概念化构设的认识论转向。②笔者将“知识型(episteme)”、“问题式(problematic)”和“范式(paradigm)”三个术语等量齐观。第一个术语“知识型”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认识论基础(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它使得某一时某一地所特有的思想型铸成为可能:在许多体系、经验与时代学说之间，福柯察觉到了其中的一致性，尽管并非明确表明，但是它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条件与组织原则。不过，这种一致性是“挣脱特定人群之关注的基础”，这些人的思想与交流则构成了知识形成的基础。尽管“问题式”这个术语最早是经由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流布开来的(笔者将在下文详述)，但是如今它时常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这个名字联系最为紧密，阿尔都塞认为任何知识体系必须“将问题置于特定地域以及一种明确的理论结构视域范围当中，这就是问题式，它构成了问题产生的绝对而明晰的可能性条件(这是笔者论述的着重点)”。因此这种概念框架使得一些目标得以明确，虽然超出范围者依然是个未知数，而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不是理论的目标，相反理论旨在将其窒息”。“知识型”与“问题式”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s)”概念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而库恩的“范式”概念则是用以描述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的。确切而言，笔者的观点如下:处理此类问题的主导方法是一种辩证法的问题式，而霍尔则被索绪尔及后索绪尔的“差异”概念所吸引③参见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中的“残余的(residual)”、“统治的(dominant)”、“霸权的(hegemonic)以及“突显的(emergent)”成分的重要区分。，这是我们理解加勒比地区许多最值得珍视的文化特质的重要意义的出发点。④在本文中，笔者采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SCO)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即“某一社会或者社会团体所具备的一整套精神的、物质的、智力的和情感的独特形态”，它主要包括“艺术、文学、生活方式、群居形式、价值系统与传统信仰。”本文有两大任务:首先，将通过细致阐释霍尔的一些观点来试着澄清其理论诉求，即意义只会在所谓的“后结构主义”大陆哲学潮流当中直接进行呈现，并且霍尔对后结构主义的运用确实非常广泛;其次，为了理解霍尔通过不断反思的方式来对一些正统观念所提出的挑战，而这里所谓的正统认识本身貌似已然在加勒比文化研究领域牢不可破，所以笔者会尝试通过深入霍尔的各种观点内部来一探究竟。

在这篇文章中，霍尔的起点是“那些展现了在西方世界流散的加勒比‘黑人’(包括非洲裔及亚洲裔)的电影及其它视觉表征形式”，而“围绕加勒比的新电影”则是重中之重。⑤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霍尔认为，这些“文化实践和表征形式”都将“黑人主体置于中心位置”，于是这就将“文化身份问题置于一个不得不追问的境地”①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霍尔指出，我们普遍习惯将身份假定为一种“显而易见与毫无疑问”的前提，它是一种牢不可破、毋庸置疑的事情，而文学、电影和其他文化实践仅需要对此如同镜子一般直接反映出来就行了②Clarke，Richard，“‘Roots’:a Genealogy of the‘Barbadian Personality．’”The Empowering Impulse:the Nationalist Tradition of Barbados．Ed．Don Marshall and Glenford Howe．Kingston:Canoe Press，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2001，305．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然而，霍尔指出了他的意图:为了揭穿“‘文化身份’这个术语自我标榜的重大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潜在问题，我们需要‘对文化身份及表征主体展开一种对话、一种探查’”③参见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提出的“表达力转向(expressive turn)”概念，这是文化理论研究当中不可忽视的一大解释。文化表达派模式与语言表达派哲学的结合同样是明白无误的，此二者差不多同时诞生，并且或许后者经由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明确阐述而名声最著。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因此，霍尔在这篇文章中力求提出两大问题:首先，“谁是电影中所凸显出的新主体?”;其次，也是更加难以捉摸的一点，即“他/她从何处发声?”④甚至时至今日，在我们思考加勒比文化时，这种身份模式的浪漫化“根源(root)”［就此而言，赫尔德(Herder)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与其卓越的持久性都值得讨论，而我对“根源”的理解是“巴贝多人(Barbadian)的个性宗谱”。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

一、新主体:加勒比文化身份认识的辩证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而言，思想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回答。笔者将这种观点称为一种“残留的唯心主义(residual idealist)”模式，它继续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展现各种大众文化表达形式的“感情结构”。在这种框架中，尽管人们坚称通过非洲人本身以及那些巴巴多斯式的“前非洲人(ex-Africans，比如流散者)”来重新发现黑人的原初形式，但是“黑色”采取了一种超历史与超文化本质的存在形式，而历史文化则要么遭到压制，要么至少经受了诸如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种族主义的掩饰。霍尔认为，人们还是常常以下述方式来理解加勒比文化身份，即使用单一的、共同的文化术语，一种整体的“单一真我”潜藏于许多其他更为表面的或人为强加的“自我”之中，于是这里的人们就打上了拥有共同的历史与祖先的烙印……在所有其他更为表面性的差异之下，这种“单一性(oneness)”黑人经验是“加勒比特性”的实质。一种加勒比或者黑人流散的身份必须得以发现、挖掘、揭露并表达……⑤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非洲是“‘大难题(the great aporia)’这个遗落术语的名号，它位于我们文化身份的中心并且赋予了一种至今依然缺乏的意义”⑥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霍尔主张，“这种身份的再发现”通常是“热情研究的目标”⑦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

