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职业革命生涯与女性主体意识生长

魏 霞 光

(深圳市妇女发展研究会，广东 深圳 518034)

秋瑾原名闺瑾，别署鉴湖女侠，东渡留学日本时易名为瑾，字竞雄，浙江绍兴人。生于1877年11月5日，1907年7月英勇就义，年仅32岁。在秋瑾壮烈牺牲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学术界对其职业革命生涯和思想的研究丰富多彩，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对其研究更加深入和多元，尤其是对其诗文思想的比较研究中运用女性主义视域的学者颇多，但从秋瑾女性主体意识生长的视角来研究同其职业革命生涯的内在关联，或女性主体意识成熟度与其思想形成的关系还不多见，本文将从这一新视角进行探究。

一、秋瑾女性主体意识生长的社会文化符号

人的一生被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系统所左右，这一文化符号系统由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构成，它与作为主体人的自我生存动机相互作用，形成人生的经历。这一人生经历走向，受自我生存动机的主体意识成熟度所制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当自我主体为自己人生做抉择时，由这一文化符号系统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潜意识，呈现出一种不自觉的无形的社会力量，但这一作用力与主体意识的成熟度是同一的。

(一)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化符号的内在关联。社会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晶化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是先于个体的人存在于社会中的社会系统，其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左右着人们的主体意识生长水平，但是自觉能动的自我主体意识水准，又影响着一个人对社会与自我关系的认知视域，从而影响着一个人的生存动机。

主体意识是指个人对自我以及自我与客观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认识，也是判断自身在现实世界存在的地位、作用、价值的理性认知。社会性别文化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是西方女性文化学者针对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话语否认女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权利和地位的状况而提出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实质是女性对自我存在以及自我与社会关系的一种自觉意识，即自主的主体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现实生活中的责任、社会发展趋向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同男性主体意识一样，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构建的适然世界，男女两性的主体意识都是存在于现实世界又不断超越现实世界过程之中。 它来源于社会存在，随着人们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认知度的变化而发展。也就是说，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水准受制于现实存在着的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因为社会文化符号系统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晶化现象，即每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都在复制着自以为“是”的认知符号关系，同时，又被这一符号关系所塑造着。

(二)秋瑾女性主体意识生长的社会文化符号作用力。秋瑾的女性主体意识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符号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潜意识作用的结果。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中华儿女开始在挨打受困中张望着西方生存变化的趋向，追求着现代工业化进程中适合我国社会现状的民主思想。这其中对秋瑾女性主体意识生长的直接的社会文化符号作用力，就是男女平权的社会舆论导向。

大约在秋瑾出生10年前，早期维新派人物王韬、李圭的男女平权思想已在社会舆论界传播。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中向国人介绍英法两国女贵于男的风俗：“婚姻皆有择配，夫妻偕老，无妾滕”，“在教育上女子与男子同”。[1]100—107秋瑾出生前一年，代表大清帝国赴美国费城参加世界博览会的李圭，对于“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以及“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2]19的状况记忆颇深，回国后著有《环游地球新录》。 王韬和李圭的西游漫记所展现的男女平权人文观念，首先冲击了那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话语，这一男女并重的思想观念成为超越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潜意识，为秋瑾日后的女性主体意识生成和人生路向抉择，铺垫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不可否认，秋瑾少年时代的社会文化影响对她所追求的人生道路也有着特殊的指向性意义。那时维新派的公车上书虽付之东流，但维新派所追求的天赋人权思想得以传播，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男女平权思想。从甲午战争以后的19 世纪末至秋瑾赴日本留学的20世纪初，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已成为世界的风尚。康有为在19世纪末完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就指出：“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夫”，“无益人道。”[2]22他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这言说在当时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潜意识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总之，秋瑾东渡日本三四年以前，国内所发表的有男女平权思想的言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明清以来封建专制的纲常文化禁锢之锁，这就为其女性主体意识生长提供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土壤。

