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扬州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谢超峰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扬州于1982年被国家首批公布是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的建成史可上溯至春秋末年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邛城、筑邛沟，由此开始了扬州的历史。隋开皇九年（589年）设扬州，辖江都，扬州由此得名。纵观扬州2500年的建成发展史，多呈繁盛景象，从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到唐时“扬一益二”的美称，扬州历来都是富庶之地，直至清中期，扬州的繁盛势头仍未消减。

扬州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政府的政策倾向等，使扬州成为历朝历代商人趋之若鹜之地。有明一代，《新修江都县志》有云：“扬州多寓公，久而占籍，遂为士人。而以徽人之来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五石脂》中也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以上两则史籍所述中“徽商”指的是徽州府商人，时至明中叶，尚未有安徽省之称，此地仍处江南省管辖，另所谓“徽商开之”应主要是在康乾时期，徽商对扬州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清后期，扬州的繁盛景象渐显颓势。地理区位优势的失去、政府政策和资本模式的变化、运输方式的变革、战争的干扰等使得扬州在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扬州的衰落，将在扬州投入大量资本，造就过昔日繁华扬州的徽商拖进了历史的泥潭，造就了徽商的破败。

一、扬州为徽商的发展搭建了舞台

在明代，徽州人迫于生计，不得已外出经商，他们本着徽州人特有的坚韧和诚实的秉性，闯出了一片天下。扬州，历来是商人“藏镪百万”、“富比素封”聚集之地，这里自然也成为了徽商足迹的探寻之地。乾嘉时，扬州徽商富甲天下，资本在万元以下只算是小商，“海内三分宝，徽商藏九分”。大多数徽商将扬州作为安身立命之地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一）扬州成为两淮盐政中心

明清时期，“天下盐课两淮最多”[1](P406)，扬州成为两淮盐业的中心。因此，扬州吸引了大量商人麇集，其中徽州商人居多。徽商是“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1](P1)，到明万历年间，徽商开始与晋商齐名称雄全国商界，财力雄厚。而支撑徽商事业跃升、富可敌国的产业就是经营两淮盐业。

明清两朝盐政大体因袭，全国分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11个盐区。扬州是两淮盐业中心。从明代开始，即在扬州设立管理两淮盐业的盐政衙门，官商结合的盐业垄断贸易，扬州从而便以盐业营运中心的地位而空前繁盛起来。因此扬州吸引了大量商人麇集，其中徽州商人居多。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1](P189)

扬州作为两淮盐政的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明显的区位优势。扬州最早是邗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邗沟时所建，西汉又称广陵。隋称江都，隋炀帝开大运河后，曾三次南游江都，可谓盛极一时。唐初称维扬，后改为扬州。古代陆运远不及水运便捷，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交通要津，连通水路，因此日益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明末清初的战乱，以及清军扬州十屠之祸，数十万人丧生，昔日繁华的扬州几成废墟。迄至清康乾时期，特别是乾隆帝南游数次巡幸扬州，使得扬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顶峰。

（二）扬州手工业发展兴盛

明清时期扬州手工业也很发达，基本上包括三大类：一类是特种手工业，如：漆器、玉器、镂金器、刺绣等满足了扬州城内和关厢达官贵人、大商人、文化名人的需求。另一类是平民百姓的日用品，如农副产品、饮食服务、铜器、纺织、木器等。再一类就是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制笔、印刷。总体来讲，扬州城市经济发展与当时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众多的商业行铺，自早至晚进行繁忙的交易活动，构成一幅扬州城市兴旺发达的景象。

清代扬州的雕版印刷业发展程度不容小觑。唐代刊刻《全唐诗》，多达900卷，收录2200多人共计48000多首诗。除了雕版印刷业，漆器业也是扬州的主打手工业。有明一代，扬州的漆器制造业就已经名噪一时时人称赞日:“形神俱美真通太，假寐仍期到梦乡。”到了清代，扬州的漆器制造业达到了巅峰，出现了“漆砂砚”的时代精品。《扬州画舫录》云：“夏漆工善古漆器，有别红、填漆两种，以金、银、铁、木为胎，朱漆三十六次，缕议细锦。”

