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军运动提升了解放军的战斗力

张安山

在政治纪律上不准阻挠土地改革

新式整军运动是在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展开并逐步深化的。1947年7月至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总结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来的成绩和不足，提出彻底平分土地。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任务。只有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土改，才能夺取全国胜利。朱德在会上强调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军，要求军队保持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一致拥护土地改革。面对土地改革的深刻触动和现实考验，部分官兵在思想和行动上不统一，凸显了部队在政治素质上存在的明显问题。

在晋绥军区，“凡有觉悟的同志，对农民这一正义的要求莫不衷心地拥护与热烈地赞助，尤其大多数出身贫苦家庭的干部与战士，或正为保卫家里已经分得的土地而英勇斗争，或正为急切地要求分得土地而奋发作战”。但“一小部分人因为自己的家庭被清算，父母或其他亲属被斗争，土地房屋被分配，而心怀不满，或公开抗拒。甚至假借抗属名义，回家威胁贫苦群众、破坏土地改革，如×旅×团×营前营长×××，出身地主，因家里被清算而怀恨在心，在集宁战斗中贪生怕死，放弃卧龙山紧要阵地，最后甘心叛变……”“另有少数出身贫苦而斗争历史也相当长的干部，由于觉悟不高，思想不纯，为个人利益而受地主蒙蔽，或因娶地主女儿而失掉立场，发生袒护地主利益、阻挠群众斗争的行为。”

晋绥军区专门下发《关于贯彻土地改革，保持我军思想上组织上纯洁的训令》，把上述问题称为“丧失立场、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进而提出：“这类事件正在各地发生，土地斗争愈深入，将会发生愈多。如不引起全军警惕，并以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处理这些问题，将会给党与人民以不可补偿的严重损失。”

在东北部队，“某些单位的生产人员，甚至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竟不惜武装押私，包庇地主逃避财物，私放地主逃匿蒋管区，藐视民主政府法令，丧失起码的革命立场”。东北部队有人用大汽车把地主送到四平、长春、沈阳，群众检查，问有没有路条，马鞭子一举：“这就是路条。”

在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罗瑞卿在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讲：“我们××军区政治部某些部门长时期地公开存在反对土改、咒骂农民的反动思想。我们有反对土地改革的团政委，有完全屈服于地主老婆的团长，有因反对土改去冲散农民斗争大会的干部和战士……”

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到冀中时，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张云逸特地来看他，向他汇报了所属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个分区司令员，竟带部队威吓群众，捆打积极分子，已决定对他进行扣押。

土地改革对解放军官兵的政治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对待土地改革，成为新式整军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事关部队纯洁、稳定的政治性问题。华东野战军前委提出：“对土地改革的态度如何，成为当前考核每一个组织与个人，是否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主要标志。”

针对这个问题，全军各部队深入进行土地改革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官兵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并注意纠正过分强调家庭成分、盲目扩大对立面的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和做法。在普遍提高官兵政治思想觉悟的同时，把拥护和支持土地改革作为严肃的政治纪律，相继颁布了严格的纪律规定。

晋冀鲁豫军区发布了要求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凡我军区一切武装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应无条件地拥护遵守《中国土地法大纲》，不准有任何违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言论和行动；不准有任何包庇袒护一切地主富农、阻挠群众斗争的非法行为；不准侵占、贱买、窃取农民斗争果实。参加土地改革的部队人员，亦不得分领浮财和接受群众的任何赠送；尊重各级民主政府及农会的决议、规定，不得有任何违犯和破坏的行为。如有违犯，即由各级民主政府及农民团体，就地拘捕，送本军依法惩处。

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布了《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随时随地支持和帮助当地群众的土改运动。对虚伪欺骗、包庇地主的人员，经教育不改者，则应开展斗争，直至开除其党籍、军籍；对个别人员发生干涉群众运动，包庇地主的行为，除应即时在部队进行教育外，应分别其情节之轻重，予以严重的处罚直至送交群众公审判处。在解放区内，各级干部不得与地主礼尚往来，不得接受他们的礼物，不得接受他们的宴请。在蒋占区行动时，除政治机关外，不得与地主私人来往。

东北部队还注意区分情况。林彪、罗荣桓、谭政在关于东北部队新式整军运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讲：家庭成分为地主或富农的人员，“每连都有，有多至10个（人）左右的。土改前期来的已多数进步，后期来的则抱成见不满。在土改教育中，与贫雇农战士思想对抗（大都因刺激所引起），但动摇叛变者尚属不多。如果政策恰当，时间较长，是可以引向进步的。除个别成分太坏和表现太坏的随时予以清洗外，现采取争取改造与继续审查的方针，不作无条件清洗。……还有的成分被划错而被斗的中农战士，有的人被杀死，财产弄光，到部队后，愤慨激昂，声言要报仇。现在进行团结善后工作，以平复其不满。实在不成的，只好送回地方。关于成分纯洁的要求，我们的办法是对干部必须从严，对战士可略从宽，基础弱的部队必须从严，基础强的部队可略从宽”。