二、秋瑾女性主体意识的呈现与转变

秋瑾由维新者到民主革命者的转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变局时代的革命走向，以及对明清以来开始走向失衡的男女两性关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完成的，她自觉地将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与自身的生存动机相结合，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成熟度与理性认知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理性自觉的男女两性的所思、所想、所为，是社会发展之前奏。秋瑾作为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有抱负的年轻人，她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是经历了主体意识的生长过程。此时，秋瑾主体意识的特质表现为：时刻在重新审视和反省自我与生存着的现存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所处的社会文化潜意识的作用下，自觉接受新理念和新的人生挑战，寻找着人生动机。在这一阶段秋瑾首先接受的是维新派思想，走的是“扶清灭洋”的道路。

秋瑾来到湖南的1898年，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发生的一年，适值清朝新政在湖南大力推行的时期。当时的“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3]20，这给秋瑾在革命道路上的抉择以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影响。1900年夏秋之间，年仅二十三岁的秋瑾，作《杞人忧》诗一首，用杞人忧天的历史典故，把自己比作春秋时的漆室女，忧清朝明日之前景，痛叹自己身为巾帼女子，不能改装为男儿去充军。诗中写到：“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4]27同年，她又作《感事》诗一首：“竞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4]109把清政府比作将巢穴筑在幕上的燕子，切身感到国家的危险就在眼前。她领悟已久的儒士投笔从戎之社会生存世界的现实历史状态，让她内心在呼喊：女子也要拿起武器上战场。这首诗表明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已将感愤的忧国忧民之心绪，转化成为帝国维新而谋大业的人生动机。但此时的她还未能走向民主革命之路，只是一个维新派的思想者。

1903年，秋瑾在27岁时因丈夫王子芳捐得户部主事一职，而随其来到北京。此时，秋瑾已将国家的命运与自我生命个体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秋瑾在北京结识了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宦夫人吴芝瑛，并通过她结识了日本人服部繁子，促使她于1904年6月东渡日本留学。秋瑾因与服部繁子相识而东渡日本，这是她日后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将女性主体意识转变成为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契机。

当时具有成熟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秋瑾到日本留学的目的就是恢复中华，投身革命。1904年秋天，她刚到日本就由冯自由之妻李自平介绍加入“三合会”(实为兴中会)，旨是“推翻满清，恢复中华”[3]28。在这次结盟入会中，秋瑾被封为军师。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正式在日本东京成立，“三合会”成员就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提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5]344为会纲。秋瑾在同盟会成立半个月后加入了同盟会，这是她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标志。同时，她被推举为浙江省主盟人。在这一时期，她完成了由维新者到革命者的转变。

秋瑾真正在日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中国留学师范班的学习生活不足一年，在1905年11月初，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为抗议日本政府无理行径，她于1906年底回国，决心践行其被女性主体意识牵引着的民主革命思想。

三、秋瑾女性主体意识生长的历史性意义

秋瑾留学日本时期，是其职业革命家生涯的开始，她东渡日本到回国从事革命至就义只有三年多时间，在其人生短短的时光里，受成熟的女性主体意识所影响的理性认知，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开启了清末男女平等意识萌动的大门，把女性的解放同我国民主革命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并成为自己的生存动机而付诸行动。秋瑾女性主体意识自觉生长的过程对我国当下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具有历史性的链接意义。秋瑾的职业革命生涯是短暂的，但其在女性主体意识影响下的理性认知及其革命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文化符号意义。

秋瑾职业革命生涯的日本时期，主要是践行男女两性同处于社会发展主体地位的男女平权思想。男女平等之民主革命思想，充分体现在秋瑾的社会活动中。秋瑾刚到日本东京，就创办了“实行共爱会”、“演说练习会”、“女子雄辩会”等，旨在联络情谊，交换智识，振兴女学，重构男女两性平等相处的社会团体。1904年，秋瑾于日本撰写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及诗歌《勉女权歌》等。同时，1904年9月24日，她在日本东京创刊《白话》，并在首刊上刊发了《演说的好处》一文，指出演说的目的在于：“唤醒国民，开化智识。”[4]361说明妇女同男子一样，都拥有救国救民的责任和义务。 1904年10月，《白话》第2期在东京出版，秋瑾在其中又刊发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此文顺应了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妇女解放的大潮，抨击了清朝封建宗法社会把女性一生视为卑贱的现实状态，公开批判“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儒家学说，号召女子觉悟，她说：“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4]363这话语诠释了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秋瑾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批判，关联着女性主体意识中对自我主体的认知视域。女性解放是依靠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现实生活中争取来的，而不是依靠、等待男性的施舍。《勉女权歌》的歌词题目直指女权，歌词所呈现的女权涵义，就是指现实社会应回归到男女平权的和谐发展上，让男女同处于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原生态。歌词为：“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4]341