（三）扬州的造船业和漕运发达

扬州的造船业十分发达。扬州地理位置优越，漕运货运发达，船厂所造船大多为满足漕运海运，此外，还制造大量具有日常生活功用和供人消遣游乐的船只，以满足城市居民伴随城市发展而不断产生的生活娱乐需求。

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商人云集，商业繁盛，过往船只数量大，漕运业发达。仅在清后期，来自江苏苏松道、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通过扬州漕船，就有2659只，运送人丁多达26590人。众多的船只和人员往来，带动了运河沿岸提供生活所需的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时漕运航船也给扬州带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丰富物产。清时，漕运航船出行时，除了装运正耗粮米以外，还可以附带规定数量的免税土特产，史称“土宜”。“土宜”的携带数量每朝皆有变更，总量有相当幅度增加：顺康年间为60石，清雍正年间为100石，清乾隆年间增至126石，而至清嘉庆年间则为150石，按嘉庆年间通过扬州的漕运航船数量的峰值6000只来计算，由漕运带给沿岸城市的商品总量就高达90万石之巨，这还不加上漕运航船上水手舵手私自携带商品的数量。扬州是漕运航线沿途的重要城市之一，可以说漕运对扬州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四）扬州城市高度商业化

扬州“地兼三江之利”，“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为东南第一都会”。史载“以地利言之，则襟带淮泅，镇钥吴越，自荆襄而东下，屹为巨镇，潜艘贡能岁至京师者，必于此焉。是达盐策之利，邦赋枚赖”[2]。扬州如此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吸引商人聚集。清康乾时期，“四方豪商大贾鳞集糜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3]扬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人来客往十分频繁，服务性行业也就十分发达。如茶社、酒馆、客栈、浴室十分普遍。此外，有专供富商大贾以及过往官绅享乐之类街巷，如富春巷、宝和元巷、春巷（茶社）、醉仙居巷、吃吃看巷、长庆巷等。同时扬州又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粮食集散市场。粮食交易税收占扬州整个关税的三分之一。[3]

在徽商进驻之前，扬州已经高度商业化。不断增长的居住人口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带来了无限商机，同时完备的城市功能服务区和日益增长的商业需求也为徽商提供了发展契机。

二、徽商对扬州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徽商在扬州的发展概况

明弘治五年，朝廷实行“折色开中”的办法规定商人可以直接用银子到盐运使领取盐引，徽商直接用银子兑换盐引进行贸易，他们依“茂林修竹之盛”，借“新安水利之便”，东出江浙，长期把持扬州盐业。徽商人数众多，资本雄厚，固有“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扬州最大的商业是盐业和南北货，其中盐业对徽商极具吸引力，也是徽商聚集扬州的主要目的。徽商大规模外出经商既是一种商业活动，也产生了大量的移民。徽商在扬州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十分突出。“据统计，由明嘉靖到清乾隆时移居扬州的客籍商人共80名，其中徽人占60名，山、陕各占10名。”[4](P124)“徽商成为扬州盐商中主要代表，自明中叶以来，由于盐业的兴盛，外地流寓扬州的人口增多，土著与游寓之比为l：19，在游寓居民中，徽人居多，其中徽商又占多数，从人口数量而言，已占重要地位。”[5](P138)在众多“蜂拥”而至的徽商及其家属、亲友中，有的一代寓居，二代定居，三代以后逐渐成为扬州人；有的“世居扬而系本籍”。徽州呈坎罗家“自灌宗起竟祖孙五代数十人在扬州经商”[1](P218)。因此，近代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6](P311)这个群体携带着巨大的力量不仅在经济上给扬州带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在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让扬州城产生深刻、深远的变化。可以说，徽商的因素深入了扬州社会骨髓之中。盐商的商业活动已经脱离早期的“客商”的身份，而变成了“坐贾”。

