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六）

孙儒僩

内容摘要：石室宝藏牌坊与慈氏之塔原本不在敦煌莫高窟。关于它们的来历鲜有人知。笔者对莫高窟石室宝藏牌坊和慈氏之塔的来历、拆迁与复原进行回忆与记述，展现敦煌文物的保护历程。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石室宝藏牌坊;慈氏之塔;来历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5-0127-06

Mogao Stories—My Life Career at Dunhuang（VI）

—About the Removal and Restoration of the“Sealed Treasure Cave”Gateway and the Pagoda of Maitreya

SUN Rujian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A gateway inscribed with the words“Sealed Treasure Cave”and the Pagoda of Maitreya were not originally from the Mogao Grottoes and few people know where these relics actually came from. This paper on the conservation history of Dunhuang relics presents a record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gateway and pagoda and describes how they were removed and restored.

Keyword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gateway inscribed with the words“Sealed Treasure Cave;”Pagoda of Maitreya; origi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石室宝藏牌坊的拆迁

莫高窟的石室宝藏牌坊俗称大牌坊，位于敦煌城至莫高窟公路终点处的宕泉河（现在都将其称为大泉河）西岸，通过一座桥梁，从大牌坊间穿过即进入了莫高窟窟区。这座大牌坊飞檐翘角、红柱绿瓦，虽不高大巍峨，但形象庄重大方。牌坊的匾额东面上有“石室宝藏”四个大字，西面则是“三危揽胜”的题字，十分显著。

说起这座牌坊，近些年来多有人问起它的来历。由于我来莫高窟的时间比较早，又是大牌坊拆迁的经历人，所以就五十多年前的旧事重提，赘述如下。

莫高窟大牌坊原来不在莫高窟，它本是敦煌城内东街上汪氏家族一位妇女的节孝坊，具体地点在敦煌城内现在市政府大楼相对的大街上（图1），1958年“大跃进”时期，敦煌县城内扩建街道，县政府以牌坊妨碍扩建街道阻碍交通为由，要将牌坊拆除。常书鸿所长得知此事后，遂向县政府提出将牌坊迁建于莫高窟的建议。县政府觉得这一设想很好，既保留了牌坊，又省去了一笔拆除经费，真是个好事。常所长回到所里当即安排我去敦煌城办理拆迁手续，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因为我长期从事莫高窟的石窟保护和房屋修缮工作，经常和敦煌的泥、木建筑两行的工匠打交道，因此我很快在敦煌城找到了老木匠梁师傅（据说他精通传统木工技术），另又找了泥工郭师傅。在迁除这座牌坊之前，我才在现场仔细观察牌坊的各个方面：牌坊横跨县城东大街，牌坊两侧人行道边有四棵高大粗壮的白杨。路南道边有两根双斗桅杆，是节孝坊女主人身份的另一个标志，应该是牌坊的重要组成部分。牌坊正面三开间，成三牌楼形式。当心间是过道，过道两侧是低矮的牌坊台基，承载牌坊的所有结构。台基上各有三根立柱，形成一对等边三角形，组成平面的稳定结构，是这座牌坊的独特之处。当心间两柱高大粗壮，支撑上层牌楼及两侧牌楼的大部荷载。次间两侧的两柱支撑三角牌楼的各一角。中柱的前后又有两根戗柱，构成三角形结构，形成立面的稳定力量。整个牌坊设计巧妙，飞檐翘角，美观大方，庄重华丽，是敦煌县城优秀的清代建筑小品，很值得搬迁。如果将其搬迁在莫高窟的适当地点，将构成一个新景点。当即我就怀着兴奋的心情投入到了拆迁搬运的工作中。

