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西路军南下路线及对平阳的冲击

刘 丽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关于金元时期平阳雕版印刷业兴盛之因，清末学者叶德辉的说法是：“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1](卷4,75此种看法向为学界所引用。但也有学者表示怀疑，上个世纪80年代，黄永年先生就指出“都只是猜测，暂时找不到坚强的证据”。[2]91李晋林先生则认为平阳据要冲，是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据此驳斥了平水刻的外来之说。[3]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对平水在宋金战争中是否“当要冲”一事，这可以从梳理金人两次南下的进程中窥得。

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初七，金太宗以宋人背盟为由大举南下，分兵两路伐宋。西路军以国相宗翰(粘罕)为主，由西京(今大同)进兵太原；东路军以四皇子宗望(斡离不)为主，由南京(今唐山)进兵燕山(今北京)。[4]卷3,53其战略意图是：“以粘罕一军下太原取洛阳，要绝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离不一军下燕山取真定，直掩东都。”[5]卷23，167金西路军南下，前后两次，历时一年五个月。

一、第一次南下：义胜叛逃，平阳残破

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十九日，金东路军向燕山发起进攻；此时，宋宣抚使宦官童贯正与西路军和谈，幻想通过谈判收回燕云地区。但宗翰的条件是：割让河北河东地，以大河为界。遭拒后，十二月三日，西路军入寇忻、代，进犯朔、武，童贯逃归，太原被围。消息传到平阳，遂有平阳义胜军之乱。

义胜军，又称投附人，系燕云之汉人，在金灭辽的战争中，为宋军所招抚，因其勇悍可用，北宋将其散居于河东各地，以分河北新附常胜军之势。其众有十余万人，待遇优厚，后因供赡不继而生怨。宗翰军犯朔、武及忻州，义胜军或开门迎降，或擒其将领以降，尤其是石岭关的迎降使太原门户洞开。太原被围，“有裨将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阳，漏言欲尽杀投附人，于是义胜军皆不安”。[5]224是时，平阳府有义胜军四千人，驻扎在城外，由刘嗣初统领。此人“见平阳富盛，有欲得之心，既知太原被围，遂有叛意”。[6]卷3，27靖康元年(1126年)一月十九日黎明，刘嗣初率众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混入城内，趁乱纵火。为叛逃计，他们“纵掠金帛，次驱虏子女，次驱奔牛马，次取驴猪羊，尽杀为脯腊，科磨户破麦为干粮”。十余日后，刘嗣初“以其众归粘罕”[5]卷23，224。关于义胜军的叛逃路线，李纲的《传信录》云：平阳府义胜军“破城叛去，攻陷威胜军，遂引金人入南北关，陷隆德府，遂次高平”。[5]卷37，281威胜军，宋置，即铜鞮县(今沁县)，在平阳府的东北面，为太原南下泽潞的要道，[7]卷5，1512素有“泽潞咽喉”之称。

其实，刘嗣初与叛归太原的金军最近的距离是雀鼠谷道。谷道始自介休南端，大体上沿着汾河河谷逶迤西南行，至灵石南端的古阳凉南关。然从刘嗣初所陷威胜军的情况看，他们显然走的不是这条道。因为，“河东、陕西路兵来救太原，刘光世、折可求栅于文水西山”，[4]卷81，1827如是，刘嗣初带领四千兵马，若出鼠雀谷道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舍雀鼠谷道而至威胜军，这是另一条道。按今人考察，雀鼠谷其实并不是一个通道，而是一大战略要塞集群，实由雀鼠谷道、千里径山道和统军川间道等三道组成。[8]83千里径，系与鼠雀谷谷道平行的近山隘道。统军川，则是远山间道，由洪洞南境溯统军川河谷东北行，经古县至统军川源头，再折东循沁河东北行，入沁县，再折西北行，循浊漳河西源，越过武乡西北一隅与祁县交界的分水岭后，循昌源河谷一线，直至祁县的东观镇。史载：“刘嗣初领众四千先屯平阳，有欲降心，会金人已围太原，其余党谋袭京师，嗣初闻之，密遣人间道献平阳于大金。”[6]卷3，27此“间道”当系统军川无疑。惟有此，他们方能通过威胜军，与金人夹击拿下分水岭北面的军事要塞南北关，即武乡南关、祁县北关， 为金人进入隆德府开辟通道。这也是粘罕获知此事而大喜过望的原因所在。

