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改良与调适
----以张恨水小说创作为例

司 新 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70)

经过晚清小说界革命洗礼，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创作比传统小说有了进一步发展。受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全民族抗战的影响，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与传统小说、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相比，既体现出继承性的一面，又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现出渐进性的一面。从通俗小说发展的整个过程看，渐变性的改良与调适是其发展道路上所体现出的主要特点。作家张恨水创作的章回体小说和国难小说最具代表性。

一、通俗小说的渐变性

传统小说中虽然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但小说一直没能取得与诗歌、散文的相同地位。其在艺术形式上的特征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完整的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结构的主体，故事情节往往按照时序特征的线性结构安排；二是叙事模式采用一个超越物外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叙述；三是叙述语言是“讲述”性的语言。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虽然保持着与传统的联系，将小说回归到了消遣娱乐的道路上，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重复。从某种程度而言，通俗小说无论是在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还是在文学表现人生的意义方面都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出了传统。清末民初通俗小说思考和借鉴了新小说派的经验与教训，相对于传统小说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方面都有不小的变化。在思想内容上，一是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表现出的社会平等观念有所增强，打破了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敢于正视黑暗的社会现实；二是清末民初通俗小说提倡的爱情基础由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郎才女貌单一视角变为品行、容貌、性情、才情等多个维度，提倡的爱情理想相对于传统小说更具有平等色彩。其在艺术特征上，清末民初通俗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追根溯源的开头方式，用悬念或营造气氛的开头；改变了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结局，用不明确交代结局的开放式悲剧结尾方式；改变了传统小说历时性的叙述，在共时性的叙述中可见历时性，注意生活横断面的截取。同时，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也开始重视运用心理描写、全景式肖像描写、大段孤立的景物描写、全知型叙事视角的半知型(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等艺术手法。总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征都可见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的诸多不同。

“五四”以后的现代通俗小说是在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小说还是清末民初通俗小说都有了较大变化。现代通俗小说作家不像五四新文学倡导者那样摒弃一切旧形式，而是仍采用传统章回体，他们态度端正，以开放的心态既延续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继承传统，又延续其改良姿态，学习新文学和外国小说的艺术形式以及表达手法，吸取别人的长处，补充他们的欠缺。现代通俗小说使自己不失传统而又能与时俱进，不冒进也不落后，更体现出中国传统中和之美的文化品质。在新文学精神影响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最为重要的变化：一是内容上走向揭露社会黑暗、表达人内心情感的道路。具体表现为：打破了传统观念基础上传统言情小说所形成的人物、情节以及冲突模式，决定感情冲突的因素由外部因素变成了内部因素，现实替代了浪漫。小说中的人物由芸芸众生代替了传统言情小说的才子佳人，反映出个性解放和平民精神。二是艺术上学习新文学的表达技巧和表达手法，进行了“新”与“旧”、“中”与“西”的整合，具体表现为：白话被作为国语全面推广；完成了由全知型叙事视角向半知型叙事视角的转换；短篇小说运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1]的方式，开头以突兀的悬念开始，结尾不明确交代故事的结果，给读者以开放的想象空间，中间用倒叙、插叙等手法，打破按顺序叙述的方法，注重横断面的截取和心理描写；重视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的叙述，采用分章的形式，重视细节刻画与心理分析，注重性格塑造与景物描写等。总之，从内容到艺术都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相对于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变化。

综上所述，从传统小说到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再到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是渐进发展、改良与调适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最能体现其发展道路的是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

二、五四文学革命促进下章回体小说的改良

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面临变革、寻找精神向导的时期，受西方启蒙精神的影响，对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传统进行了抨击和洗礼，提出了“人性解放”、“民主”和“科学”等先进的思想。五四精神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的旧制度、旧思想和旧道德进行了批判，并落脚到人的觉醒和解放上。五四时期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口号，后又出现了“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明确的阶级意识使新文学把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在创作实践中，五四新文学的丰富性在于把人的解放和“为人”的社会性结合起来，抛弃了文学要么是政治工具要么是趣味消闲的状态，体现出革命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与五四新文学对峙格局中求生存，求发展，既体现出对传统小说的继承性，又明显受到了五四精神的影响，“它会通过市场文化对时代的折射来调整自己的方向，这就使得它与时代气氛和时代文化之间有一种联系。也就是说，现代文化以其对全社会的辐射力，也影响到了通俗文学的创作中。”[2]527五四文学革命通过“破”和“立”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构成指导性影响。一方面，五四文学革命通过批判引起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反思；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通过建立理论体系以反照中国现代通俗小说。

