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下老人机构入住的家庭决策研究聚焦——过程、体验及类型

张再云

（江汉大学法学院，武汉430056）

国际视域下老人机构入住的家庭决策研究聚焦——过程、体验及类型

张再云

（江汉大学法学院，武汉430056）

摘要：作为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以及社会政策等众多学科交叉的重要研究领域，老人照顾安排的家庭决策是极具理论价值的基础性问题。老人的照顾安排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内涵，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家庭决策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内部关系关联密切，老人及其家属做出的照顾安排面临一系列的无法回避的矛盾：孝与不孝的矛盾、情感与利益的矛盾、个体与家庭的矛盾、工作与家庭的矛盾、精神赡养和经济供养的矛盾、道义责任和现实条件的矛盾等等。在回顾不同学科对老人照顾安排的家庭决策研究的基本概况基础上，可重点聚焦于老人入住机构的家庭决策研究状况。未来老人照顾的家庭决策研究应注重弥合现有微观家庭研究和宏观政策研究的鸿沟，从家庭、社会及福利政策的相互关系角度，可分析这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机理以制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政策体系。

关键词：老人；养老机构；机构安置；家庭决策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6-0021-08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国外关于老人照顾安排（elder-care arrange⁃ments）的家庭决策研究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领域，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老年学、护理学、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等诸多学科都有专门探讨。由于老人的照顾安排本身存在多种形式，例如居家非正式照顾、居家正式照顾、入住机构的正式照顾或者多种照顾方式的综合使用等。因此，除相当一部分笼统讨论照顾安排的家庭决策外，大量研究专注于某一种形式的照顾决策（结果），例如专门探讨入住机构的正式照顾决策或者仅探讨家庭照顾的决策。本文试图回顾现有对机构入住的家庭决策研究现状，以期对未来老人机构入住率的预测及养老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和参考。整体而言，与机构入住的照顾决策研究主题相关，就目前查阅到的文献而言，主要集中在老年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以及医学护理学等领域。其中经济学主要从交换论和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家庭决策的选择模型；社会学则主要分析家庭变迁、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社会文化对照顾决策的影响等问题，其关键词主要有家庭决策（Fami⁃ly Decision-Making），家庭长期照顾决策（Family long-term care decisions），机构安置决策（Nursing home placement decisions）等；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则主要从照顾者的角度分析建立非正式照顾者的支持体系，主要关键词是照顾使用（Care utiliza⁃tion），服务使用（Service Utilization），机构照顾（Insti⁃tutional care），院舍照顾（Residential care），长期照顾（Long term care），老人非正式照顾（Informal elderly care），机构服务和非正式照顾（Institutional Services and Informal Care）等；医学护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照顾决策的预测因素及其效果分析上，主要关键词有

护理机构安置（Nursing home placement），机构安置（Institution placement），护理机构入住（Nursing home entry），护理机构进住（Nursing home admission），照顾决策（Caregiving Decisions），健康照顾决策（Health Care Decisions）①。

一、各学科对老人照顾安排的家庭决策研究概况

1.经济学视角

经济学领域对家庭决策的研究大量集中在家务劳动分工以及经济决定权力等方面。关于家庭的研究最早来源于Gary Becker（1964）［1］。Becker的研究框架认为家庭内的每个个体都有共同利益，家庭决策是基于保证每个成员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假设。后来Manser和Brown（1980）［2］提出了另一个解释框架，他们的假设和Becker的共同利益假设不同，他们指出家庭决策不是基于Becker的共同利益假设，而是基于家庭内部资源和谈判权力的博弈过程。随后，一些经济学者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家庭商讨行为，包括老人长期照顾决策等。Heidemann和Stern （1999）［3］和Engers and Stern（2002）［4］发展了家庭长期照顾决策经验结构模型。他们的模型特别关注老人是否入住护理机构、是否接受子女照顾以及如果接受子女照顾谁是首要照顾者等问题。总体上，经济学对家庭决策的研究是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入手。除运用简洁的模型来解释家庭决策外，经济学者还探讨家庭照顾和妇女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2.社会学视角

