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碑帖题跋考释

张祖伟

（山东博物馆，山东济南250014）

王献唐碑帖题跋考释

张祖伟

（山东博物馆，山东济南250014）

王献唐，山东近现代图书及文博事业的奠基者，精于文字、金石、考古、目录版本，身后留下大量手书题跋，为后世留下了探究其学术成果的重要资料。目前，古籍题跋整理方面进度非常大，已出版了收录非常全面的《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而碑帖题跋方面尚泛善可陈，本文即着眼于后者。

王献唐 碑帖 题跋

王献唐（1896-1960），历任山东省立图书馆（以下简称“省图”）馆长、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省博”）筹备处副主任等职。由于这一渊源关系，省博现藏有大量先生当年收集或监制的碑帖，其中许多是目前尚未被学界知晓的手书题跋，可谓研究先生金石碑帖之学的第一手资料。限于篇幅，今暂移录其中七种轴装碑帖的跋文以飨同好。

1 民国拓曹魏正始三体石经拓本题跋

拓本一组四件。两件为《春秋》拓本，墨蜕较大者右上角钤“献唐审定金石书画”阳文印，①本文所述诸收藏印，除特别说明外，均为先生之物。右下角题“正始三字石经《春秋》”（钤“献唐书画”白文印），左下角钤“双行精舍校藏经籍印”阳文印；墨蜕较小者右上角题“正始三字石经《春秋》残石”（钤“献唐审定”白文印），右下角钤“献唐长物”白文印，左下角钤“尊生所藏”“三禅室主丁卯年后所得”阳文印。另两件为《尚书》拓本，皆有先生题跋。一件为《无逸》拓本，其右侧钤“与古为徒”阳文印，右下角题“正始三字石经《尚书》残石”（首钤“小三昧室”阳文印，尾钤“双行精舍鉴藏”阳文印），左侧跋语曰：

右《尚书·无逸》篇凡十七行，与另帧《春秋》之十六行者同为一石，各当一面。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洛阳乡人朱某在碑楼庄朱家圪塔桥间取蒌根制药，掘地得之，与另幅尚书春秋小石同时发见，旋为城内谢荣章购去。石重，不便秘载，乘夜凿为二段，中损三十一字，事闻于省。大吏檄洛令提取，展转磋议，遂由谢处移出。此凿断之半石及另幅小石置洛阳县署，其余半石则置新安官矿局内。至当时书丹之人，太炎先生断为魏邯郸淳书，有考语五千余言，无锡俞复、长沙叶德辉等则以为嵇康所书。《春秋》有经无传。《尚书》亦多异文，以《经典释文》证之，盖用扶风马氏本也。十九年三月十日王献唐记于双行精舍。（钤“王”阳文印）

另一件为《君奭》《多士》合裱轴，上部《君奭》墨蜕右侧题“正始三字石经《尚书》残石”（钤“海曲王氏双行精舍”白文印），左侧跋文曰：

此石于清光绪乙未三月七日发见洛阳南龙虎滩黄占鳌家之牛舍瓦砾中，黄以四十金售古玩商党廉，转归黄邑丁树桢，得八百金。越数年，又归他人。今藏合肥周季木处。凡存《尚书·君奭篇》十一行，每行最多者十三字，首行止三字又半，末行已及石旁。其背后《春秋》一面已残泐，仅存此表。十九年三月八日向灯下乍此，茹庐。（钤“王献唐”阳文印）

下部《多士》墨蜕右侧钤“双行精舍”阳文印，左上角钤“葆经阁”阳文印，左下角跋语曰：

此《尚书·多士》篇，凡十一行，每行最多者十六字，上下残泐，末行止二字可辨。与另幅《春秋》之十行者相表里。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出洛阳碑楼庄。（首钤“献唐”阳文印、尾钤“王”阳文印）

