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观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语言维度

郭 勇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确立离不开日本与西方的影响。中国文学史这一领域的情况同样如此。中国古代不乏文章流别与文体源流的梳理，但是从国外传入的“文学史”则与之不同，正如陈平原所论，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此前之‘考究历代文章源流’，乃‘练习各体文字的辅助’；而今则以‘文学史’取代‘源流’，以‘文学研究法’包容‘文体’。这就使得史家观察的角度，由‘文体’转为‘时代’。讲‘文体’，注重的是体制的统一与时间的连续；讲‘时代’，关注的则是空间的展开与风格的多样”[1]387。在此想要补充说明的是，除了“时代”，语言也成为中国文学史观得以实现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维度。

一、胡适的文学史研究： 白话、文言的双线文学观

据学者考证，早在1880年就有俄国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简史纲要》问世。1897年日本的古城贞吉出版了《支那文学史》，同年英国人翟理斯(Giles)《中国文学史》在英国出版。1898年日本的笹川种郎完成了《支那历朝文学史》，1902年德国人葛鲁贝(Grube)的《中国文学史》在莱比锡出版。[2]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问题的思考，1904年左右，林传甲和黄人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史》，林著是京师大学堂的授课讲义，黄著是东吴大学的授课讲义。这是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最早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为中国学界所公认。但中国文学史的开创之功应归于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后增订为《白话文学史》，1927年完成，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

《国语文学史》的出现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胡适在教育部主办的第3届国语讲习所主讲“国语文学史”，于是动手编写讲义。写作时间为1921年11月至次年1月间，讲义共分15讲约8万字，刚开始还只是一个石印本。1922年3月，在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对之前的讲义进行了删改。同年暑期，他到南开学校讲学，于是把此前的删改本印成了油印本。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正式出版了《国语文学史》，后来胡适将其改订为《白话文学史》。这部《国语文学史》，既是在强化文学革命的主张，又是为传播、推广白话文学主张而采取的重要策略。为了证明白话文学古已有之且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3]150，胡适将“白话”的范围放得极宽：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3]147

按照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胡适笔下文言/白话的界限就极其含混模糊。郑振铎后来指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乃舍文学的本质上的发展，而追逐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那个狭窄异常的一方面的发展之后，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只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执持着这样的‘魔障’，难怪他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不是用白话写的伟大的作品，而只是在‘发掘’着许多不太重要的古典著作”[4]84。

胡适不仅在“白话文学”的解释上不能令人满意，他对古代文学“言文一致”问题的态度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史”从哪里开始的问题。黎锦熙提到：“这讲义不从秦以前编起，却把汉魏六朝标作第一编，当时沈兼士先生在《晨报副刊》上曾经提出抗议；后来凌先生(凌独见——引者注)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自序》中也要说，他和胡先生的意见大不相同，他是主张从唐虞编起的。”[3]5

钱玄同也不同意胡适对先秦文学的处理，认为国语文学“应该从《诗经》的《国风》讲起”，理由是“《国风》是的的确确千真万真的白话诗，而且很真很美”，“我们有这样很古很美的白话文学，是想应该大大地表彰它的”。[5]103强调国语文学(白话文学)肇始于先秦，体现出这样一种信念：先秦时代言文一致。这是晚清和“五四”十分流行的一种信念。

那么，胡适本人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呢？黎锦熙在代序指出胡适作《国语文学史》是为文学革命寻找历史的根据，含有“托古改制”的意味。[3]5胡适从汉魏六朝讲起，第一编第一章即“古文是何时死的”，在其拟就的子目中还专门以此论题为第二讲，置于汉代三国六朝之前，颇有以此为总纲的意味，可见黎锦熙的分析是很切合胡适的想法的。对于先秦文学，胡适其实并没有忽视，但是始终没有展开来讲，即使是后来著《白话文学史》，依然未涉及先秦文学。胡适自述原因是刚“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3]147。即便如此，从片段性的说明与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胡适心目中白话文学史的总体轮廓。