整体而言，社会学领域内的老人照顾决策研究比较少而且零散，现有的概念较多集中在养老方式选择、养老方式偏好、居住安排、老人机构入住的预测因子等问题。从理论视角上看，主要运用家庭社会学中关于现代性理论、家庭生命周期、代际关系、家庭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家庭冲突处理等）、社会支持网络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孝道观念对养老的影响和跨文化比较，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传统孝道观念是延续的还是衰落的，究竟传统孝道观念对于养老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过无论这些问题结论差异如何，其基本的理论基础都是现代性理论。

3.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角度

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角度相关的研究论题主要是服务使用、养老方式的选择以及正式照顾和非正式照顾的关系等。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关注决策本身，而着眼于福利政策制定以及这些福利政策中体现出来的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该领域研究的基本共识在于越来越注重非正式照顾在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照顾和家庭政策方面，大量研究运用实证资料来论证对照顾者提供照顾的重要性和意义。也有一些相对宏观层面的研究涉及到家庭政策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

4.医学、护理学、心理学领域

医学、护理学以及心理学领域对于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照顾者的研究；另一个则是机构安置以及机构入住决策研究。照顾者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照顾者的性别差异；（2）照顾者的心理压力和负担；（3）照顾者的决策；（4）照顾者的社会支持；（5）照顾者角色差异；（6）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关系；（7）女性照顾者工作与家庭冲突等。机构安置和机构入住决策方面的研究非常多，研究主题包括：（1）入住决策的预测因子，即可以通过哪些因素来判断照顾者的决策；（2）机构安置决策的影响。简言之，关注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决定机构安置决策，不同的决策对入住后老人健康等状况及决策者本身的影响等。

整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需要长期照顾和医疗护理的老人。因此，他们对照顾决策的研究除考虑家庭和老人自身因素外，护理院及护理人员的角度也是其关注的重要方面，即机构安置本身受护理院的医学评估影响。

二、老人机构入住决策过程

已有研究表明，老人机构入住的照顾决策是一项涉及到不同的参与者、多重决策体验、多阶段的决策过程以及不同的决策模式和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决策结果等等不同因素构成的复杂过程（Groger 1994；Bell 1996）［5-6］。

尽管老人机构入住的压力模式指出，一些老人入住机构常常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应急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但是，大量已有研究揭示，老人机构入住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包含众多行为者参与和不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复杂过程。在东亚社会，将老人安置到机构通常被理解为“不孝”

的行为。因此，照顾决策常常面临着传统孝道文化和现实照顾压力的伦理困境。Kao HF &Stuifber⁃gen AK（1999）［7］对台湾老人家庭成员的研究发现，老人机构入住决策包括：打破和谐（breaking harmo⁃ny）；重建和谐关系（rebuilding harmony）；关系演化evolution三个阶段。蔡纹苓（2005）［8］对老年病人出院准备服务中家庭决策过程进行了探讨，指出其决策过程包括以下六个阶段：警觉家庭功能改变，重新定位个人在家庭决策的角色；面临立刻决择的伦理困境、获得资讯；确认出院事实；分析资讯与现实，邀集手足讨论协商；选定可行方案，进行各项准备；评价照顾成效，改变居住安排或照顾模式。黄秀梨（2006）［9］对台湾失智老人机构安置的家庭决策过程研究发现，家庭决定将失智老人安置到机构历程的重要概念是形成“寻求认可与和谐的过程”。家庭采用“寻求认可与和谐过程”，是为了要维持机构安置决策过程中个人、家庭及社会价值关系的平衡与和谐。该过程包括四个过程要素：觉察改变照顾的需求；照顾资源评价；家庭协商；发展巩固认可策略。这四个要素通常是需要一一达成，家庭方可完成机构安置决策的过程。Chang 和Schneider（2010）［10］通过对台湾30名痴呆症老人家庭照顾者的访谈发现，老人入住养护机构的安置决策经历了四个阶段：开始（initiation）；决策评估（assessment of decisions）；做出最终决策（inalization of decisions）；决策评估（evaluation of final decision）。韩国Hong，S.W.和Son，H.M.（2007）［11］对家庭照顾者利用护理院服务的经验进行了分析，提出隐私的缺乏、家庭矛盾、过度的担忧、照顾不足等因素让照顾者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后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一解决问题的过程包括：做出决策（mak⁃ing a decision）；获得家庭成员的一致同意（obtaining family agreement）；选择最好的护理院（choosing the best nursing home）以及承担经济负担（enduring the fi⁃nancial burden）。Su- Hye Kwon和Young- Sook Tae （2012）［12］对韩国成年子女照顾者安置父母入住机构的决策过程研究发现，机构安置决策主要有四个阶段：意识到别无选择（realizing a dead end）；寻求出路（seeking a way out）；接受不可避免的决定（accept⁃ing the inevitable decision）；重新定位（reorienting to changes）。

