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内地化进程中军户群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张 月 琴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目前对明代军户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于对军户群体的整体性探讨。也有学者将明末军户放置于军事制度、政治制度、人口与土地、社会变迁等问题中进行考察。学界对于明末军户在清代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分化和解体的，他们的实际生存情况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很少有人作历时性的研究。明代相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军户的分化只是在小范围内发生。本文暂不讨论旧军户群体内部的分层和流动，仅将军户群体研究，放置于明末清初边疆内地化的社会大情境之下，将长城沿线一度驻军最多的大同府属区域作一考察，尝试探讨明末清初旧军户群体的分化、解体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明末清初旧军户群体的分化

“云中为山右重镇。昔日镇城环之以二十三营路，星罗棋布。而云城居中而驭外，虽与平阳相为犄角，然山川之雄健、关隘之险阻，甲于西北，故云中之兵亦倍于南镇。”[1]320明代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屯集了大量的军队，其中有世袭的军户，也有募兵。据《三云筹俎考》记载，大同镇的驻军编制为90966人，战马31785匹，还不包括增援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士兵。明蒙之间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大同的驻军曾达到13万人，时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给官兵请赏的奏报中提到，“大同镇官军八万四千五百三十七名”[2]1201，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支援辽东战事的兵士。明末清初，沉重的军役、频发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推动这一规模庞大的军户群体加速分化并走向解体。

军户作为一种军役职业群体，在明朝与瓦剌、鞑靼的长期战争中承担着繁重的军役，同时，还有“里甲”、“均徭”等名目也要支应。“卫所军家缴纳的子粒比州县从民户(这里所说的民户包括卫所军家在原籍的军户)征得的税粮要重得多。”[3]明末辽东战事，加之饥馑、粮饷欠缺，随时会引起军户的哗变和逃亡。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大同总兵焦垣领兵八百名援辽，先是任用纨绔子弟出任领兵军官，沿途军纪不整，军心动荡，后来又用酷刑统兵，“至怀安城，夜哗，城几不测”[2]1197。崇祯十四年，边患、灾荒之下，右玉一带，“军民动辄鼓噪，盗贼所在窃发”[4]293。

发生变乱的军户，或被安抚，或被镇压，或被重新拘捕为军，或沦为寇。天启元年，陕西都司陈愚直以固原兵入援辽东战事，溃于临洺，延绥、大同、宁武等处都因为军士掳掠鼓噪，先后奏报于朝廷。“兵部请行督抚逮治首恶，以正军法，领兵都司守备责令赴辽待罪立功。”[2]1210流寇，“始于榆林军，劫略近地，不即扑灭，遂至蔓延”[5]202。在流寇向全国扩散的同时，吸纳了边地军士，“大抵贼首皆边军，且良家子及武弁世职，故隐其姓名，而以绰号称”[5]202。不过，各镇军户沦为流寇只是小范围之内的变动。

清初，战乱是长城沿线旧的军户群体趋于瓦解的直接原因。“朔界北边，平定之初土著寥寥，生息无几，世被边患。自明季迄我国初复罹兵燹，十亡八九。”[6]448姜瓖兵败城破后，清军对大同进行了屠城，“斩献姜瓖之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著留养，仍带来京。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大同城垣自垛彻去五尺”[7]1857。城中的兵士和居民俱遭杀戮，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府治移至阳和卫，名为阳和府，县治移至怀仁县西安堡。《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中记载：“戊子之变，谁非赤子，误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莫辩、玉石俱焚，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孤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以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8]。直到顺治九年(1652年)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

以军事起家的军户，很多丧身于清初的变乱中。何士琏，祖上从江南到威远卫戍守边疆，到了姜瓖之乱时，“家居者靡有孑遗矣”[1]546。类似的还有跟随姜瓖起事的其他卫城军堡的军户。据记载，左卫城(在今左云县)明中叶时，已经达万户，清初遭屠戮之后，“其所遗者不过中心街衢居民数百户而已”[9]458。

二、旧军户群体的解体和新军户群体的成长

入清以后，国家政策是直接推动旧的军户群体走向解体的主要力量。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国家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涉及范围也不尽相同。对军户群体而言，则是经历了一个由上层到下层，由少数到多数逐步被裁减的过程。

