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雅藏族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前瞻

2015-04-09 08:03李国太,李锦萍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回顾展望

★康藏研究★

木雅藏族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前瞻

李国太李锦萍

【摘要】聚居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峡谷地带的木雅人,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引起了西方探险家的关注。对此,本文分三个时段就近百年的木雅研究进行梳理回顾,并对未来木雅研究的可能性提出些许看法和展望。

【关键词 】木雅研究;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国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邮编: 610064)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现代化语境下四川木雅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SA070。)

李锦萍,西藏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咸阳,邮编: 712082)

A Retrospection on the Muya Tibetan Studies

in Recent 100 Years and its Prospection

Li Guotai Li Jingping

Abstract【】Inhabiting along the east canyon of Tibetan-Yi corridor, the Muya Tibetans have been paid a much attention to by the western explorers since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s a retrospection on the Muya Tibetan studies in recent 100 years, and then makes a reasonable research prospection on this topic.

【Key words】Muya Tibetan study; retrospection; prospection

“藏彝走廊”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1],学界不仅对藏彝走廊进行整体研究,也对其中某些族群展开全面探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北接甘肃、青海,南邻云南,是中国古代南北民族交流的一条主要通道,是“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走廊地带, 至今还生活着许多或大或小、文化各异的族群,这不仅对“一体”中国之“多元”构成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构成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生活在今甘孜州吕曲河流域以及雅砻江中游东部流域的木雅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族群①人们通常所说的“木雅”其实仅仅是西部方言区的木雅,即主要居住在康定以西、雅江以东、道孚以南、九龙以北、丹巴西南这一片地区,分属康定县及道孚县、雅江县、九龙县。与其相对应的是东部方言区的木雅,主要分布在九龙县湾坝乡和洪坝乡、石棉县北部和西部。。由于多源的文化基础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木雅这片神秘的土地至今仍存留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其语言和民俗的独特性、历史性与融合性,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调查与研究的对象。本文将分三个时段回顾近百年来对木雅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木雅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

一、滥觞期:清末民国时的木雅研究

对木雅地区进行现代学术考察的活动始于19世纪末。1882年,英国人巴贝尔在其发表的《中国西部旅行及考察》一书中,对雅砻江流域的敏里亚*“敏里亚”乃“木雅”之异译。进行了调查,并绘制了语言分布图,但遗憾的是,由于时代与条件的局限,他误把藏语的安多方言当成了弭药语。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到中国西南地区探险,曾数次穿越川滇峡谷丛林,到被他称之为“明雅贡嘎”的贡嘎山收集资料,他在途径木雅人聚居地,也在无意之中留下来一些木雅人和木雅文化的片段记录*约瑟夫·洛克著,郑蔚译:《壮丽的明雅贡嘎》,收入甘雪春主编:大洋彼岸的目光[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83页。在《壮丽的明雅贡嘎》一文中,约瑟夫·洛克曾这样描述木雅人:“我们的足迹从成慈向下延伸到两座雪峰之间的一个叫做‘木久’的小村庄。这里是明雅的领地,居住着友善的明雅藏族部落。这是一个安分守己、无忧无虑的民族。”按:“成慈”应为今“城子”,木久应为今“木居”。。1931年,英国人伍尔芬敦赴西康地区考察,根据对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的研究,提出木雅人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到西康的党项后裔[2]。但“在对其语言的考察,虽避免了巴贝尔的错误,但又把嘉戎语误作西夏语(弭药语)了” 。而德国人叶斯开编的《藏英字典》,认为“弥药”是指西藏对一个古代名叫“唐古特国”的名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出生于俄罗斯的作家顾彼得受雇于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先后到康定、重庆、昆明、保山、腾冲等地工作。并写下了《彝人首领》一书,其中有描绘木雅地区自然风光和恶劣条件的文字[3]。这些国外的探险家、传教士虽并非专业的学者,其著作也不仅仅关注“木雅”地区和木雅人的文化,但他们却将其亲眼所见的景象描述出来,为那一时期的木雅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其中那些涉及木雅族源的探究,可谓木雅研究的早期成果。

