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宋代天禧塔资料辨析

时兰兰

内容摘要：1941年冬，军阀马步芳下属马步青在莫高窟周围盗掘文物，从其所盜北宋天禧三年建造的佛塔中发现一件陶塔（天禧塔）、一件造塔碑（《天禧塔记》）。天禧塔两件文物有铭文及具体年代，是研究晚期敦煌佛教的重要实物资料。文章对这两件文物的出土地点、内容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天禧三年;天禧塔;《天禧塔记》;敦煌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6-0063-05

An Examination of the Material about the Tianxi Pagoda of the Song Dynasty Kept in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SHI Lanlan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1941， Ma Buqing， a follower of the warlord Ma Bufeng， came to seek treasure around the Mogao Grottoes and found a pottery pagoda（the Tianxi Pagoda）and a stele reco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goda（Record of Tianxi Pagoda）. These two cultural relics are the remnants of a Buddhist stupa built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Tianxi era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presence of inscriptions with exact dates on both items， makes them very important physical material for studying later Dunhuang Buddhism.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n the excavation site and the details of these items.

Keywords： Tianxi third year; Tianxi Pagoda; Record of Tianxi Pagoda; Dunhuang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1941年冬，马步青军队来到莫高窟盗掘宕泉河畔佛塔，盗掘的佛塔数量尚不清楚。《夏鼐日记》卷3记载夏鼐1944年7月31日在莫高窟的考察活动有：“下午赴戈壁上观佛塔及小佛龛。佛塔已经马步青军队掘过，不知曾获何物。”又记8月5日曾去成城湾考察：“下午与向、阎二君赴千佛山南2里之破城子，系清代之卡房。长宽约15米，墙垣尚完整，房屋已圮，其中筑炕之花砖，似由侧旁一古庙遗址中检拾来者。古庙遗址有塑像残片及花砖，附近有二小佛堂，中有宋元之壁画。闻马步青军队曾于此掘得一天禧间庙社名单。”[1]说明陶塔和造像碑是马步青在莫高窟南面一公里处的破城子（成城湾）附近发掘的。对于军阀而言，陶塔、石碑不是金银财宝，未受重视，而后流落在外。《天禧塔记》碑下落不明，陶塔现存甘肃省博物馆。两件天禧塔文物有铭文及具体年代，是研究晚期敦煌佛教的重要实物资料。

1944年甘肃省地方文献征集会刊印甘肃文史专家张维（1889—1950）的名著《陇右金石录》10卷，附校补1卷，书中未记录天禧塔。同年，夏鼐在甘肃进行考古期间著《〈陇右金石录〉补证》，补充47条资料，其中第18、19条为《天禧陶塔铭文》《天禧塔碑记》[2]。1948年张维出版《陇右金石录补》2卷，部分敦煌资料来自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和夏鼐《〈陇右金石录〉补证》，其中收录这两件天禧塔文物并有录文。

一  《天禧塔记》碑

《陇右金石录补》卷1“天禧塔记”条标题下记：“出于敦煌，今存。”在录文后又注：“《敦煌新志稿》。此《塔记》共三百三十字，高一尺有余，民国三十年冬在千佛洞掘得，旋即为人携去。”

《敦煌新志稿》即下文提到的《敦煌新县志稿》，指吕钟编写的《重修敦煌县志》，敦煌研究院藏有一部手抄本，名《敦煌县志》。卷首有1941年（月日不载）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序》，序后有1942年7月7日任子宜《题词》，可知该志约完成于1941年，此后仅有手抄本流传于世，2002年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重修敦煌县志》。

姜德治《敦煌大事记》“1940年”条记载：“军阀马步芳派人到莫高窟，盗走宋天禧三年银塔及《造塔记》等文物。”[3]银塔为宋初之物，不是天禧塔之物，所记盗掘时间是1940年，也不同于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的1941年说。由于姜德治《敦煌大事记》没有列出处，天禧塔发现之年，我们暂从吕钟之说。吕钟曾将《重修敦煌县志》呈张维等人看过，所以张维上述记录注明来自吕钟此志（张维称《敦煌新志稿》）。

夏鼐《〈陇右金石录〉补证》第19条记录了《天禧塔记》，全文是：

（十九）    宋天禧三年塔记

在敦煌，今存。

按此塔记共三百三十三字，乃刻于高约尺许之塔上。吕钟《敦煌新县志稿》云：“此塔乃民国三十年冬青海马团长由千佛洞掘出，塔即藏于马团长处。”所谓马团长即马步青也。[2]