在拆除工程中，汪氏牌坊并没有汪姓人来联系并了解有关问题，因而搬迁工作顺利开展，并在拆除前给工人在现场交代拆除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牌坊建在大街上，那时往来的汽车不多，但过往行人还是不少的。我当时对拆迁的要求主要有：（1）要特别注意拆除工人及行人的人身安全;（2）不同位置的瓦件分别堆放，不得损坏;（3）牌坊的主要部分是木质构件，椽下的花牙子（斗拱的变形），纤小薄脆，需细心拆卸。拆除时先按位置编号，以防修复时发生错乱难以拼装。梁师傅说：“你不用担心，修牌坊时一定有清楚的编号。”果然拆除以后看见木构件都有编号。可惜没有记下编号的方法（有待后人再进行研究）。拆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瓦件、木构件分别堆放在街道两侧。为了小构件的安全，我们连夜先把木构件用马车装车运到莫高窟。瓦件、石料作为第二批一起运到莫高窟？譹？訛，暂时存放在现在大牌坊南侧的大榆树下。

从常所长交代我搬迁牌坊时起，我的脑子里就不停地在考虑牌坊应该复原到何处，20世纪50年代初我曾考虑过莫高窟的环境规划，其实说不上规划，因为莫高窟是一块不大的台地，总面积大约二百多亩。当时从敦煌到莫高窟的公路是经宕泉河东岸斜线越过宕泉河床到下寺旁边的，作为进入莫高窟的入口，从那里沿窟前一条1955年铺设的简易沥青路到中寺，即当时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区。我们日常活动就是沿着石窟崖壁前的树林一线活动的，来这里的游客也是沿这条路线参观的。存在的缺憾是，从远处看不见石窟全貌。现在游客进入莫高窟的入口依然在这里，只是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大桥。

莫高窟长约一公里的南区石窟形成的景观，都是水平构图。只有位于南区石窟群稍偏南的唐代大佛窟第96窟，是于窟外修建的一座九层高楼，成为高大的竖向形象，构成了莫高窟标志性的景观。我曾设想在九层楼前开辟一条东西向的大道直达河边。可当时莫高窟中寺以北还是一片果园，果园以东是畜圈及草料场院，那时还没有这么大的改造能力，正对宕泉的东岸也没有较开阔的场地，将来也不可能设想修建一座桥梁，与九层楼遥遥相对，形成一条莫高窟环境布局的主要轴线。

此外，在现在的小牌坊处，小牌坊正对第428窟，小牌坊后有台阶直上第428窟。小牌坊匾额题“古汉桥”三字。小牌坊前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通向宕泉河西岸，路的两侧都是农田，小路靠河岸有一片沙荒地，南侧是大榆树，北侧原有王圆箓所修的千像塔，再往北有宋代的天禧塔;东岸有一片平坦开阔的场地，王圆箓的墓塔及多座宋元僧塔散处其间。我设想正对小牌坊向东开辟一条东西向的轴线，并设想将来在该处修建桥梁，冬季的交通就不会因宕泉河水冻结而造成交通困境。我把这个设想向常所长汇报后，他去现场做了观察、验证，于是同意了牌坊的复建之地——与小牌坊遥遥相对的宕泉河边。

