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翁寒冰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翁寒冰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福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有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权力的“生产性”并不是区别两者的主要依据。而第二个层面则体现出福柯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即对权力的“经济主义”解读的批判。在这背后，是福柯自始至终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观的拒斥，这是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定下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建构的“主体”与“大写的历史”的基调。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观的理论范式下，他的权力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塑型问题有着深刻而犀利的解剖，然而抛弃了整体理论的支撑，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其在改变世界之维度上的无能为力。

福柯；马克思；权力理论

翁寒冰，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南京 210096）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是其权力理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的一大特点。福柯虽然在各种文本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理论态度和策略，然而在关于资本主义权力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又发现福柯的思路与马克思的思路存在很多一致之处。正如巴里巴尔所指出的：福柯 “在愈来愈强烈地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同时，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分析方法和概念也越来越突出。……福柯引用马克思最频繁的时候，并不是他借鉴马克思最多的时候，他仔细研读马克思著作的时候，并不是他最激进地批评马克思的时候”［1］(P459)。由于福柯随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因此，如何理解和定位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的准确含义，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既能帮助我们了解清楚福柯的真实思想程度，又能明确其在方法论层面上与马克思的根本分歧。由此而来，福柯为什么要反对这种“经济主义”的权力图式？偏离“经济—权力”图式，对他的权力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最终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出福柯变动不居的、碎片化观点的背后始终如一的理论旨趣，这就是对于现代知识型所建构的“主体”观和历史观的激烈批判。

一、批判的两个层次

事实上，仔细解读福柯权力理论的相关文本就可以发现，他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的批评，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理论层面。其一是反对将权力作为一个上层建筑概念，而指出权力本身也具有生产性。这在1974—1975年的《不正常的人》中有明确的指示。第二个层面，是反对“经济主义”的权力观点。权力关系并不依附于生产关系，只是一个第二性的范畴。它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历史，是“另一个”范畴。这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必须保卫社会》中可以找到完整的表述。

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认为，在不同的政治时代，权力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我觉得（通过构想出一些大致的特征，人们把这些特征赋予政治权力、镇压机关和上层建筑机关，以及这样一个机关：其功能是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从而加以保持），它们只是从既过时又不同的模式出发建构了权力的某种达格雷照片，它实际是从人们认为在奴隶社会中、种姓社会中、封建社会中和行政君主政体的社会中关于权力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出发建立起来的。”［2］(P39)福柯认为，过去我们对权力的理解并不符合现实。在18世纪和古典时期，现实中的权力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过去的理论并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新的时期“建立了某种权力，它相对于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相对于事先存在的社会系统，它所扮演的不是控制和再生产的角色。而是相反，它在此扮演的确实是一个积极的角色。通过‘以规范化为目的的纪律系统’……18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权力，它实际上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镇压在此只是作为侧面的次要的作用，次要是相对于那些相对这个权力处于中心的机制：进行制造的机制，进行创造的机制，进行生产的机制”［2］(P39)。福柯认为，这样一种权力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形态，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生产性”和“创造性”。他接着进一步作出判断：“我还觉得，18世纪所最终创造出来的，不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权力，而是纳入力量的游戏、分配、动力学、战略和效力的权力；一种因此直接投入力量的分配和游戏之中的权力。我觉得，18世纪还建立了一种权力，它不是保守的权力，而是创造性的权力，这种权力自身就持有变化和革新的原则。”［2］(P39)福柯最后进行总结，他观察到的这种新的权力机制，具有积极的效果和作用。

福柯的意思是，过去那种镇压性的传统权力才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而18世纪以来的新的生产性的权力机制，其作用既不仅仅是镇压以维护统治，也不仅仅只是维持再生产，而直接就是生产性的。为什么说它是生产性的呢？它直接投入力量的分配，计算着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从而直接为生产服务。比如《规训与惩罚》中的各种规训—纪律的权力技术，是直接为生产的效益服务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福柯的上述观点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极大启发。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在分析“规训”的技术时，大量参考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也有一些具体的原文引用。比如在分析工厂中的“监视”时，福柯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相关内容来证明资本控制的协作劳动与监视技术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3］(P199)此外，在“分配的艺术”中对劳动力片面化［3］(P165)的分析、对纪律的分析［3］(P167)，在关于生产机构、劳动分工规训技术制定方面的紧密关系的论述［3］(P247)中，都有对马克思的直接认同。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对规训理论的探讨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对生产当事人肉体控制的权力理论十分接近。