西方也有大量研究对机构安置决策过程进行了探讨（Naleppa，1996［13］；Yaffe等，2002［14］；Caron和Bowers，2003［15］；Gaugler，Kane，Kane，Clay和Newcomer，2003［16］）。McLennon（2010）［17］等人的研究指出：家属从意识到自己无法照顾老人开始到作出机构安置决策大约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Pen⁃rod（2001）［18］所描述的过程包括六个连续的阶段：混乱和犹豫不决（upsetting the status quo）；对现状认识不充分（deeming the situation inadequate）；经历冲突（experiencing conflict）；做出入住决策（reaching the decision to place）；寻求入住机构（looking for a place）以及重新定义照顾者的角色（redefining the caregiver role）。Butcher HK（2001）［19］等人对痴呆症老人的机构安置分析发现，老人机构入住决策过程包括以下相互连贯的过程：做出无法避免的决策（moving to⁃ward the unavoidable decision）；决策斗争（struggling with the decision）；寻求安慰并保持联系（seeking re⁃assurance，and remaining connected）。Davies和Nolan （2003）［20］的研究指出，老人机构入住决策有三个不同的阶段：作出最佳选择——完成入住——改善入住后生活。

上述关于养老机构入住决策过程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专注于决策过程的阶段划分，并且对不同阶段的议题和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2）对决策过程的划分存在一定的差异，较少的划分为三个阶段，较多的划分出了六个阶段。但无论怎样，潜在的共识是：养老机构入住决策是一个复杂的以至存在众多矛盾和冲突的过程；（3）从研究对象看，大多关注的是失智老人或失能老人；因此，对机构入住的需求相对普通的老人而言更加迫切。从研究方法上看，鉴于问题本身的过程性，大多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即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4）对决策过程的关注点存在差异，相对而言，东亚地区的研究更偏重家庭内部关系及文化价值观念因素的影响；而西方文献则更注重决策过程的内在冲突及理性化过程。值得一提的是，黄秀梨的研究揭示出东方社会对家庭和谐的追求，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单纯描述决策过程对于我们了解老人机构入住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决策背后一以贯之的线索是什么，另外，老人及家庭本身的差异性让这些过程划分的概括性存在局限。因此，有必要从现有的研究中提炼出家庭决策过程的基本规律，并且这些规律更较大范围地涵盖了不同类型的老人和家庭的不同状况。

三、老人机构入住的决策体验

西方大量关于照顾决策的研究都表明，对于家庭而言尤其是照顾者而言，机构入住决策都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选择（Almberg et al.，1997［21］；Butcher et al.，2001［19］；Hoving，Visser，Mullen，& Borne，2010［22］；Byrne，Goeree，Hiedemann & Stern，2009［23］；Bongaarts & Zimmer，2002［24］；High & Rowles，1995［25］；Naleppa，1996［13］；Yaffe et al.，2002［14］；Caron & Bow⁃ers，2003［15］；Gaugler，Kane，Kane，Clay & Newcom⁃er，2003；Stevens et al.，2003［16］）。McAuley，Travis 及Safewright（1997）［26］指出，不论对家庭照顾者或是老人而言，决定机构照护的选择是件重大的事件，而家庭照顾者本身也认为其是最困难的决定。