胡适对《国语文学史》有过多次修订，特别是在1922年3月24日，他定出了一个《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以《国风》为白话文学的开端，连接起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清，至于国语文学的运动则与以上诸部分并列，打算专门论述。1924年9月，胡适发表《国语文学史大要》的讲演，以先秦汉魏南北朝为第一个时代，先秦部分不仅列出《诗经》，还增加了楚辞。第二个时代由唐至北宋，第三个时代是从南宋到金元，第四个时代由明至清。这与胡适所列《国语文学史》新纲目可以互相印证，他依然强调“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的文学史”。此外就是贵族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死的，没有价值的文学”[3]133。

1927年，胡适完成了《白话文学史》，他的观念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对唐宋文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他将两宋合并到一起，对白话文学史的总体把握也有所变化：重心由唐以后转到唐以前。这与他对俗文学的重视有关。此前，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钱玄同，他们都以宋代为白话文学进程中最重要的阶段，胡适起初也持这一观念，但他后来却从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史料中重新“发现”“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3]145，于是他大大增加了《白话文学史》中唐代及以前的篇幅。

以白话的进化为主线，胡适对于文学史的梳理与描述一直力图摆脱政治王朝等因素，因而他在《国语文学史》中就已提出了一些较为独特的见解，如以唐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白话化”的时期，推翻一般的唐诗分期，从白话文学发展的角度，认定初唐为“贵族文学的时期”，盛唐为“文学开始白话化的时期”，中唐为“白话文学风行的时期”，晚唐至五代则为“白话文学大盛的时期”。[3]38—39到撰述《白话文学史》时，他仍以白话进化这一条线索，不断修改、订正自己的观点。

胡适描绘的白话文学史图景至此已较为清晰，即以唐为界，唐以后为白话文学的大发展。胡适后来把他的文学史观概括为“双线文学的新观念”：自汉代开始，一条线的作家是“御用诗人、散文家；太学里的祭酒、教授，和翰林学士、编修等人”，他们的作品是“仿古的文学，那半僵半死的古文文学”；另一条线是由“职业讲古说书人”、“无名艺人、作家、主妇、乡土歌唱家”等创作的“民间文学”和后来的“短篇小说、历史评话”、“长篇章回小说”等，这些作品是“活文学”。胡适对自己的这一观念很是得意：“这一个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一个僵化了的死文学，双线平行发展，这一在文学史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论实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的新贡献。”[6]424

二、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文字—文学—文化

如果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托古改制，是为了替白话文学寻找历史的根据而再造出的一个文学史，主观色彩过于浓厚的话，那么鲁迅和郭绍虞的文学史研究，则更多地是从语言文字的自身特性出发，从而更切近学理的脉络。

郑振铎对已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批评意见十分尖刻，但他却对鲁迅的文学史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鲁迅先生编的《汉文学史》，虽然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却是杰出的。首先，他是第一个人在文学史上关怀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的。他没有像所有以前写中国文学史的人那样，把汉语文学的发展史称为“中国文学史”。在“汉文学史”这个名称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次，他包罗的范围很广，决不忽视真正的伟大作品，不管它是用古文写的或是白话文写的，不管它是用古代的文体写的，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文体写的。这就同胡适和陆侃如的所作，有本质上的区别了。这是第五种，也是解放前最好的一种。[4]84

同样是关注语言文字问题，鲁迅的眼界无疑比胡适宽广得多，故而他能够“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7]187陈平原认为，“就已有的学术成果而言，鲁迅的贡献仍以文学史研究为主”，而且就鲁迅本人的设计、打算而言，“文学史研究无疑始终是鲁迅学术兴趣的重点”, 其特点在于“在同时代的文学史家中，鲁迅是最注重作品的‘文采与意想’的”。[8]72—82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评价。鲁迅以文采为衡量作品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尺：“《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司马相如、南朝文人也因有文采，所以在文学史上能占一席之地。[9](356—357他评先秦诸子，“儒家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特别是《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0]375。