在牌坊复原地址选择决定之后，1959年春夏之际开始进行牌坊的复原修建。但该处原是一坑洼沙荒之地，于是利用洞窟除沙把凹坑填满。当时不了解沙的荷载功能，我担心牌坊修在该处可能发生沉陷，还在牌坊中间两根大柱下面打了若干根木桩。复原工作的木工仍然请老梁师傅，瓦工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大约是姓郭或是姓杨的师傅。复建安装进行得很顺利，复建时我把牌坊两侧的台基提高了约四五十厘米，修复完成后，从大泉河岸向西观望，可看到一片石窟的崖壁和浓荫的树林，新景观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该牌坊建于清代中期道光二十六年（1846），到1959年已经历了103年，牌坊木构的彩画已经斑斑驳驳，牌坊的匾额对联等文字是旌表汪氏妇女的，放在莫高窟是根本不适合的。适逢常所长在北京专诚请郭沫若先生题写的“石窟宝藏”、“山危揽胜”两幅题字。原题字迹只有三厘米大小，我通过拍照，幻灯放大，描线，再用最原始的打米格方式手工放大到需要的尺寸。“石窟宝藏”四字嵌在向东的大匾额上，“山危揽胜”嵌在向西的匾额上。透过牌坊的当心间，形成一幅景框正好面对峥嵘危耸的三危山主峰，将荒凉寂寞的戈壁景象与石窟区绿树成荫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匾额的两侧原是表彰汪氏的对联。美术所的画家们提议东西两面都画成两对飞天。最初的飞天是由段文杰先生捉笔完成的，后来由于木板大多破裂、脱色等原因，更换的木板现由李其琼先生重画，一直保存到现在。牌坊中间的屋檐下原来的风字牌上题写的是“汪氏节孝牌”，改为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莫高窟”三字，放大后另用木板刻字，附着在原来的字迹上，大红底色金色字迹，这一改相得益彰，形成莫高窟小环境中具有新内容的建筑小品。

经过这些变动之后，更显得牌坊原来的彩画太过陈旧，美术所的画家们跃跃欲试想由他们来充当画匠，为牌坊重新彩画，但那段时间美术组的画家们正在筹备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敦煌壁画大展，无暇从事画匠职能。于是我请教李复先生是否可以从敦煌找到老画工，经介绍找到了一位老画工张师傅，通过他又邀约了一批画匠。他又帮助在民间购买了一些彩画颜料，美术组也提供了一些颜料。按原彩画的花纹色彩，重新上彩，不作变更，以保持修旧如旧的原则。

牌坊屋面所用的瓦件大部分完好。敦煌多风沙，瓦件附着着很多尘埃，虽经洗刷，但仍感到陈旧，一片灰黄，与彩绘一新的木构部分相比，更显得陈旧，很不相称。限于经费及当时的条件，不能换为琉璃瓦件，我只得暂时用绿色油漆涂装一遍，以取得较好的色彩效果。虽然以后有专家批评，但那时条件有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处理办法。大牌坊修复在1959年9月份完成，成为当时研究所为国庆十周年所做的献礼。牌坊的拆迁修复距今已经56年了，中间因环境的变迁又作了一次小迁移，牌坊的风貌依旧，成为游人到达莫高窟首先映入眼帘的古建筑小品（图2）。大牌坊庄重秀丽的造型成为莫高窟的一处重要景观。大约在1976年甘肃省批准改造敦煌到莫高窟的公路。公路设计的终点正对大牌坊轴线，并在宕泉河上建成三孔拱券桥。我们实现了当初的构想，改善了莫高窟的交通条件和环境布局。

说几句补白的话，大概在1980年，研究所办公室通知我，说是有一位姓汪的人找我。在牌坊的小广场上，我们见面了。一位中年男子和我打招呼说：“孙同志，你知道这个牌坊是我们汪家祖先的东西，迁来莫高窟已经几十年了，我不敢说把牌坊要回去的话，现在我们汪家生活比较困难，研究所是否给我们点补助，就你们单位来说不算什么吧？”我本想说你找办公室或是所长去，我处理不了。但又一想，这事是我一手经办的，找上他们也说不清楚，最后还得来问我。于是我回答他说：“牌坊是我们常所长向县政府要来的，拆牌坊的时候也没有见你们汪家说什么。话又说回来，牌坊拆除后修复在莫高窟，是研究所保存了你们汪家祖上的东西，你应该感谢我们才对。”我又说：“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我们不去拆除运回莫高窟，县上拆除了也不一定就把木料给你们。退一步说，县上就是给了你们，除了几根柱子可用之外，其他小木料早已经成了你们家的烧柴了吧，你说是不是？”他无话可说。我又说：“何况当时是常书鸿先生向县政府要来的，我并没有与你们汪家打过交道，你现在找我，我也没有办法。算了吧，牌坊在千佛洞可以永远保存下去，也是你们汪家的荣耀嘛，值得你骄傲，有什么不好呢？”

