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报人小说家李伯元

吕 朋，周 怡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伯元以其谴责小说著称，而李伯元的文学之路却是从办报开始的。作为报人的李伯元，目前学界研究尚有不足，仅有以上海图书馆祝均宙的《李伯元与〈指南报〉》、耿巧丽的《〈游戏报〉：中国小报的开端》等为代表的综述介绍性文章和以靳翠萍、任丽芳的《游戏精神与道德劝惩》等为代表的个例分析文章，关于李伯元办报生涯的研究尚欠补充。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仅在《附刊与小报》章节中提及“戊戌以后，《笑林报》、《世界繁华报》等踵《时务报》等而起，文辞斐茂，为士大夫所乐称”[1]231。方汉奇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仅在文艺报刊举例时提及李伯元及《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和《绣像小说》等报刊名称。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仅提及“1896年清末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消闲性小报”[2]92，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也有待商榷。

一、并非创办《指南报》，而是担任编辑工作

《指南报》于1896年6月6日在上海创刊出版，馆址设在英租界大马路(今上海市南京东路)文汇西报馆内，报为日刊，版面呈方型，停刊日期不详，现存可见的最后一期报纸的发行时间是1897年9月24日。

《指南报》在创刊号上刊发《谨献报忱》一文，指出“主人乃熟谙体例之西商，指点更征美备，故不惜指引，创成《指南报》馆。”[3]可见，《指南报》的创办者是西商，而非李伯元无疑。李伯元族弟李锡奇回忆称：“伯元在乡至1896年，去上海办报前，为筹办其胞妹淑芳婚事，曾商借吾家女厅一带平屋五间、书房一处，供其应用。”“伯元借居吾家，为期约数月至半年之久。”[4]26如果李锡奇说的是公历纪年，那么李伯元到上海的时间应当是五六月；如果李锡奇说的是农历纪年，那么李伯元到上海的时间应当是七八月。从时间上考虑，李伯元在《指南报》创刊时就已被聘的可能性不大，更不用说是报社主笔。此外，李伯元自六岁丧父后，一直由其堂伯父李念仔抚养，生活于官宦之家，从来没有接触过办报工作。从办报经历和办报经验来看，李伯元应该不可能被《指南报》聘为主笔。李伯元的堂伯父死后，他不得不考虑谋生之方。为胞妹完婚后，他便移家上海，另寻出路。刘文昭说：“李伯元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896年到上海之后，他先在《指南报》担任编辑工作。”[4]27因此，李伯元初到《指南报》馆工作，并非被聘为主笔，而是承担一般的编辑工作。

《指南报》原仿《申报》，半年后开始显露出文艺小报的风貌，社会趣闻逐渐增多，并且开始大量采用具有文学色彩的新闻标题。如1896年10月28日的《指南报》就有“大星忽陨”、“金焦点翠”、“随苑秋莺”、“自相矛盾”等标题。这一方面表明李伯元的办报能力不断显现，在《指南报》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李伯元的“游戏”办报思想开始凸显并付诸实践，并在接下来的《游戏报》中发扬光大。

二、创办《游戏报》，造就“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

1897年6月25日，李伯元在上海创办出版《游戏报》。1897年6月26日，《指南报》刊发《代送游戏报不取分文》的广告：“四明游戏主人创行《游戏报》，托本馆代为排印，于昨日为始，送阅三期，至二十八日再行收价。”[4]30游戏主人是李伯元最常用的笔名之一，《游戏报》是李伯元创办无疑。

《游戏报》是李伯元独立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其个人办报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全面尝试。李伯元在《指南报》馆的工作经历为其创办《游戏报》提供了可能。首先，《指南报》 “采万国精彩”、“增朝廷见闻”、“扩广场耳目”、“开商民利路”、“寄环海文墨”、“寓斯民风化”[3]的办报宗旨，以及尊重事实，有闻必录，维护正义等办报思想深深影响着初涉报界的李伯元，促使其办报思想不断进步，并更加坚定了其“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而欲唤起群众，须以报纸为宣传利器”[4]24的认识。其次，他在《指南报》馆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当时读者的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有了一定的了解，“报纸要吸引群众兴趣，则非用游戏一类软性文字不可，否则不易见效”。[4]24第三，李伯元在编辑《指南报》的工作中，熟悉了报纸的排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具备了创办报纸所需的基本实践技能。第四，前期的办报活动使他在上海地区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其创办《游戏报》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指南报》馆也为李伯元创办《游戏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游戏报》创办初期便由《指南报》馆代为排印，并由其代售至第一百号。