顺治初年，首先从军户群体的上层入手，革去世职。“洪武初，置大同所属卫、所、指挥、千、百户、镇、抚、总、小旗共八百九十一员。顺治三年，尽革世职。卫之掌篆者由部推，并每卫推千总一二员。”[10]229对于已经成为清军一部分的普通军户而言，并没有采取较大的动作。顺治十一年，开始通过“裁卫设县”，以行政力量推动军户解体。“裁山西振武卫右中前后四所、镇西卫左右中前后五所、太原左卫中前后三所、太原前卫右中前三所、汾州卫左右中后四所、潞州卫右中前后四所、平阳卫左右二所、又裁汾州卫前所百总一员、太原右卫守备、及五所千总。”[7]2176此时，虽然不是被裁卫所的首例，但是尚未涉及对长城沿线卫所的裁撤。清初长城沿线一带，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康熙帝给大学士马齐、席哈纳、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的上谕中说：“卫所改为州县，断断不可。前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即预以卫所改为州县，朕不允。所请后，陈世隆又以此条奏，九卿议从其言，因而准行，至今百姓尤以为苦。近者如此况远者乎。御史陈勋所奏，著不准行。”[11]752康熙帝的上谕中，关心的是百姓疾苦和裁卫设县的实际效益。事实上，长城沿线和全国局势的尚未稳定，是卫所没有被大规模裁撤的根本原因。卫所仍在，其中的军户就在。

雍正三年，国家西北战事基本结束，山西巡抚诺敏请裁去沿边卫所改为州县，相应官职也一起裁撤。这一提议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设山西朔平、宁武二府。改右玉卫为右玉县。左云卫为左云县。平鲁卫为平鲁县。并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俱隶朔平府管辖。改宁武所为宁武县。神池堡为神池县。偏关所为偏关县。五寨堡为五寨县。俱隶宁武府管辖。改天镇卫为天镇县。阳高卫为阳高县。移原驻阳高通判驻府城。俱隶大同府管辖。改宁化所为巡检司，隶宁武县管辖。朔平、宁武，各设知府一员。宁武府，设同知一员。右玉等九县，设知县九员，典史九员。宁武，设巡检一员。裁太原府中路西路同知二员，右玉等卫守备十员，宁武等所千总十三员。”[7]6349在裁卫设县的过程中，并开始关注地方行政管理是否便利的问题。雍正六年，“山西巡抚觉罗石麟疏言山西之蔚州与直隶之蔚县界址交错。应俱归直隶宣化府管辖。广昌县与蔚县县治村庄俱相交错。而蔚县向设广昌巡检一员。止经管广德一里。请将广德地方归并广昌，仍隶山西大同府管辖。其巡检缺可以裁汰。至广昌守备向系宣化蔚州路管辖今应专属山西灵邱路参将管辖”[7]6893。十年，又以大同府属之广昌改隶直隶之易州。

裁卫设县改变了原来卫所驻地的行政区划，对原属卫所的军户来说则是直接变为民户。这并不是说长城沿线一带不需要驻扎军队，而是新的军事需求，直接催生了新的军户群体：一种是特权军户群体，主要指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另一种则是新成长起来的军功群体。

八旗驻防，起源于各地“土贼窃发”。《清实录》记载：“近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如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著满洲统兵驻劄。务期剿抚得宜，以安百姓。以上八处驻劄满兵，著给以无主房地。其故明公侯伯、驸马、太监地，察明量给原主外，余给满洲兵丁。”[7]1673实际上，驻防是清王朝为了镇压与防范汉族、少数民族的反抗，或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驻防各地的过程中，有的圈占驻防地原有城池的一部分，有的规划建设了新城池，以驻扎八旗官兵。至清代中期直省(内地18省)、东北和西北各地的大小满城即增加到40多个。康熙帝，“以雁门关外逼近边陲，为畿辅肩背，特命将军率禁旅驻防，与直隶、宣化、陕西、宁夏相为犄角。”[12]1195康熙三十二年九月披甲蒙古兵三千零六十五人驻防。“统帅禁旅弹压严疆者，非公侯勋戚则宗室天潢，望隆位尊，班在督抚之上，责綦重矣。”[12]288朔平府城，当时在右玉县，“城内驻劄将军都统府县参守等官及镶黄正黄两旗官兵，为关外重地。”[12]163满城驻防直接滋生的就是新军户群体。