在福柯批评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的第一个层面上，福柯和马克思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型的权力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增值的积极作用。将政治权力只是理解为上层建筑的实体性范畴，将经济基础理解为实体性的经济因素，这是传统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机械做法。而在马克思的实际理论中，经济基础是指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总体。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造成的权力关系，对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的主体进行塑型，以符合资本逻辑的运作需求。甚至在狭义的生产过程以外的生活世界中，这一资本的权力作用也同样存在。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点上，福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批评马克思仅仅将权力理解为实体性的上层建筑的机械观点，但这个批评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塑型机制理解为生产关系发展到资本主义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总体历史逻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福柯却认为权力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它只是有时候与经济关系纠缠在一起而已，并且极力拒斥任何有关历史的整体逻辑理论。福柯认为，致力于这样一种权力机制的分析当然可以通向诸如经济学的整体理论，但这并不是他所要做的［4］(P2)，他并不打算建构一个整体的权力理论——因为这不得不“引出权力的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5］（P288）。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明确指出，他自己的权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权力的普遍概念”有区别。福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权力概念解读为“权力的‘经济功能性’”：“权力的主要职能是既维持生产关系，又再生产阶级的统治，后两者是由生产力占有的固定形态和发展赋予其可能性的。在这种情形下，政治权力在经济中找到了其历史性的原因。”［6］(P11)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追问：“第一个问题：权力与经济相比总是处于第二位吗？它总是由经济来最终决定并由经济来规定它的功能吗？它注定用来运转、固化、维持和再生产这个经济的特有关系并服务于它的功能吗？第二个问题：权力以商品作为模型吗？权力是某种东西，被占有、被获取，由于契约或武力出让、丧失或得到补偿、流通、灌溉某片区域，或避开另一个吗？”［6］(P11)福柯在提出这两点疑问之后，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或者，正相反，为了分析它，甚至在权力关系已经深深地进入经济关系或与其纠缠的情况下，甚至在权力关系实际上总是与经济关系建立某种网或链的情况下，是否必须运用各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与权力的死结不应当属于功能替代的范畴，也不属于形式同构的范畴，而是另一个范畴，关键正是要把它抽取出来。”［6］(P11)

马克思断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而福柯则认为，权力关系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之生命轨迹，它只是在资本主义时期，恰好与经济因素特别密切地纠缠在一起，两者相互促进，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与控制的能量，这是一种奇特的思路。而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不仅总是与生产关系绑缚在一起，它也存在于家庭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等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并不是资本逻辑从生产领域向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一种辐射和渗透，而是权力机制的固有结构在各个领域的涌动与变形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主体的牢固塑型，整个社会变成一种由各个领域的权力关系相互扭结而成的系统。在这一点上，霍耐特对福柯权力理论的解读，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发：“（福柯理论中的）经济过程仅仅是社会权力系统的一种环境，只有它通过改变来使社会权力行使的过程面临新的调整问题时，它才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7］(P189)在霍耐特看来，福柯的权力自己编制了一个足以支撑起世界和历史的巨大的系统，而经济因素只是促使其发展变化的一个外部环境。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关系成为他书写的历史的主角，而经济关系只是一个背景，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

福柯指出：“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中。而在我看来，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工具，语言学和符号学为研究表意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但是，我们还没有研究权力关系的器具。”［5］(P281)“权力关系内在于所有这些关系 （包括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性关系）之中，它们之间（是）互为循环的因果关系。”［4］(P2)它是研究当代社会中人之“主体”塑型（也即主体的客体化）的重要维度之一。［5］(P281)早在1966年的《词与物》中，福柯就指出并不存在什么整体的、本质的、合逻辑的、连续性的历史，它们都是现代知识型的具体的、特殊的认知结构的产物。并且“大写的历史”已经随着近代“人”的死亡而宣告终结。只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历史，它们从不同的维度出发，为我们编织出不同的世界观。当我们在研究福柯的权力理论时，这种历史观背景是无法忽略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显示出了根本的差别。我们注意到，福柯事实上总是在极其接近马克思具体内容的地方刻意回避他的整体理论。有学者指出，他的谱系学方法惯用“螃蟹横着爬”的策略而巧妙绕开那些宏观的支撑性理论。杰索普在比较普兰查斯和福柯的观点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普兰查斯想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变为资本主义关系时，福柯却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关系简化为惩罚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普兰查斯而言是主要参照点的话，那么治理术就是福柯进行权力分析中的主要参照物。”［8］(P95)虽然福柯并不否认马克思对其理论的重要影响，他也确实受到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很多观点与方法的启发，但是对于马克思的 “整体理论”，他始终与之保持斗争的状态。这是我们在研究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时必须特别注意的地方，他们的权力理论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很多相似共通之处，然而其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权力理论的根本异质性。在我们看来，与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不可分割的历史观，正是福柯反对其“经济—权力”图式第二个层面的根本原因。