这个观点的一些方面值得注意。首先，表面的加勒比自我与真实的非洲自我的关系被时空术语所概念化了。正如丹尼尔与乔纳森·波雅尔(Daniel Jonathan Boyarin)所指出的，流散身份通常以两种方式进行建构:一方面，它被描述为一种共同宗族起源的产物;另一方面，它还被视作是一种共同地理起源的产物。②Clarke，Richard，“‘Roots’:a Genealogy of the‘Barbadian Personality．’”The Empowering Impulse:the Nationalist Tradition of Barbados．Ed．Don Marshall and Glenford Howe．Kingston:Canoe Press，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2001，305．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换言之，非裔加勒比身份并不是固定在此时此刻，而是主要关乎到彼时彼处。然而，正如这个特别术语“身份”所暗示的，这种身份是以现象的反应式为基础的，而这种现象本身则被一种同一性(sameness)与连续性(continuity)所分离，这种同一性可以将此处与彼处之界限模糊化，这种连续性则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融为一种“现在之永恒化”。由此观之，现在的非裔加勒比人与其遥远的非洲先祖在任何本质方式上都没有什么不同;其次，这种关系时常以表达派(expressivist)术语进行概念化:一种内在的非洲本质采取一种外在的加勒比形态来表达自我，这很像光从灯芯之中散射出来或者气息从身体内部吐露出来那样。③参见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提出的“表达力转向(expressive turn)”概念，这是文化理论研究当中不可忽视的一大解释。文化表达派模式与语言表达派哲学的结合同样是明白无误的，此二者差不多同时诞生，并且或许后者经由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明确阐述而名声最著。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可以用来展现这个过程:非裔加勒比身份类似于一种从原始黑人土基中生发出来的“植物(p lant)”一般，或者反过来说，如同“根基(root)”般的非洲身份绝对是植物健存的真正本源。④甚至时至今日，在我们思考加勒比文化时，这种身份模式的浪漫化“根源(root)”［就此而言，赫尔德(Herder)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与其卓越的持久性都值得讨论，而我对“根源”的理解是“巴贝多人(Barbadian)的个性宗谱”。Hall， 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2、p．392、p．392、p．393、p．394、p．393．第三，上述关系常常以诸多重叠修辞进行描述，这种重叠修辞使得真实与表象、诚实与虚伪、内核与外饰、中心与边缘等等因素对立起来。尽管只是一些细微的差异，但这些都是围绕着内在真实与外在虚伪的区别，前者等待被发现或者再发现，后者则是不得不彻底丢弃的。因此，非裔加勒比身份时常以一种类似恋母传奇(Oedipal romance)的方式进行构筑，殖民主义的虚伪粉饰将真实内核牢牢压制，直到去殖民化成为大发现时代的中心，上述真实内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而随即后殖民主义则被人们追捧为这场大戏的完美结局。第四，非裔加勒比人借助一切日常言行来表达似乎能超越时空界限的非洲元素本身，而且还据此构筑他们存在的事实，这常常被视作是在本质上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cal)，换言之，它被视作是一种不变的、独特的、有别于所有其他元素的事物，并且它不受外在的影响。不幸的是，所有属于此种分类的人与那些不属于这种分类者具有无可争辩的区别。奈杰尔·博兰(Nigel Bolland)认为，这种“二元论”或者“二分法”的加勒比文化身份模式应该归咎于一种“自我对抗他者”、“我们对抗他们”的对立思维方式，这种加勒比文化身份导致一种混杂化加勒比社会最多只是本质各异的亚种族群体自身的一种“混合(blending)”或者“集合(aggregate)的观点。①Bolland，O．Nigel，“Creoliz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a Cultural Nationalist V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aribbean．Vol．I．Ed．Alistair Hennessy．London:Macmillan，1992，64．

然而，作为一名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霍尔对巩固这种身份解释的唯心主义心存疑虑。就霍尔而言，对于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西内尔·詹姆斯(C．L．R．James)、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或者一大堆其他的加勒比思想家来说，比如“黑色(blackness)”就不是超越时空界限的非洲本质，它只是命运偶然赋予的一种特别的肤色，是大部分贫苦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这也是大部分贫苦人民的共同生存结构。②举例而言，参见塞泽尔的《黑人传统文化认同(negritude)对我的意义何在?》一文，此文明显地将作者的黑人传统文化认同的唯物主义模式与桑戈尔的实在主义版本区别开来。首先，他质问是否非裔加勒比身份在本质上是静态的与不变的固定现象，据此它永远与一些源出状态紧密相连。他质疑究竟是否能在“被埋葬和覆盖的殖民经验的历史钩沉”里取得成果。③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这是因为这里没有原始的、前殖民黑人或者非洲本质，这种本质不受时代变换而安然存续并且唯待以一种原初面貌再次显露人间:它是否还是我们身份的源头，这种源头历经四百余年的漂泊、分离与流放而未改初衷，而我们据此能在任何最终的或者字面的意义上叶落归根，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值得怀疑。源出的“非洲”早已随风而逝。我们必须避免与西方沆瀣一气，确切而言，西方通过将非洲凝固为一种永葆原始的永恒区域来使其显得正常化(normalise)并且进而利用它。④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

霍尔也认为，非洲“最后必须得让加勒比人自己审视一番，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意义的恢复”⑤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即重新获得其曾经占有的形式。

在霍尔看来，因为身份本身并非一种超越历史的不变前提，它根本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会在历史文化之外依然故我。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一种普遍的和先验的精神存在，而且历史也并不会在我们的心灵上烙上一块根本标志。这不是什么一劳永逸之事。一种我们最终能彻底返回的固定本源并不存在。⑥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形成(becoming)”与“存在(being)”的问题。它不仅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它并不是一种已经存在的、超越时空与历史文化的东西。不过如同其他历史事物一样，它也时刻进行着转变。与一些永恒固定的历史本质不同，它们是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上演(play)”⑦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

换言之，我们的当下身份必然是一种历史的作用，历史必然在我们祖先或许曾经所是以及我们如今、将来所是之间进行身份自身的干预。这不是说我们从祖先那儿就无所承继。霍尔的观点仅仅是，尽管至少在许多方面我们必然与先辈保持身份上的连续性，但是我们的身份必然由于不可避免的环境改变而呈现出断裂性。的确，霍尔认为，假如黑肤色的加勒比人具有某些共同点的话，那么一些有关这种共同起源为久远的一时一地的假定并没有“新大陆(New World)”的社会历史环境使然更具说服力，实际上后者最主要是提供了一种连接过去历史的功能:“西方世界的奴隶贸易与种植物经济(还有符号经济)被连根拔起”⑧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霍尔写道，“人们跨越各种差异而‘众志成城(unified)’，与此同时他们与自己的历史却被直接分割开来。⑨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的共同点恰恰就是一种深刻的断裂经验”⑩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3、p．399、p．399、p．395、p．394、p．396、p．396、p．395．。

其次，霍尔认为并没有一种单一的、核心的、自我同一的非裔加勒比文化身份。这个观点的证据是，尽管许多相似性能将非裔加勒比黑人彼此之间以及与那些一直生活在非洲大陆的黑人联系起来，但是这里确实仍然存在一种前文提及的环境改变所导致的巨大差异性。霍尔罗列出了这种差异性的一些例子:语言差异将母语分别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人们分隔开来;甚至在共同使用同一种官方语言的巴巴多斯(Barbados)与圣卢西亚(St．Lucia)之间，一种社会文化的差异仍然存在。举例来说，母语为法语或英语的地区之间也存在政治差异，因为岛屿地区与都市中心二者并不是处于完全一样的“他者(otherness)”关系之中;最后要重点强调的一个例子是，“奴隶”自身与我们祖先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性，因为后者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部落、村庄、语系及教派。①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5、p．394、p．395．简而言之，霍尔认为非裔加勒比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或许可以说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都是如此)，差异性与共同性以一种不断聚散离合的形式相互交织，也就是说，一种统一的趋势与一种分裂的倾向二者之间实现了一种平衡，前者是在共同特性的基础之上达成的，后者则是由于必然的彼此差异所导致的。因此，霍尔认为必须认识到“构成‘现实中的我们’的深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更确切而言是‘我们将会成为什么’——因为历史已经介入其中了②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5、p．394、p．395．，这就像对我们所拥有的潜在共性的认识那样。

基于上述原因，霍尔主张我们应该将非裔加勒比文化身份视作是由“同时运作的两条轴线或者双向维度所构筑的:其一是相似性与连续性;其二则是差异性与断裂性”③霍尔借用巴赫金的一个概念将这条轴线的关系描述为“对话(dialogic)”，但他对此并未再行详述。。因此，一个主要问题摆在了非裔加勒比文化研究学者面前，这恰恰就是如何抓住霍尔在“身份‘差异’的上演”以及连续性里的断裂性当中所刻画的矛盾特性。换句话说，假如非裔加勒比“身份并非出自一些传承至今的固定起源”，假如没有一种单一的、独特的、核心的、自我同一的非裔加勒比文化身份，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它的形成?”④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5、p．394、p．395．。