明人宋应星估计，万历时扬州盐业资本为三千万两。入清后，汪喜孙估计为七八千万两。乾隆三十七年户部所存库银也不过七千八百余万两。巨额盐业资本对扬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兴盛。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扬州繁华以盐盛，盐业的兴盛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城市面貌的改变，扬州富庶甲天下。[5](P138)

徽商保持执扬州盐业之牛耳外，还从事其他行业，有的就是徽人开设的：如在乾隆初年，徽州人于河下开饮食店，卖松毛包子，名徽包店；又如药材业，江藩家族在多子街开设的天瑞堂药肆，黄履退开设的青芝堂药铺；金融行业，扬州的典当业完全为徽商垄断，城内有名的典当主人为吴老典，以质库名其家，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出其右者。[5](P139)

（二）徽商对扬州发展的贡献

明清时期，扬州达到鼎盛时期，“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徽商为扬州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1.推动扬州商品贸易发展

徽商对扬州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除了长期进行盐业贸易，还在于徽商兼营其他贸易，拓展扬州市场。包括粮食经营，腌切干货类交易，典当业以及餐饮业。对丰富扬州市场、丰富百姓生活有很大作用[7](P6)，居处饮食服饰之盛甲天下。

明清时期，两淮盐业有很大发展。扬州系淮盐集散地，每年有大宗食盐由此转运到湖北、湖南、河南六省。这种转运经营，利润巨大。清人汪喜孙估计:汇聚到两淮盐商的资本约有白银七八千万两。这个数量，与乾隆时期的国库存银大致相等。这些资本主要由秦商（陕西商人）和徽商所有，其中徽州商人占了大部分，李澄说:乾隆时，在扬州业盐的山西、徽州富商共有一百数十家，这些富商大部分为徽商。[7](P6)

扬州不是商品粮产地，两淮盐业人口的口粮历来都是依靠外运。清初，盐商兼营大宗粮食贸易情况极少。到雍正年间，随着捐输制的实行，开始有盐商营米粮和设立“盐义仓”。如雍正八年，“两淮商人黄光德等具呈，情愿出资将湖南积谷三十余万石照依原买之价交纳湖南藩库领运，随地随时售卖”[8](P155)。这是淮商合法经营粮食业的开端。

淮盐行销以湖广市场最大，湖广一带水泽湖泊是渔产盛地，所以行盐的徽商借机腌切加工业。“楚地素为鱼米之乡，湖鱼旺产，亦号丰收，商得资其腌切，藉以完课”。腌制海货贸易与淮盐同为盐商经营的主要项目，如扬州黄巾霸鱼市以及沿海其他地区的海货贸易市场。

盐典合一也是徽商的一个特色，也是徽商从事盐业资本得以周转的中枢性行业。徽商中从事典当业的很多，几近“全国金融几可操作”的程度。扬州最为著名的典当商数徽人吴老典，“吴老典初为富室，居旧城，以质库名其家。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出其右者，故谓之为老典。”[9](P296)至于盐商兼营饮食者，也大有人在。如扬州面馆，徽州特色没骨鱼面即是徽州“任以煮盐事”的鹾商徐履安所兼营，“善烹饪，岩镇街没骨鱼面，自履安始”[10](P228)。

2.推动扬州城市的发展

扬州城几毁几建，随着清政权奠定，扬州城战后重建也提上了日程。商业的发展更加速了城市的扩建，扬州拓展古城，沿运河沿岸建起了新城；人口不断增加，“据统计，洪武九年（1376），扬州府有114782户、丁口574419，到万历六年（1578）有147216户、达到817856，增长了近30万人。”[11](P262)当然，人口增长也有较大的波动。由于盐商大量投资盐业之外的行业，故而也促进了江苏一带市镇经济的发展。盐业的发展，促进和加强了扬州与其它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徽商大批盐艘载盐至湖广等地区，回头时又载运米及其它货物。[5](P139)

徽商对扬州城必要设施的修复与拓建也倾注了心力。如“江南范公堤，为沿海之藩篱，扬场之保障，原系商人捐修工程”[12](P468)。此外，徽商出资挖竣运盐河道，修桥补路等更是屡见不鲜。