五十多年过去了，大牌坊屹立在莫高窟宕泉河边，成为参观的游人首先映入眼帘的一道景观，也是现在参观线路流动空间中的一个重点。如今莫高窟的小环境，石窟、林带、道路、广场布局疏朗，道路四通八达，为千年石窟营造了一片庄重、典雅的环境，与石窟相得益彰。这样的环境已是今非昔比了。我作为一个老莫高窟人，为此而感到十分欣慰。

二 关于慈氏之塔的拆迁和复原

当人们走在莫高窟的园林中，可能有一座人们过去见所未见的建筑小品。它既不同于一般的亭，也不同于一般的牌坊。它古色古香，庄重典雅，为莫高窟的园林环境平添了一座古典优雅的气息。这就是慈氏之塔。在佛教中，慈氏即弥勒菩萨。

慈氏塔原在三危山中的老君堂，距莫高窟约15千米。1951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北京大学的赵正元、宿白，清华大学的莫宗江，古代建筑修整所的余鸣谦四位学者专家来莫高窟进行全面考察。期间曾去三危山中老君堂考察过。宿白教授曾对慈氏塔写了考察报告，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1955年我陪同古建筑专家陈明达先生前往考察，陈先生曾说：“此塔虽小，但仅此一例，应妥加保护。”长期以来，三危山中人迹罕至，“文革”期间的1971年，当时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萧默先生对该塔曾作过调查研究和测绘？譹？訛。

大约是在1979年，敦煌文物研究所里有人告诉我，说是看到有人从三危山里往外搬运建筑木材，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人去拆毁慈氏塔，这么重要的塔，要是遭到损毁就太可惜了，如果能借机把此塔搬迁出来，复原在莫高窟适当的地方，是妥善保护此塔的最佳办法。但老君堂慈氏塔不在莫高窟的保护范围之内，于是在征得领导同意后，我马上向甘肃省文化厅写了报告，说明搬迁慈氏塔的理由和重要性，并保证将其安全运回莫高窟在合适之地重建复原。甘肃省文化厅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拆迁之前，我详细测绘了塔的结构，并绘制成图，为修复做好了准备。大约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和保护研究室的几乎全体工作人员，记得有李云鹤、窦占彪、段修业、马述仁等十余人，同去勘察，并在现场讨论拆迁的有关问题。

慈氏塔所在地现称为老君堂，在三危山里的一处半山中。该处有一殿堂遗迹，遗址后有三间小殿堂，是晚清建筑，小殿后面是绝壁陡崖，后面的高山顶上有个小亭子，人称南天门，可能就是老君堂。老君堂大殿遗址两侧的厢房、配堂等建筑均已被人拆除殆尽。遗址前方右侧的高坡上有一座单层土木结构的小塔——即慈氏之塔。塔的正门朝向遗址的轴线，孤零零地耸立在群山之间。这样珍贵小塔若遭人破坏了，实在太可惜，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上的重大损失。慈氏塔的拆卸有许多文物保护的具体问题，如小型泥塑天王的包装，木构件的拆卸、编号、包装，塔身内外壁画的剥离和包装，等等。拆卸完成之后如何运输，这些具体技术工作由保护研究室的李云鹤、窦占彪等人负责进行。