南北关，在《宋史》中出现过数次，过去不少人误为灵石的阳凉南关、阳凉北关，如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即如此。[9]卷41，1927实际上，从威胜军所处的位置看，此南北关决不是灵石的南、北关。方志中已有说明，[10]卷1，40近来学界对此也作过辩证[8]88。

平阳义胜军的叛乱，捣毁了平阳的军事设施，直接影响了平阳的防御功能；同时，为金军继续南下打开了通道。他们攻陷威胜军，引金军过南北关。这样，泽潞门户敞开，金军直取隆德府，二十五日，兵次高平。同日，宋使路允迪等见宗翰，备言城下讲和之事，宗翰乃“退过北关”，[5]卷61，455遂还太原。

二、第二次南下：战略提升，平阳弃守

当金军撤退后，各地勤王军队云集汴京，抗战派得势，对金强硬。是时，宋军企图策反金军中的辽贵族，事泄，引起宗翰的极度不满，又因宋拒割三镇，靖康元年(1126年)七月底金军第二次南下。为解救太原，北宋出动数路大军：“王渊与刘韐出平定军辽州路，解潜、折彦质出威胜军路，张灏、折可求出汾州路。”[5]卷50，378听闻宋军到达，金人利用北宋诸路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九月三日太原城破。金人入城，“无问老幼皆杀之，焚烧屋舍，夷其城郭”。[5]卷53，401自此，西路军再无后顾之忧，专事南下。这样，平阳、泽潞的战略地位凸显。

宋军“分河东为两路，其隆德府即为东路经略，平阳府即为西路经略，各命守臣以援汾州”。[5]卷59，437进攻汾州的是大金名将娄室(或称娄宿)，而汾州守将则是张灏，此人庸碌无知，在郭栅、文水之战中丧师殆尽，幸存“将佐辈日事杯酒，更无纪律”。[5]卷57，428宗翰占领太原后，纵兵汾晋间，宋军望风而降。由于张灏的出逃，汾州失守，“娄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属县温泉、方山、离石”，[4]卷72，1651“鹘沙虎取平遥，降灵石、介休、孝义诸县”。[4]卷74，1696平阳彻底暴露在金军面前。前因义胜军的破坏，平阳城已残破不堪，知府林积仁遂不作守计。朝廷又遣刘锐统众，驻扎平阳以捍北边。刘锐虽被差统制，手中并无人马。此时，唯有平阳城南的回牛岭，山势险峻，足以抵挡金军。然宋军乏粮，驻守回牛岭者“日给豌豆二升或陈麦而已！”[5]卷59，437十月二十三日回牛岭告急，刘锐以平阳也需守卫为由拒绝增援。很快，士气低落的宋军自行散去。这样，娄室的军队轻易地度过回牛岭。二十四日，金人说降者至平阳城下，声称金人已经兵分两路，娄室大王所将人马将“从绛州掩”。[5]卷59，440绛州在平阳以南，以此可见，这支军队并非娄室所亲率的主力，应该是一分支。而娄室主攻方向是汾、石二州，这可能与追击张灏有关。按坐镇汾州的张灏“欲往石州渡河过陕西”，[5]卷57，429早在第一次解围太原失利后，他也曾“以牙兵数百趋慈隰”，[5]卷51，515慈州可通过汾水，直溯绛州城下。此次娄室很可能在追击张灏的过程中沿吕梁黄河一侧包抄，这样，势必禁绝了晋人西向渡河入陕的通道。二十五日，平阳城中居民以官吏皆走，因以城降。

三、金西路军南下对平阳民众流徙的影响

西路军第一次南下，由于太原军民的誓死抵抗，限制了西路军南下的步伐，使得双方交锋的主战场限于太原及其周边区域。后虽有平阳叛军导引金人过南北关至泽州高平，前后不过六日即北返。然而，宋朝并不准备将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给金人。宗翰一时无法占领太原，则尽陷其周边诸县，“为锁城法困之”，[11]卷335，10754全部切断了通往城内的交通。双方争斗的中心依旧在太原地区。为解太原之围，朝廷派大将姚古、种师中出河东、河北，种师中约定姚古及张灏两军齐出击，但姚古和张灏逾期不至。最终，种师中十万大军因粮草不济而被八千金军击溃。不久，姚古率兵至隆州谷，与金兵激战数日而败。[11]卷349，11061宋军以解潜代之，双方交锋亦限于晋中地区。

西路军第二次南下，猛攻太原，宋人再次救援太原的计划被击破。先是八月初刘韐被击溃，随后解潜兵败南关，知威胜军张尧佐叛降金人，河东察访使张灏、都统制张思正等相继败于文水，都统制折可求师溃于子夏山。晋中诸州县陷落，引发民众恐慌，《宋史》称：“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金人乘胜攻太原。”[11]卷23，430由于此期间的攻掠是在晋中、威胜军一线进行，平阳一带的民众是否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徙，是值得怀疑的。