在军事纪律上严禁作战消极退缩

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之际，正值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全面进行大规模战略反攻之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加速战争进程，争取彻底胜利。这对解放军官兵的战争观念、战斗意志、战斗作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虽然绝大多数官兵做到了服从命令、英勇顽强，但部队中也存在着一些畏敌怯战、畏难退缩的思想和行为。

东北部队各级干部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检讨反省并着力解决的思想倾向，第一就是比较严重的右倾情绪，这在一些营、团干部中存在，同时也在一部分师级干部中存在：“初到东北时，许多干部有浓厚的和平享乐思想，到退出四平及长吉后，又产生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这些虽由于后来全面战争的爆发和去年春季、夏季的胜利所打破和克服，但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新的思想负担。或对长期战争表示厌倦，想改行做地方工作，在部队中则表现不安心；或认为革命有前途而个人则无前途，对大规模战争和战争的残酷性表示害怕；或认为当兵的人迟早是死，学习也免不了死，不如活一天算一天，吃点、喝点、乐点为上；或表现为战斗积极性不高，强调困难，不积极想办法。有这种种想法的人，在个别部队的营、团级干部中，占有一定比例。endprint

“由于战争残酷，部分中、下级干部中始终存在一种畏惧悲观心理，害怕大的攻坚作战（对中等设防城市是不在乎的）。此种情绪时起时伏，常为战争情势所左右，在胜利环境下不易抬头；如遇重大挫折，即易引起思想波动。”

中原部队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容乐观。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张际春在1948年8月11日的一个报告中讲，部队士气一般尚好，但极个别部队，对返回大别山有顾虑，有些害怕过长江。一些北方干部和战士总有些留恋北方，每一重大行动和措施，部队都有一些人猜测，认为是过长江，甚至因此陆续发生逃亡，个别公开表示死也不过长江。这里有家乡观念，也有个人的生死与斗志问题。为此，中原部队在1948年8月和9月上半月的整顿思想中，重点解决了上述思想问题。

徐向前在一份关于部队整训情况的报告中，讲到了新升级部队的情况：在动员西进晋南作战时，各部队存在怕编纵队、怕过黄河、怕打大仗、怕攻坚的情绪。冀鲁豫独二旅进行了公开的教育后，逃亡现象即减少，部队士气得到提高。其他纵队也克服了怕编纵队、怕打大仗的思想。八纵虽有攻坚经验，也因伤亡较大，有所畏忌。同时，干部打骂士兵、打埋伏现象相当普通，造成部队上下脱节，直接影响作战。决心整训一时期，再打临汾。经过整训，“目前各纵士气很高，充满打下临汾信心，并力求减少伤亡，利于连续作战”。

贺龙在一份关于部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则讲到了地方部队的情况：延属（解放前陕甘宁边区的地域名称）、陇东的某些部队，尤其是三边（陕北的定边、靖边、安边）的部队，在对敌斗争方面，由于领导缺乏积极性，部队的战斗意志比较涣散，害怕回马骑兵，害怕深入敌后进行广泛的游击活动。经过反右及整训，扭转了这种畏敌思想，部队的战斗积极性和斗志提高了。三边部队能主动出击敌人。陇东高家滩战斗，是一次往返150余公里的奔袭战，没有一个掉队的，尤其该地人烟稀少，粮食困难，有四顿饭没有正式吃，但部队的斗志依然很旺盛。

缺乏斗志和士气，往往导致战斗作风的松懈、军事纪律的松弛，这是许多部队在整军期间都注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此，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集中整顿，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在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第二政委杨成武在肯定部队纪律已有进步的同时，查找了所属部队在执行作战命令、行政命令及训练指示和日常管理规定中存在的差距，对执行作战命令不坚决等问题的批评尤为深刻：

“有的部队个别干部不执行或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私自变更部署，打滑头仗，不完成战斗任务。有的战斗作风不够勇猛顽强，进攻攻不进，坚守守不住；有的怕担负主攻任务，积极求战精神不够；有的互相观望等待，致延缓时间失去战机。由于右倾思想的存在，以致有些人畏缩不前，甚而个别人员、干部可耻地自伤，发生个别的在战场上不坚决死战而向敌屈服的极其可耻的行为。这些问题虽是个别的少数的，但其性质是很严重的，使能打胜的仗不能取胜，不应有的损失会遭受损失，它会直接削弱战斗力，败坏我军传统的优良战斗作风。