至少在当代，这种“混杂身份”与“混杂社区式国家”的主导“景象(vision)”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综合的”或者“辩证的”形式。⑤Bolland，O．Nige，l“Creoliz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a Cultural Nationalist V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aribbean．Vol．I．Ed．Alistair Hennessy．London:Macmillan，1992，pp．64-65、p．71、p．71、p．64、p．65．与二元论模式相比，博兰认为这种辩证模式强调了这种“‘个人’、‘社会’与‘文化’以及人类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互构性质”⑥在本期，博兰就此问题再次撰文进行了探讨。。构成加勒比文化和社会的各种元素被视作是“整体的不同部分或组成整体的对立面”⑦Bolland，O．Nige，l“Creoliz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a Cultural Nationalist V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aribbean．Vol．I．Ed．Alistair Hennessy．London:Macmillan，1992，pp．64-65、p．71、p．71、p．64、p．65．，“尽管系统部件无法独立存在，但是可以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获得意义”⑧Bolland，O．Nige，l“Creoliz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a Cultural Nationalist V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aribbean．Vol．I．Ed．Alistair Hennessy．London:Macmillan，1992，pp．64-65、p．71、p．71、p．64、p．65．，此外它必然要在一种“广阔的社会主从(dom ination/subordination)的历史进程”⑨Bolland，O．Nige，l“Creoliz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a Cultural Nationalist V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aribbean．Vol．I．Ed．Alistair Hennessy．London:Macmillan，1992，pp．64-65、p．71、p．71、p．64、p．65．当中来理解，他认为这起到了一种“主导社会变革”的作用。⑩Bolland，O．Nige，l“Creoliz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a Cultural Nationalist V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aribbean．Vol．I．Ed．Alistair Hennessy．London:Macmillan，1992，pp．64-65、p．71、p．71、p．64、p．65．这种辩证模式将共同性与差异性、连续性与断裂性都纳入了对加勒比文化环境的思考当中。

当然，辩证法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同义词，后来黑格尔逐渐将其馈赠给了诸如马克思这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马克思则是许多后殖民主义与加勒比文化理论家的研究向导。（11）或许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是最为著名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受惠于黑格尔的地方概括为:“总体性范畴(category of totality)，即整体对于部分具有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这是马克思承袭于黑格尔而又天才式地转化为一切新科学的方法本质。”(27)举例来说，詹姆斯是一位主张泛非主义(Pan-A fricanism)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不仅致力于将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阐释，这种方式至少主导了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且他还将黑格尔式的马克主义视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理论工具，据此可以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理解包括加勒比和非洲大陆在内的流散黑人的历史困境。（12）对于前者强调的，可参见詹姆斯的《辩证法笔记》(Notes on Dialectics)，而后者则可参见《从杜桑—卢维图尔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rom Toussaint L'Ouverture to Fidel Castro)一文。当然，法农也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旨在透过辩证思考框架的棱镜来理解加勒比社会和文化。这里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进行详细探讨，不过霍尔并不赞成这种加勒比文化身份的辩证概念的某些方面，而这也是值得我们强调的地方。首先，社会的表达派模型，具体而言，即每一个时代主要都是通过对其构成元素选择其一而排除其他的方式来展现的(这在精神方面尤其突出，比如黑格尔图式对于理性的过分强调;马克思对于特定阶级的强调;对加勒比语境中的特殊种族的强调;等等)，因此，上述模型的概念定义构成了特定社会历史关头的事实。（13）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的“表现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概念涉及到作为这种总体性内部成分之一的隔离与特权……这样问题成分变成了一种能够明述其他成分或者整个问题的特征的主码或者“内在本质”。其次，历史的辩证模式，即认为历史变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构成元素的对立面之间的对抗(举例来说，它强调对于其他阶级或者种族的对立情绪)，由此产生一个对各种元素进行最大化优胜劣汰的两极综合体。这种功能使得某一元素与其对立面交替发生冲突，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综合体，如此循环不息。在此框架之中，表面的差异性与断裂性只是掩饰了潜在的相似性与持续性——正如法国人的一句谚语所言:“万变不离其宗”。第三，有观点认为每一个社会历史语境可以形成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或整体，在这里差异性最终被超越或者被取消。

然而，霍尔、阿尔都塞(Althus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其他许多法语理论家一样，纵使采取了唯物主义的最终目的，他们都对套用并藏身于黑格尔哲学之中的唯心主义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感。①阿尔都塞评论道，这种残存的唯心主义侵蚀了青年马克思的作品，甚至可以说，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绝对是以这种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可参见《致马克思》(For Marx)。尤其是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那段时光，霍尔受到了阿尔都塞的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ist Marxism)”影响深远，这在诸如《种族、接合与主导性社会结构》(Race，Articulation，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但在《文化身份与流散》中是明显缺失的。德里达指出，当代法国哲学在总体上正困惑于此，这是“一种活跃而有组织的过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组织上的厌恶感”②Malabou，Catherine．The Future of Hegel:Plasticity，Temporality and Dialectic．Trans．Lisabeth During．London:Routledge，2005，p．26．。相反，霍尔转向了一种索绪尔及后索绪尔的差异模式，据此来绕开黑格尔主义及新黑格尔主义的内在诱惑。这是由霍尔的特殊用语所开启的转向，尤其是他使用了诸如“差异(difference)”、“‘差异’的上演(play of‘difference’)”以及“延异(differance)”这样的术语。③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p．396-397．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符号学的奠基人身份而誉满今日，而此后学界则热衷于研究意义的生产与解释。④笔者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并不是美国实用主义者、符号学家皮尔斯(C．S．Peirce)。索绪尔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作品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与19世纪语言学的主导形态大相径庭:第一个重要概念是“语言(langue)”(人类使用的所有语言都显示出这种理论原则)，它与“言语(parole)”(对话或者实际使用中的语言)正好截然相反;第二个重要概念是“共时性(synchronic)”(意为符号的意义源自它与其它符号同处于任一特定时刻的关系当中)。尽管他并非不明白这么一个事实:人们必定是在一种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来使用语言的，基于这个原因，意义必然随着时间而改变，他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使得意义在任何时空之下成为可能。

二、关注“差异”:从辩证法转向延异

在影响深远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中，索绪尔很少关注意义的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meaning)，即一个符号“意为(means)”反映、指涉、对应了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索绪尔的矛头所指主要是意指(signification)的表达派模式，这在19世纪早期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它与语言学家洪保德(Humboldt)的作品密切相关。从表达派模式的观点来看，言说者或作家的思想预先以一种前语言的(pre-linguistic)形式存于心间，而符号则是通过将其表达出来而传情达意。索绪尔拒绝承认这种“思想在言语之前已经存在的观念”⑤Saussure，Ferdinand，1916．"From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Ed．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Tallahassee: UP of Florida，1986，p．646．，他认为我们思想(即一种与其他对象相区别的特定概念)的存在无法摆脱语音系统(确切来说，它是依据声音之间的差异进行组织的)，这是人类出生、成长进而学会说话所离不开的外部环境。(当然，索绪尔认为虽然许多人后来学会了写字，但是说话还是基础，它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而同步发展。)