（1）大兴园林建设。徽商在扬州大建园林，乾隆南巡是直接导致扬州城市大建设的原因。为了接驾，地方政府和扬州官绅，大事张罗，扬州大兴园林，从御码头到平山堂，真可谓“一路楼台直到山”，江、程、洪、张、汪、周，王诸园。这些园林除了主人宴会之外，文人墨客以常聚会。园林之外，不仅造景、建筑巧妙，展现艺术。还珍藏字画，古籍之类，专供观摩欣赏。有的长期供养文人。“直到解放前，仍有一些商店老板经常款待文人墨客，文人来来往往，老板便邀请到家里款座，以酒食招待，请文人留下墨宝。”[13](P11、12)

徽商江应庚兴复平山堂、栖灵寺，建五烈祠、万松岭。为迎接乾隆南巡。盐商在北郊建有虹桥揽胜、长堤春柳、荷蒲燕风、四桥烟雨等二十景，以后又增添绿杨城郭等四景，共二十四景。其中荷蒲薰风属江园，为徽商江春家园。乾隆赐名为净香园；四桥烟雨属黄园，为徽商黄履退别业，乾隆赐名为趣园；长提春柳为徽商黄履昂子黄为蒲修筑。小玲珑山馆为马日难兄弟所筑，有十二景。[5](P139)

（2）发展公共事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官绅在社区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然而，扬州徽商在其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当地的官绅。这集中体现在徽商在城市公共事业中的担当。扬州的育婴堂、普济堂等慈善机构，除少数部分是由当地官府拨款建设外，其余大多是由徽州商人捐建。扬州育婴堂，顺治时，由闵世璋等出资建设，康熙十五年，“运使李陈常允闵世璋之子宽及余士观、汪光元、吴国士、陈莲等请，定月给银一百两”[14](P264)。徽商利用购买的房地产，以其租金、租谷等收入供应福利机构的日常开支。

两淮盐政也开始复苏，徽商资本得以增长。同时朝廷也把商人、士绅的捐输作为安靖地方的重要手段。康熙十年，两淮巡卸史席特纳奏疏：“淮扬为商盐根本重地，商民相互依倚，必灾民得所，然后地方安靖，商课无虞”[15](P68)。由此开启的“劝谕捐赈”带动了大批商人。其中徽商陈恒升等“情愿乐输，于扬州城外设立四厂煮粥，每月约赈男妇四万五千余名。”[15](P68)

扬州新旧两城地势卑湿，排水沟易堵塞，乾隆二年，徽商公议修浚。徽商马日琯独力修浚自广储门至便益门街道，其余十四段由他商公修。同时疏浚的还有新旧两城之官井。徽商鲍志道鉴于南河下自康山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地势洼下，街衡易积水。他为之易砖为石。[5](P139)

扬州水运还设有救生江船。根据乾隆年间所撰《两淮盐法志》统计，两淮商人从雍正9年到乾隆4年间在瓜洲等地所设或重修的救生船共13只，岁给工银1025多两，基本上都由徽商认给。此外，还有义塚和祠堂庙宇的修建。清代两淮义塚大约出现在雍正年间。徽商黄仁德等“捐资于四郊买地十六处”，“在东关适中之地筑庵居之”[15](P70)。其目的在于掩埋受海潮黄淮水害或者无力葬埋者。此后，徽商在两淮地区及扬州设立义塚便是常事。《两淮盐法志》的记载，徽商捐助的祠庙建筑就有十六处之多。在城市排水方面，徽商往往非常主动，“淮扬新旧两城，人口稠密，地势卑湿”，故而“道易淤，一逢淫雨，行路咨嗟，居民垫隘”[15](P71)。乾隆二年淮南总商创议修理，徽属祁门商人马曰琯“请于居宅相近之地，自广储门起至便益门止，独捐二千四百两浚治。其余分十四段，众商出资公修。”[15](P71)当然了，徽商也往往通过捐输钱两得以议叙素封，跻身仕宦之列。