鲁迅欣赏《世说新语》，因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唐传奇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有“幻设”与“藻绘”，归于“文采与意想”；宋传奇则“讲古事”、“多教训”，“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所以他判定到宋代“传奇是绝了”。[10]63—73而另起的“平民底小说”，因体裁不同，又用了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10]329

二是对文学史的总体把握。鲁迅强调，文学史著作当以时代来区分，“‘什么是文学’之类，那是文学概论的范围，万不能牵进去，如果连这些也讲，那么，连文法也可以讲进去了”，文学史“以时代为经”，“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11]576，体现出鲁迅对文学作品形式问题的重视。但他又不局限于形式，而是将时代与形式、作家与作品、文学与文化打通来研究。

三是学术与文化取向。1933年6月，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还念念不忘“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而要完成这样的大工程，则“先从作长编入手”。[12]404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应该是有内在联系的，甚至可以从中见出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强调“小学”为治国学之根基所在，其“文学”观即是从“文字”立论。鲁迅早年求教于章氏门下，章太炎的影响不可谓不深。鲁迅的“清儒家法”固然有助于文学研究，但他又超越了“清儒家法”而求“通”——“通古今、通中外、通子史、通语言与文学、通诗文与书画、通书籍与实物”，到达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洞察。[8]74—88

因此，《汉文学史纲要》开篇就是“从文字至文章”，先谈语言与文艺之关联，进而论文字之兴。书名定为“汉文学史纲要”，谈的是汉字与汉文学的关联，书名就已经包含了鲁迅的良苦用心。故而

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0]354—355

从字之形音义见出其“形美”、“音美”、“意美”，强调从三者的结合来理解汉字，鲁迅见解的深刻，甚至超越了一般的语言文字学家。在引用了《周易》《说文解字》《释名》后，鲁迅提出“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又重提南朝的文笔之辨和阮元的《文言说》，对宋元之后混用文笔，以文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的倾向表示了不满。[10]355—356鲁迅的文学观念在此得到了清晰的展示，即对文辞之美的重视，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

进一步来看，鲁迅的观念在他所用的语体上也能见出。鲁迅在面向公众演讲、撰写杂文之时必用白话，体现出对打破“无声的中国”、打破文言与汉字结合的传统文化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决心。故而鲁迅一再抨击和批判汉字，提倡大众语、新文字。但是在学术著述中，鲁迅却多用文言，早年的《摩罗诗力说》不用说，即使是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也以文言著成。这当然不能仅仅理解为鲁迅“虑钞者之劳”[10]4，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鲁迅对汉语汉字与汉文学、汉文化之间紧密联系的深切体认。

三、郭绍虞的文学史研究： 文体变迁视野中的文学史

郭绍虞是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而享誉学界的，但是他最初的兴趣，却是在文学史上：“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13]5301934年，郭绍虞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在该书的《自序》中，他也表示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曾努力搜集资料，也曾努力着手整理，而且有时也还自觉有些见解，差能满意；然而终于知难而退，终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因而“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14]1。因此，郭绍虞是将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打通来研究的，他的许多文学观念也包含了他对中国文学史问题的看法。

就其侧重点而言，郭绍虞始终关注汉语言、汉字与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他在《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一文中提及，1939年，他在《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中将中国文学分为“文字型”、“语言型”、“文字化的语言型”三种类型：“中国的文学正因语言与文字之专有特性造成了语言与文字之分歧，造成了文字型，语言型，与文字化的语言型三种典型之文学。”[15]489而这一看法早在13年前即已萌发。1926年，郭绍虞在《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演进的趋势》一文中提到了他对中国文学史的划分，除了“太古的风谣”以外，分为“诗歌”(春秋以前)、“辞赋”(战国至两汉)、“骈文”(魏晋南北朝)、“古文”(隋唐至北宋)、“语体”(南宋至现代)五个时代，如此划分，意在“说明文字型与语言型的文学之演变现象”。[15]489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无论何种文体都有几种共同的倾向，即是(一)自由化，(二)语体化，(三)散文化。”[15]30