后汉以来，古文经影响日益扩大。为满足政治及学术需要，正始二年（241），曹魏政权刊刻古文《春秋》《尚书》，与今文经并立太学。石经表里刻字，因采用古文、篆文、隶书三体，世称“三字石经”。然而不幸的是，石经告竣才几十年，即开始不断遭受厄运。如晋永嘉间，王弥、刘曜攻洛，焚毁过半。北魏初年，冯熙、常伯夫相继掌管洛阳，为建造佛图精舍而再次损毁石经。东魏武定四年（546），残石转运邺都，途中遇水灾而遗失大半。北周大象元年（579），残石迁还洛阳，却被用作柱础。隋开皇六年（586），残石自洛迁入长安，虽议欲补缉，但未果。唐贞观初年，魏征苦心搜寻，仅得十数段，置于九成宫秘书监。武则天时，残石又移洛。但安史、黄巢之乱后，石经已零落殆尽。自此至民国的千余年间，可考的石经残石出土记录大约有宋、清末、民国三次，①宋时洛阳御史台曾出土三体石经残石八百余字，宋欧阳修《集石录》、赵明诚《金石录》有载。而这组拓本即源自后两次所出原石。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洛阳黄占鳌家发现《君奭》残石，有表刻而无背字，合裱轴中的《君奭》拓本即出自此石。民国十一年（1922），洛阳碑楼庄朱家圪塔大桥又出土《多士》及《无逸》《君奭》等诸多残石。其中，《多士》残石，一面刻《多士》，一面刻《春秋·文公》。合裱轴中的《多士》拓本及较小《春秋》拓本即出自此石。而同出的《无逸》《君奭》残石最为珍贵，不仅是已知出土中体积最大的原石，且系全碑上截。其一面刻《春秋·僖公》《文公》，一面刻《无逸》《君奭》，且恰与1895年出土的《君奭》残石相衔接。但不幸的是，此石在运输时惨遭谢氏野蛮凿损。此组拓本中墨蜕较大的《尚书》《春秋》拓本即出自凿损后的上半段残石。先生的题记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拓本原石的出土及传世状况，但是在谈及碑楼庄残石出土之事时，将时间记为光绪十一年（1885），而据罗振玉《魏三字石经〈尚书〉残石跋》、王国维《魏石经考》、章太炎《新出土三体石经考》、王广文《洛阳先后出土正始三体石经记》知，当为民国十一年（1921）。

2 清拓汉万寿砖砚拓本题跋

是件右上部纵题“汉万寿砖砚拓本”（钤“献唐长物”白文印），右下角钤“庚午年得汉画十七石”阳文印，中部上下列两墨蜕，上为古篆“万寿”（左右钤“因是斋存”“寿臣审定”阳文印），下为后人于古砖之上镌刻的铭文，“汉万岁专，江宁陈雪峰得于牛首山中。万字，从两田字，篆文甚古，以赠方赤太守，琢为研。戊戌三月朔，六舟书，予樵刻”（左下角钤“古平寿丁善庆收藏印”阳文印）。墨蜕之左有先生跋语曰：

右汉砖砚，僧六舟题箧，旧为东武李方赤先生藏物，辗转归余斋。此其原拓本也。万岁为吉语，前人考证多以地名实之，非是。时二十年七月二十日。献唐。（右腰钤“献唐考释金石文字”阳文印、左腰钤“献唐题记”阳文印、左下角钤“敝帚自享“阳文印）

由铭文及跋语可知，此万寿砖砚流传有序。先由陈宗彝寻得古砖并转赠六舟，其琢为砚后，再转赠李璋煜，后辗转归先生。流传中所涉诸位皆为金石名家。陈宗彝，原名秋涛，字雪峰，号嗜古，江宁（南京）人。诸生，不屑举业，酷嗜金石，所手拓遍荒崖丛莽，毡椎无虚日。著有《汉蜀石经残字考》《钟鼎古器录》《古砖文录》《续古篆》《重编金石文跋》《重编访碑录》等金石著作。六舟（1791-1858），僧人，俗姓姚，名际仁，法号达受，字六舟，又字秋楫，号万峰退叟、寒泉等，浙江海宁人，耽翰墨，善篆刻，好金石，精鉴别，被誉为“金石僧”。予樵，僧人，浙江海宁人（一作杭州人），六舟再传弟子（一作第子），工书、善画，精刻印，刻竹亦精。李璋煜（1784—1857），字方赤，一字礼南，号月汀，山东诸城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四川司郎中、广东布政使等。嗜金石文字，藏获甚富。其女婿为清代金石大家陈介祺。