3.推动扬州文化教育的发展

徽商都“贾而好儒”：因为徽州社会兼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16](P161)的醉心儒学和“十三四岁，往外一丢”[17](P74)的热衷商业，给了徽州人两条出路—外出经商和读书入仕。因而，徽商都乐于投资于教育，更致力培养子弟入仕为官。

（1）捐资修书院。明清扬州很多书院名为官修，实则为商修。如安定书院，“在府治东北三元坊。”康熙元年巡盐御使胡文学建，雍正十三年，商人“捐资建造，计工费银七千四百两有奇”。又如梅花书院，该书院“在新城广储门外”，雍正十二年“扬州府同知刘重选与绅商马曰琯独立兴建，更名梅花书院”[15](P71)。

汪应庚在扬州郡邑学宫倾圮后，捐五万金重修，雍正年间，淮商又出资七千四百两重建安定书院。梅花书院为马曰琯修缮而成。书院学生膏火银为盐商供给。居扬徽商对于一些寒士，在经挤上给予支持，生活上予以照顾。

（2）刻书藏书丰富。如黄履最兄弟四人，徽商也，以盐策起家。履最家住扬州康山南，筑有易园，刻《太平广记》、《三才图会》二书；黄履退排行第二，家住山南，有十间房花园，考订药性，刻有医药著作：《圣济总录》、《叶氏指南》，又刻有《四桥烟雨》、《水云胜概》二段。扬州刻书业十分发达，这仅仅是其中个别事例而已。刻书业发达对传播文化、普及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使一些著作保存下来，对后世文化事业发展作出贡献。[3](P7)

盐商自刻或为文士刻书。马氏兄弟、江春、黄最、黄履退等都是这样。马曰琯刻《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徽商中不少人富有藏书。清代扬州徽商中藏书数量最多的要数程晋芳、马氏兄弟和汪揖。程晋芳购书五六万卷，当时被人认为首屈一指。马氏兄弟在小玲珑山馆筑一丛书楼。前后二楼，藏书十余万卷，共百橱。[5](P140)

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说：“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独占，考证之学盛于江南，盖以此也。”[18](P63)扬州是江浙交通重镇，其藏书刻书在全国名列前茅，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推崇儒学的徽商也充当了重要角色。祁门籍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刻书在徽商中更是独领风骚，其雕刻因精审而被誉为“马版”。马氏“小玲珑山馆”为当时学人借阅之所。《清史稿》“鹗搜奇嗜博，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皆博洽详赡”[18](P65)。徽商藏书以飨士人，接济读书人，可以说是古代养士遗风。

与刻书先比，徽商的藏书也丝毫不差。其时，扬州规模较大的藏书家多数徽州籍商人。如：程晋芳，歙县人。《清稗类钞》有：“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声伎狗马。鱼门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18](P295)。藏书刻书本身也是搜书、鉴别的过程。没有一定的基础和学识是很难的。在这个过程有兴趣于学的徽商，不断汲取学养，卓然成为一代学者的不乏其人。嘉庆十六年江藩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意图以师生或师友的关系为主线构建清代汉学谱系，这是公开对清代汉学家的一次门户检阅，其著作以传记的形式记录汉学家的生平资料和主要学术观点，被视为带有学术史性质的传记集成。而程晋芳赫然在编辑者之列，此亦从另一个侧面凸显出程晋芳的朴学地位与影响。

（3）带动朴学的发展。清代，扬州地域一些名人雅士将名物训诂和考实求真的方法运用在了古籍整理和经史研究工作上面，引领学术潮流，形成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清代朴学[19]。清代朴学大家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人皆是扬州人士，他们学术思想建树超群，独具特色，将乾嘉汉学发展到一个高峰，由于这些大家的地缘因素和引领主流学术的特点，当今学术界习惯将以他们为代表的学术流派成为“扬州学派”。“扬州学派”地域界限为二州六县，时间横跨乾隆之民国初年，研究内容为朴学。“扬州学派”学者思想渊源可追寻至戴震学术思想，身为扬州后学的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指出：“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故之学。王氏作《广雅疏证》，其子引之申其义，作《经传释辞》、《经义述闻》，发明词语之学”。