《天禧塔记》非张维所云330字或夏鼐所云333字，张维录文中有388字（考虑录文有明显错误，真实字数略有出入）。夏鼐《〈陇右金石录〉补证》没有录文，很可能当时是有录文的，发表时被省略了。夏鼐提到“在敦煌，今存”，似乎他见到过原物，但笔者认为，《夏鼐日记》并没有记载在敦煌时曾见过此碑，前揭8月5日《夏鼐日记》有“闻马步青军队曾于此掘得一天禧间庙社名单”一句，显示夏鼐此时还不知道此“庙社名单”实是一块碑刻，说明他没有见到《天禧塔记》碑刻。最有可能的是，夏鼐在敦煌与吕钟来往密切，他可能从吕钟的《重修敦煌县志》中抄出《天禧塔记》，发表时没有收录碑文。张维的录文也有“今存”二字，说明是来自吕钟的《敦煌新志稿》（《重修敦煌县志》），但现在流传的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则在《艺文志》中未收《天禧塔记》，有点不可思议。

天禧塔碑后来下落不明，张维《陇右金石录补》的录文成为今天唯一可以见到的全文，里面的录文显然存在错误（如“二十七日”可能是“廿七日”，“舍人”“团颐”据文意应是“社人”“团头”等），但现在无法核实。现将《天禧塔记》碑文转录如下：

天禧塔记

维大宋天禧叁年岁次已未囗（三）月二十七日，辄有结义社邑：盖缘真如觉体，非少性而能规，善逝全躯，岂凡庸而得睹？所以刻檀起信，尽标宗义，犹证果而获因，尚超凡而入圣，当本我佛世纪八万四千之宝塔。厥有舍（社）人足二十六数之释子，具名以后，一一参罗。

社官永安寺法律兴受、社老龙兴寺法律定慧、录事金光明寺法律福荣、报恩寺释门僧正赐紫绍真、团颐（头）龙兴寺法律戒荣、团颐（头）金光明寺法律福祥、灵图寺法律弘囗、法律三界寺法海、法律大乘寺福惠、灵图寺法律知都司判官弘辩、三界寺法律知福田判官善惠、金光明寺法律福兴、同寺法律福通、同寺法律福藏、三界寺法律法盈、莲台寺法律善集、灵图寺法律惠藏、大乘寺法律惠明、永安寺法律戒辩、圣光寺法律法兴、大乘寺法律法显、龙兴寺法律福惠、报恩寺法律绍聪、莲台寺法律善贵、同寺法律绍明。已上社众，并是释门贵子，梵苑良材，各各怀克囗之心，速速负柔和之意，加以倾诚三宝，注想五乘。于家行谦敬之心，在众有恭和之志，遂乃齐心合意，上教下随，选此良田，共成塔一所者，故记之尔。

造塔塑匠王安德、李存遂。

这件《天禧塔记》记录永安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报恩寺、灵图寺、三界寺、大乘寺、莲台寺、圣光寺等9寺26人（实际25人，原文或录文漏一人），还记有造塔塑匠王安德、李存遂，是研究晚期敦煌历史与敦煌佛教的重要资料。

二  陶  塔

甘肃省博物馆藏陶塔（图1），高44.4厘米，直径33.8厘米，顶部开3孔，塔身正面开桃形口（壸门）。塔内中央有圆形印痕，可能是放置圆形器物留下的印痕，应是安置舍利的。上件《天禧塔记》提到“八万四千之宝塔”，故此陶塔则为舍利塔。塔顶墨书50字：“天禧三年三月廿四日，众社等廿六人重发誓愿，于此地上建塔子一所，不得别人妄生搅扰，有若如此之徒，愿生生莫逢好事者。”

陶塔原藏武威民众教育馆，向达1942年西行（或1943年返回）时，在武威见到此陶塔，《西征小记》开篇记载沿途诸事。武威纪事有：

文庙在城东南隅，今改为民众教育馆。三十一年（1942）西行及三十二年东归两过其处，识王凤元、郝仁甫二先生。在陈列室见到有天禧三年题识之陶器一件，系三十年张掖西三十里古城所出。据历史语言研究所傅乐焕先生云，此是西夏李得明时物，其时西夏尚奉宋正朔，故题识云耳。

