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

周桂钿

长江发源于高山，流经中华大地，汇聚众流，逐渐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巨流汇入大海。儒学就像长江水，也是从小到大，形成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汇入世界思潮，成为世界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大丰富了世界精神文化宝库。20世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科技发达、文明进步，向儒学提出严重的挑战。儒学在各种潮流冲击下也在不断的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儒学产生于两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产生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再局限于那块大地、那个时代。

社会是连续的，思想也有连续性。过去有些人喜欢讲思想的中断。例如唐代韩愈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近千年以后的他来继承。朱熹也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一千多年以后的他来继承。实际上，儒学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真的中断了，后代的别人还怎么能继承？孔子儒学许多思想还留在人民的心中。

比如，儒家讲“三纲五常”。“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需要淘汰了。

而“五常”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不会有过时的时候。只有在暴政下，仁爱会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暴君也无法取消人民心中的爱心。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个体以及不同条件，都会有不同的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是需要的。这也是因时间、地点、民族而不同的。中国古代朋友见面用鞠躬来表示敬意，而西方以握手、拥抱来表示亲切。现代中国人也学习西方的形式—— 握手，同时保留本民族的礼仪——鞠躬。礼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智，原来是指知道仁义礼，现在把它阐释为智慧、智力。通俗说法，就是聪明。无论聪明，还是智慧，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智都是重要内容。社会的发展，从实质上说，就是人的智力的提高。信，就是讲信用，也可以称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起码的道德。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牟钟鉴教授讲：“三纲一个也不能要，五常一个也不能丢。”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按“抽象继承法”，我们还可以继承祖先的很多精神财富。例如《周易》上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说对自己要高要求；后者说对别人要宽容，要谅解。这是处理自己与别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又如，唐代儒家韩愈说：“业成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提倡勤奋和思考，反对将事业当作儿戏，也反对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宋代王安石说：“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王文公文集·策问十道》）这是大改革家的改革理论。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是不断改革的，这是孔子讲过的，没有人敢反对。王安石以此说明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改革的原则是“因世就民”，“因世”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就民”就是迁就人民，按着人民的意愿，现在所谓方便群众。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可谓深刻。元代大儒吴澄说：“君子所重，惟言与动。言必可师，动必可式。”（《吴文正公集·警言动箴》）言论可以供别人学习，行为可以作别人榜样。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是这个意思。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是非要由自己审定，不应该只迷信权威。他又说：“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同上）自己不迷信权威，也不应该让别人迷信自己。有的人反对别人的权威，却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并且强迫别人接受这种权威。这当然于理不通。西学东渐以后，人们的思路开阔了。清代学者就开始面向世界，如阮元就提出：“会通中西之长，不主一偏之见。”（《研经室三集·里算堂学记序》）又说：“融合中西，归于一是。”（《畴人传》自序）他们都以世界的目光来审视万事万物，认为东方与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提高认识水平，不主张出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总之，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儒家提出非常深刻的思想，只要我们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正确的理解和灵活的运用，一定会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启迪，给我们的实践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选自《中国儒学讲稿》，中华书局。有删节。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