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研究述评

马德浩，季 浏

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称叫做人口［1］3。数量和结构是反映人口变化的2个基本维度，前者主要反映人口的总体规模，而后者则主要反映人口的自然、社会和区域特征［2］。人口学家黑田俊夫［3］将1950—2050年的这100年称为“人口世纪”，并认为这100年是世界人口史上的分水岭，在前50年表现为人口的高速增长，在后50年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黑田俊夫的论断也道出了中国人口转变的现实。据统计，在1949－1995年间，我国年平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7.3‰，人口总量从5.4亿迅速上升为11.6亿［4］。面对人口的高速增长，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转变很快就步入了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状态。在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战略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人口自然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与性别比例的失衡化，在人口社会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与阶层构成的多样化，在人口空间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区域差距的拉大。

人口结构的转变也给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比如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体育的健康促进价值日益凸显，这就要求体育部门在发展战略上应适当向群众体育倾斜。女性青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使得女性竞技运动项目的后备人才选拔所面临的挑战逐步加大。“少子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更加关心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这也给学校体育的开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阶层需求的多元化使得体育消费的符号意义逐步提升，国家从宏观层面上也更加看重体育的社会缓冲价值。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本来就很薄弱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弊端日益凸显，再加上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管是从组织上还是从设施建设上都亟需资金的投入与制度的改革，而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一向发展滞后的农村体育也需要重新规划。区域差距的拉大使得区域体育发展也呈现出失衡的状态，尤其在群众体育的发展上，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更为明显，而在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上，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与西部地区的人口优势也需要进行重新整合。2011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了我国人口结构的最新变化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以了解学界的研究动态与主流观点，为我国体育发展更好地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现实提供参考。

1 从宏观性视角分析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

在第1阶段，张岩［5］在《控制人口和体育》一文中指出：1）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体育的倾向；2）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减轻抚养子女的负担，增加群众进行体育文化活动的时间；3）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提高体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杨雨［6］从人口问题与体育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人口现状与体育未来发展的关系。他认为：1）我国人口数量多、人均体育经费和场地少的现状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化，这是考虑体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基本出发点；2）青少年在人口年龄构成中的比例增大，要求体育部门应把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作为重要的社会任务；3）农村人口占75%以上，这一现实要求我们要把体育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4）我国人口分布的不平衡要求我们在制定体育发展战略时，应注意关照西部体育的发展。这2项研究契合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他们均就人口问题与体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性；但这2篇论文在研究范式上均带有典型的功能主义倾向，即它们仅仅论述了控制人口带给体育发展的机遇，而并未就控制人口带给体育发展的挑战进行论述，导致其研究结论缺乏全面性。

在第2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与举办及3次全国性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的支撑，国内从宏观性视角探讨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的研究开始增多。如姜丽［7］主要从人口的老龄化、城镇化和塔基收缩3个维度对我国体育发展的策略提出了建议：1）积极开展老年社区活动，丰富老年人的体育文化生活；2）加强体育设施规划，保障城市体育发展的公平性；3）探索体教结合新途径，发展农村体育，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提供更多来源。黄聚云等［8］针对我国人口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1）快速的城镇化使得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这加剧了二者在使用城市体育资源上的矛盾；2）阶层差距拉大，使得阶层冲突加剧，这要求体育部门在公共体育资源分配时应更加注意公平；3）体育应在健康老龄化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与第1阶段的宏观性视角研究相比，第2阶段的这2项研究的切入视角更加细化，提出的对策也更具有应用价值，在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给体育发展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带给体育发展的挑战，在研究范式上呈现出批判主义的倾向；但这2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仅仅是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现实指出应加强对老年体育、农村体育等问题的重视，而并未将人口结构变化的现实与体育人口结构发展的现实进行对比，在研究思路上显得过于单一。