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大多数照顾者不愿将自己的家人送入养老机构（Dellasega，1991［27］；Zarit and Whitlach，1992［28］），因此，在做出机构入住决策之前、决策过程中乃至机构入住以后都会面临诸多压力、道德冲突，乃至出现情绪混乱、生气、失落、罪恶感、焦虑、挣扎等负向情绪体验（Bauer & Nay，2003［29］；Iecovich，2000［30］；Penrod& Dellasega，1998［31］；Davies & Nolan，2003［20］；Kellett，1999［32］；Krause，Grant & Long，1999［33］；Lundh，Sandberg & No⁃lan，2000［34］；Ross，Rosenthal & Dawson，1993［35］）。

从决策经验的主体看，主要包括家庭照顾者和老人自身。相对而言，关注家庭照顾者的决策经验的文献较多，关注老人决策经验的文献相对较少。其中家庭照顾者的决策经验主要包括：以入住机构老人配偶（Lundh，Sandberg & Nolan，2000［34］；Ross，Rosenthal & Dawson，1993［36］）或女儿（Krause，Grant & Long，1999［33］；Ryan&Scullion，2000［35］）为研究对象，也有以其他家属成员为研究对象（Kao&Stuifber⁃gen，1999［7］；Kellett，1999［32］。另外，不同的家庭成员角色在照顾决策中的体验存在差异。Kao和McHugh（2004）［37］发现相对于女性照顾者，男性照顾者在机构安置过程中呈现较高的心理负担；女儿对将双亲安置到机构比较没有罪恶感，而儿子可能因为孝道的要求，会出现较明显的罪恶感。鉴于大量关于老人机构安置决策大都是针对非健康老人，例如失智老人或失能老人，因此，几乎都站在家庭照顾者的角度来研究。其暗含的假设是：老人是一个被动的依赖者。笔者以为，老人在照顾决策中的地位及其经验不容忽视，老人的自主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就情绪体验而言，大量研究发现，老人机构入住的家庭决策常常伴有照顾者的负向感受和体验。Lundh等人（2000）［34］的研究发现，老人家属通常是在缺乏完善计划及专业人员的指引下进行机构安置的决策，从而在决策过程中出现急剧复杂的心理纠葛反应，并产生负向的情绪感受，其中以无力感和即将与家人分离的空虚感，为最强烈之感受。主要包括：（1）罪恶感（Penrod & Dellasega，2001［18］；Ross，Rosenthal & Dawson，1997［38］；Butcher et al.，2001［19］）；（2）抑郁、沮丧感（Brody，Dempsey & Pruchno，1990［39］；Dooley & Williamson，2005［40］；Tay⁃lor，Ezell，Kuchibhatla，Ostbye & Clipp，2008［41］；Yaffe et al.，2002［14］；Whitlatch，Schur，Noelker，Ejaz & Looman，2001［42］）；（3）失控感、无力感（Park et al. 2004［43］）（3）压力感（George & Gwyther，1986［44］）；（4）忧虑和焦虑感（Courts，Barba & Tesh，2001［45］；Schulz et al.2004［46］）；（5）负荷和精疲力竭（Almberg，Grafstrom，Krichbaum & Winblad，2000［47］；Tornatore & Grant，2002［48］）；（6）遗憾和放松感（Ryan & Scul⁃lion，2000［35］）。

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做出机构入住决策后照顾者的经验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从老人机构入住的原因来看，大量研究证明家庭照顾者的压力负荷可能与老人机构安置之间存在关系。从理论上讲，老人机构入住能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负荷，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Zarit and Whitlach （1992）［49］及Dellasega（1991）［27］指出，机构入住虽然减缓照顾者的生理及时间压力，但是对照顾者的安适状态（well-being）改变并不大，且大多数家庭仍呈现压力感及罪恶感，并常伴有难过、失败感、抛弃感及失落感（Anehensel et al.，1995［50］；Dellasega and Mastrian，1995［51］）。Kao，Hsueh-Fen和Alexa K. Stu⁃ifbergen（1999）［7］对台湾老人入住机构决策的家庭经验进行了探讨，从入住前后对比的角度探讨了照顾者做出决策的过程及其体验。Schulz等（2004）［46］的研究发现，家庭照顾者的沮丧感和焦虑感在老人机构安置前和安置后保持在相似水平。还有其他的研究也发现，与老人机构安置相关的情绪体验还包括罪恶感、愤怒感、孤独感、悲伤、责备等情绪（Dellasega &Mastrian，1995［51］）。Hansen（2004）［52］等人用角色紧张（Role strain）来表述家庭成员在作出机构安置决策的过程前、中以及后的经验。通过