新军户群体，除了八旗驻防的军户以外，还有历次征战中形成的军功群体，也有后来发展成为军功家族的。“仝光英，由行伍起家。顺治六年，任江苏水师协都司。海贼郑成功陷崇明，遂犯江宁。光英从总兵官梁化凤率兵击走之，克服崇明，以功超擢副将，协镇其地，海疆晏然。加授骑都尉，世袭。”[1]400高鼎，明末聚乡勇保五台，顺治时为参将，后来镇守松藩，“在镇十四载”，“第四子麟端勇捷，有父风，以荫授蓝翎侍卫，历川北镇右营游击，升参将。尝从征滇、蜀，累树战功”[1]400。史成，“康熙丙子以把总随征噶尔丹，战召磨多，有功。……成起卒伍至大将，历官二十余年。……子载贤，湖广提督；从孙宏蕴，广西提督，俱克世其家。论者比之前代麻氏云。”[1]401这些新的军功群体，大部分出身行伍，深受祖辈影响，从小勤于习武，在明末的战乱、平定三藩和康熙征西的过程中，累次获得战功，甚至荫及子孙，成为军功望族。八旗驻防和新军功群体的产生，彻底宣告了旧军户群体的命运走向终结。

可以说，从明代至清代，军户是大同地区一个曾经数额庞大又慢慢被分化、融合和发展了的群体。军户，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其转变对于地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军户群体的变动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

边疆内地化，是长城沿线区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从地理空间上讲，明代的边疆之地，变成了清代的内地。从社会文化上讲，文化边缘地带向文明开化之地的转变，并逐步成为“腹里”之区。诸多的因素一起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进行，其中，旧军户群体的分化和新军户群体的形成，对于历史演进中大同地方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了人口性别结构，改变了地方的民族结构，丰富了地方的职业结构。关于军户改为民户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由于缺乏直接的数据，无法深入研究。对民族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八旗驻防、杀虎口税关官员及其随行人员的驻入，使地方上满族人口增多。在此对这两点暂不作讨论。以下主要就军户群体对于地方社会职业结构的影响作一探讨。

《明史·食货志》“户口”中指出：“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着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13]1878可见，明代户籍分等是以职业作为基准的。民户、军户、乐户等，皆以职业断分，也以职业命名。王毓铨在《明代的军户》一文中讨论的军户也指的是“民人之中供应军差的特定人员”[14]。那么，军户的职业就是承担军役。万历《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年，“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肯治罪，仍从原籍”[14]一九.户部六.户口一。明代相关典籍中对于户籍的规定，说明了军户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承担军役的职业群体。

一个相对稳定且数额庞大的职业群体的解体，对于地方职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军事职业群体规模缩小，其他职业群体人数增加。清初开始的裁卫设县使大部分军户著地为民，成为固着在土地上以种田地为主、兼以畜牧的农民。“北路各州县及口外各厅地多沙碛，宜于畜牧，如骆驼、山羊、骡马之属，均为出境货品之大宗，乡人业此致富者甚多”[16]职业篇第三。那么，究竟有多少军丁变成了民丁呢？ 据《山西通志5田赋》载：大同前卫及各城堡归入大同县屯丁4142名，大同前卫怀仁所归入怀仁县屯丁924名，大同前卫中前所归入浑源县屯丁350名，山阴卫所并大同前卫归入山阴县屯丁905名，安东卫并入应州屯丁1482名，朔州卫并马邑所归入朔州屯丁8877名，井坪所、乃河堡、贾家堡归入平鲁县屯丁1470名。屯丁是在卫所屯田的军户中的男子，不包括妇女儿童。据上述，共有屯丁18150名成为了民丁，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在“裁卫设县”的过程中成为民户的军丁的数字。该项记载中没有阳高、天镇、右玉、左卫等屯田卫所的屯丁数额。阳高，“自洪武创建城池，即以军籍实之。而后生齿渐繁，成丁者咸入册，定等为三，例则为五，而深山穷谷皆隶籍焉”[17]77。转为民丁的军丁的实际数额要大于18150。据顺治《云中郡志5食货志》记载，大同府属阳高卫、天镇卫、大同前卫、后卫、左云卫、右玉卫、威远卫、平橹卫、朔州卫、安东卫九卫及大同、左等十四团操与安、浑中所、井平所、马邑所、山阴所、怀后所五所，“人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一名”[10]169。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后者比较接近转为民丁的实际军丁数。