国内有关木雅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记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著述中便多有述及,但大多被放在西康或康定这一大的行政区划下,如任乃强《康定县视察报告》、王业鸿《康定概况》等。尤其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创者之一任乃强先生,早在20年代便开始考察川边,徒步走遍川边11个县,写出《西康札记》《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等诸多著作。其中《西康图经·民俗篇》中有提到“木雅娃,折多山以西,雅龙江以东一带百姓。以上二族,敬奉喇嘛教之心理,教他处为淡,颇染汉俗,敬汉官,为康民之最驯者。”[4]由于任乃强先生当时关注的重点是康区整体的历史文化,因此对木雅只是稍稍涉及,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随着木雅贡嘎声名远扬,一批国内的旅行家、摄影师也开始前往贡嘎山,他们也或多或少的在其著述中言及木雅地区的自然、人文风光。如庄学本在《西康木雅贡嘎雪山游记》中,便记录了1938年他从康定到贡嘎山的旅途经历,对贡嘎寺有详细的描述,同时还言及到附近牧民的生活,在对妇女服饰的描述中,他写道:“此地接近罗罗,所以西番稍染罗化,牧女公曲智嫣的披风,很像罗罗的‘察尔瓦’。附近牧场中的妇女,他们也一律如此装束。”[5]这些记录为研究民国时期木雅人的社会生活和族群关系提供了生动的、珍贵的资料。

而这一时期,对木雅进行深入研究的国内学者非邓少琴莫属。1944年,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的邀请,到西康地区做民族史调查。调查期间他发现木雅一带流传着一个关于“西吴甲尔布”的传说。该传说讲述了西吴甲尔布曾是居住在北方一个叫“木雅”地区的汉地之王,后来南迁西康建立新邦,仍将新邦所在之地称之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来自民间口头传统的线索,在分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在当地调查到的遗迹,最终写成了《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文。在文中,邓少琴先生认为木雅人并非当地的原始居民,而是西夏王朝覆灭后一部分被迫南迁康区的王族之后裔,他们曾建立“西吴甲布尔”,而这也正是后来明正土司的前身[6]。邓先生的研究可谓开启了中国研究木雅历史与文化的先河,他提出的“西夏遗民说”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但也有学者认为,木雅人并非西夏遗民,而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如1947年任乃强先生在《康藏研究月刊》第4期上发表《附国非吐蕃——与岑仲勉先生商榷》一文指出“余疑附国本名‘色巫’。与党项原为一族。牧者为党项,耕者为色巫、为嘉良、为二十一小部。而色巫最强大,有文化。隋末为吐蕃所灭……或有另一部王族逃到木雅营建新国,曰‘色巫’……(邓少琴谓自西夏逃来建国,余疑元既灭夏,不至复于此再立其裔为大土司)”。[7]在结论中他又说:“附国初结党项以抗吐蕃。欲更结援于隋,未遂。遂为吐蕃所灭。其人北入陇右者,后建西夏国,南匿木雅色巫绒者,后建卡拉王国(明正土司)。”[8]明确提出木雅人为附国之后裔。而法国传教士古纯仁也在其1948年发表的《川边之打箭炉地区》中指出:“毛牛国一称木雅,或曰鱼通,即现今打箭炉地区……木雅土著之酋王实居住于索窝龙(色巫绒)之村落中。……其后中国常授与土官名号,作为远臣。在五代时木雅酋王称安抚司,其后改名宣慰司。”[9]可见,他也认为木雅人的历史可远溯到汉代的牦牛国,而非西夏遗民。

由此可见,清末民国时期木雅已经见诸西方探险家、传教士以及国内旅行家、摄影师等人的笔下,虽只是只言片语似的零星记载,却为今日研究那一时期木雅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对木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族源的探讨上,其观点大概可分为“西夏遗民”说和“土著民族”说两类。

二、低潮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木雅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有关木雅的研究走向了一条迥异于民国时期的道路。随着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木雅的文化再次引起关注,民族调查组在康区选取的诸多调查点中,就包括了属于木雅文化区的康定县瓦泽乡,但与那时国内所有民族地区的调查一样,其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状况、社会阶层等方面 。同时,对木雅地区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单就民歌而言,在搜集的66首中便有51首来自于木雅地区。这些资料直到1986年2月,才在《康定县志参考资料》第九期以“康定古歌”为名印发面世。而民间故事的搜集也在这一时期展开,遗憾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搜集整理的手稿,绝大部分已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丢失、销毁,有幸留在报刊、书籍中的十数篇,曾收入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藏族民间故事集《檀香树》中。”[10]这其中便包括在六巴乡搜集的《兔子为啥是三瓣嘴》《七只鸽子》等民间故事。

而这一时期国外有关木雅研究的成果,当首推法国学者石泰安。作为世界著名的藏学家,他对木雅族源问题也有深入研究。早在1948年第21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他便以《弥药与西夏》为题作了主题演讲;其后在1955年,他又结合了藏文、英文、西夏文、法文等文献中的资料,发表了《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探讨弥药与西夏的关系。随后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他对今“藏彝走廊”内诸多古代部落族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一书中。该书在论及木雅时提到“木雅是董族人的称号,同样也散居在非常辽阔的地区,从北部的甘州三角地带、西宁和鄂尔多斯,向南一直散居到打箭炉地区”[11]。基于此,石泰安认为古部落中的“董族”就是后世以“弥药”或“木雅”著称于世的部落。与著名学者王静如却其持相反的观点,他在《论四川羌语及饵药语与西夏语》一文中认为,党项原本居住在西康地区,后来逐渐向北迁徙建立了西夏王朝。虽然两人观点迥异,但却都认为木雅与西夏有很深的渊源,这一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多元呈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木雅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木雅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向,除了上述的族源探究外,从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诸多角度,对木雅人的语言、民俗、建筑、旅游等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两段时间,但质量却显得良莠不济。