对17个家庭在作出艰难的照顾决策过程中的体验，结果发现机构安置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多维的现象。

综合上述老人机构入住决策经验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该主题文献主要考察老人家庭照顾者在安置老人入住机构前、过程中以及安置后的体验；对老人自身的参与及经验涉猎较少；（2）老人机构入住决策常常是一个伴随众多负向体验的过程；（3）机构安置决策对照顾者的影响包括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但是以负向影响为主。最后，虽然照顾决策经验似乎属于心理学和医学范畴的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也涉及到家庭关系、社会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因素。

四、老人机构入住决策的类型划分

对照顾决策的类型学研究也是老人机构入住研究的论题之一，对于我们了解决策的特征、内容及形态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同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决策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整体而言，这些分类标准大致包括下列四种：

1.老人决策参与和自主权

Cicirelli（1992）［53］根据老人在决策中的参与和决策权将决策划分为五类：直接自主、咨询自主、联合自主、授权自主、代理自主。Nakashima et al. （2004）［54］从消费行为的角度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长期照顾决策：第一，“自主型决策”，虽然会参考家属以及专业人士的意见，但是最终还是自己独立做出决策；第二种，“协作型决策”，老人及其家属与专业人士共同做出决策；最后是占大多数的“代理型决策”，即由老人委托家人及专业人士做出决策。根据该研究，老人在照顾决策中的参与非常少。Rebecca Johnson（2010）［55］等人则通过无结构式访谈的资料，将老人机构入驻决策分为两种：“他们送我来的”（They put me in here）和“我（们）自己决定来的（I/we made the decision）”两种。

2.决策的计划性

Davies&Nolan（2003）［20］则根据决策的计划性进行分类，指出照顾决策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计划型决策；（2）过程型决策；（3）应急型决策。其中计划型决策往往经过一定的计划和理性安排做出的相对主动的决策；过程型决策虽然不那么有计划但是也是理性的决策，只是决策显得犹豫不决；应急型决策则常常是在面对危机情况而做出的必然选择，既没有计划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过程，但是是可以接受的决策。

3.决策内容和过程

Hamid Peyrovi（2012）［56］则根据决策的内容和过程分类，主要包括三类：（1）经过挣扎达成的决策；这类决策考察的内容包括寻求可能正确或错误的替代方案；亲情和现实之间的困惑；害怕告诉他人；有限的经济资源以及机构入住的艰难过程；（2）追求共识的决策，主题包括：试图说服其他家庭成员；让老人参与决策过程；（3）持续关注型的决策过程，家庭成员会担心入住决策给老人带来的影响。包括担心决策是否正确；关注入住机构中的老人；向别人隐瞒决策及其影响。

4.决策过程的互动状况

蔡纹苓（2005）［8］对台湾老年病人出院准备服务中的家庭决策过程分析指出，根据决策者的协调能力和决策互动行为划分为六种模式：（1）主动—被动型；（2）导引—合作型；（3）共同参与—冲突调解型；（4）共同参与—理性说服型；（5）共同参与—开放和谐沟通型；（6）冲突内耗型—群龙无首型。