在太原陷落后，十月金军在平定召开会议，制定了直指汴京的总方针。[5]卷57，425西路军兵分两路南下，一路是由大将娄室率领。从前文来看，娄室所率军队亦是兵分两支，其一支自汾州南下，直指平阳；另一支由娄室亲率过汾州、石州，经慈州至绛州。随着汾州陷落，为避兵乱，汾西、灵石、赵城、霍邑等地百姓开始向南流徙。十月十九日，宋使陶宣幹南下至平阳府三十四里处，“见村落间牛畜车乘，居民妇女，官员宅眷，扶老携幼号呼之声，蔽川而下”，[5]卷59，438避寇至平阳北部一带。二十五日，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平阳。按金军行程，其目标是直取汴京，并非以屠城为能事，凡以城降者，多不入城，故在平阳也应如此。史载，金人耶律怀义“从娄室取汾州及其属邑，遂过平阳，出泽潞以趋河阳，所至皆降”。[4]卷81，1827从一个“过”可以看出，金军在平阳的停留也是极其短暂的。十一月初六，金人东去，民众已无南下的必要。

另一路，由宗翰亲率自南关而下。按《金史5太宗纪》：十一月三日，宗翰自太原趋汴。七日，下威胜军。十二日，破天井关。十四日，克隆德府。十九日，宗翰克泽州。二十五日，克怀州。早在攻陷太原时，宗翰曾“使娄室等自平阳道先趋河南”[4]卷72,1651。为赴粘罕怀州之约，十一月六日，娄室自平阳又兵分两路，一由郭山一由冀城向河阳进发。[5]卷61,455娄室先行至泽州，与宗翰先锋诸将会合。二十五日，与宗翰军会师河阳。宋军望风而逃，金军渡河。粘罕分五万兵守潼关，以扼西来之兵。一路东向，所向披靡。

金军第二次南下，主力通过威胜军南下，故“泽潞州官多弃城走”。当时，有能力进行迁徙的，又多为官员家眷及资财之家，史称：“士庶携老提幼适汝、颍、襄、邓逃避者，莫知其数。”[5]卷64,482由于河阳无桥，“河滩中已积五六万人，军民宅眷、官员车伏兜乘摆布如蚁”。[5]卷63,473对于平阳府而言，由于娄室军队一支最远到达绛、晋一带，若不是武力逼迫，普通民众很难进行长途迁徙。待汴京形势日渐分晓之时，宗翰使娄室率师趋陕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南向北攻河东郡县之未下者：“娄室破蒲、解之军二万，尽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绛、慈、隰、石等州。”[4]卷72,1651

当然，金人南下，不仅在于略地，而且在于得人，如宗翰所谓：“为州县须要人民，若纵兵多杀人民，则坏了州县”。[5]卷61,457故占据两河之后，“宗翰奏河北、河东府镇州县请择前资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4]卷74,1697当时，宋金战事正殷，河东寇盗尚多，宗翰乃分留将士，夹河屯守。后宗翰转战河南，“遂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而此后河北长期陷于战端，相对稳定的河东无疑更具吸引力。

通过对金西路军两次南下路线的简单梳理，可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金军西路军所经历的南北关，并非灵石境内阳凉南关和北关。在山西境内，西路军主力所行路线基本沿着太原、南北关、威胜军、隆德府、泽州一线行进。

第二，金第一次南下，引发平阳义胜军的叛逃，致使平阳城池残破；第二次南下，娄室军一支通过平阳，平阳因官吏逃跑而投降，故平阳并未遭受金人蹂躏。

第三，由于双方的交战地主要集中在晋中至东南一线，故这一带民众流动较大，而流徙民众多以官宦势力之家为主。至于平阳一带，由于金人自北向南最远到达晋、绛；此后征服河东诸州县，方向则是自南向北，这一包抄征服形式，不仅杜绝了晋人南迁的通道，而且将从晋中迁移到此的民众滞留于平阳一带。

第四，在传统时代，政治因素往往是提升区域经济文化的首要因素。金人第二次南下，北宋政权为阻止金人南下在平阳设立经略，尽管平阳弃守，并未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对于提高平阳的政治地位具有重大意义。金承袭这一做法，在晋南置河东南路，平阳为首府，行政地位的提升实为金元平阳崛起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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