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诚信意识养成

单玉华 陶然欣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上世纪末以来，信用问题成为我国的焦点问题和热点问题，甚至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一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如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亦是公民素质的重要尺度。把中国建设成信用国度，把中国公民塑造成讲诚守信的公民，不仅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软实力要求，也是公民素质提升的过程。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1]，把解决这一问题推向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诚信意识的养成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界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这样描述：“它以法律、法规、标准和契约为依据，以健全覆盖社会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以信用信息合规应用和信用服务体系为支撑，以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不只是广泛而全面的信用规范、信用制约和信用处罚，而是形成全民自觉的诚信意识并自发地付诸信用行为。在这里，信用意识的养成和提升，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亦是信用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

信用社会的建构一般分为4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全社会养成诚信意识，守信用成为全民的自觉习惯，社会信用秩序井然；第二层次是：社会信用体系规范严谨，人们感受到信用体系的外在制约力量，并且不得不接受这一力量的制约；第三层次是：社会成员意识到信用体系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建设信用体系；最低层次是：知道守信用是正确的，但是社会个体和诸多单位、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略信用甚至践踏信用的状况。我国现在的社会信用层次，应该处于第三层次的初始阶段。

要成为信用发达的国家，有3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即全民的诚信意识；自觉的信用行为；完善的信用体系制约。从伦理学视角看，诚信意识属于公民责任感范畴，石里克认为责任感在制约人的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重要的问题始终在于，责任感意味着承认一个人的自我，即一个人自己的心理过程，构成了把各种动机用来控制他的躯体活动的中心点。”[2]如果一个人具有内在的诚信意识，自然而然会外化为诚信的行为，这样的人无论是求学、务工、经商、当公务员……都会以诚信为准则，规规矩矩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反过来，一个没有诚信意识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工作，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很难经受住各种各样的信用考验。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成熟标志，是全民信用意识和信用习惯的养成。但是，如何养成诚信意识、使诚信行为成为全民自觉，这是建设信用社会和信用体系的难点。

二、诚信意识弱化的社会成因

在中国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一直是重要的伦理规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创始人孔子生前以教书为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3]“信”是孔子的重要授道内容。《论语》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有30多处涉及到“信”，仅《论语·学而》篇就有多处，诸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4]……后世儒家董仲舒归结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5]。把“仁义礼智信”视为儒家最有代表性的伦理规则。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崇尚诚信的国度，社会层面信用意识的缺失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抛开当下中国的信用意识淡化不谈，即便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信用意识淡化和信用缺失就曾被国外学者关注。1872年，美国理公会的传教士明恩溥（1845-1942）来中国传教，他先后在天津、山东、河北居住，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士。他在中国呆了22年后写了本书——《中国人的素质》，此书尽管带有西方学者的某些偏见，但是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他在书中直白地说：“很少有中国人具备守约的道德。这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有关。但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借口。”“……中国有足够的学问，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诚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帝国。”[6]

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对诚信的推崇，一方面是社会层面对诚信的淡化，形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伦理对诚信的推崇，而法制化建设中的薄弱链条对失信的纵容，是形成这一矛盾的重要因子。与法律和制度的作用方式相比，伦理制约主要依赖于人的内在良心和外在舆论，这种“温婉”的制约方式对于那些蔑视良心和无视舆论的人而言，显得苍白无力。只有通过法治，依靠法律和制度的硬性力量，才能弥补伦理制约的脆弱性和局限性。正是由此，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伦理规则，除了依靠人的道德自觉来履行，亦需要社会规制和法律的维护。

就诚信意识的养成而言，同样如此。总结国外培养公民诚信意识、养成公民诚信习惯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采取的主要路径是：教育灌输，环境影响，完善的制约、监督、处罚系统。对应中国的现实状况可以看到，当下中国人不缺少对诚信的认知，但是我国道德建设所存在的“知行反差”现象，使人们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具体而言，人们普遍认可信用的重要性，认为诚信是美德，信用缺失是当今社会的显著弊病，甚至由于信用缺失而蒙受过各种损失。但是在信用实践方面做的如何，就各有差异了：有的人坚守诚信，不以金钱利益为转移；有的人认可诚信理念，也愿意付诸实践，但是在守信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往往以个人利益为重；有的人认为社会需要诚信，但是“事不关己”，认为这是他人和社会的事；有的人蔑视诚信，认为谁讲信用谁傻瓜。对于我国公民信用程度的这几种状态，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说明各自所占的比例，但是中间程度的人占据多数，是大家的共同感受。