上述老人机构入住的照顾决策类型的划分对后续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第一，非常有必要探讨老人在决策中的角色和参与状况，事实上，已有部分研究者就此专门讨论老人的决策参与及参与中的自主权问题。Reinhardy（1992）［57］的研究指出，入住护理之家的老人，有一半以上都是由别人来作此决定。而老人方面愿意入住的原因，Ryan和Scul⁃lion（2000）［35］的研究显示因为老人考虑自己的状况，以及出于“利他”的想法，为了他们的照顾者及子女设想。刘雅文专门探讨了失能老人家庭选择长期照护福利服务的决策过程中老人自主权问题。纵观现有研究状况，对此，大多数研究者共同的结论是老人的参与非常少，处于决策的边缘地位；其次，决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冲突处理问题。现有的研究较多从个体的角度尤其是照顾者方面来探讨，但是老人决策参与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老人自身，老人家属，也包括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即使都是老人的照顾者，他们的决策参与和决策意见也可能存在冲突。因此，在现有单一化的决策主体基础上，未来研究有必要加入家庭及系统的视角，探讨在决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五、结语

上述回顾主要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英文文献，就我国大陆地区而言，关于老人机构入住等照顾决策研究几乎是空白。纵观国内现有大量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文献，无论是从社会学、社会政策还是老年学、护理学的角度，都存在研究视角的极端分化：一部分研究专注于宏观政策，从较宏大的层面探讨养老政策问题，而忽视了社会个体日常行动的选择和客观机制，比如较多空泛讨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模式、老人福利服务等问题，往往单纯从实践层面探讨政策制定；另一部分研究则过度陷入个体层面的境况，缺乏对家庭、社区乃至社会整体背景的观照，比如养老方式的偏好与选择、老人的家庭照顾、老人生活质量等。这两部分研究无形割裂并规避了人们对于养老问题内在社会机理的真实认识。基于这一基本研究现状，笔者选择老人照顾安排的家庭决策研究这一论题，试图对国外及港台地区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以期国内学术界就此展开一系列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

事实上，老人的照顾安排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内涵。老人及其家属做出的照顾安排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矛盾：孝与不孝的矛盾、情感与利益的矛盾、个体与家庭的矛盾、自主性与依赖性的矛盾、工作与家庭的矛盾、精神赡养和经济供养的矛盾、道义责任和现实条件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冲突的协调处理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内部关系密切关联。因此，我们必须从个体和社会互动角度考察老人及其家庭是如何做出照顾安排的决策的？什么因素影响决策的过程？决策者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什么有利于他们做出决策？决策的结果对照顾者和接受者有何影响？他们考虑到了吗？他们对他们的决策满意吗？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直接影响老人机构入住的可能性大小，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宏观政策制定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尽管现有人口学或者健康照护科学对老人人口基数的推算以及基于老人健康状况的推算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可能入住机构的老人人数，但是并不能客观反映究竟会有多少老人真正入住养老机构。因此，单纯强调发展多少老人的养老床位或者每千名老人床位数，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社会客观情况的养老政策。

前述现有关于老人机构入住决策的过程、体验及类型的概述基本涵盖了上述一系列问题，此外，现有研究还关注了老人机构入住决策的参与主体、影响因素、机构入住后对老人及其家庭乃至社会的影响等等问题。无论怎样，作为一个值得深入的过程性问题，老人照顾安排的决策研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已有研究的结果性或政策性倾向。与之相对应，国内养老政策及服务也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及社区居家养老常常被人为分割为相互孤立的三个部分。而现实中，对每一个老人及其家庭而言，照顾是连续、多元的。国外学界对老人正式照顾和非正式照顾关系的理论研究是其重要代表。同时，这类研究还催生了一个相当热门并且具有实操价值的研究领域，即关于老人服务的转移照顾（Transitional care）。当然，这些都有待我们后续进一步扩展研究。

注释：

①养老机构在不同的福利体系下有不同的功能和划分，对应的英文表述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包括Nursing home，Residential care facility，Residential care home，Residential homes等。英语语境中的Nursing home大致等同于我国的护老院或者护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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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 126. com）

作者简介：张再云，女，湖北浠水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江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研究院江汉大学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我国城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10YJC840095）；武汉研究院“制度取向的城市养老机构评估体系研究”项目（20141203）

收稿日期：2015 - 06 - 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