《游戏报》“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4]37何为“游戏”？“游戏”即“批判”。“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唤醒痴愚，破除烦恼”。[5]

首先，《游戏报》敢于直陈时弊。1897年11月21日的《游戏报》上刊发了李伯元的《官场奉五字秘诀》一文，以诙谐幽默之笔、辛辣讽刺之文，直指官场腐败。面对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华民族的狂潮，举国“病入膏肓”、“行将待毙”之势，清政府却“一无动静”的情况，李伯元心急如焚，于1898年1月1日在《游戏报》刊发《日本国名士喻言》一文，愤而疾呼：“特不知衮衮诸君其有医国手否?”[6]

其次，《游戏报》疾呼政治改良。频开花榜这种娱乐化和世俗化的办报方式着实为该报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保证了报纸的发行量，为办报争取了更多的资金来源。不能否认，这是李伯元频开花榜的一个初衷。然而开花榜更是寄托着李伯元的政治改良诉求。《游戏主人拟举行遴芳会议》一文称：“自本报创行特开花榜之议，即大登告白于榜首。谓本界花榜系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以投函多寡为定。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意也。”[4]61以投票多少来决定最终结果，这种仿照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李伯元对维新派所倡导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汲汲推介，目的正是教化国民，呼唤民主，追求政治改良。

为实现政治改良，必先唤醒民众，而要唤醒民众，则必须采用为广大社会民众所乐于和易于接受的形式，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前者是办报的目的，后者是为达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之际，李伯元应时而动，借鉴外国的经验，根据“游戏说”，创办《游戏报》，将忧国忧民之情与警世醒民之意付诸于“诙谐之笔”、“游戏之文”，“隐寓劝惩”，以期“唤醒痴愚”，呼唤社会改良。《游戏报》广泛采取小说、寓言、传记、诗词、杂记等为群众所易于和乐于接受的形式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并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意敬其浅，言取其俚，使工农商贾、妇女竖子，皆得而观之”[5]。正因为李伯元在办报时自觉地恪守了这几点，所以他所创办并主持的《游戏报》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广大民众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此外，作为近代上海第一张消闲性文艺小报，《游戏报》首先确立了文艺报格式，并开创了借用小说、唱词、诗赋等文学作品来反映国内外时事的先河，为清末各小报仿效，被誉为“晚清文艺小报之巨擘”。

三、改办《世界繁华报》， 主编《绣像小说》，成就谴责小说家

关于李伯元为何弃《游戏报》而改办《世界繁华报》，历来众说不一。吴趼人在《李伯元传》中指出，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后，“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均望尘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趋而不知变哉！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4]158张乙庐在《天涯芳草馆笔记5李伯元逸事》中指出，《笑林报》、《寓言报》等小报“名骎骎驾于《游戏》。氏惧，复创立《繁华报》”。[4]158然而，1901年庚子事变后，李伯元深感“寓意劝惩”的游戏之文不足以唤醒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的国人之心，于是李伯元果断地将《游戏报》转让给他人，将忧国忧民警世救国的人生理想寄托于他于1901年4月7日在上海创办的第二份报纸——《世界繁华报》。该报发行出版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于1910年8月停刊，李伯元主持该报五年，直至逝世。

李伯元弃《游戏报》而改办《世界繁华报》，并非仅仅是为了别树一帜，而是随着其办报思想的不断进步成熟和办报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办报经验的不断丰富，李伯元将忧国忧民警世救国的人生理想与残酷社会现实相结合而做出的慎重选择。

首先，《世界繁华报》保留了《游戏报》的娱乐化与通俗化风格。这是李伯元一以贯之的办报思想，他以此吸引受众，从而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为此，《世界繁华报》保留了《游戏报》的经典栏目“花榜选举”，并增设了“花国要闻”、“梨园要闻”、“书场顾曲”、“么凤清声”、“梨园日报”等栏目。此外，《世界繁华报》开始大量连载小说、弹词等文学作品，曾连载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吴趼人的《糊涂世界》等。李伯元利用小说、唱词等文学作品乐于为受众阅读，易于影响民众的特点，将时事新闻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办报效果。