“假报谎报情况，对敌情、地形、战况、伤亡、消耗等等，报告不真实不老实，致影响上级对敌我的估计，甚至使上级发生错觉，影响到整个作战指挥。

“在今天部队纪律松懈废弛的情况下，如不即加整顿，任其下去，没有严格纪律的约束，将不能使那些动摇分子散漫、松懈、不能坚韧、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劣根性很好地彻底地去掉，如此必然会使部队削弱战斗力，同时党与领导机关将无法率领我们的部队进行胜利的战斗。”

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我军的纪律是建筑在全体人员自觉的基础之上，必须开展大规模的、普遍深入的群众教育来进行整纪，并且以不间断的教育来巩固这种自觉，以达到最广大的群众乐意接受和互相监督执纪的行为，以及共同制裁那些明知故犯、蓄意破坏的少数分子。一切在过去分散游击战争中所遗留下来的游击习气，如松懈散漫、各自为政、无组织状态等等，必须坚决地抛弃。而目前部队中所一再发生过的违抗命令，或执行命令不坚决、不彻底，贪生怕死、临阵不打、打滑头仗、遇急不救、延误时间、谎报情况、欺骗上级、遗失机密、泄露军情等等违反纪律行为，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政策纪律上纠正“左”的错误偏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摆在全军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做好新区工作。就部队而言，新区工作主要是在远离解放区的情况下，在新区基层政权和群众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在大军云集、必须就地解决保障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筹款筹粮和筹集物资，最紧要的是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做好这些工作，必须正确无误地执行相关政策。而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中央和各部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一些部队在执行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一些错误，对新区的巩固造成了严重影响，给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严重困难。

这些错误，有的是在执行没收政策时出现的偏差，有的是在执行征借政策时出现的混乱，有的是在执行财税政策时出现的草率，有的是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出现的随意，等等。这些失误甚至是失控，有右的表现，但主要是“左”的偏向。尽管新区工作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但根本的原因，还是部队的政策水平不高，特别是政策纪律观念不强。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继续加强政策教育的电报中，提出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要求各野战军前委及军区对部队执行政策的情况，认真加以检讨，并注意向中央汇报。

在加强请示报告的同时，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并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道：“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在此之前，中央指示全党必须立即克服五种恶劣作风：“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即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对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野战军前委包括在内）的负责同志，应严肃地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endprint

邓小平在为中原局起草的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讲道：

“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伤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个月以来，从分浮财和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必须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在下发的《新区政策研究提纲》中指出：转入反攻以来，部队在新区执行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到处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济贫，没收‘官僚资本，弄得地主逃跑，商店关门，基本群众也害怕我们，我们几十万大军的活动、打仗、吃饭发生困难，不能再照样继续下去了”。

彭德怀关于西北野战军1947年冬季整军运动及当地社情的综合报告，讲到了部队在新区执行政策纪律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我军所到之处，粮食草料问题，向地主征发并（给）每家留出相当于中农的口粮，向富农征借其多余部分的三分之二，购买多余部分的三分之一。各纵、旅、团，均组织购粮工作队，有计划地和平地直接向地主、富农征发、征借，并给以三联收据。此种筹粮办法比过去西下时打土豪解决给养方式要好得多。但仍有不经过宣传、不调查、不从剥削关系分析阶级、不看对象存粮多少即筹粮多少，更有因为解决军队粮食困难，有意提高阶级成分者，主要的是把富裕中农提高为富农。即使领导机关经常检查纠正，亦时有犯者。个别部队仍有利用旧保甲摊派者。这些现象今后可以逐渐克服之。”

在群众纪律上杜绝兵痞流氓习气

新式整军运动开始后，中央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重新颁布了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洛川会议集体修订红军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进行的又一次修订。其中直接关系群众纪律的行为准则，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强调。

“兵骄将横，纲纪荡然。”这是刘伯承当年对所属部队作风松懈、纪律松散的批评。当时，一些部队官兵作风松懈、纪律松散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也包括违反群众纪律。当时，有些部队违反群众纪律的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解放军的形象和声誉。

华东野战军贯彻“三查三整”的“濮阳集训”，重点解决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消除一些部队中屡禁不止、普遍存在的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

彭德怀关于西北野战军1947年冬季整军运动及当地社情的第二次综合报告，既讲到了部队违反群众纪律的严重情况，也讲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深切体会：

“在青化砭战斗时即发现了严重的破坏群众纪律，打鸡杀猪，买东西少给钱甚至不给钱者。青化砭战斗胜利后大整纪律，蟠龙战斗胜利后又整纪律。到陇东战役时，为烤干粮损坏群众家的锅，踏死青苗、马啃树皮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环县战斗胜利后又整纪律一星期，三边战役后，又有10天休整，严肃纪律仍列为重要课程。榆林战役后，至沙家店歼灭三十六师时，纪律很坏，在柏树墕牵过群众毛驴30余头。经常念着加强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实际上收效甚微，其基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民主作风与真正的群众路线。经过诉苦与三查运动后，上述严重的恶劣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员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这就是说明群众路线与民主作风的整军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继续发扬群众的创造性。”