二、批判的原因

在福柯看来，这种“经济—权力”图式显然依托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历史观基础则是福柯始终致力于批判的对象，早已被福柯打入已经过时的知识型之列。他在早年的一篇访谈中说道：“辩证法是一门历史的哲学，是一门人类实践的哲学，是一门关于异化和调和的哲学，因此可以说辩证法使人类有可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人。它向人允诺了人。在这个范围内，它与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是不可分的。在此意义上，现代人文主义大师显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9］(P80)在《词与物》中，福柯将马克思的理论指认为一种末世学与实证主义的融合：“一个既想成为经验又想成为批判的话语，只能是连成一体地成为实证主义的和末世学的；人在其中显现为一个既被还原又有希望的真理。前批判的素朴性在其中进行完全的统治。”［10］(P417)在福柯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事实上一直在以“大写的人”、“被允诺的人”来统摄“异化的人”、“现实的人”，它如同黑格尔的逻辑一样，在每一个经验论证的背后，是先验批判的“扬弃—复归”的辩证法之历史的允诺。

在《词与物》中，福柯的一大理论任务就是批判近代以来的“主体”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历史观，而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一起，被认作这种历史观的代表。在《词与物》的知识型序列中，与现代知识型相伴生的是 “大写的历史”。大写的历史本身就有其古老的存在，在文艺复兴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中，人与物都处于同一个连续性的历史空间中。然而到19世纪，人们发现，自然有其特有的历史性，而人无法与物一起在这个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生产有其自身的历史，语言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每一个领域都从共同的宏大历史中被解放出来，具有了自身的历史。而人恰恰被 “非历史化”，只能与自然的历史紧紧纠缠在一起。因为时间是从人以外（物那里）来到人那里，“人就只有通过存在的历史、物的历史和词的历史的重叠，才能把自身构建为大写的历史的主体。人服从于这些历史的纯粹的事件”［10］(P482)。 然而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因为讲话的、劳动的正是人本身，因此反过来，似乎作为这些对象的主体，也恰恰是历史的主体，“在实证性的历史背后，出现了人本身的更彻底的历史”［10］(P482)。 人的历史性不仅是它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要成为其他历史之存在的基础。现代思想颠倒并重建了这个历史的起源。这是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起源以及起源的返回：“这样，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斯宾格勒，就有一个思想主题展开了，这个思想通过自己在其中得以实现的运动……而屈从于自身，阐明了它自己的饱满，完成了其循环。”［10］(P435)在福柯看来，那种通过历史的辩证运动而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的理论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他反对这样一种将现实的人、异化的人通过辩证法最终整合进“大写的人”的目的论历史叙事。福柯也许会发问，这个最终的“自由自觉的人”真的存在吗？这恐怕是一个“人类学”的“主体幻象”。在福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仅仅是近代知识型的一个产物，它无法超越它固有的视域局限，为我们寻找到真正的历史出路。福柯的这一理论建构，正折射出对于现实中共产主义运动的深深失望。他们早已经放弃了这种宏观历史理论支撑的遥远的解放希望。