其次，《世界繁华报》将视野聚焦范围扩大到了世界大局与中国的现实命运，对时事给予积极关注，意欲以残酷的时事惊醒麻木的国人。在《世界繁华报》的内容中，“时事嘻谈”与“滑稽新语”栏目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评论民众关心的时事；“最新电报”、“紧要新闻”、“翻译新闻”等栏目则直接刊载时事，用事实说话；“新编时事新戏”栏目则索性把当时轰动的时事编成戏曲唱词连载，如《世界繁华报》曾连载的《庚子国变弹词》便是以刚刚发生的庚子事变为内容。

也正是从《世界繁华报》开始，李伯元开始创作谴责小说，作为“晚期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便是在此期间创作、并首先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的。李伯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从报人向报人小说家转型的。

在主持《世界繁华报》的同时，李伯元受商务印书馆所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该刊自1903年5月创刊至1906年3月终刊，历时3年，共刊行72期。该刊以刊发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的小说作品，宣传维新思想，以期唤醒民众，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首期所载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启》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一宗旨。《绣像小说》所载作品以揭露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腐朽，反映当时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活面貌为主。其中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活地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生活面貌的著名作品。正是在此期间，李伯元真正开启了他的社会批判模式，谴责小说等文学作品创作一发不可收，陆续创作并在《绣像小说》半月刊上连载了《文明小史》、《活地狱》、《警世缘弹词》、《经国美谈》等文学作品，成就突出，其小说家的身份盖过了其最初的报人身份，成为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

四、辉煌的报业生涯成就了一代著名谴责小说家

一介书生李伯元投身报业并非偶然，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思想根源。当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发动维新变法运动，疾呼社会改良，以期刷新政治。同时，李伯元也认识到了报刊在当时的重大社会影响，“因思报纸为民喉舌，借以发聋振聩，较易生效。”[7]所以，在当时社会大思潮的影响下，“怀匡救之才”的李伯元毅然放弃科举功名，投身报业。

李伯元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广涉小说、弹词等通俗文艺，学过英文，擅书法、篆刻、音乐，又长于词赋韵律，工于骈文。这些文化修养和文艺才能是李伯元能够进入报业求生上海的必要基础，更是他日后在报业活动中崭露头角的能力基础，初为《指南报》编辑，而后相继创办《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并主编《绣像小说》，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的报业生涯。李伯元丰富的报人经历是其文学创作的资本，可以说，是他辉煌的报人经历促成了一代著名谴责小说家的诞生。

首先，救国图存、改良社会的报业生涯主线决定了李伯元小说创作的基调。纵观他的报人生涯，李伯元始终自觉以报刊为武器，为救国图存，为改良社会而奔走呐喊。李伯元投身报业，参加编辑《指南报》，目的就是以报刊为宣传利器，大声疾呼，以唤醒民众，促使全国上下觉悟；创办《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以诙谐幽默之笔、辛辣讽刺之文、小说唱词等文体，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封建腐朽专制；主编《绣像小说》，刊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李伯元创作的小说作品首先连载并服务于其所创办或者主编的报刊，因此，救国图存，改良社会的报业生涯主线也就决定了李伯元的小说作品紧紧围绕这一基调展开。

其次，报纸为李伯元提供了一个锻炼自我，展示自我的平台。无论是做记者、编辑，还是担任报社的主笔，都为李伯元提供了锤炼文笔的平台。在一次次的撰稿、改稿、统稿等工作中，李伯元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游戏”文字，幽默诙谐、风趣讽刺的语言艺术刻画入微，寓庄于谐，嬉笑怒骂，成为其小说作品的语言风格。连载于《世界繁华报》的《官场现形记》运用极具讽刺性的表现手法，将人物的音容体态形象勾勒，生动传神。如胡统领贪财好色，作威作福；周老爷阴险狡诈，城府极深；文七爷纨绔风流；赵不了寒酸猥琐；庄大老爷老奸巨猾。又如小说通过“跌茶碗初次上台盘”一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受宠若惊的扭曲心态。此外，报纸这个平台也为李伯元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的重要来源便是广告。李伯元非常重视广告在办报中的重要作用，广告对于读者受众来说，可以为其提供各种生活服务性信息；而对于报社来说，它可以使报社获取大量的资金，保证报社的正常运转和不断进步。因此，广告在李伯元所创办的报纸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版面位置优先、篇幅多达三分之二，而且还通过改变字体字号和配置图片等方式来加以突出强调。