李红等［9］的研究则弥补了以上2篇论文在研究思路上的不足，其通过对我国人口结构与体育人口结构的比较，发现：1）在年龄结构上，我国人口已转变为老年型人口，但体育人口却仍处于年轻型，其原因在于中年人群中的体育人口比例较低；2）在性别结构上，我国人口的男女性别结构比为103.34%，而体育人口男女性别结构比为179.17%，其原因是女性的体育参与度较低；3）在城乡结构上，我国人口的城乡比例33.3%，而体育人口的城乡比为122.7%，说明农村体育严重滞后于城市体育。该研究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探索人口结构变化带给体育发展的影响，使得研究的论证思路更为合理、全面；但该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仅仅是简单地对人口结构的数据与体育人口结构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的比较，并未运用更为科学的数理模型构建的方式进行比较，导致整个研究缺乏深度。姜大勇等［10］的研究则弥补了李红等［9］研究在数理统计方法上的不足，他们以山东省城市社区居民为样本，对影响城市居民社区体育服务需求的人口结构因素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回归模型拟合分析。其结果显示：1）性别是影响城市居民社区体育服务需求的因素之一，其中男性的体育需要比女性高；2）职业也能够影响城市居民的社区体育服务需求，其中文体工作者的需求最为强烈，其次为教师、学生、劳动服务人员等；3）年龄、收入因素与城市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从整体上讲，国内学者普遍认识到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密切关系，并进行了学术上的探究；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这种探究主要集中对体育人口结构的分析与讨论上，而就人口结构转变对体育发展影响的研究则相对欠缺，尤其在系统性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未出现系统论述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博士学位论文与学术专著。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可能是我国体育学真正起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也只有不到40年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学科在起步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学科建设来进行，尤其是围绕本学科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如“体育概念之争”“体育人口辨析”“体育学科分类”等。在这种研究需求下这种探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体育发展影响的需要多学科交叉视角的研究就容易被忽略。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国内很多高校无法为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提供很好的平台，导致学科间的交流较少，学术壁垒较多。

2 从微观性视角分析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

人口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其主要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3部分［1］153。人口自然结构是指按照人口的自然指标，将其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其中，人口社会结构是指按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标志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和阶层结构等。人口空间结构是指按空间标志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形成的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1］243。根据人口结构的分类，对于微观性研究视角方面的研究述评主要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6个层面来展开。

2.1 有关人口年龄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关系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各个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11］33。杨越［12］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带给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并认为：1）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优势即将消失的背景下，国民健康已成为影响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在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的背景下，体育事业已经成为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内生性力量；3）2010－2030年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关键期，在该时期应把体育工作中心转移到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上来。马德浩等［13］则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结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提出了我国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并认为提高人口素质、转变发展方式是成功走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关键，而体育恰恰在促进人的健康素质中具有独特作用。基于此，他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国民健康促进体系，并把体育服务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彭大松［14］认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既有可能给体育发展带来机遇，也有可能带来挑战。机遇来自于国家可能会考虑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需要，加大对群众体育的投资；挑战则来自“人口红利”可能会转变为“人口负债”使得国民经济减速，国家由于财力紧张而会压缩用于群众体育发展的经费。

这3项研究均从跨学科的视野，立足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主要切入角度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体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其中，前2项研究更多地论述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给体育发展的机遇，带有较浓郁的功能主义研究倾向。相比较而言，彭大松［14］的研究在文本设计上更为合理，其从机遇与挑战2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给体育发展的影响，进而使其研究结论更加全面。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从国内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研究倾向于探讨人口年龄结构与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发展的关系，而专门探讨人口年龄结构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缺位状态，急需理论界给予关注。