拓本中“万寿”墨蜕左右又分别钤“因是斋存”、“寿臣审定”阳文印，铭文墨蜕左下角钤“古平寿丁善庆收藏印”阳文印。由此知，其曾为潍县丁善庆旧物。丁善庆（1845～1889），字寿臣，篆刻家，喜好收藏研究古钱币和古玺印，著有《圜币浅说》《自娱斋印谱》，附贡生，中书科中书,钦加同知衔,五品衔,赏戴花翎,诰授奉政大夫,逝后追赠资政大夫。丁氏出身名声显赫的富贵之家，其父即为“潍县首富”丁廷珍，而天下闻名的北方园林的代表——十笏园，则出自其兄丁善宝之手。

3 清拓汉麃孝禹碑拓本题跋

是件左右各有先生长跋，左侧跋曰：

石额左鹤右鹿，文两行，为“河平二年八月丁亥平邑侯里麃孝禹”十五字。②二，系“三”字误笔。平邑，汉属代郡，今河北大名府南乐县东北。同治庚午，宫子行等于道旁遇之，异其朴质，剔视为汉石，后归南海李山农宗岱，因名所居曰“汉石园”，山农殁后，为莒州庄湛然购得，今藏泲上寓中。拓本有二种，一为李氏所得石时所拓，只二十本，石归庄氏之前，李氏后裔又拓百余本分赠友好，墨色较初拓为重，今所见者皆李氏后拓本也。此为山农初得石时所拓，日前获于历下市肆，其棰拓原委，皆闻之帖友王守敬君。装成，略疏如上，备异日稽考焉。时二十年十一月四日，试云龙鸺衲制墨，写于泲上双行精舍，献唐。（首钤“双行精舍”椭圆形白文印，钤“王献唐”阳文印、“敝帚自享”白文印）

右侧跋曰：

石归庄式如，非湛然也。湛然有考二行，首四字释为平邑侯里，引《汉书·王子侯表》“平邑侯敞”证之，谓平邑侯之里也。案汉有三平邑，一在山东费县西北九十里，小沂水北岸（今有平邑集），一在直隶南乐县，一在山西阳高县。此石出费城平邑集，敞封地在东海郡，与之适合。当为山东之平邑。前跋误据《校碑隨笔》，失之矣。二十一年五月廿二日再记。

汉麃孝禹碑，西汉河平三年（前26）立，又称“河平刻石”，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我馆。碑呈圆首长条形，碑阳圆首阴刻房檐形装饰，下阴刻竖向三界栏。中栏较窄无字，左右栏上部各阴刻一动物，左栏似鹤，右栏动物漫漶不清，无法辨识。动物下各有隶书铭文一行，右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左为“平邑囗（漫漶不清，有“成”“侯”两释）里麃孝禹”。此碑虽形制较原始，铭文极其简短，但却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墓碑，在中国碑刻史、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泗水县志》载，“（麃孝禹）碑不知圮于何年，经中古人移作墓圹，圹塌而碑复出，则在我泗境也。同治八年，宫子行明府宰吾泗，闻之，舁至学宫，……后复辇至省垣，今闻在李山农观察园中。”①（清）赵英祚等：（光绪）《泗水县志》，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后归莒县庄钰，又归省图。抗日期间散出，1950年发现于济南成大汽车行，后上交省古文管会。1956年，划归刚刚成立的我馆。②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文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流传所涉诸位皆系名家。宫本昂（1821-1874），字子行、紫珩，号千里，江苏泰州人，室名“延蝶仙馆”，精于鉴赏，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家书画。李宗岱（?-1896），字山农，广东南海人。出身广东巨富、官宦世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副榜贡生，历任山东布政使、山东督粮道、山东五府道台兼盐运使。晚年,趁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去官经营黄金矿务，所获甚丰。其擅山水画，收藏甚富。庄钰，字式如，号鞠侪，山东莒县人，近代山东第一代民族资本家，好金石，收藏颇多。