再次，报人经历丰富了李伯元的社会阅历、人生经历，让他了解到了社会现实中的诸多矛盾和弊端，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密切关注时事，及时报道新闻是报纸的重要使命。身为报人的李伯元能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变化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能及时发掘和把握一些重大的现实事件以及社会焦点问题，并在他连载于报纸之上的小说作品中予以呈现并进行思考。李伯元以报人的敏感视角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剖析生活，创作出许多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在报纸副刊上连载。小说中的故事和当时的新闻紧密配合，遥相呼应，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不是新闻的新闻来阅读。在《官场现形记》中，上自军机大臣，下至佐杂胥吏，整体勾勒出一幅八表同昏的官场腐败图，对中国封建社会崩溃时期腐朽黑暗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深刻解剖和谴责。书中人物故事大多以时事为参考，大部分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政治的实在情形，如“华中堂”——荣禄，“黑大叔”——李莲英，“区奉人”——“趋奉人”，“贾筱芝”——“假孝子”，“时筱仁”——“实小人”，“刁迈彭”——“刁卖朋”等人物，其行径一旦形诸笔墨，便会使读者感到似曾相识。

最后，办报生涯决定了李伯元小说作品往往采用联缀式的结构方式。明清时期，小说兴起，其发表往往依赖于报刊的刊载。但为报纸篇幅所限，只能采取连载的方式，每期刊载一回或者几回，直至刊载完毕。这种分回连载的发表方式使小说作者逐渐着重于一个个短小故事的精巧构思，而缺乏长篇故事的整体经营。因此，当时小说的片段化、章回式，与当时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联缀式结构方式便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并被广泛采用。采用该结构的小说作品是由一连串并列的小故事组成，这些故事或由某个主题统摄，或由几个角色串联，它们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单叙可独立成篇，合之则为整体，因而改变它们在小说中的位置也无伤小说整体。李伯元创作的大量小说都是先在其创办或主编的报纸上连载发行，这也就决定了其小说作品往往采用联缀式的结构方式。

《官场现形记》便是采用若干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联缀的结构方式。从表面上看，《官场现形记》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从一人写到另一人，从一事扯到另一事，但是小说绝不是毫无根据地随意联缀许多话柄杂凑起来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官场现形记》以赵温中举一事开篇，从赵温进京谋官扯出钱典史，从钱典史求高官扯出黄道台受贿，由黄道台销假扯出何藩台卖缺……三荷包、陶子尧、胡统领、贾筱子、冒得官等各类人物相继出场，联缀而下。有的人物在前面故事里是主要人物，到后面故事中则退为次要人物；有的人物在本回故事中是次要人物，到后面故事里却成了主要人物。全书前后主次交错自然，彼此勾联巧妙，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地揭露、谴责和抨击了晚晴政府的吏治腐败和官场丑行。连载于《绣像小说》半月刊的《文明小史》和《活地狱》也是采用了联缀式的结构方式。《文明小史》从湖南永顺府开始，通过由湖南到湖北、江南，再到上海的空间转移联缀展开故事情节。《活地狱》则由长短不等的十五个浸透着血和泪的故事联缀组成，揭露了封建衙门内的种种罪恶。

在投身报业的十年时间里，作为一名有良知道德、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职业报人和杰出小说家，李伯元以犀利的文笔启蒙民众，批判社会，并开创中国报界和小说界的新风气，虽生命短暂，却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2]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谨献报忱[N].指南报,1896-06-06(1).

[4] 薛正兴.李伯元全集(第五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 李伯元.论《游戏报》之本意[N].游戏报,1897-08-25(1).

[6] 李伯元.日本国名士喻言[N].游戏报,1898-01-01(1).

[7] 沈慎.晚清著名编辑家李伯元[J].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6).

[8] 阿英.晚晴文艺报刊述略[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9] 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辑委员会.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卷二十九史料索引集1/2[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11]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