章回体小说代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成就，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主要载体是章回体小说，章回体小说在“五四”以后逐渐改良，成为现代通俗小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文学革命促进下的章回体小说的改良体现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章回体小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分回标目的形式划分叙事段落，继承“说话”艺术的叙事方式，采取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运用丰富多彩的叙事结构，有缓急有致的叙事节奏，采用通俗化的叙事语言等。章回体小说有一定文体格式，但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应地也有一些调整，像《儒林外史》、《红楼梦》相比早期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在叙事结构、叙事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小变化。小说界革命后，章回体作为长篇通俗小说的主要承载模式出现了诸多改良。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其代表作品是林纾19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剑腥录》和《金陵秋》。郭延礼认为中国小说章回体被打破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小说的影响。”[3]243并且说：“……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章回体制率先由周作人、苏曼殊、林纾等翻译家打破也就不难理解了。”[4]243事实上，1905年出版的《黄金世界》和《苦社会》已基本上摆脱了章回体的固定套语。可见对章回体小说的改造不是从张恨水开始的，但是对章回体小说改良的集大成者则是张恨水。

张恨水通过创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三部小说完成了从传统章回体小说到现代章回体小说的转变。[5]受到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精神的影响，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表现出了与传统章回体小说和清末民初章回体小说的诸多不同，在婚姻爱情观念上，讲究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一夫多妻制。在思想内容上，突破了以传统观念为基础形成的言情主题模式，平民大众替代了才子佳人占据了小说的核心位置，现实人生取代了以情为主的浪漫故事，决定情爱冲突的因素不再是外部因素，而转变成内部因素。朱志荣认为：“民初爱情悲剧的原因往往是家长制或小人作梗，只有到了张恨水的时代，才较多地出现因性格的原因造成的爱情悲剧。”[6]14以上这些内容的变化都体现出张恨水小说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与梨云以及李冬青之间的爱情虽然以悲剧结束，却充满了真诚平等的色彩。《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和金燕西爱情破灭的惆怅和悲凉气氛缭绕不断，作者把最后婚姻的悲剧归因于“齐大非偶”，忽视了政治经济原因。《啼笑因缘》中作者则把爱情和政治、经济相联系，把对追求美好爱情的理想和改造社会紧密结合，突出了“平民意识”。以上三部小说的变化可见张恨水在创作上向现实人生、社会积极的一面靠拢，正如上官缨所说：“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三部小说来看，恰好说明着作者正视人生，认识社会以及努力赶上时代的思想衍化过程。”[7]281《春明外史》的矛头指向整个封建社会，《金粉世家》指向达官贵人，《啼笑因缘》指向军阀统治，三部小说都具有揭露封建专制黑暗腐朽、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特点，表现出较强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可见张恨水小说突破了传统的主题模式，体现出传统章回体小说和清末民初章回体小说不具有的现实性、进步性和斗争性。

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的改良更多体现在艺术形式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章回体小说的优点，同时也看出盲目学习外国小说艺术手法所带来的弊端，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的思路，具体改良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模式上进行改良，以人物贯穿小说，使小说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张恨水直觉感到连缀式结构很难被读者接受，并认识到人物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重要性，于是在小说创作中让情节发展围绕人物发生，这是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改良的一个重要贡献。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叙事结构的改良从1924年创作《春明外史》开始。《春明外史》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杨杏园，从而使小说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他自己认为《春明外史》最大的改良是改变了旧式讽刺谴责章回小说“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8]26的写法。这在以前的章回体小说中从未有过，但这种以言情为主线，以社会为副线，且主线和副线相互游历的结构并没有超越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模式。1926年创作《金粉世家》，贯穿小说的不再是一个人物，而是金总理一家。小说打破了旧章回体小说按照事件发展顺序安排故事情节的创作特点，把结果放在开头写，构成悬念吸引读者，并通过大段景物描写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些改良使张恨水小说相比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又有了较大进步。张恨水在实际创作中比较好地体现自己创作理念的小说是《啼笑因缘》。徐德明认为，《啼笑因缘》是在旧派作家中最讲究长篇结构的，“已基本摆脱了旧派传统中的《儒林外史》式结构与新闻‘编辑’式体制。”[9]168但在小说首尾，张恨水还是设置了楔子和尾声，结尾趋向严肃化的准开放式，又回到了线性情节的结构模式。