此拓本，先生得于济南历下市肆，其据帖友王守敬见闻，断为李氏初得时所拓二十本之一，属难得佳本。跋文中所提及的将“平邑侯里”地理位置考释为今山东平邑的庄恩泽（1884～1948），字湛岩，又作湛然或湛炎，号厚甫，山东营南大店镇大店人。清宣统三年（1911）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国，任山东政法专门学校教务主任、《民言报》主笔和山东教育厅科长等职。一生爱好文物收藏，所得薪俸多用于此。1951年，其夫人丁德萱及长子庄楚东根据庄氏遗愿，将其一生所藏文物悉数捐献给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其后大部划拨我馆。

4 民国拓新莽十布拓本题跋

是件左侧纵题“新莽十布莒邑庄氏藏”（钤“献唐审定”白文印），左下角钤“海曲王君”白文印，中部十品布币反正两面墨蜕成两列五排展示，每品皆题写品名。十布墨蜕右侧有先生跋文曰：

新莽十布，吾东诸城刘燕庭旧藏二份，潍邑陈簠斋藏一份，久已散佚，近只湛炎先生集得全份，日前馆中奎虚书藏落成，借来展览，命工拓墨，合装存之。刘、陈二家泉拓，余皆有藏本，而以燕庭一份为最精，闻已流入东瀛矣。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夜记，蒋公于午后五时由西安出险，安抵洛阳，并以识慰。凤笙王献唐。（钤“献”“唐”连珠印、“寒金冷石盦藏”阳文印）

西汉末年，刘氏政权摇摇欲坠，权臣王莽经过三年摄政过渡后，于公元8年篡位建立新朝。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其在摄政之初即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托古改制”。仅货币制度方面，曾先后进行过四次改革，铸造了种类繁多的钱币，但由于所铸钱币虚值过高，遭到人民抵制，引起了经济混乱，最终皆以失败告终。虽是如此，却为世间留下了一批制作极其精良的钱币精品，其中尤以“六泉十布”最为著名。布货是始建国元年（公元10年）第三次货币改革的产物。此次改革的中心是推行非常繁杂的“宝货制”——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即五种材质的二十八个等级的六种货币并行。其中，布货设十个等级：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后世统称“十布”。新莽十布，制作精良，历来为古泉收藏家关注的重点，但除大布数量较多外，其余九布皆可遇不可求。如李竹朋云：“莽十布六泉，除大布、大小泉外，俱不易得。余收十布，向缺三品，前岁寿卿（陈介祺）赠以次、第两品，仍缺壮布。昔年李宝台以质劵求售，内有壮布，质价二十金，余力不能致，置之，后竟不复遇。”①（清）李竹朋：《观古阁丛刻》《续泉说》，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鲍康亦曰：“余亦缺第布，而壮布复为寿卿易去。”②（清）鲍康：《观古阁丛刻》《观古阁泉说》，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壮布自贻寿卿后，二十年来遂不复见。壬申冬，石查赴保阳，竟得一枚，甚精。物之可遇不可求如此。”③同上。即使在古泉收藏大家众多的清代，十布而全者亦凤毛麟角。

由跋语知，此拓本中的十布来自莒县庄恩泽，且与省图极富盛名的奎虚书藏有一定渊源。1928年，日军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出兵侵占济南，省图藏书楼遭受损毁。1936年，山东省立图书馆新藏书楼——奎虚书藏落成。奎虚书藏除阅书室、阅报室、善本书阅览室等以外，还设有“金石文物展览室”等，陈列金石书画等古代文物。为庆祝这一盛事及进一步充实展览，先生从庄氏处借来难得全璧的十布并借机椎拓。