福柯在1971年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紧扣尼采的文本，探讨了谱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特殊性。谱系学反对的，正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学传统。那种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来的史学研究，从历史的“起源”开始，就以形而上学的理性信仰，取代了历史本身的面目。福柯将形而上学的历史学的“起源”称作Ursprung，其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 “同一性的本质”：“人们总是在起源中收集事物的精确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被精心置于自身之上的同一性、静止并异于一切外在、偶然和连续的东西的形式。”［9］(P148)第二个是“高贵的起源”：它“是从一种观念中萌生出来的形而上学的蓓蕾，这种观念认为，一切事物在开端时更珍贵、更本质。人们倾向于认为在起点上， 事物的是完美的”［9］(P149)。第三个是“真理之所在”：它是“先于一切实证知识的绝对回溯点，它是认知的先决，而认知却遮蔽它”［9］(P149)。而谱系学家则将Herkunft（来源、根源）和Entstchung（出现）的研究取代了Ursprung（起源）的研究。

“历史感性”有三种用法。其一，是对“实在性”的反讽和破坏。为了戳穿传统历史虚构的假面舞会般的“虔敬的历史”，历史感性并不急着戳穿它，而是要进一步戏仿它，将它发挥到极致，在“狂欢节式的历史”中反讽它。其二，是对“同一性”的分解和破坏。历史本身并不具有原始的同一性，而就是“复数”的。历史感性就是要消解这种同一性的根源，揭示历史的非连续性。其三，是对“认知主体”的牺牲和破坏。历史感性要消解传统历史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在“意志—知识”的分析维度中，我们发现知识并不能导向纯粹的“真理”，或建构“自由的主体”，而恰恰会牺牲认识主体。

福柯用于权力关系研究的“谱系学”方法，是对传统辩证法同一哲学的逻辑的深刻批判与反思。福柯采取这种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反对传统史学，并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历史从而回归“真实”的历史，而是打破传统形而上学历史的宏大叙事，展示历史中曾经被掩盖和抹杀的另一些东西，并追问这种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在福柯的谱系学的历史中，历史的动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合规律、合逻辑的过程，而是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权力关系作为透视纷繁复杂的具体历史的一个维度，为我们细致描绘了当代社会中主体被奴役的细致过程。在福柯看来，历史本没有什么固有的本质，如果说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为我们描述了以生产关系为线索而展开的历史，那么他的理论则为我们展示了以权力关系为线索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叙事并不追求真实，而是直接为其斗争的立场与现实目标服务的。

三、批判的理论效应

权力不再被卷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理论中，而成为一条理解人的“主体化”塑型方式的独立线索。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图式中，权力关系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生产领域，还有家庭、社会、教育等领域。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的结果，但是福柯更愿意从经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过程，将权力的作用绝对化。当福柯试图以谱系学的历史方法超越传统的整体理论历史观时，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法国既盛极一时，又遭到颇多诟病，直到今天，被批判最多的还是它的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时人的一种误解，而这恰好也是福柯希望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中，资本逻辑是历史真正的主体，而每一个个体都被化约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成为历史运动的某种符号和载体。资本的权力是单向的，在资本的总的权力之下，个体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而唯有历史本身的发展才能带来主体解放的契机。福柯的权力理论恰恰就改写这一点，在他看来，权力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性因素，而恰恰是一种双向的斗争关系，在这样一种互动的权力关系推动的历史进程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反抗的可能性。

福柯认为，当代反对主体性机制的斗争之所以如此盛行，并不是根源于什么资本的剥削等等，而恰恰是因为一个历史事实的出现，即国家权力的逐渐强大,它“既是个体化，也是总体化的权力形式”［5］(P285)。这是因为，现代国家将过去基督教体制造就的“牧师权力”融入政治权力的技术之中。福柯在很多文本中讨论过这一“牧师权力”。作为一种与传统君权不同的政治权力，“牧师权力”具有以下特点：它的目标是每个个体的拯救，而不是统治；它崇尚奉献，而不是如同君主权力般要求臣民献身；它要照看的不仅是全体，而且是特定的个体，并且是每个个体的一生。这种权力直指人的良心，通过引导人的内心生活而施展权力。正是因为这一 “牧师权力”，18世纪以来的现代国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个体可以被整合进这个结构，但采用的是这样一个条件：个体性会被塑造成一个新形式，并且屈从于一套特定的模式”［5］(P286)。牧师权力使得现代国家成为个体化的“母体”。当牧师权力上升为一种国家权力时，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首先，现代国家要确保公民健康安乐安全保障的福利生活。其次，施行这一权力的职员增加，不仅国家机器，社会机构、私人企业、服务销售甚至医院这样的公共体制都在施行这一权力。它们施行的都是“个体化”的战术。正因如此，我们的问题和任务不再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从国家和国家体制的统治权力中解放出来，而是要“从国家和与国家相关联的个体化类型中解放出来。对数个世纪以来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个体性进行拒绝，我们就可以促发一种新的主体性”［5］(P288)。