简而言之，对于索绪尔及诸如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这样的继承者来说，人类的认知水平随着语言的习得而逐步发展。正如我们学会区分一些特殊的声音那样(比如“猫”与“鼠”的不同)，因此我们的脑海中就会产生一些与这些声音一一对应的特定概念。对于索绪尔主义者而言，声音(或者确切来说是语音差异)不仅仅是基础，而且还是思想(或者确切来说是概念差异)的来源。出于这种考虑，索绪尔假定每一个符号实际上可以分为一个“能指(signifier)”(一个特殊的声音)与一个“所指(signified)”(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关于现实的观念而非现实本身的一些方面)。尽管能指与所指的亲密结合使得谈话中的想法无法脱离一个特定的声音来表达，反之亦然，但是特定的能指与所指实际上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彼此依附的，换言之，纯粹是通过习俗而非强制进行结合的。简而言之，“猫”这个声音附加到“猫”这个概念的结合是因为其他声音(比如“狗”或者“书”)附加到其他概念的结合。总之，对于索绪尔来说，在历史发展的任何特定时刻，比如像英语这样的符号系统，它其中的每一个符号的意义都是由它与所有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并没有给出一种辩证的分析，藉此各种符号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通过黑格尔哲学潮流当中的综合三段论进行超越。甚至对于索绪尔而言，意义完全就是差距(the gap)的作用，这种差距一刻不停地将各种符号进行区分。换言之，某一符号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与其他符号之间存在差异。综上所述，意义并不是以一种肯定的(positively)方式天然存在于符号之中，而是以一种否定的(negatively)方式从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之间转化而来。对此索绪尔曾有过一段名言:正如语音(能指)的特质并不是从其肯定的层面得出的，而仅仅是通过语音之间的区别展现的①Saussure，Ferdinand，1916．"From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Ed．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Tallahassee:UP of Florida，1986，p．652、p．653．，因此概念(所指)纯粹是一种差异，它并不是通过其实际内容来确定，而是以概念与系统当中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否定关系来确定。它们最精确的特性恰恰就是他者所没有的特性。

据此索绪尔得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结论:“在语言当中唯有差异关系，而肯定的关系并不存在。如果离开了语言系统的话，那么既没有概念也没有语音存在，但是概念与语音的差异正是从这个系统当中得出。”②Saussure，Ferdinand，1916．"From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Ed．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Tallahassee:UP of Florida，1986，p．652、p．653．

每一个符号的意义都是它与其他符号的隐性差异的函数，所有这些符号共筑了一个共时性符号系统，而索绪尔关注的是他称之为语言的“联想轴(associative)”或者“纵聚合轴(paradigmatic)”的关系系统。可是，他指出某一个符号的意义也是由这种直线性的、历时性的符号序列以内的显性位置决定的，这些符号构成了一个既定的话语表达方式，据此每一个符号通常“仅仅因为它处在与其前后符号不同的位置上从而获得了自身的意义”。这个符号链构成了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的“横组合轴(syntagmatic)”，它在句子的层级上受到特定符号的选择与符号之间的位置关系的严格顺序的语法规则的支配。句子进而形成段落，这取决于当时的表达风格，段落进而构成情节及故事，这时一定的逻辑与情节明显地在起作用。

简而言之，在索绪尔看来，意义并不是什么预先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几乎完全源自于语言系统的作用。确切而言，某个话语的意义是“横组合轴”与“纵聚合轴”的互动关系的函数。雅各布森曾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证据:假如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言说者或者作者的大脑遭受了部分损伤)使得其中一轴遭到了破坏的话，随后产生的意义就会跟着受到破坏。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话语存在于各种组成部件(语音、单词、句子等等)的综合当中，这些组成部件是从所有组成部件(符码)当中挑选出来的。一种语境的各种部件处于一种临近的状态，并且在一个替换集合中的符号是按照相似性的不同程度一字排开的，这种相似性在同义词的等价性与反义词的共同核心之间浮动。③Jakobson，Roma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Fundamentals of Language．By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The Hague:Mouton，1956．Rev．Ed．1971，p．75、p．74．

因此雅各布森将这种纵聚合轴(相似性与替换性的向量)视作是隐喻的函数，而横组合轴［语言组合与“情节构思(contexture)”的向量］④Jakobson，Roma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Fundamentals of Language．By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The Hague:Mouton，1956．Rev．Ed．1971，p．75、p．74．则是转喻的函数。⑤符号在纵聚合轴之间的关系是隐喻性的，因为某一话语之中的一个符号或许能被其他等价的符号所替代。符号在横组合轴之间的关系则是转喻性的，因为在法语传统中，人们并不认为用符号“手(hand)”去替换“水手(sailor)”是一种部分替代整体的关系，而是将其视作临近关系(“手”被视作是与“水手”比较接近的)。

虽然符号学的起源是语言学，但是符号学的重点并不是仅仅限于语言问题本身。甚至可以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探索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据此我们将这些现象概念化为“符号”。举例来说，针对19世纪人类学的文化表达主义范式与比较历史主义的主导框架，与此相对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了索绪尔的意指理论来加强对于这种主导范式框架的批判力度。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文化是一种交流形式，文化的结构类似于语言，任何文化的核心存在于“亲属体系(kinship system)”之中，确切而言就是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姐妹、叔伯、姑婶等等捆在一起形成的关系集合，与此同时性行为的规则以此作为基础。人类在出生之时就被嵌入到这种亲属关系集合之中，并且亲属关系对于一个人的身份的获得显然要比后来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来得更早。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亲属之间禁止发生性关系(近亲繁殖)并不能杜绝乱伦本身，而是藉此可以确保一种社会凝聚力:男性之间通过互换女性来结成联盟。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关系系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它类似于一种符号系统，与此同时所有文化最终都可以还原为这种符号系统(这种功能类似于一种文化的“语言”)，不过每一种文化必定是有点特殊的，至少这种共同结构在历史上是与地方环境相适应的(因此可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言语”)。由此观之，一种文化的“意义”生产并不是单单沿着这条“纵聚合轴”(意义源自于所有文化的基本元素与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连接所形成的共时性系统当中)，而且还沿着另一条“横组合轴”(意义源自所有文化的基本元素历史性地与特定效果进行结合的历时性秩序当中)。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种构成了一种文化的横组合轴的“神话目的(purpose of myth)”与相关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以克服任何矛盾或者问题的逻辑模型”，这或许被视作是产生于沿着纵聚合轴的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因此，列维·斯特劳斯将其称为“问题式(problematic)”］。①Lévi-Strauss，Claude，Structural Anthropology．Trans．Clair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hoepf．New York:Basic，1963，pp．216-229．