“扬州学派”的蓬勃发展，引起寓居于此的徽商的注意。徽商兼具雄厚的财力和“贾而好儒”人格特点，大力发展针对朴学的刻书和藏书业绩，为清代朴学的发扬提供了支持。就刻书而言，徽商捐资帮助清朝政府雕版印刻《全唐诗》、《钦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选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钦定全金诗》等。除了援助官方雕版印刻以外，徽商私自雕版刻书的想象也很普遍。如祁门籍徽商马氏出资私刻的《宋本韩柳二先生年谱》、《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因其雕琢精良，作品质量上乘而被世人称为“马版”。除却刻书，徽商的藏书业也很发达，《清稗类钞·义侠类》有云：“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声伎狗马，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书中所言程氏，就是歙县籍程晋芳。祁门籍徽商马氏藏书颇丰，史料记载，“两淮马裕家藏书”在《四库全书》整理期间，共献书372种，包括经部56种、史部121种、子部43种、集部152种。徽商陈登原所言：“吾人敢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学之胜者，虽知其由多端，更不能与藏书之盛莫无关系”[20](P64)。调班刻书和藏书业是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的，两者不可分割，而将这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扬州徽商。

徽商对刻书藏书的热情，促进了“扬州学派”和清代朴学的发展，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流传和继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推动扬州城市社会风俗的变革

盐商为了家庭娱乐与欣赏，以及招待官员、士绅的需要，备有家庭戏班和乐队。如江春有德音、春台两班。四川魏长生投江春，演戏一出，赠以千金。有的家庭戏班有二三百人之多，单戏箱就值二三十万两。盐商排演一出《桃花扇》，费银十六万两之多。在盐商财力支持下，扬州成为全国戏曲中心之一。它对于提高扬州知名度，推动扬州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扬州历史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得以提高，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地方文化的发展与繁华。清代扬州成为全国文化交流重要中心。南北文化中的不同流派在此碰击相撞，产生出一批兼具南北文化优点的学人，从而推动全国文化的发展。[20](P140)

徽商致富之后，由俭入奢，渐染扬州繁华的都市生活，消费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饮食和服饰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扬州的徽商大建园林，以园林为场所而开展的诗文会和戏剧表演也成为徽商生活的一部分。园林之内收藏大量书籍、字画，刺激了扬州文化市场，虽然存在一定的畸形消费，不过客观上来讲对学术的繁荣有着促进意义，一时扬州博物之学大兴。

（三）徽商在扬州的负面影响

两淮盐商与盐官相率为伪，通同舞弊，参与干涉地方政事，影响盐业政策的实施。种种情弊，败坏了地方政事，影响极坏。[5](P141)其间徽商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徽商“善行媚权势”[21]。盐商中的总商，“凡盐事之消长赢缩，以逮公私百役巨细，无所不当问。”[22]他们中的大部分为徽商，如江春“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担任总商四十余年，“百万之费，指顾立办”[23]。

奢靡之风莫盛于商人。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徘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阁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地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这种“奢靡性消费阻碍了扬州城市生产的发展，助长了社会上奢靡之风的盛行。”[24](P141)雍正曾在一道上谕中说：“奢靡之风莫盛于商人。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地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25]这个盐商派，歌舞童女，衣服肴撰，日费以数万计。他们夸富斗靡，如以万金买金箔，携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这种奢靡性消费阻碍了扬州城市生产的发展，助长了社会上奢靡之风的盛行。当时人孙枝蔚说：“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26]在盐商的带动下。城内“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骆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尽，又抬飞轿学盐商。”[27]邓之诚在论述此奢风时说：‘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俗。奢风流行，以致世乱。扬州盐商与有责焉。”