1941年，郭绍虞的《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登载在《学林》第九辑。他特别提到自己之所以以语言文字为准加以分期的理由：一是立足“文学的立场以说明文学本身之演变，所以不妨以体制为分期”，而要“说明文学本身之演变，便只有重在形式方面”；二是在体制上，“为求其具体，所以不如重在构成体制之工具”。“形式”、“工具”指的就是语言和文字。郭绍虞对自己以前的文学史分期略作调整，同时加以详细的说明。他把第一期称为“诗乐时代”，认为这是“语言与文字比较接近的时代。语文合一，声音与文字语在此时代中犹没有什么分别”。可见，郭绍虞心目中的上古时代是言文一致，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语与书面语的一致，而是经过改造的口语与经过改造的书面语的一致。即口语是“言之有文”(近于文)的言，讲究文采；书面语是近于言之文，讲究音韵。于是字音和语音达到了和谐一致，口语与书面语才能较为接近。后人从文字和语言两方面分别加以发展，于是分别形成了骈文和散文。[15]490—491

第二期辞赋时代则是离开语言型而向文字型演进，这一时期也是言文开始分离的时代。郭绍虞指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代，因为是语文变化最显著的时代”，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文学中发挥文字单音的特长，使得文学走上文字型的途径，完成了辞赋的体制；另一方面靠统一文字来统一语言，即“靠古语以统一今语，以古人的文学语言作为写文的标准”，这就是文言，它“与当时的口头语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郭绍虞具体解释说，秦朝实现了书同文，文字统一，但是口语是无法统一的。不过，“根据古人的书面语，以古人的文学语言为标准，那么彼此间都可以通情达意，也就不觉口语之分歧了”，所以文字统一，又借古代书面语即文言，实现了语言(书面语)的统一。因此，郭绍虞认为书同文“其作用犹不仅在文字；其所同的乃是文字语”。[15]492—494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

此后再演进到骈文时代，这是“充分发挥文字特点的时代”：“利用字形之无语尾变化，于是可讲对偶；利用字音之一形一音，有时一音一义，于是可讲声律”。文字型的文学至此而达极端，于是走向了反面即进入古文时代。古文家使用文言，“仍与口语不同，然而却是文字化的语言型”，“古文古诗是准语体的文学”。再前进一步，则进入语体的时代，这是“应用当时的声音语以充分发挥语言的特点”，此时的文学语言是“以口头语言为标准的文学语言”。[15]494—496

郭绍虞的这种文学史观格外新颖，有其价值与意义，如他所言，“有些文学史之重在文言文方面者，每忽视小说与戏曲的地位，而其偏重在白话文方面者，又抹煞了辞赋与骈文的价值。前者之误，在以文言的余波为主潮；后者之误，又在强以白话的伏流为主潮。”这是当时已有的文学史著作的通病，特别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其实就属于郭绍虞所说的后一种情况。因此，郭绍虞强调自己坚持的是“文学的基础总是建筑在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的”，进一步说，他是将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建立在汉语汉字的特性之上。[15]496—497

文学史写作意味着“五四”知识分子在为自身主张“寻找”(实际是建构)历史的依据，体现出自觉的话语权力意识。胡适、鲁迅和郭绍虞都注重到语言文字是建构文学史的重要维度，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但是他们也存在重要的差异：胡适的贡献在提倡白话文和塑造白话文学史，但他的语言文字工具论使得他游离于文学之外，文言/白话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化史观对其文学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鲁迅则立足于汉语汉字，强调汉字—汉文学—汉文化的关联，以此为基础分析作家作品，还原细节、宏观把握。同样是立足于汉语汉字，郭绍虞抓住汉语与汉字之间的关联，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梳理出文学史的脉络。因此，鲁迅与郭绍虞的研究更切合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

[1]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郭延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N].中华读书报，2001-09-19(22).

[3]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郑振铎全集：第6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5] 钱玄同文集：第6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 [A].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 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 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 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4]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15]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