从一种类似的符号学角度来看，笔者认为霍尔也在寻求将加勒比文化进行一种概念化处理。就霍尔而言，加勒比文化的核心之中并没有一种单一的、不变的“存在(presence)”，这种存在先天蕴藏在加勒比人的各种社会实践之中，并且它被人们不假思索地、毫无疑问地进行表达和运用。甚至可以说，霍尔认为我们应该将加勒比文化看作是一种近似于语言的东西，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主导文化的结构原则以及这些结构规则的独特排列的双重制约。就此而言，加勒比文化的“意义”就位于横组合轴与纵聚合轴的交叉点上。具体来说，加勒比文化身份是隐喻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共时性系统内的某种函数(霍尔认为它的基本成分应该是全世界的各种种族与文化，而不是亲属系统本身的成分)。同时它也是临近转喻的特殊历时性秩序的部分函数，在这里一些种族(不仅是非裔与欧裔)被历史地链接在了加勒比地区。霍尔将每一个这种元素称为一种“在场(présence)”，这个术语明显受到一本名叫《非洲在场》(Présence Africaine)的杂志影响，这本杂志是一本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研究非洲人流散问题的刊物之一。在霍尔看来，至少可以“用三种‘在场’对加勒比文化身份(注意这个术语的多义性)的定位与再定位进行复审:‘非洲在场’、‘欧洲在场’与‘美洲在场’”②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8、p．399、p．394、p．394、p．400、p．401、p392．。从目前来看，很明显非洲在场就是最重要的“存在”。借用弗洛伊德或拉康的术语，霍尔认为非洲是“一种受压抑的领域”:这是“一种不能直接表现为奴隶制的所指”，但是它又“存留着加勒比文化之中欲说还休、难以启齿的‘存在’”③当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以遵照索绪尔的意指模式来重读弗洛伊德的精神模式而著称。不过，此处霍尔对于拉康的借鉴超出了这篇文章的范围。。

相比之下，对于大多数加勒比人，尤其是这些具有非洲血统的加勒比人来说，“欧洲在场”是一种不可避免但又令人困扰的东西:霍尔就曾断言，“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只会多不会少的难题”④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8、p．399、p．394、p．394、p．400、p．401、p392．。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殖民者具有一种“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感”⑤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8、p．399、p．394、p．394、p．400、p．401、p392．的权力，这不仅将我们构筑成一种在西方知识分类体系当中归为异类的他者，而且更具伤害性的是，“它还使得我们在审视和感受自我之时也将自己当作是‘他者’”⑥Hall，Sturt，Cultual Identity and Dispora．Col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8、399、p．34p．394、p400、p．401p392．。如此一来，一个重要问题接踵而至:“我们是否认识到这种不可逆转的影响，同时反抗这种帝国主义的目光?”⑦霍尔在此处明显暗示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最引以为著的权力与知识关系问题，进一步而言，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同样超过了这篇文章的范围。

“美洲在场”是霍尔赋予新世界的一个术语，它是“各种文化支流得以碰撞融汇的交叉点”⑧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8、p．399、p．394、p．394、p．400、p．401、p392．。再次借用一个精神分析学的框架，霍尔将这个新世界描述为“非洲与西方上演的一种不幸的或致命的碰撞”的“原始场景(primal scene)”⑨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8、p．399、p．394、p．394、p．400、p．401、p392．。如此一来，加勒比就暗示着一个目睹了父母交媾的男童，后来该男童误将母亲的“伤口(wound)”视作是她被“阉割(castration)”的证据，自此之后他便将自己对母亲(非洲)的欲望进行压抑，并且反而产生了对父亲(欧洲)的慑服。有趣的是，尽管霍尔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暗示了“非裔加勒比(以及亚裔加勒比)‘黑人’在西方世界的流散”⑩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8、p．399、p．394、p．394、p．400、p．401、p392．，但是他对“印第安在场(Présence Indienne)”乃至“中国在场(Présence Chinoise)”几乎是只字未提，但是尤其是在诸如特立尼达(Trinidad)与圭亚那(Guyana)这样的国家里，印第安人及亚洲移民很明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如今“在场”(同样更加著名的是“存在的形而上学”)是“德里达(Derrida)”的一个同义词。受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作品影响，德里达有时候使用“在场(présence)”来表示“存在(Being)”，这是那些可以称之为“是(be)”的所有特殊“存在”的共同基本属性，并且这种共同基本属性还是形而上学一直试图抓取的终极目标;有时候德里达还用“在场”来表示那些与众不同的特殊存在物的基本属性。“在场”这个术语还明显指明了这一假设:至少在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以降便普遍流行起来的一种现象学传统，这是一种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来考察心智如何运作的方法，因此这是一种以精确方式对事物的本质所进行的直觉感知。人们认为现象是以两种方式在人类意识当中进行呈现的:一种是在这里(因此这构成了一个占据特定物理空间的物体)，另一种是在此时(因此，这起到一个作为事件的时间序列的作用)。一直以来，语言被视作是“自在之物(things-in-themselves)”之存在的口头替代品，德里达则主张:人们常常认为符号就处于自在之物的位置上，这里的当下“事物(thing)”同样代表着意义或者所指。符号代表了缺场的自在之物。它占据了自在之物的位置。当我们无法理解或者表示、说明这种存在物，当当下事物无法进行呈现之时，我们便借助符号来间接表示它。①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9、p．8、p．8、p．8．

德里达认为“所有与原理、原则或者中心有关的名称常常指向一种永恒的存在——本质(eidos)、本源(arche)、终极(telos)、实现(energeia)、实质(ousia)、真理(aletheia)、超越性(transcendentality)、意识(consciousness)、上帝(God)、人类(man)，诸如此类”②Derrida，Jacques．"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78，pp．279-280．。

德里达大致赞同索绪尔的一个观点:一切意义都是以否定性存在的差异作为基本原则来进行呈现的。不过，他主张符号并不是通过“差异(différence)”本身进行连接的，而是借助他称之为“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进行的，后者明显是前者的同音异义词。［“延异”有两个同义词:“差异性的上演(play of difference)”、“符号化的上演(signifying p lay)”］。“延异”明显指向了索绪尔的“差异”，后者又明显与法语动词“différer (意为区分)”有关，德里达指出，这个法语动词实际上源自于拉丁动词“differre(意为分开、区别)”。区分时常就意味着“不能同一，成为他者，可供辨识等等”③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9、p．8、p．8、p．8．。“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与众不同或者恼人难辩的他者问题，一层间隔、一段距离都必须在各种元素之间进行区分。”④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9、p．8、p．8、p．8这就是支撑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的“差异”感:因为索绪尔认为符号系统存在于时间之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它被人为地与一种特定语言的历史发展隔绝开来，他的差异概念是以一种巨大的空间修辞作为基础的。换言之，沿着一种话语的纵聚合轴，符号构成了单独对空间而不是时间进行概念化的共时性系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符号对应着一个意义的结果，而这种意义则是以该符号明显在该系统中占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空间”这一事实为基础的。