第二，心理描写的运用是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改良的另一大贡献。张恨水注意到传统小说比较注重用言行动作来塑造人物性格，很少有内心独白式的大段描写，于是张恨水有意识地将新文学和外国小说中常用的心理描写手法，运用到具体的小说创作中。《金粉世家》对冷清秋细致入微的动作和心理描写，真实展现了她丰富曲折的内心世界。书中第八十五回写道：“清秋再想说一句，见他气势汹汹的，决不会接受。这样说下去，徒然使二人的感情破裂，那又何必。因之燕西站着，她倒反而默默无声地拿了一块橡皮，似有心似无心的，去擦抹表上的格子，擦出了许多纸屑，低了头只管吹着。”这些描写道出了冷清秋的心理变化，特别是最后无意识擦的动作，更是传达出了她极度失落和绝望的内心情绪。《金粉世家》最突出的贡献是在章回体小说中引入了心理独白。小说第九十回写主人公冷清秋决定离婚时，内心曾这样独白：“女子们总要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凭我这点能耐，我很可以自立，为什么受人家这种藐视？人家不高兴，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无论感情好不好，一个女子作了纨绔子弟的妻妾，便是人格丧尽。她一层想着逼近一层，不觉热血沸腾起来。”小说用这样的大段内心独白，把冷清秋从委曲求全到勇敢离家出走的过程生动细腻地呈现出来，这对章回体小说来说前所未有。

第三，在回目、语言等方面进行了改良。张恨水很多小说都放弃了回目制，特别是创作后期，他用“歇着呢还是挨饿”、“害病过阴天”等这样简洁明快的标题替代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回目。而他在1957年写的《章回小说的变迁》一文中仍坚持：“关于回目，还是要的好，它能够吸引观众，从何处注意，既然要就应工整点好些。”实际上他的小说仍是章回体结构，只不过把“章”变成了“回”，名字发生了变化，小说格局并没有变。张恨水在具体的章回体小说写作中也进行了不少的改良，不再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套话，而是让故事自然交待，比如《似水流年》中写道：“……这一看之下，果然又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她更伤心了，信上写着什么，下回交代。”下回开头照应上回写道：“上回所说的那一封信，内容正被行素所猜中，又是报告恶消息的。”这种自然交代的方法，使读者更能融入故事之中，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张恨水也逐渐摈弃了旧章回体小说发议论、作注释并自成一段的套话。虽有诗词的嵌入，但并不醒目生硬，大都与小说内容相融合，与人物的性格、心境相契合。张恨水章回体小说的语言也趋向通俗化、口语化的白话，取代了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用骈偶、典故和诗词铺陈的表达方式。

综上所述，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改良的核心内容在于“说故事、写人物”[10]，这种变化不是简单抛弃，而是进行系统的改良、加入与整合。就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的改良而言，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发展中的改良和调适。

三、抗日战争感召下国难小说的诞生

孔庆东认为：“抗战之前，雅俗小说对峙为主，调适为辅；到了抗战时期，对峙日益消解，而调适日益增强，由此几乎决定了以后数十年间中国小说的整体美学风貌。”[11]122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更多是从思想内容方面进行改良调适，追随时代，表达爱国情感，显示其社会功能。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家大多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开始创作国难小说，比如程瞻庐的《疑云》、徐卓呆的《往哪里逃》、顾明道的《为谁牺牲》、黄南丁的《肥大佐》、汪仲贤的《恐怖之窟》等。国难小说是旧派通俗小说处于转型期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出于张恨水的《〈弯弓集〉自序》，在自序中他阐述了创作以反帝爱国为主题的通俗小说的目的。国难小说的潮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已经存在，这是旧派通俗文学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表达的一种反抗。国难当头之际，旧派通俗小说作家迅速调整立场，由写消闲娱乐的通俗小说转变为写国难小说。国难小说的出现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调适发展的一个明证。在所有撰写国难小说的作家中，张恨水是最积极、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