又见一木塔，六面俱绘佛像，彩色如新，描绘极精，不失五代宋初规模。木塔中空，据说明书云，内中原有小银塔一，银塔上镌“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云云。原出敦煌千佛洞，今银塔为马步青攫去，而以木塔存武威民众教育馆。[4]

向达记木塔为马步青从莫高窟盗掘之物，但木塔和木塔内的小银塔却不是天禧塔之物，而是它处出土的。此小木塔今存甘肃省博物馆，八面体，上彩绘菩萨，即向达在武威民众教育馆所见之木塔。该馆出版物定为榆林窟出土，不知何据①。向达记此木塔、小银塔来自千佛洞，笔者没有查到来自榆林窟的依据，故以向达所记为是。

关于“于阗国王大师从德”题记。乾德二年（964）六月，于阗太子来到了敦煌，D.0038+D.0784+

P.2629《乾德二年归义军衙府酒破历》记载六月三日：“太子屈于阗使酒”，推测此于阗使到达敦煌，休整一段时间后再前往中原。八月七日于阗太子三人到佛堂礼佛，P.3184正面《传心法要略述》，背面杂写《佛顶尊胜咒本》《回向发愿文》、杂写一行、藏文二行。杂写一行内容是：“甲子年（乾德二年）八月七日于阗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内，将《法华经》第四卷。”莫高窟第444窟东壁《见宝塔品》的宝塔南侧题：“南无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华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北侧题：“南无多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推测乾德二年六月从德、从连、琮原三位太子一起来到敦煌。敦煌归义军有招待记录：“八月七日于阗太子三人来到佛堂。”从第444窟题记只有二太子看，可能后来从连、琮原继续留在敦煌，而从德则东行朝贡，于乾德四年二月到达宋都开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记载：“乾德四年二月，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应为从德）来贡方物。”乾德六年（968），从德返回敦煌。莫高窟第244窟甬道北壁题记残存“从德太子、德从子”，甬道南壁有“戊辰囗（年）五月十五日从囗（德）太子”。此戊辰年即乾德六年[5]，德从子是指张德从的儿子[6]。银塔当为乾德年间从德太子留在敦煌的供养器物，很可能当时或后来埋在某塔内，与天禧塔无关。“于阗国王大师从德”可能是“于阗国王太子从德”之笔误，银塔的制造地应该是于阗。

1956年武威地区将一批文物移交给甘肃省博物馆，其中就有敦煌出木塔、陶塔等物。陶塔移交号1956.WW.187，省博馆藏号5046。

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卷2《方舆志》有“天禧塔”条，全文是：“天禧塔。为最近某军阀由千佛洞掘出，高约尺余，塔遗，上刻有《记》。见《艺文志》。”[7]但卷11《艺文志》正文未见任何有关天禧塔的只言片语，属吕钟编志失误。所以《陇右金石录补》中的《天禧塔记》注明来自吕钟的《敦煌新志稿》，而《天禧陶塔铭文》注明来自《夏鼐笔记》，可见吕钟《敦煌新志稿》没有收《天禧陶塔铭文》。

《陇右金石录补》有录文，标题：“天禧陶器。在武威民教馆，今存。”录文后注：“《夏鼐笔记》。按：此陶器上墨书十一行，共五十字，今在武威民众教育馆。其出土地或谓在张掖黑水城故址，或谓在敦煌，未能确定。”夏鼐《〈陇右金石录〉补证》第18条全文是：

（十八） 宋天禧三年陶器

出土地未详，今藏武威民众教育馆。

天禧三年三月廿四日，众社等廿六人重发誓愿，于此地上建塔子一所，不得别人妄生搅扰，有若如此之徒，愿生生莫逢好事者。

按此陶器系灰陶，其上墨书十一行，共五十字。乃驻河西之军阀马步青令士兵盗掘所得以赠武威民教馆者。其出土地点，或谓在张掖黑水国，或谓在敦煌，未能确定。[2]55

夏鼐记载“或谓在张掖黑水国，或谓在敦煌，未能确定”。从《天禧陶塔铭文》《天禧塔碑记》文字可以看出互为关联，均为天禧塔之物。《敦煌学大辞典》“天禧塔”条云天禧塔“位于莫高窟宕泉河（今大泉河）东岸”，不知何据，又云：“塔内原有一小木塔，一度流散，现藏甘肃省博物馆。”[8]小木塔今藏甘肃省博物馆，但不是天禧塔出土，已见前述，《敦煌学大辞典》“天禧塔”条误。又据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和《夏鼐日记》，天禧塔应该在成城湾一带，不可能是黑水城出土。