不过，德里达认为“differre”这个拉丁动词还具有一种时间维度上的意义，不过大致看来，在法语当中“déférer(意为延迟)”这层意义并没有“différer(意为区分)来得广。从这层意义来看，延异这个概念也暗示了索绪尔所暗示的东西:推迟很久的、正在考虑的、虑及时间的行为，它暗示着一种经济计算、一种迂回、一种接替、一种存储、一种表现的操作性力量——我将这些概念概括为一个词:“顺时(temporization)”⑤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9、p．8、p．8、p．8．。

这种时间因素在历时性秩序当中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历时性秩序不仅构成了话语的横组合轴(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最简单的原因是符号的这种线性序列必定无法时时触及听者或者读者，但它能以一种断断续续的连续性方式进行把握)，而且进一步而言，它还构成了符号系统的历史发展，并且特定符号的意义还在此历史进程当中发生改变。因此，每个符号不仅仅在共时性系统当中占据着一个特定的“空间”，而且还起到了一种在历时性序列当中的“事件”的作用。

另外，针对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每一个词语的价值仅仅是在与其同时并存的他者们所形成的共生关系系统之中产生”的主张⑥Saussure，Ferdinand，1916．"From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Ed．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Tallahassee: UP of Florida，1986，p．650．，德里达对此特别校正认为，索绪尔给出的这一重要洞察(尽管索绪尔本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全部意义)实际上就是符号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产生了意义，符号并不存在于符号之间的“纯粹”差异(或者独立性与区别)关系之中。甚至可以说，符号之间充其量只是一种相对自治(relatively autonomous)的关系。也有一种稍微不同的表述就是，一个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它与其它符号之间纯粹区别的函数，相反甚至可以说，一个符号的意义必然依赖于其它符号或者与其它符号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倘若要表达一个符号的全部意义，各种符号就必须不停地指向其它各种符号，无论这是在纵聚合轴上间接呈现，还是在横组合轴上直接展现。因此，意义无法以一个给定的符号进行全部呈现，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将这个符号与其它符号完全区别开来，而这又是因为每一个符号的意义必定在其他排除在外的符号的隐性踪迹(trace)之中得以生成。符号在索绪尔图式之中所展现的表面的自足性(self-sufficiency)让位于德里达所言的必然的“补充性(supp lementarity)”。霍尔认为，延异抓住了“这种并不纯粹是‘差异性(otherness)’的差异感”①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6、p．396．。

因此，沿着一种话语的纵聚合轴，符号并不是一个具有自足性(self-contained)的单位，因此它并不占据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同的、独立的空间，正是因为每一个符号的意义都是在朝着其他符号的方向上被“取代的(disp laced)”，而这种其他符号则是进行表意呈现的基础。进一步而言，沿着这种横组合轴来看，在一种特定符号系统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每一个符号的意义必定“依赖(referred)”在其之前的符号群的维度，并且它还在其之后的符号群的维度上进行“延迟(deferred)”。据此德里达主张:“每一个所谓的‘现在’元素都与那些超越自身的东西密切相关，因此将过去元素的痕迹溶于自身，与此同时自身又免不了受到它与未来元素的关系的踪迹的干扰”②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13、p．13、p．8、p．12．，因此，德里达提出要在所有符号当中发现“既往(retentions)与开来(protentions)的踪迹”③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13、p．13、p．8、p．12．。这种取代与延迟双向累加的结果就是符号的意义，所指的概念无法以一种参照自身的充分存在的方式对本质自行呈现。一种本质上的合理解释就是，凭借差异的系统上演，每一个概念都镌入一种符号与概念之间彼此参照的链条或者系统当中。④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13、p．13、p．8、p．12．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德里达认为:“在符号学的差异之前或者之外没有意义存在。”⑤Derrida，Jacques，"Différance．"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13、p．13、p．8、p．12．

德里达的“延异”概念表明，意义必定从属于“延异”，而有一些人则从德里达的“延异”过程当中得出了激进的启示。比如霍尔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霍尔据此力求把握这种构成加勒比文化的“身份差异的上演(play of difference within identity)”。首先，通过将一个符号指向无数的其他符号，延异生成了大量的“关联(associations)”⑥Barthes，Roland，“From Work to Text．”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Ed．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London:Edward Arnold，1989，p．168、p．168．，这种关联转而引起可能性意义的一种“爆炸与散播”⑦Barthes，Roland，“From Work to Text．”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Ed．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London:Edward Arnold，1989，p．168、p．68．。霍尔写道，“尽管意义的剩余挑战了这种使得意义和表征固定化的的稳固二元体，并且展现了意义究竟是如何做到永不固定或者永不完成的，但是它继续围绕着其它的、附加的或者补充的意义不断前行”⑧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6、p．396．。由此观之，正是因为在空间内外与时间前后的各种“在场”的维度上，每一个“在场”的“意义”连续不断地被“取代”与断断续续地被“延迟”，它此时在某一个方向来回摆动，彼时又在另一个方向上来回摆动，于是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加勒比人”则是一种潜在的、无限的和无法定义的事物。这突出了确切地指出加勒比文化身份的“真实”属性的巨大难度，换言之，我们几乎无法以一种无可争议的方式将加勒比文化还原为一种单一的、明确的本质。这并不是说加勒比人没有身份，而是仅仅旨在表明在缺乏一些普遍认为可以表达加勒比性属性的“肯定性存在(positive presence)”的情况下，加勒比身份唯有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进行展现，换言之，通过考察它与其他各种文化身份的关系来展现自身。就此本身而言，这是一种流动现象，它在各种不同“在场”之交界处的空隙区域内浮动，因此这潜藏着各种方向。正如德里达主义者所言，霍尔明显是在使用“在场”这个术语来表达一种划掉(sous rature)或者擦拭(under erasure)的概念。

其次，因为延异使得这种认为符号彼此可以一种清晰的界限进行区分的假定(在索绪尔图式当中)变得模糊起来，按照结构语言学家的德里达式说法，这种等级性二元对立(比如“善良”对“邪恶”等等)存在“解构(deconstruct)”自身的倾向。从这个观点来看，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将构成加勒比文化的各种“在场”纯粹区分开来，由此可知霍尔所谓的“稳固二元体(fixed binaries)”⑨Hall，Stuart，Cltural Identity and Di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7、p．397p．397、p396、p．36．，这包括比如“欧洲”对“非洲”、“白人”对“黑人”等尤为显著的历史形象，然而可悲的是，实际上加勒比人的身份意识已经被上述二元体的彼此依赖、相互作用给暗中侵蚀了，而历史事实是这种“稳固二元体”处在一种彼此分离、关系破裂的危险境遇之中。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应当认识到霍尔所谓的构成加勒比文化的“文化上演(cultural play)”⑩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6、p．396．的复杂艰涩与难以言喻了……它并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诸如“过去/现在”、“他们/我们”之类的二元对立了。其中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上述表达的二元结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以及涉及到的不同问题，这种二元界限是需要不断重新定位的。（11）

因此，霍尔也赞叹道:“黑人与黑白混血人为‘精致(refinement)’而高雅的欧洲文化增加了一种特殊而罕见的新事物。”①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2、p．402、p．393、p．393、p．392、p．392．文化延异的结果表现在，这里仅仅保留了一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化“混血(m iscegenation)”的混合物，而不是那种被纯粹主义者所推崇的单一性的特殊物。