三、徽商的式微与扬州城市的衰落

清中期，扬州依然是清后期，扬州的繁盛景象渐显颓势。地理区位优势的失去、政府政策和资本模式的变化、运输方式的变革、战争的干扰等使得扬州在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扬州的衰落，将在扬州投入大量资本，造就过昔日繁华扬州的徽商拖进了历史的泥潭，造就了徽商的破败。

（一）扬州地理环境的变化

扬州地处长江与京杭运河“T”字型交汇处，沟通南北的运河和连接东西的长江，两条水道是其生长发展的命脉所在。嘉庆《扬州府志》序中记载：“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水运因其省时、省力，运输成本低等优点，一直是短途运输的主要方式。京杭大运河是明清时期扬州兴旺的大动脉。然而，正是由于扬州等城市对大运河的依赖，一旦大运河出现交通运输阻碍问题，就会带来致命的影响。大运河向来水源不丰，常年从黄河引水，因黄河泥沙过多，对大运河造成淤塞。近代以来，常年的运河治理由于诸多原因无法进行，导致漕运体系趋于瓦解，同时铁路的兴起与运输功能的丧失，导致扬州等城市的传统商业地位的逐步下降。京杭大运河交通运输便利的失去，对扬州手工业的打击是巨大的，由于京杭大运河淤塞断行，使得扬州传统手工纺织产品失去市场，民国《月浦里志》有云，该镇在同治后，“商铺以酒、米、南货为最，并有兼营小熟豆饼、洋纱者，花行、布行不过一二，率皆客商开设，土人鲜有投资者”。那些投资在手工纺织业的徽商也因此衰败。

由于京杭大运河失去了运输的功能，大宗商品，尤其是盐的运输方式从以往的水路改成陆路，后虽然改为海运，但短时期内还是使得徽商的商业运营成本提高，加剧徽商的衰败。

（二）“票盐制”改革对其影响

作为徽商主体的盐商，搭乘明清政府“纲盐制”的顺风船，垄断两淮盐引，实力不断壮大。随着两淮盐业垄断市场的形成，两淮盐政腐化的现象暴露出来。官商勾结，政府打着“官督商销、官运官销、官运商销，并据以变通之”的旗号为商人提供服务，商人从政府那里获得盐引和盐业专营权利，政府借商人之手和经营才干，从而获得稳盐利收入，同时专商凭借专卖的经营特权也赚取了丰厚的垄断盐利。在封建政府的庇护下，盐商肆无忌惮地高抬盐价，坑害百姓。盐价在官商“双簧”作用下越抬越高，百姓苦不堪言。同时官商勾结也助长官场腐败和贪污邪气现象的滋生。

乾隆三十三年，新任两淮盐政发现此前的二十年里，官吏们私自扣下的引银竟达一千多万两。上奏之后，乾隆帝震怒，许多官吏和徽州盐商被逮入京。这是徽商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另一个致命打击是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首先在淮北“废引改票”，实行票法。陶澍亲赴海州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纲商、灶户、盐官、盐民等各方面的意见，决定实施“改道不改捆，归局不归商”的改革原则，并制定“只论盐课之有无，不问商贾之南北”为核心内容的章程十条。陶澎的“票盐制”改革取得成功，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将“票盐制”在淮南进一步推广。

改革的结果是徽商们失去了对盐业的垄断权。加之嘉道年间，长期的农民起义使清朝财政日益窘困，两淮盐商承受的摊派因此不断加重，阻碍了正常的商业活动。盐商的衰落，徽商主体受损，他们在扬州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日渐稀少，影响了扬州的发展。

（三）徽商资本运作模式的落后

徽商的资本运营方式从本质上来说是封建小农经济。徽商在攫取巨额商业利益以后，不是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奢靡生活享受上面。大多数徽商“致富”后，原来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优良品质荡然无存，蜕变成了贪图享乐、骄奢淫逸，他们开始大肆铺张、修建房产、买田置地，将获取的商业利益用于土地投资和生活享乐，由此导致了商业资本的进一步萎缩。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花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正厅前后三开间结构、两进回廊，前有天井、外院、内院，后有书厅、花园、鱼塘，还有娱乐厅、麻将厅、鸦片厅、小姐楼阁和保镖、女佣住室等等，整幢建筑装饰考究，砖、木、石三雕俱全，其徽商巨富的铺排遗风可见一斑。徽商追逐功名利禄和气势排场，是大量社会财富消失，影响商业的扩大再生产，造成商业资本严重匮乏，徽商难以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