三  天禧塔的历史背景

天禧陶塔尺寸很小，内有圆形白色印痕，应是当时在塔内放置的舍利瓶之痕迹。

大凡佛教存在的地方都有佛塔，有的佛塔埋瘗舍利。敦煌在北周时期就建有舍利塔，（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瓜州城东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废教已后，隋虽兴法，更不置寺，今为寺庄，塔有舍覆，东西廊庑，周回墙匝，时现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斋集会兴福，官私上下乞愿有应云云……沙州城内废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见有塔基。相传云，是育王本塔。才有灾祸，多来求救云云。”[9]从内容看，城东阿育王寺、城内阿育王本塔均建于北周，废除后均未加修复，似乎是同一阿育王塔，大约道宣没有来过敦煌，记为两处。之所以未加修复，可能与隋代新建舍利塔有关。隋代三次在全国建立舍利塔，仁寿元年（601）第一次共在30个州建舍利塔，其中就有瓜州（敦煌），安置地在莫高窟崇教寺，此后崇教寺舍利塔一直是“镇乎一州之内”的标志性建筑。786年吐蕃占领敦煌，敦煌官员取出舍利献给吐蕃。宋初工匠董保德清理塔基，将发现的供养物品变卖，隋代舍利塔至此彻底毁失。董保德发现的古塔可能就是隋代舍利塔：“即于古塔下珍珠、璎珞、一瓶子，可有贰升次米，内有某物，当破上出物色，造一珠像，可以酬先人心愿矣。”瓶子或是舍利瓶[10]。天禧陶塔属于舍利塔，塔内当时应该放置一瓶，内有舍利。

天禧三年前后，敦煌地方政权一方面与北宋王朝保持联系，一方面却与辽朝保持联系。1014年，曹宗寿卒，子曹贤顺担任归义军节度使，他大约也是归义军最后一任节度使。《宋会要辑稿》卷5770记载：“大中祥符七年（1014）四月，以归义军兵马留后曹贤顺为本军节度使，弟贤惠为检校刑部尚书知瓜州归义军掌书记，宋庆融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导引归义军进奉主……贤顺又表请金字藏经洎茶、药、金箔，诏赐之。”[11]

同年同月，新上任的曹贤顺还遣使辽，《辽史·圣宗纪》记载：“（开泰三年四月，1014年）沙州回鹘曹顺（曹贤顺，一作曹恭顺，避辽景宗耶律贤讳而省改）遣使来贡。”[12]又载，八年春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12]185，开泰九年七月“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衣物”，九月“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遣使来贡”[12]187。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载：“天圣八年（1030）春三月，回鹘瓜州王请降，德明纳之（瓜州回鹘乃沙州分部，其王贤顺见德明势日炽，率属请降）。”[13]

开泰八年到敦煌宣布册封的是韩槆，据李万《韩槆墓志铭》（全称《大契丹国故宣徽南院使归义军节度沙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壹佰五拾户韩公墓志铭并序》）[14]，韩橁卒于重熙五年（1036），墓志铭立于重熙六年，墓志铭未提到韩槆生年[15]。

辽开泰八年正是北宋天禧三年，这一年正月，辽派重臣韩槆到敦煌传诏，任命曹贤顺为“敦煌郡王”，似乎敦煌与辽关系密切。但是年三月天禧塔仍使用宋代天禧纪年（辽使可能此时尚未到达敦煌），天禧塔纪年显示1019年之际敦煌地区仍奉中原为正朔，体现了敦煌与宋朝、辽朝的微妙关系。

参考文献

[1]夏鼐日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10，212.

[2]夏鼐.《陇右金石录》补证[G]//阎文儒，陈玉龙.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55-56.

[3]姜德治.敦煌大事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90.

[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1987：340.

[5]施萍婷.敦煌随笔之一[J].敦煌研究，1985（3）.

[6]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5.

[7]吕钟.重修敦煌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72.

[8]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24.

[9]大正藏：第52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6：407.

[10]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记》与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J].敦煌研究，1997（3）.

[11]宋会要辑稿：蕃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7：7768.

[12]辽史：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5.

[13]吴广成.西夏书事[M]//龚世俊.西夏书事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28.

[14]陈述.全辽文：卷6[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0-123.

[15]汤开建.韩槆出使敦煌年代考[J].社科战线，19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