上述秋瑾诗文中所呈现的男女平等思想，其核心内容是让当时被封建礼教文化束缚的女性自觉能动地找回对家庭和社会所应该担负的历史性责任，要做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会的主体人。

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做了两件永垂青史的大事。其一，1907年1月于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她在发刊词中讲：“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4]373—374从《中国女报》创办发行看，这报刊是秋瑾践行其民主革命思想，唤醒妇女们的女性主体意识，重构男女两性和谐发展的社会舆论阵地。秋瑾系统地反映自我男女平权思想认知的作品，是其自传体弹词小说《精卫石》，她生前准备在《中国女报》逐期发表，其弟宗章回忆：“姊所撰《精卫石》弹词手稿四本，初意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但未来得及，秋瑾殉难。”[4]462其二，1907年正月开始接管主持大通师范学校。大通师范学校是由浙江省光复会首领徐锡麟于1905年在绍兴体育会基础上创办，也是“革命的联络机关”[6]668。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经陶成章介绍同徐锡麟相识，成为革命战友。1907年春大通师范学校开学后，徐锡麟将大通师范学校交予秋瑾主持，并与秋瑾相约在安徽、浙江两地同时起义，并会师于南京。1907年5月底至6月初，就在秋瑾将一切起义部署就绪之际，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不幸殉难。事发后，秋瑾在准备起义时曾与好友徐自华约定：“如不幸牺牲，愿埋骨西冷。”[3]221为掩护浙江数千名起义军，保存革命实力，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自我。1907年7月14日，秋瑾被捕，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断句绝笔词。 第二天，辰四时殉国于绍兴古轩亭口。秋谨在英勇就义前的一切言说和行动都实践了她生前的誓言：“‘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有之，自瑾始。”[3]53

当时，秋瑾所运筹的这次起兵是为响应同盟会组织的黄冈、惠州等地的武装暴动。对此，孙中山在《总理建设》中说：“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48孙中山为秋瑾亲笔写下“江户失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6]594的挽联。

秋瑾为何能选择这样的生存生活方式，拉康说：因为“它是自主的”[7]405。秋瑾所具有能动的、成熟的、代表那时代发展趋向的自我主体意识，是她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内在驱动力。秋瑾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度影响着其人生价值实现，以及人生经历的走向，成为现代女性主体意识成长的典范，感召着世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与成熟。

我国自明清以来，男女两性发展和谐度长期失衡，重构男女两性和谐发展的男女平等之路，既是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女性发展史的结果，也是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内涵。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等国兴起了颇具声势的妇女参政运动，到19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妇女已不同程度在教育、就业、财产等方面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这股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舆论浪潮，开启了我国自明清以来和谐度失衡的男女两性关系走向重构的现代女性主体意识成长之路。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自我主体意识达至成熟状态的女性们，开始将自我的生存动机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革命运动结为一体。秋瑾是辛亥革命早期最杰出、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历史性代表人物，在世界性工业现代化进程链条中，现代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自我主体意识的从觉醒、成长至成熟，再到现代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重构，在这一进程中，秋瑾具有历史性的链接意义，对当下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为，她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史与女性主体意识成长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典范人物，她的职业革命生涯，既培养造就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也为中国妇女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 王韬.漫游随录[M].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Z].长沙：岳麓书社1985.

[2] 顾秀莲.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Z].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

[3] 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一)[Z].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4] 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5]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Z].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二)[Z].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7] (法)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