第三，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使得意指的时间维度得以恢复，而这种时间维度在索绪尔语言学当中大打折扣。德里达认为，一个符号不仅需要共时性替代(synchronic displacement)，而且也需要历时性延迟(diachronic deferral)来共同定义，换言之，需要通过该符号与其前后的符号们的关系来定义，这就不仅需要一种特殊的言语，而且进一步而言，也需要一种实际历史当中的既定语言来定义。这使得霍尔转而通过强调这种历时性来弥补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无历史(ahistorical)文化模型，因为历时性可以避免新黑格尔主义历史模型当中的本质主义以及呆板决定论。在霍尔看来，就这种贯彻了差异性遭遇中的单一“存在”的假定而言，加勒比历史并没有建成一种最终走向自觉(self-realisation)的道路。站在历史的终点我们竟然忘记了来时的道路。甚至，加勒比历史只是一种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现在的加勒比文化不可避免地存留了一些在此之前的文化踪迹，同样，现在的加勒比文化踪迹也会伸向未来，也或许这种无法预知的历史发展会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样一来，既往与开来、连续与断裂就在加勒比文化当中并存。

很明显由文化延异产生的意义剩余导致了一种恼人的不可判定性，这驱使着霍尔自问道:“究竟身份是在什么地方进入这种意义的无限延迟当中的?”②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2、p．402、p．393、p．393、p．392、p．392．换言之，假如加勒比文化的各种“在场”要素的意义在时空前后来回摆动，那么加勒比身份注定永远是不确定性的吗?霍尔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暗示性回答:尽管延异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特定的情况当中，意义取决于这种偶然性与任意性的停止来确定”③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97、p．392、p．402、p．393、p．39、p．392、p．392。霍尔在此处吸取了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 Event Context)中的观点:所有的语言使用者(包括所有的听说读写者)会对无尽散播的潜在意义进行削减调整从而避免歧义，也唯有如此有意义的传播才能成为可能。④Derrida，Jacques，"Signature Event Context．"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 of Chicago P，1982，pp．307-330．确切而言，一个固定的意义通常对应着一个特殊的符号，借助该符号在某一给定语段(因此转喻的相似性在隐喻的多义性之中得到控制)当中相对于其它特定符号的明确位置，并且它通过为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之中的说写行为进行定位从而附加在全部话语之上。正如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所指出的，诸如“该阶级有这样的文本吗”之类的简单问题的意义会随着它所处的明确语境而变化。

霍尔认为文化延异引发了身份的不断上演，所有文化始终沿着纵聚合轴进行彼此连接(这就会构成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这种连接必然束缚在一种沿着特定时空的语言横组合轴上的非常特殊的方式里，尽管这常常是暂时性的，但是它构成了一种文化身份的特殊意义。综上所述，假如我们沿着这条纵聚合轴的话，那么加勒比身份问题就立刻形成了(我们究竟是欧洲人吗?亦或是非洲人?亦或还是印度人?还是难道我们单单属于这其中的一类?或者还是每一类都带一点儿?亦或是跟上述人群毫无瓜葛?诸如此类，可以说当前主导加勒比身份讨论的问题式具有一种种族化色彩，而这无疑又掌控了上述疑问的特殊形式);假如该沿着横组合轴的话，那么问题转而就又被“解决了”(尽管只是暂时性的)，换言之，我们所采取的特定信仰形式、行为形式，我们说话和写作的行为，我们的迷思等等，或许最重要的还包括我们创造的艺术、戏剧、文学、电影等作品在内都不成问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以此种方式相当详细地描述黑人主体身份之时，霍尔最终不得不回到文章的开始处，也就是他提出的第二个有点模糊的问题上来:我们的言说基于何种身份立场?就此而言，霍尔煞费苦心地强调身份并不是一种“既成事实，而是一种当下文化实践与表现的特殊形式”。⑤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2、p．402、p．393、p．393、p．392、p．392．电影、文学或者任何其他文化实践并不是一种“可以将已然存在的事物直接反射出来的二阶镜”⑥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2、p．402、p．393、p．393、p．392、p．392．。霍尔甚至还督促我们在遇到文化身份之时可以想象一种“相当不同的实践”⑦Hall，Stuart，C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397、p．97、p．32、p．40p．393、．393、p392、p．92．，它并不是以身份的“再发现而是以身份的制造为基础”⑧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p．397、p．397、p．392、p．402、p．393、p．393、p．392、p．392．，然而这种制造“永远无法完成，永远处于制造过程当中，并且永远在表征之内而非之外来构成”⑨Hall，SturtCultural Ideniy and Dispor．Colonial Discurse and Pot-Colonial The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ur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 Wheatsheaf，1993p．397、39797、p．32p402p．393、39392、p．92。换言之，身份并不是一种在对其描述之前就存在的既定事实，而是一种成为能指的过程当中加以定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在叙说、写作或制片等行为过程之中的创造物罢了［霍尔使用“阐明(enunciation)”⑩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l Discourse and Post-Col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7、．397、p397、p．32、p．402p393、p．93、p．392p．392这个术语来概括上述的所有可能性］。

三、结语

“阐明”这个有些搬弄是非的术语显示，霍尔受到了索绪尔的一位重要继承人——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 ile Benveniste)的深刻影响。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媒介，藉此便可以表述那些在言说、写作或制片等行为进行之前就预先存在的自我，而本维尼斯特则对上述的传统假设进行了反思。与传统恰恰相反，本维尼斯特认为我们的身份并不是预先就存在的，而是完全受到了这种“阐明”的作用。主观性，换言之，“言说者将自己假定为‘主体’的能力”(不是那种“每个人成为其自己的感觉……而是那种超越了实际经验之总体性的心灵一致性”①Benveniste，émile，“Subjectivity in Languag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U of Miami P，1971，p．224、p．224、p．227、p．227、p．226．)纯粹只是一种语言的事实，确切地说，这种主观性只在“语言的基本属性当中出现”②Benveniste，émile，“Subjectivity in Languag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U of Miami P，1971，p．224、p．224、p．227、p．227、p．226．。在本维尼斯特看来，比如“我”这个符号必定由一个能指(“我”的声音或者文字)和与之相关的所指(“我”这个概念而不是现实的我本身)共同组成。它们结合起来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提供的是一种解释，而不只是一种类似的简单标签)其所指对象(言说者用言说或书写来表示了现实中的“我”)。能指与所指的这种耦合是在巨大的符号系统的基础上发生的，符号“我”与其它符号各不相同，比如就此情况而言，符号“你”无疑就是最为明显的差异符号之一了。因此，所指“我”源自“我”与“你”的区别，而不是任何在阐明之前就预先存在的“肯定存在”本身。通过借与人们这种“适宜表达主观性的语言形式”③Benveniste，émile，“Subjectivity in Languag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U of Miami P，1971，p．224、p．224、p．227、p．227、p．226．，语言为言说者或者作者分配了一种用在话语(言语)的“分散例子(discrete instances)”④Benveniste，émile，“Subjectivity in Languag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U of Miami P，1971，p．224、p．224、p．227、p．227、p．226．当中的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语言形式不仅包括代词“我”和“你”，而且还包括其它“指示代词(比如这个、这里、此时等)、动词、形容词，而这些词语围绕‘主体’组成了一种时空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语段结构当中的出现成为了一种指示物”⑤Benveniste，émile，“Subjectivity in Languag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U of Miami P，1971，p．224、p．224、p．227、p．227、p．226．。霍尔指出，所有这些关系的最终结果就是近来阐明理论所揭示的:尽管我们言及自身，可以说是“以我们自己的名义”、立足我们自己的经验，然而言说者与言说的主题从未同一、也从未完全处于同一个地点。⑥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换言之，言说或者书写的主题［本维尼斯特称之为“话语主题(le sujet de l’énoncé’)］或许非常符合正在言说或者正在书写的主体［本维尼斯特称之为“话语主体(le sujet de l’énonciation”)］，也就是说，尽管这个人确实在言说或者书写，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这就是实际情况。