当年，部队纪律观念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俘虏兵的比重增大。习仲勋在《新式整军与西北大捷》一文中讲道：“在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前后，部队的俘虏兵成分不断增多，多数单位占一半以上，有的连队竟达80%。……相当一部分人染有兵痞流氓习气，部队中发生打骂群众，乘群众逃离村庄之机，挖窖倒柜、捉鸡宰鸭的，不少都是这些（人）干的。当然也有子弟兵违反纪律的。不管是子弟兵还是解放兵，在生活比较艰苦，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时，在打了胜仗产生骄傲情绪时，在连续作战部队比较疲劳、伤亡较大时，都较多地发生了违反纪律的现象。”

经过新式整军，解放军不仅动员了大约160万名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子弟入伍，而且成功地转化了大约80万来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这些战士不仅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作战积极勇敢，而且纪律性也大为增强，显示了新式整军的巨大威力。

在财经纪律上治理贪腐浪费问题

战争形势的好转，工作、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改善，需要解放军官兵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等优良传统。一些党员干部却滋长了安逸享乐、发财致富思想，出现了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等不良倾向。特别是一些后方机关、野战军后方留守单位以及地方部队，问题尤为严重。

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东北军区政工会议上讲：“生活特殊化的思想，享乐腐化思想，发财致富思想严重地存在，有些党员、干部，私做生意，投机倒把，总想多搞几个钱，甚至为了做生意与地主合作，包庇地主，走私漏税。在一些共产党员中有了发财致富的思想，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为数不多，但性质是严重的。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力求奢华……这种现象在后方机关，在新组成的部队中更严重。我们东北的条件比较好，掌握了几个比较大的城市，战争的发展又很顺利，因此享乐腐化的思想容易发展。中央已经提出要我们注意。endprint

“凡是私财多的人（其私财）来源多半不当，有的是贪污和侵吞群众斗争果实来的，有的是做生意投机倒把来的，有的是火线上发洋财来的。私财积累过多，必然腐化思想，丧失志气，动摇立场，影响作风。领导干部如此，下面的同志也跟着学样，因而也会腐蚀部队，所以在这次整党整军中一定要解决。”

东北军区暨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后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黄克诚，在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上讲：“一个同志到哈尔滨来开会，要拿90万元（指解放区发行的一种旧币）花，供给机关也就给他了，这样供给干部自己也就不遵守制度了。天老爷！战士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才发300元的路费，而他这个首长来开会有吃有住的却要花90万（元）！这样的干部我们却要整他，办他的罪，不管他是纵队的师的首长。”

林彪、罗荣桓、谭政在关于东北部队整军运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享受观念在东北的城市环境容易发展，也是干部生活作风中的一种不良现象，现在情形虽然较过去好了些，但在部分干部中生活特殊化的现象，不按规定超过标准开支的现象仍然不少。此点在各次会议上做了必要的批评。为了克服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腐蚀现象，鼓励干部斗志，整党中进行了反贪污腐化的斗争，处分了少数品质恶劣极端自私自利的分子，对于来历不正为数较多的私人财产，则发动归公。婚姻问题不合法者，不予承认。实行的结果，影响尚好。”

杨成武在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也指出：“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指解放区发行的一种旧币）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有一个支部通过集体贪污分赃，不告上级。一个组织科长竟盗用烈士遗金、党费做运销，从中取利。有个管理科只个别的人不贪污。有些贪污分子任意挥霍，大吃大喝……”

华东部队后方机关和地方部队的一些单位，也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有些干部只顾个人享乐腐化，贪污盗用公款，克扣和剥削战士，或虚报冒领，或私卖枪支子弹，以饱私囊。一名副指导员甚至借参加土改之机，贪污土改斗争果实，把一些银圆、绸缎据为己有。陈毅认为，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我很难相信，我们解放军竟有这样乱来的事，可是毕竟真有此事，难道还不应该加以纠正吗？”

晋察冀野战军重新制定和颁布了供给、民力动员与使用、点名与点验等10项制度。华东部队专门清理了后方单位的机构编制，整顿了后方人员的思想作风，在严格审计、预决算等制度，重新修订供给标准的同时，调整配强后勤干部，注重对违规违纪人员的从严处理。基层单位在建立军人委员会，实行三大民主的同时，专门设立经济委员会，实行账目公开，通过经济民主的方法，让战士监督连队伙食。这些制度，对遏制贪腐浪费现象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一些部队的干部形象、官兵关系、内部风气出现明显好转。

新式整军运动是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上的光辉篇章，是解放军建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新式整军运动对解放军的发展和赢得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