5 民国拓汉孙大安瓦量拓本题跋

是件上部横题“汉孙大安瓦量文字”（钤“王献唐”阳阴文印、“凤生”阳文印④李勇慧《王献唐研究》（2011，博士）共收录先生印鉴126种，为国内最全者，但亦漏收此“凤生”阳文印。），中部为镌刻“孙大安”草隶铭文的瓦量底部墨蜕（钤“献唐长物”“寒金冷石盦藏”阳文印），下部有先生跋文曰：

苦将文字对平章，风雨西园旧草堂，一曲人琴惊逝水，春愁似海若为量。

汉孙大安瓦量体容一石，临淄出土，旧藏益都友人孙观亭家，观亭以与同姓，又大安二字词名吉羊，宝若头目。汉量有文字，完璧无缺，如斯巨制，千百中不一见也。春间观亭身故，遗命以所藏金石归山东图书馆。余往其家，为捡定一过，此量亦随之俱来，字刻量底，汉代草隶也。饬工拓一墨本，装潢存之。题二十八字。二十四年七月廿五日，大雷雨中，献唐漫书。（钤“献”“唐”连珠印）

量，古代计量的容器，多用陶或木制作。其部分或镌刻铭文，而其中最著名者当属金石学大家陈介祺辨识出的秦始皇诏瓦量铭文。此汉孙大安瓦量器形硕大完整且底部镌刻汉草隶，为孙观亭珍爱之物。孙观亭，字文澜，山东青州孙家庄人，经营土产业，家素丰，好金石，与先生素有交往。临终时，曾遗命将所藏金石优先平价售予先生。此瓦量由此入藏省图，先生遂椎拓此本并手书题跋以作纪念。

6 清拓汉延光残碑拓本题跋

左侧有先生长跋曰

右汉延光残石拓本为因斋主人旧藏。秋岩前辈定为初出土时所拓，余以刘燕庭本、陈簠斋本与此对勘，复参验各家金石著录，乃知此为满人耆英名懋让，宫子行之族曾祖所拓，时在乾隆十二年，即此碑之最初拓本也。先是碑置诸城县署门外，胥徒仆坐，污涴狼藉，邑人既不重视亦无棰拓之者。迨后耆英勘灾至邑，审为汉石，棰拓以去。越二十七年，耆英来宰诸城，嵌置内堂东垣，构小亭护之，复拓多本，分赠友好。其后阮芸台督学山东亦遣工模拓一次，有清末叶，陈簠斋更属王西泉等赴诸专拓是碑及琅琊台石刻，毡墨精良，即世所称之陈拓本也。综计此碑拓本之最知名者，不过以上三家。而耆英拓本又分两种。一为勘灾时所拓，一为嵌壁后所拓。凡嵌壁以后拓本均无碑之下角，以嵌置壁内无从施墨也。此碑既有此角，可知为未嵌壁时所拓。就书册所考，彼时拓本只有乾隆十二年耆英拓之一种。是此本为耆英拓无疑矣。耆拓之可贵，不在中段笔画清晰，亦不在第三行上耑存一未泐尽之石片，以此种拓本当时如阮芸台、翁覃溪等得见而著录之，翁、阮所不见者，即在碑之下角尚有一字不阙耳，非特时翁、阮不见，以后金石家皆不知之甚。甚至宫子行为耆英族孙，所得亦无此一角，他可知矣。余既为此碑重定释文，别入《齐鲁金石志》，复撮其摹拓源委附书于此本。因斋主人教定焉。时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夜雨灯下，书于雇黄书寮，王獻唐。（钤“王”“献唐”阳文印、“凤生审定”白文印）