木雅族源的研究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关注对象,其成果集中在一批从事西夏学学者的著述中,他们或许受到石泰安和邓少琴的启发,在研究西夏王朝灭亡后王室的迁徙时,也关注木雅人的族源、南移原因以及木雅人发展情况等问题。并进行了实地考察,李范文就是典型的代表。为了完成《夏汉字典》,建立西夏语音体系,远赴甘肃甘南、四川甘孜、阿坝等地调查西夏遗民后代,考察木雅语、道孚语,写成了《西夏遗民考察记》。他在文中认为木雅人是西夏遗民和原始居民互融合形成的,因为木雅人并不承认自己是藏族人,且其语言与藏语差距也很大,反而与西夏语比较接近[12]。遗憾的是,由于带着任务和目的而去,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语言学上,而忽略了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调查。此时,邓少琴在其所著的《党项故地考》中也再次重申了三十多年前所提出的木雅乃“西夏移民”的观点[13]。稍后,著名西夏史研究专家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肯定邓少琴先生观点的同时,又从民俗、种族、语言、地名等多方面对“西夏遗民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与补充[14],并考证了西夏遗民与明正土司的渊源。

20世纪80年代初,由李绍明、童恩正等人发起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也对木雅所在之雅砻江上游进行了考察,参与考察的邓廷良在《明正土司考察记》中有“明正与木雅”一节,对木雅的区域范围作了界定,对其风俗习惯也作了简要介绍。伍呷在《九龙藏族社会的历史考察》中也对分布在九龙地区的木雅人之语言作了调查。同一时期,对木雅语作深入研究是刘辉强,他在康定县沙德乡生古村调查了木雅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写成《木雅语研究》一文,认为“现今的木雅人不是西夏灭亡后南迁的移民,而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其族源和历史发展与毗邻操尔苏语、扎巴语、尔龚语、贵琼语和纳木依语的居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5]。对木雅语言的调查,还有黄布凡《木雅语概况》,该文以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沙德区六巴乡木居村话为语料,构拟出木雅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是同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作为藏族第一博士的格勒,1984年出版《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在书中专门论述了“‘木雅娃’起源的传说及史证”,还提到木雅人“最擅长壘石建筑,这也许是其远古祖先氐人留下的传统”[16]。后他又在《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中从木雅人的分布;木雅人与杂人、戈人、霍尔人的联系与区别;党项与木雅——“石碉文化”的族属问题,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木雅藏族的形成,并指出木雅之碉群包含着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之文化因素[17]。其实他的这些观点早在《木雅藏族的形成及其族属考辨》中便已经形成,在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仍然坚持当初的观点,说明格勒作出如此论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外这一时期还有黄振华《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上官剑壁《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代刚《康定“木雅”藏族部落历史初探》、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杨华《木雅藏族源流争议及其音乐阐释》等文章,从文献史籍入手,探讨西夏王国与木雅的关系,涉及到木雅地区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一批甘孜州的学者组织编纂了《甘孜州民族志》,在书中也对木雅藏族的族源和历史发展有论述。此后编委之一林俊华先生在其《走廊上的秘境》一书中,再次表述了对木雅族源的看法,并对其风俗等有所涉及。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发表的木雅研究成果也应该引起重视,这些文章主要见于甘孜州政协主编的《甘孜州文史资料》中,如更敦降措、杨武斌《康区花教寺庙——高日寺》便对木雅地区这一著名寺庙之创建时间、寺庙珍藏白法螺的传说、木雅五学者之一的日比生根,以及庙内所珍藏的御制大藏经等做了介绍[18]。 而杨武斌的《解放初期康定木雅区建立生产治安委员会的情况》一文,则回忆了解放初期木雅地区生产治安委员会建立的始末[19]。这些都是颇为珍贵的史料,对研究木雅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除上述研究著述外,近年来研究木雅其他方面的论文也大幅度增加。习俗方面,韦刚的《记木雅藏族的一次火葬》,从民俗学的角度记叙了木雅丧葬的全过程。王玉琴《九龙“烧老鹰窝窝”习俗及其文化内涵》,揭示了习俗背后隐含的文化信息,指出由于民族或族群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文化选择的多样性及差异性,使我们能更清晰的了解木雅文化。而李璟的博士论文《对木雅藏族的民族学和历史学考察》,以木雅话东部方言区之石棉境内的木雅人为研究对象,对这一地区木雅人之来源、社会文化等诸方面进行文献爬梳和实地调查,但正如题目所言,其侧重点仍从其历史和民族的来源与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冉琳闻《四川石棉县木雅藏族嫁娶习俗调查》、益西贡布《木雅地区过年习俗》等也是研究木雅风俗的单篇论文。