张恨水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形式上采用了与新文学不同的章回体形式，思想内容上也与新文学主流意识有着不小的差距。比如同样是写封建大家庭，新文学家巴金的《家》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表达了一种觉醒和叛逆意识，而在张恨水写封建大家庭的小说《金粉世家》中则没有这样的表达。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一方面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试图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又强调小说的消遣娱乐，挣扎于二者之间，而多数是后者战胜前者，在创作价值取向上多取其娱乐消遣功能，淡化其社会功能，从而影响了揭露批判的深度和力度。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从注重作品的消遣娱乐功能转向了关注作品的时代感和宣传启发教育功能，特别是在思想内容上出现了较大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成为张恨水小说创作的转折点，此后他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加进了“抗御外侮”的因素，从《太平花》第七回起，开始写带有抗日色彩的小说，1934年创作的《啼笑因缘》续集写出了悲壮的义勇军抗日情形，后来八年的抗日磨练使他创作了抗日短篇小说集《弯弓集》。《弯弓集》是张恨水创作思想发生明显变化的标志性作品。抗战后期，张恨水创作的中、长篇小说有十六七部，同时他还创作出一系列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社会讽刺小说，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傲霜花》、《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以上提及的小说都被称为“国难小说”。

国难小说给张恨水的创作带来了明显变化。首先，他接受新文学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的文学主张。他宣称其小说：“叙述人生，换句话说，就是不超现实。”[12]1他明确表示：“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个原则，自是不容摇撼。”[13]210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开始了社会讽刺小说的创作，决心“把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和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写出来”[14]。其次，他在具体创作中放弃了传统章回体小说回目工整的形式，不再用诗词和套语，变回体为章体，已经和新文学形式非常接近。再次，他创作的国难小说在内容上始终和抗战紧密联系，抗战前期以直接歌颂为主，主要写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以及民众对抗日的支持，抗战后期以间接促进抗战为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期间，张恨水始终站在人民抗战的立场上进行创作，其小说突出表达了抗战的主题，基本上与新文学宣传提倡的时代主流意识相一致，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他写了大量的讽刺型国难小说，揭露了国统区现实的黑暗和腐败，体现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抗日战争的影响下所做出的改良和调适。例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就以荒诞的形式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依仗职权、投机倒把、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对溃烂腐败的国统区上层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犀利的嘲讽。其写法借鉴了《西游补》、《镜花缘》、《斩鬼传》、《儒林外史》及近代谴责小说的笔法，又以独自成篇的梦的形式结构小说，集中讽刺某个侧面，全书以梦贯穿，避免了传统小说结构松散的毛病，作者天马行空、驰骋想象，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容量，主题更深刻，揭露社会更犀利。张恨水以抗日为题材的小说往往都是“抗日+言情”的作品，小说虽然都以抗日作为背景，但都无法脱离消遣娱乐的本质。张恨水的国难小说在“抗战”与“言情”之间寻求新的结合点，在主流时代意识与消遣娱乐之间寻找平衡。张恨水在写《大江东去》时，曾提到“故事能在抗战言情上兼有者”[15]1。写《虎责万岁》时，他说:“小说就是小说，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我要求甲乙二位找点软性的罗曼斯穿插在里面。”[16]4袁进也认为张恨水的国难小说：“写的是抗日的新题材，却不想改变原来的创作路子，只想把抗日的内容尽量纳入到自己原来的创作轨道，用原来的娱乐性情节，来构思抗日的新内容。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准备，他又往往从过去的故事中寻找合适的情节，套到‘国难小说’上去。”[17]182

张恨水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小说对抗战文学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他的讽刺小说。虽然有些肤浅，但它的现实性相对于张恨水前期的国难小说更强一些，对促进抗战的胜利有积极意义，这使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更接近时代主流意识，同时对章回体这种旧形式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使其能够做到旧瓶装新酒。

综上所述，从张恨水创作的国难小说可以看出，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都体现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发展道路上的改良和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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