2.2 有关人口性别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1］183。董进霞［15］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多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女性体育参与的社会原因，她认为：1）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了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规模与形式；2）阶层的分化影响了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机会与动机；3）丁克家庭的增多使更多的已婚女性有时间参加休闲体育。熊欢［16］则从社会分层的视角，通过深度访谈的形式对我国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和失业阶层3个不同群体的女性体育行为及观念进行了比较，得出：1）经济因素是影响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范围和程度的主要原因；2）复杂的家庭关系、繁重的家庭事务和传统的道德界定仍对妇女参与体育活动有所制约；3）妇女体育运动与妇女身体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在这方面上，中产阶层妇女成为了健美、塑身热潮的主要消费者，而工人阶层的妇女则较为保守。此外，张三梅［17］从社会流动视角分析了我国女性参与竞技体育对其阶层地位的影响。她认为致使参与竞技体育的部分女性向上一阶层流动的可能原因是通过参与竞技体育使她们获得了较高的职业与经济地位。同时她也认为参与竞技体育也有可能使部分女性向下一阶层流动，其原因可能是：女性运动员的“成绩资本”不理想使得她们难以获得较好的退役安置；女性运动员的“教育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也缺少竞争力；运动员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训练环境中，其社会关系资本也较为缺乏。

(2)金门花岗闪长岩与钦杭成矿带中侏罗世与斑岩-矽卡岩-热液脉状铜金多金属矿床有关的钙碱性花岗闪长岩类可能具有相同的成岩成矿背景，加强其与区内成矿关系的研究，对指导区内下一步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3项研究中，前2项研究主要探讨了人口性别结构与女性体育参与的关系。其中，董进霞［15］的研究视角更广；但其却带有典型的功能主义研究倾向，且在研究范式上更多地停留在思辨层次。熊欢［16］的研究视角更为集中，并呈现出批判主义的倾向，其所采用的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范式值得借鉴。张三梅［17］的研究则从另一种相反的思路探究了参与竞技体育对女性阶层流动的影响，这种逆向性的研究思路也值得借鉴。因此，在探索人口性别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关系上，应加强2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从逆向性思路分析体育发展对人口性别结构影响的研究。

2.3 有关人口家庭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

人口家庭结构是指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家庭在家庭总体中所占的比重［11］220。李国华等［18］对我国城市家庭变化与家庭体育服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1）家庭规模缩小使得人们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进行休闲活动，这有助于家庭体育服务的发展；2）家庭结构的简单化，使得家庭对社区的依赖性加大；3）家庭生活周期的延长要求家庭体育服务要更关注老年人的体育参与。宋杰等［19］从城市化、阶层化和家庭小型化的视角论述了城市变迁对家庭体育的影响，认为：1）城市化致使农村人口市民化，使得城市人口和家庭数量增多，这为家庭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2）房改政策促使社区家庭的阶层结构趋向同质性，这要求体育部门针对不同社区家庭的阶层差异，采取分类引导的体育服务策略；3）家庭关系轴心逐步由亲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移，这提升了夫妻共同参加体育运动的需要。沈建文［20］则通过实证性研究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结构对其家庭成员体育参与的影响，他指出：1）在参与体育锻炼的频次走势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表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倒马鞍型，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呈下降趋势，空巢家庭呈上升趋势，未育家庭和单身家庭则表现为波浪状；2）在每次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上，核心家庭与空巢家庭倾向于1～2h，单身家庭、未育家庭与主干家庭倾向于2～3h，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则倾向于在1h之内；3）在体育锻炼的空间选择上，单身家庭和未育家庭倾向于收费型体育场所，而核心、主干、单亲、空巢和隔代5种家庭则倾向于选择公园广场和免费公共场所。

在这3项研究中，前2项研究均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人口家庭结构改变带给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也主要以文献分析为主，缺乏实证性数据的支撑。第3项研究的视角更为具体，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类型家庭的体育参与现状进行了分析，使其研究结论的对策参考性更强，这也是未来探索人口家庭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主流范式。此外，在探索人口家庭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关系上，仍有几个方面的研究急需理论界给予关注，如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与体育发展的关系、家庭流动性加大与体育发展的关系、家庭稳定性下降与体育发展的关系等。