建筑方面。近年来,由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调查整理出版的《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调查报告:木雅地区明代藏传佛教经堂碉壁画》是一部的重要著作。该书将散布在木雅地区甲根坝、普沙绒以及朋布西等地的数个经堂碉楼建筑以及其壁画作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数个自成体系的考察报告。对保护木雅碉楼建筑和壁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另外,出生于木雅的著名古建筑专家曲吉建才《木雅康巴藏族的民居》对木雅民居的地形选择、修建情况、建筑部位的具体做法,以及房屋的功能和附属建筑等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此外,美国育利康研究所的冰焰(Frederique Darragon)女士,从20世纪90年代初考试深入川藏地区考察碉楼建筑,2001年她拍摄的纪录片《喜马拉雅的神秘古碉》曾在美国“探索”(Discovery)频道播放,并出版了同名摄影集。其中对木雅地区的千年古碉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在首届中国民族聚居区建筑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木雅”建筑:保护这个可能有 2000 年历史古老部落的古塔楼和老房子》,也通过对各地区塔楼进行比较,从而突出木雅星形塔楼和老房子独特性。

另外,在宗教信仰、艺术、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论文涉猎。如周翔飞、罗敏、阿荣呷错《川西藏区康定木雅藏戏艺术特征述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木雅藏戏进行了探讨。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木雅研究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木雅以其独特的文化开始成果政府打造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也开始将关注木雅,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对木雅的未来进行了一些规划,如易成波、刘娜等人的《康定木雅地区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基本思路探索》,认为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就必须做到四点:提高社区参与度,增加社区旅游发展意识;挖掘地方特色、创新旅游开发模式;加强对当地百姓培训,适应旅游业多元化需要;强化环境意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李晓琴和缪寅佳的《高山、极高山地区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康定木雅贡嘎地区为例》对高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开发的思路。除学术论文之外,报刊媒体也对木雅地区进行了诸多报道,政府积极打造“贡嘎西坡河谷木雅文化生态旅游带”,提出“环贡嘎山两小时旅游圈规划建设方案”。未来的木雅地区和木雅文化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期。

四、反思与展望:未来木雅研究之可能

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近百年来木雅研究取得的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木雅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其历史的溯源上,而有关木雅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生存状况,目前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笔者以为,怎样让木雅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怎样让更多的人了解、尊重和保护木雅文化,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突破单纯的族源研究。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对木雅的研究都作为西夏学研究的附庸,学者构成以西夏学或历史学的从业者为主,木雅并未获得独立的研究地位。近年来这一局限虽已逐渐被突破,但笔者以为还远远不够,应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扩展到对木雅历史语言、文化遗产、族群认同、社会发展等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尤其应该关注新时期木雅藏族对现代化的诉求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心态的改变。

第二,关注木雅人的文化认知,发掘从古迄今木雅学者对本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目前,大多学者都以“他者”的身份,主要利用汉文文献以及少量的藏文、西夏文等文献,再结合有限的田野“复原”木雅历史,而忽略了木雅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的成果,如有“木雅五学者”之称的日比生根等人的著述很少引起关注。这造成研究“主位”的缺失,这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引起重视。

第三,将木雅置于“藏彝走廊”之中,从整体上把握木雅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木雅地区是“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木雅人是其中诸多族群中的一个,与很多族群杂居共处,受到各方面文化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曾在论述“藏彝走廊”时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21]如果孤立的研究木雅,对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但如果将其置于费先生所描述的这盘“棋”中,与其他“棋子”连为一体,或许有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加之,近年来藏彝走廊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借鉴这些最新成果,无疑能促进木雅的研究。因此木雅研究要关注整个区域内的发展动向,而不能单独的、孤立的就木雅而研究木雅。

第四,将学术研究和木雅文化的保护相结合。研究不仅是学术的诉求,也应该有现实的关怀。对族群文化的研究,其目的应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文化之多元构成和文化的多元共生关系。近年来,随着学界的重视,政府投资的加大,木雅地区的旅游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木雅”已经成为甘孜州一张响亮的文化品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商人。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地方经济,但同时也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作为具有“价值中立”的学者,应该在研究中寻求一条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多元保存的平衡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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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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