霍尔的观点受到了本维尼斯特的暗示仅仅体现在:加勒比身份并不是预先就存在的，相反它完全是我们亲自参与的各种文化实践的产物。每当我们制造一种艺术的、戏剧的、文学的、电影的或者各种其他形式的对话之时，加勒比文化身份也就在这其中构造而成。尽管各种因素的结合——造就我们言说方式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特定于每种语段的(某种指代词、动词、形容词，文中句子乃至广大的叙事结构的选择)转喻的临近性——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看起来具有使这种无尽的隐喻维度就此停顿的潜力。霍尔认为，身份远非“仅以对过去的‘再发现’为基础……它并不是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它，并且它也不是一旦发现了就会使得这种自我身份永恒不变的东西”⑦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实际上它是“我们给予自己与他人所处的不同位置的一种名分，在我们将自己安置其中之后，这种关于过去的叙事才得以发生”⑧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因此，霍尔的观点并不是说“身份以考古学为基础，而是存在于我们对过去的重述当中”⑨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因而同样，霍尔呼吁一种“能够将我们构成一种新主体，进而使得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进行言说的新立场”⑩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的文化表征的新形式。举例来说，霍尔曾指出，早一代人曾经不遗余力地寻求“加勒比”(或者“巴巴多斯”、“牙买加”等)符号与所有“欧洲”元素之间的结合，然而现在是时候也可以寻求一种与“非洲”元素之间的结合了，因而我们可以编造一个取代主流欧洲中心视角的新故事。有鉴于此，我们应当考察一下霍尔对于牙买加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发生的文化大变革的赞叹。霍尔认为，这完全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革命”⑪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藉此对于加勒比人来说“非裔加勒比身份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东西”⑫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霍尔主张“后殖民革命、公民权利斗争、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ism)文化和雷鬼音乐”使得崭新的“隐喻”(或许霍尔应当在这里使用“转喻”这个术语?)、新建的“‘牙买加属性’的形象或者能指成为可能，而这种“‘牙买加属性’意为一种植根‘旧’非洲而属于全世界的‘新’非洲:……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非洲视作一种精神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隐喻”(亦或是转喻?)。⑬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2、p．394、p．394、p．393、p．402、p．398、p．398、p．398．霍尔强调: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返回的非洲——但是从‘另一个路线’来看:非洲在新世界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非洲’——当我们用政治、记忆和渴望来复述它时，我们究竟用‘非洲’构造了什么?”①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点:“社群并不是以他们虚伪或诚实与否，而是以他们的想象方式为特征的”②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据此霍尔不遗余力地强调在恢复加勒比文化身份的非洲根基当中的美学维度的重要性。霍尔认为，任何此类事业都是一种“想象再发现的行为”③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这包括“把一种想象的一致性强加在分散与碎裂的经验之上，而这就是强迫流散的历史”④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并且这导致了一种只是用“想象的完满性或者充分性来反对我们过去的破碎性”的复归。⑤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霍尔强调非洲“已经获取一种我们可以诉说或者感受的想象性或者比喻性的价值”。我们对其的归属感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社群(imaginary community)”⑥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当霍尔将这种重建的“非洲”描述为“加勒比想象”当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时，很明显这里显示出霍尔也受到了拉康的“镜像阶段(mirror stage)”这个概念的影响:这种毁损该地区的替代与延迟已经引发了一种“必然的想象充分性，再造了这种返回‘遗失起源’的无尽热望，再次与母亲在一起，回到了开始”⑦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除了借助虚构的替换之外，这种热望从未能真正得到满足。

正如霍尔指出的，必要时我们会将身份视作是某种暂时假定(以及丢弃的)的东西，而这与将身份视作是一种具有无限潜能的东西并不矛盾。霍尔指出:“假如我们误解了这种身份的某一暂时性的‘切片’，那么危险就不期而至——因为身份的‘切片’是我们使得意义成为可能的立场，但是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东西，而是一种任意和偶然的结果……意义继续不断伸展……无论何时这都超越了使其成为可能的任何闭合。这种意义常常不是过度限定就是限定不足，不是一种超额就是一种填补。残留之物也是常有之事。”⑧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

在霍尔看来，从根本上而言，一切试图(包括其自己的努力)强行规定加勒比人的身份意义的行为都是非常武断的，其目的在于阻止意指的无尽上演，因此也就禁绝了自我想象的其他可能的解释方式。实际上，加勒比及其他任何文化身份都是能够以潜在的无尽方式进行形构与再造的，而忘记这点则是非常危险的。

总而言之，霍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加勒比文化身份的鲜明而异常的方式”⑨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与一些我们当前最爱接受的身份假设相比，这是一种近乎变节的思考方式。霍尔提倡一种“不是通过本质或纯度而是一种必要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来定义的”身份模型⑩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混杂”⑪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它让我们得以避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殖民遗传所导致的“帝国化”和“霸权化”的“族性”形式⑫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但是这种殖民时代的遗传病仍旧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据此霍尔使用当前的巴以冲突来给出一种直截了当的警示。有一种观点认为身份只与“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返回的神圣家园有关，纵使这意味着会将其他人推入深渊”⑬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Ed．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399、p．402、p．394、p．394、p．394、p．399、p．402、p．397、p．402、p．402、p．402、p．401、p．401．，而霍尔认为一种类似的本质主义巩固了这种有关身份的观点。换句话说，可悲的是，可以提供一种归属感的共同起源将某一社区在这种必然排斥乃至摧毁他者的图式之中凝聚为一。最后霍尔指出，延异之美或许在于它可以让我们就自身设想一些可供替代的概念，也就是可以避免这种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当中的固有危险。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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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3-4145［2015］03-0039-12

2015-01-03

理查德·L·W·克拉克(Richard L．W．Clarke)，男，西印度群岛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加勒比文化研究。

译者简介:宗益祥(1989—)，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化和传播思想史研究。

①本文原发表在Shibboleths:Journal of Comparative Theory．1．1(2006):3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