汉延光残碑，又称都官是吾残碑，东汉延光四年（125）立，残碑上段有横外边栏、纵行界栏，存字五行，尾部成锥形。碑身残泐严重，部分碑文漫漶难辨，但从残文应可推测出，系诸城主政都官是吾的德政碑。《诸城县志》载，“康熙六十年（诸城知县罗廷璋）修超然台得自土中，移置县治宅门外，亦弗能珍也。胥徒仆诸地焉，受笞者必踞是喘息，碑尽涴非大雨不漏字形。乾隆十二年寿光知县宫懋让勘灾至县，辩为汉隶，棰拓以去。越二十七年，懋让来知诸城，乃嵌入内堂之东垣，构小亭，而碑显矣。”⑤（清）宫懋让、李文藻等：（乾隆）《诸城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延光残碑书体缪篆，非隶非篆，反映着由篆书向隶书的转变，在汉碑中独树一格，为金石学家所关注。阮元云“此碑类嵩山延光残刻，若符印文，屈曲古劲，所谓缪篆是也。”①（清）阮元：《山左金石志》，清嘉庆二年（1797）刻本。康有为亦曰：“以隶笔作缪篆，亦可附于西汉八分”。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此拓本虽无藏章、题跋等附加信息，但先生据各家著录、此墨蜕尚存碑之下角尾椎的重要特征及与刘喜海本、陈簠斋本的校勘结果，考证为宫懋让之初拓本，为世间罕见珍品，纵使大家如阮元、翁方纲等亦未曾过目。

7 清拓荣成三冢泊古墓石阙铭文拓本题跋

是件右下角先生跋文曰：

石在文登。此潍邑陈簠斋装藏拓本。十三年前得于泲上敬古斋。曾倩人往拓多纸，已先后分贻同好矣。旧释首纸文为“严掾高”，次为“昌阳严”，两“严”字皆非是。或说首纸严为郿，亦误。细审书体，当时殆以求整，将点作口，则即，即光，光下固从人也。《广韵》、《集韵》，“”音省，地名，掾为官属，高殆人名，非姓。昌阳为汉故县，在今文登西南三十里。光亦人名。两汉皆置昌阳，莽改夙敬亭。此石书势在篆隶之间。不出西汉，即出于莽。今既有昌阳地名，必非新朝刻辞。西汉五凤、河平诸石，亦不及此古厚。其前尚有甘泉山石，虽稍逊而体制相仿，可以推索时代矣。三十七年元月雪霁书，献唐。（腰钤“平乐印庐”白文印，尾钤“王献唐”阴阳印、“栗峰”阴文印）

三冢泊古墓，旧在文登县，今在荣成市，具体建冢时代不详。《文登县志》载，“昌阳严墓在城东北四十五里文荣接界处，地名三冢泊，有石阙高七八尺，其一无字，其一前刻‘昌阳严’三字，后刻‘严掾高’三字，古冢三邱，高如山阜，汉置昌阳县于今城西南三十里，则墓中所臧盖昌阳严姓，其‘严掾高’三字或严姓，掾职而高名與。字法古奥浑坚，体势在篆分之间，确为西汉时书，而严之官爵、后裔不可考矣。”③（清）李祖年等：（光绪）《文登县志》，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此拓本系先生从当时非常活跃的济南碑帖店——敬古斋购得，并断定为陈介祺旧物。但仔细察看，墨蜕并无陈氏藏章、手书等附加信息，其论当另有所据。对阙文的释读等方面，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将“”释读为“严”以及将“”释读为“严”或“郿”，认为“”“”应释为“光”“”，即阙文当释为“昌阳光”“掾高”。并进一步提出昌阳为汉代的昌阳县，“光”“高”为人名，而“”为《广韵》《集韵》所载的地名。此外，他还根据阙文字体在篆隶之间的特点以及昌阳县曾在新莽时期改称夙敬亭，将其刊刻时代确定为西汉，且较五凤二年的鲁孝王刻石、河平三年的麃孝禹碑要早，与元凤年间的甘泉山刻石相当，进一步缩小了时间范围。

A Philological Study of Wang Xiantang’s Rubbing Inscriptions in Shandong Museum Collections

Zhang Zuwei

Wang Xiantang（1896-1960）,the founder of modern books and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Shandong,adept at script,epigraph and catalogue version.After his death,he left a large number of manuscript inscriptions.So far,the arrangement of ancient inscription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monographs with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However,there are few about rubbing inscriptions,so the focus falls on the topic in the article.

Wang Xiantang;Rubbing;Inscription

G256.4

A

张祖伟（1981-），男，山东诸城人，山东大学硕士，山东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