国家权力的“个体化”方案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权力施行的前提，就是自由的主体。权力与自由不可分离，“只有他能移动，有逃脱的机会，才构成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的核心，……是抵抗的意志和不妥协的自由。权力关系就是一种永恒的挑衅”［5］(P291)。这种自由，一方面使我们容易被国家权力的 “个体化”技术所引导和塑型，另一方面也使得斗争和逃脱始终得以可能。权力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固化为某种稳定的形态和制度，而是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斗争状态。因此，走出国家权力的“个体化”塑型，并非没有可能，并且一直都在发生。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对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和不可传递的自由之间的‘战斗’，精心进行描述、分析和置疑”［5］(P293)，从而引导民众的斗争，即从国家权力中去解放自己，或者用福柯的话说，是“逃脱”。这样一种互动式的权力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福柯此时的“逃脱”与马克思所谈的“人类的自由解放”已经相去甚远。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假如我们承认这种权力关系总是双向的作用，在每一次斗争的偶然性、即时性背后，为什么总会有必然的、一致的主体被塑型的结果？正如霍耐特所指出的：“如果社会仅仅被设想为策略性的行动方式的一种联系，那么这些在某种情景中单独取得的行动成果又怎样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得以稳定，而后在社会上与在其他场所取得并稳定下来的行动成果连结成一个系统？”［7］(P156)要想解释清楚这种偶然的权力斗争导致的必然性的奴役结果，恐怕还不得不求助于某种整体理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事实上这种权力关系就是能够以特定的形式稳定下来，从而维系成一个自发的系统，那么，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只是这一权力策略所运作的载体和处理的材料而已，上述的个体斗争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似乎又陷入了那个熟悉的难以解决的悖论。

四、结语

在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福柯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的理论，强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这种新型权力关系本身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并将这种权力关系从生产过程一直扩展到社会关系与个体关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另一方面，当福柯放弃了马克思权力理论的整体理论背景与历史观，而将权力作为一条理解历史发展的独立线索时，他却在事实上回避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权力何以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中表现出其特定的形式？权力自身变形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对于这些问题，仅仅将它们置于“形而上学”的范畴而不予置评，事实上掩盖了权力真正的根源。权力真正的根源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这种经验主义描述——这虽然是一种经验的历史性的描述——并不能真正揭示出来。因此，福柯的权力理论虽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塑型”之危机非常具有解释力，却并不能为我们解释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谱系学研究规避了宏大历史叙事的“起源”，而致力于揭示事物发展来源处的偶然的权力斗争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从来都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将这种“偶然”放置在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解读中，历史之经验性的发展才会像幻幕一般被徐徐揭开。

再从改造世界的维度上来看，当放弃了整体历史的人类解放之希望，而转身投入反对各种权力技术和权力形式的即时的直接的斗争，固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基于义愤的发泄和生存条件的补偿，然而除此以外，似乎并不会为历史留下什么深刻的痕迹。福柯的谱系学研究之所以将“权力关系”理解为一切历史现象出现的“来源”，无非是为了警醒资本主义社会中昏昏沉睡的人们，然而不对“权力”的来源作出解释，并不能为我们找到真实的出路，而只能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兜兜转转。

福柯试图走出现代知识型营造的人类学幻象，却不幸跌落于权力关系所构境的“自由与逃脱”的游戏幻境。当革命的希望破灭之时，主体的救赎之路也就成了一场游戏。“主体”死了，依据“主体”的意义所建构的世界之整体也崩塌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理论在打破了一切“宏大叙事”之后，收获的只是荒谬与绝望。不会再有那个自由解放的“大写的人”在彼岸世界等待我们。那么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呢？福柯的晚期理论转向了生存美学的研究，在审美的愉悦和追求自身的快感中去寻求生命最终的“自由”。

［1］汪民安.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4］(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汪民安.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权力的批判［M］.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8］刘森林.马克思与福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10］(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赵 伟】

B5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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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5）11－0023-07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从意识形态批判到观念拜物教的解体”（2014SJD016）、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权力批判视角的 《资本论》解读及其学术意义”（14MLC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