2.4 有关人口阶层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

人口阶层结构是指总人口中各个阶层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11］140。张宏［21］199在《当代中国体育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一书中，从实证的角度对社会分层与体育分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社会分层与体育资源、体育项目分化、体育收益分化之间是有限对应关系；2）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分化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3）社会分层与体育意识分化之间以非对应关系为主，以对应关系为辅。许月云［22］108以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1万1 316个城镇居民为对象，通过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社会阶层因素（文化程度、职业等级和家庭月人均收入）对福建省城镇体育人口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对下层体育人口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职业等级、家庭月人均收入、文化程度对中下层体育人口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家庭月人均收入对中层体育人口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吕树庭［23］针对我国社会结构分层的现实与大众体育发展的现状，并通过对广州市社会各阶层参与体育锻炼的实证分析，认为：1）我国社会各阶层直接或间接观看体育竞赛的比例依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等级自下而上呈升幂排序；2）体育产业规模的大小取决于中产阶层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其消费能力；3）社会阶层分布的区域差异要求我们要实施不同的区域发展策略来促进体育参与的大众化。

这3项研究均从实证的角度探索了人口阶层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关系，只不过三者的侧重点不同：张宏［21］38的研究重点在于剖析不同阶层的体育资源分化问题，许月云等［22］105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索不同阶层构成因素对城镇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吕树庭［23］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社会阶层现实对大众体育未来发展的影响。此外，前2项研究所运用的数理统计方法较复杂，而后一项研究在数理统计上的处理相对简单一些。在有关人口阶层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探索上，有几个方面的研究需要学界给予关注，如不同阶层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差异、社会资本理论与体育参与的关系、社会冲突与体育参与的辩证关系等。

2.5 有关人口城乡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

人口城乡结构是指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组成情况和数量关系［11］326。熊欢［24］从城市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变革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并结合美国的经验做了比较分析，认为：1）美国城市体育的发展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进化路径，而中国城市体育的发展则较为复杂，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又有自下而上的演进；2）美国市民比较看重体育带给社会与国家的凝聚力及其对个人身心的促进作用，而中国市民则比较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3）美国城市体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商业化，而中国城市体育的动力既有商业化的成分，也有政府干预的作用；4）美国市民体育的阶层分化较明显，而中国市民体育的阶层分化还不明显。张新萍［25］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实现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制约因素，认为：1）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相对贫乏，致使其缺乏对一些体育权利的主张；2）制约农民工体育权利无法实现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与社会排斥；3）城乡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里的公共体育服务；4）政府体育公共职能缺失也是导致农民工体育权利缺失的重要原因。唐红明［26］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小学体育课开课率为81.7%，比全国城乡学校的平均水平低5.5%；2）留守儿童家庭的体育教育缺失与其家庭结构的特殊性有关；3）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村的贫穷现状及体育教师的流失是导致体育课在农村小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在这3项研究中，前2项研究属于思辨性研究，第3项研究属于实证性研究。其中，熊欢［24］的研究采用的是中外对比的思路，值得同类研究借鉴，其他2项研究则聚焦于国内具体问题的分析。在有关人口城乡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探索上，急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人口城乡流动加速与村落传统体育发展的关系、城镇化进程中所导致的“村改居社区”群众体育管理模式、流动人口公共体育服务的属地化管理模式等。