除了转化为农民之外，也有出身军户的世家继续为军的。史朝顕，“性豪爽，不拘小节，世袭副千户”，在明末李自成攻陷大同后，全家遇害仅留下幼子史笔。后来，史笔的儿子史成，“于国朝任浙江宁台总兵，诰赠三代荣禄大夫”[6]642。史成的儿子载贤任湖广提督；从孙宏蕴任广西提督。时人的评论是，“比及前代麻氏”。[1]401麻氏，为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族。穆生辉，祖先为临县人，原属天城卫军籍，顺治初年，“以克服朔州功，授大同镇左营参将，徙征江西，转战楚越间，所向无敌，积功至副将。”其子朗佐，“袭职，官至汾州参将”[18]467。罗光乾，是明代金吾左卫指挥的后裔，“累世以武功显”。其父为兵部进士，曾任参将。光乾“生而勇毅，善谈兵，有父风。少孤，依季父映坮徙戎行间”[18]469。

军户中也有的改为文人，或者在其后代中有的子孙成为文人。威远卫，范鼎铉，“博学高才，工诗律书画，皆臻其妙”[12]772。路玙，其祖先以武功著称于世，他却在官署担任文书，后来以考试取得廪生资格的生员享受廪膳补贴，一时之间在学校的名声大震，曾经以“博览多闻见，寡交少是非。”[1]431二语自警

有一些还可能成为矿业苦力或者小手工业者。矿业苦力不仅指小煤窑的生产者，而且也指其他矿的生产者。乾隆时期大同府有民众偷挖银矿的记载：“(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据该参将禀称，察访得镇边堡口外北山干柴洞地方，聚集三四百众，刨洞口二三十处，偷挖银砂，各有窝铺容身，安炉烧炼，内有供用盘费头领人等”[19]598。天镇，“物产：南川多盐，县川多碱，悉煎土而成，村民以为专业，故县境诸村多有以窑名者。盐色白如雪而味颇清淡，又皆细末，不能成粒，土人谓之小盐，远逊蒙盐之美，故今年业之者稀，仅敷南乡诸村食用而已。碱则随地有之，富商大贾为备器具，募工匠，遍设作坊，岁所得不下百万斤，贩往京畿，每获重利。然商皆来自汾太，县人无此重资也，唯刮土淋卤，稍得工值，余润所及差免冻馁。然不毛之地，以之代耕，未必非天哀边民之穷，俾自食力，特为此无尽藏也”[18]56。新修的《天镇县村镇简志》中记载距县城33里的兰玉堡村，清代中后期制碱业已步入盛期，民国37年(1948)有碱户150余家，盐户62家，碱池53个，盐池25个；碱锅1套20口，日产碱1块300公斤；常年1个盐池产10石盐。年产碱10.8万公斤、盐7.35万公斤，销本地外，还远销北京、天津及兴和县一带。[20]150天镇，“介燕云间，居晋极边，前代尝为兵卫”[18]序，天镇的制碱业、制盐业的发展极有可能吸纳了旧的军户作为劳动力。

以上所举主要是转为民户的个人，就军功家族而言，其转为民户的命运同样不可避免。位于大同市大西街清真寺中，存有14通碑刻，记载了麻氏家族在明代以来的生存状况。麻氏家族在明代以军功著称，到了清代以后，逐步演化成普通民户、商户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清嘉庆二十二年《送于寺中田舍碑文》中，有麻公捐献粮地、铁铺及商铺租金的相关文字。清道光九年《盖闻修葺天房者而思造物之源》碑文中提到麻公“送红果香牛皮二张，营中修置食盒十架，以备公用耳”[21]70。这些碑文，说明了清代大同地方的麻氏家族种地、经商，开设铁铺，并进行房屋租赁等营生。麻氏家族是长城沿线地区，军户群体分化流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明末，军户群体的分化流动开始加速，沦为流寇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形。清初的战乱和裁卫设县等政策使得军户群体开始大规模转向民户，以种田或畜牧为生。与此同时，军户群体开始向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转变，有的为商，有的从文，有的成为煤窑工人或者小手工业者，等等。在旧的军功群体走向终结的同时，为了西北战事和维护国家稳定，八旗驻防右卫城，新的军功群体开始产生并成长起来。八旗的驻防和右卫杀虎口税务监督署的设立，则改变了大同地方的民族构成。这些转变是国家政策直接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边地开始变为腹里之后，社会向常态化运行的一种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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