三、构建诚信意识养成的硬性环境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提升我国公民的诚信意识，重要的不是教育与灌输，因为大家已经达到了“知”的程度；而是在推进法治的社会大背景下，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制，切实落实信用监督和信用处罚机制。通过这一体制来规范人们的信用行为，形成人们的信用习惯，最终养成人们的信用意识，使诚实守信成为中国公民素质的构成部分。

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要加快全民征信系统建设。征信系统不仅要涵盖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还要涉及每一个公民，做到依法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每个人的信用信息。另一方面，要建立全方位的信用信息查询、交换、共享、处罚机制。在完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的前提下，征信机构要实现内部风险防范、避免利益冲突和保障信息安全，在此基础上，必须依法向社会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征信服务；与此同时，推进各信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实现信用信息的全方位合规应用，逐步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通过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使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使个人的信用信息在就业、事业发展、金融活动和商业活动等人生多领域活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当社会信用体系建构完成，并且真正通过监督和处罚机制加以保障，这时，完善的信用采集监督系统和高昂的失信成本，自然成为人们不敢失信的“高压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失信成为非同小可的大事，它促使人们注重诚实守信，一生谨守信用。渐渐，人们由此而塑造守信品格，形成信用习惯，养成诚信意识，讲诚信守信最终蔚然成风。

曾经有不少报道与文章，描写西方社会公民高度的诚信理念和普遍的信用行为。事实上，这些国家公民信用意识的养成，也是一个逐渐推进和持续维护的过程。这些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财物力用于信用体制建设，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亦渐趋完善，实现了各种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并与处罚机制对接。这种严谨的信用监督和保障系统，使不守信的行为成本非常之高，甚至贻害终生。如此的“信用硬环境”势必引导和督促人们的信用行为，使人们不得不守信用，进而在信用的社会氛围中逐渐养成信用意识和信用习惯。

以欧洲的公共交通为例：欧洲国家的市内公共交通和城际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公交车、地铁和城际铁路构成了立体快捷的公共交通网络。与此同时，欧洲的公共交通价格昂贵，经常搭乘公共交通是一笔不菲的支出。但是欧洲人逃票的很少，原因有二。一是逃票困难。欧洲的火车站基本是开放式的，四面八方都有自由出入的大门，乘客自觉检票进站上车，有的小站甚至不需要检票。所以在欧洲乘坐火车，混上车非常容易。但是要想逃票却很难得逞，因为欧洲火车客运有着科学而严谨的查票制度，使逃票行为难成“漏网之鱼”。欧洲的地铁上很少查票，但是必须买票才能进入闸口和出闸，否则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闯闸。欧洲的公交车基本不检票（有的有自动检票设施），也不查票，但是司机对每个乘客大体上了然于心，对逃票的人也能准确地“慧眼识珠”。因此，在欧洲貌似管理松散的公共交通上，逃票并非易事。二是逃票成本高昂。欧洲各国对逃票的处罚都很重，对初次逃票的处罚常常是票价数十倍的罚款，如德国罚款额度为40欧元，比利时为80欧元，西班牙高达100欧元。如果第二次被抓，罚款将成倍增加。与此同时，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家，逃票行为被查不但要交上罚款，其行为还被记录在诚信档案中，在信贷、求职、创业等方面遭遇障碍和阻力。有的国家还把逃票与司法处罚结合起来，如在比利时，第三次逃票被抓将收到法院传票。总之，内在的伦理自觉，加上制度与监督、处罚的完善结合，强化了欧洲人的信用意识，促成了欧洲人的信用自觉。

回顾以往，长期以来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我国公民诚信意识养成的主要路径局限于宣传诱导的说教层面。事实证明，这一路径的作用力是有限的。国外的经验提示我们，诚信意识不是人的自然天性，它固然可以借助人的伦理理念和舆论氛围来推动，但是制度的支撑、环境的烘托、乃至惩罚的震慑，在诚信意识养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效而强大的，它所营造的硬性信用环境是孵化信用意识的堡垒，它所提供的信用监督和处罚机制是信用意识培育的催化剂。现在，我国已经着手建设涵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和逐步完善，意味着我国将具备提升公民信用意识的硬件基础，全民诚信意识的提高和信用习惯的养成将驶入快车道。

［1］国发〔2014〕21号.

［2］［德］石里克.张国珍，赵又春译.伦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9）.

［3］《论语.述而》.

［4］《论语.学而》.

［5］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6］［美］明恩溥.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38、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