2.6 有关人口区域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

人口区域结构是指总人口中居住在不同自然或行政区域的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11］278。蔡家宝［27］在其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也就人口发展与区域体育产业布局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1）人口的迁徙对区域体育产业布局的影响较为显著；2）人口的数量对区域体育产业规模和资源开发程度的影响较大；3）要根据区域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的特点进行区域体育产业的布局。魏农建等［28］则从消费导向的视角，对区域结构与区域居民体育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得出：1）长三角地区的居民最看重体育消费，每月购买运动服装的支出相对较高，购买体育彩票的支出则较少；2）珠三角地区的居民的体育消费主动性与目的性较差，最不喜欢健身活动，但却是所有区域中每月健身类消费最高的，其购买体育彩票的支出也是所有区域中最高的；3）渤海带地区的居民注重体育消费，其每月购买体育报刊和观看体育比赛的支出最高；4）东北地区的居民强调体育消费的感官刺激，每月购买运动服饰的支出最高，而用于购买体育彩票的支出则最低。陈颇［29］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对我国人口结构与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1）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第一产业人口比例、私营单位人口比例和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例对区域竞技体育成绩的影响较为显著；2）人口的职业、年龄和文化结构对区域竞技体育的发展呈正向影响，其中职业结构的影响最为明显；3）人口城乡结构对区域竞技体育的发展呈负向影响。

在这3项研究中，第1项研究主要基于逻辑推演对人口区域结构与体育产业的发展关系进行了探索，但缺乏实证层面的调查数据做支撑，导致其研究结论有主观判断之嫌。后2项研究则基于调查数据，从定性与定量2个层面对人口区域结构与体育消费或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使其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在人口区域结构与体育发展关系的探索上，有几个方面的研究需要学界给予关注，如区域壁垒与区域间体育资源流动方面的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体育协同发展方面的研究、区域产业经济带与体育产业集群方面的研究等。

总之，随着我国体育学科的不断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带给体育的影响，并从“老龄化”“少子化”“城镇化”“阶层分化”与“区域差异”等视角进行了研究。一些研究体育人口的学者也注意到了体育人口结构的新变化，并将这种变化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等结合起来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国内有关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方面的研究存在以下特点：1）微观性研究多，宏观性研究少；2）零散性研究多，系统性研究少；3）单向性研究多，双向性研究少；4）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3 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结构不论在其自然结构上，还是在其社会结构上，抑或是在其空间结构上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为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也为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多维度的影响。这些影响急需理论界给予关注与论证，进而使体育发展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的人口发展；然而，我国目前有关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研究仍较少，与现实需要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做以下方面的改进与调整。

3.1 加强宏观性研究

有关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文献呈现出“微观性研究多，宏观性研究少”的特点。这可能与我国人口较多、地域面积较广，不易进行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有关，这事实上是限制宏观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笔者统计，不管是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上，还是在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上，还未有以“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为主题的受资助课题出现；因此，建议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可以就“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设置相关性课题研究，以资助学者展开此方面的宏观性研究。

3.2 加强系统性研究

有关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文献呈现出“零散性研究多，系统性研究少”的特点。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以“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或学术专著，这可能与我国整体的学科壁垒较多、学科交叉不流畅有关。对于国内的人口学研究而言，体育仍未进入其主流的研究范畴。对于国内体育学研究而言，人口学仍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这种学科交叉上的空白是导致国内有关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较少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可以通过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建立体育人口学研究中心、开展体育人口学会议、创办体育人口学杂志等形式促进体育学与人口学的学科互动与合作，进而加强国内有关“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的系统性研究。

3.3 加强双向性研究

有关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文献呈现出“单向性研究多，双向性研究少”的特点。国内学者在探讨人口结构与体育发展的关系时，倾向于单纯地描述人口结构转变对体育发展的影响，而较少对体育发展对人口结构转变产生的反向影响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是单向性的；因此，建议国内学者应多采用双向性的研究思路，即在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体育发展影响的同时，也注重考察参与体育发展对人口结构转变的反向影响，这样的研究思路有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地认识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的关系。

3.4 加强定量研究

有关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的文献呈现出“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的特点。国内学者主要通过3种形式进行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方面的研究：第1种是单纯地进行思辨性探讨；第2种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进行描述性分析；第3种是通过数理统计、模型构建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采用第1和第2种形式的研究居多，采用第3种形式的研究较少，而将这3种形式整合在一起的研究就更少；因此，建议国内学者积极地借鉴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加强对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方面的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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