徽商专注于物质享受，将大量金钱投入到奢侈生活享受上面，徽商的优良品质失去和商业资本的流失带来徽商衰败的后果，也因此影响扬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加速了扬州的衰落。

（四）长三角经济区的崛起

近代上海开埠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扬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中，经济地位下降，居于从属地位。随着盐商消费集团的破产，扬州城市商业技能几乎丧失，原先的服务行业也大幅萎缩，人口外流，城市社会生活失去活力，城市建设也因资金缺乏而无法开展，文化更是萎靡不振。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中心也拉不动扬州的经济，扬州既没有作为经济支柱的手工业，也没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作为支撑。从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大变动、大冲击的背景下，它无法实现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近代随着徽商的破败，扬州也百业凋零，江河日下了。

（五）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肆入侵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经济入侵势头稍弱，西方商品输入根本动摇不了中国上千年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基。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列强除了在中国倾销鸦片以外，还通过协定关税和商品专营等手段，大量出售本国商品，同时西方列强还大量地搜括中国的廉价的农产品。西方列强侵略后形成的五口通商口岸及东南沿海，开始成为西方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他们强迫中国纳人资本主义市场。“茶的出口，1843年大致是1300多万斤，1855年，是5800万斤。十二年间增加了5倍多。丝的出口，1843年是2000包，1845年超过5600多包。十二年间增加20多倍。”[28]

西方经济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使得包括扬州在内中国沿海贸易城市的刚成雏形的商业运营模式不复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破产，徽商资本受损严重，影响了扬州的发展壮大。

（六）中国近代内外战乱的影响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超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是十分巨大的，而战争往往以城市为主要攻击目标，成为战争主战场的城市，一般都难逃衰败的命运。清兵入关，清王朝定鼎燕京后，扬州连接两次遭受浩劫。先是清兵南下前，南明福王部将刘泽清、高杰纵兵焚烧；后是顺治二年（1645年）4月，多铎率领清军大举南下，围攻扬州，破城后大师屠杀居民，死亡数高达八十万，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宁死不降，最后兵败被俘，不屈牺牲，史称“扬州十日”。

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扬州衰落的转折点。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扬州受战争影响，长江一线交通堵塞，淮盐引地丧失；太平军三次攻占扬州城，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人口的剧减和城镇的毁灭。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商人居镇、扬二郡者，十有八九亦遭荼毒”。有学者估计，至1893年，扬州城市人口可能只剩下10万人。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几年的战乱波及长江南北，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北而江西，牵连安徽，江苏，浙江，最远达山东、直隶。天京变乱之后，太平军由功而守，与清军进入了长期的相持，安徽成为主要的战场。不间断的拉锯战给徽州带来深重的灾难，不论官军还是叛军，“纵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24](P479)。《徽难哀音》中记载了一位从汉口返徽最终在逃难过程中饿死在山中的“巨富”汪登载[29](P479)。在太平军、湘军和团练武装的反复搜刮下，徽州的财富遭到巨大损失，很多徽商经过长期经营积累下来的财富和资本丧失殆尽。战乱又使徽商大量死亡，徽商从业人员大为减少。这既导致了徽商的衰落，也对依赖徽商资本的扬州打击很大。原本苦力支撑的贸易局面，逐渐走向尾声。太平天国运动对扬州衰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得扬州依托运河的交通优势彻底丧失，漕运大受影响。作为扬州重要经济支撑的两淮盐业遭受重大打击，扬州的其它商业部门也因长江航路受阻而大受影响。作为扬州商人中资本最为雄厚的徽商在战争中丧失了大量资本，从业人员也大量死伤，使得扬州商业后继无人加剧了扬州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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