三危山上天气炎热、干燥，基本无水，遗址附近的山沟中的崖壁缝隙间有微量水滴滴下（古代的人们就依赖此水生活），但不可能供应我们十来个人及牲畜饮用，我们每天还得自带饮用水及干粮。山间的道路崎岖难行，山沟里全是风化的小石子，棱角尖锐，几天就能使新鞋磨破，行走起来确实艰难。拆除工作进行了近十天的时间，大家的面部被晒得黝黑，人也廋了，辛苦程度真是不可言说。最后两三天是将所有拆卸的文物构件包装运输，我们雇用了几匹骆驼进行驮运。在运输工作进行到了最后一天，天都黑了还不见人们回来，我与李云鹤的儿子都很着急，站在宕泉河东岸的高坡上打亮手电给他们指引方向，但始终不见踪影。我焦急万分，担心发生意外事故。好在深夜时分，他们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原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较平坦但路途较远的道路回来的。至此，慈氏塔上所有的文物零部件都安全运到了莫高窟，暂存在莫高窟第76窟。

在慈氏塔拆除过程中，敦煌文化馆的荣恩其先生来莫高窟找我。他问我：“为什么你们不经县上的同意就把慈氏塔拆了？这样做不妥当吧！”我向他表示抱歉，告诉他说：“因事出仓促，我们直接请示了省文化厅并得到批复，同意我们拆迁到莫高窟并进行复原。”我当时把省文化厅的批文也拿给他看了，他再也没有说什么。我又告诉他：“塔还没有拆完，拆完后塔基下面是否有地宫，你可以一同与我们去查看，如果有地宫而且有珍贵文物的话，你可以请示省文化厅看如何处理。”后来在慈氏塔全部拆除完毕后，看到塔基之下是坚硬的山石，没有存在地宫的痕迹，此事就此了结。

在拆塔过程中，我考虑将塔复原在莫高窟何处为妥：上寺以南平常游人稀少，复建在那里观赏的人可能不多;而下寺一带有当时的办公室、资料室、招待所等好几处现代建筑，复建在那里也不妥。最后考虑选址在上寺与下寺的中间，从美术陈列馆至大型洞窟第61窟的轴线上。领导同意了我的建议后，慈氏塔复建在了这里，基本在莫高窟南区的中心，形成九层楼和小牌坊两条景观轴线的另一小轴线，成为另一个小景点，更加丰富了这一片园林布局的内容。

在复原问题上，慈氏塔拆除前，塔顶部分呈不规则的葫芦形，草泥抹面，我认为原塔的顶部塔刹不应该为不成形状的粗糙模样（图3）。

因而参考莫高窟石窟里建筑画中唐、宋单层小木塔的形象，复原成八坡塔顶，坡与坡之间设垂脊，八脊相交处设须弥座（原塔此处是大葫芦状），其上按原塔塔刹（塔刹仍是原塔的刹杆）的高度设计了七层相轮，向上逐层收分，相轮上设一木圆盘表示宝盖，上有宝珠作为结束，再没有附加任何装饰。塔顶、坡面、塔脊、须弥座仍按原塔形式以草泥打底。考虑塔顶要能持久保存，就参照了莫高窟宋初第431窟原窟檐的屋面、鸱吻都用麻刀石灰抹面的方式处理，崖面露天壁画也用相同的办法。这样不仅可以使塔顶经久不坏，石灰中掺和少量黏土，又可以使塔顶表面的色彩沉着协调。

慈氏塔虽小，但其设计建造有它的独特之处，用土坯砌造的八面塔身，中有方形小室，塔身有木结构的八面外檐。拆除之前，我在测绘制图过程中发现，柱枋斗拱设计合理，小巧精致，但斗拱上只有一层檐椽，椽头与柱上的角梁在同一平面上，木角梁前端刻成龙头型。龙头前面因为糟朽而被锯掉一部分。单层的檐椽，不能遮挡住下面的斗拱等木构件免遭雨水的侵蚀，似乎不太合理（图4）。

我分析檐上原来应该有一圈飞头，才能把下面的木构件遮盖住。根据多方分析，再经过绘图添加上飞头，建筑形式与结构才显得比较合理。最后就是按照这一考虑进行塔的复原重建的。

慈氏塔原修建在老君堂遗址一处面积不大的小山坡的平地上，在坡下可以仰望仰观小塔。塔的外檐下没有台基，柱下的地袱直接安置在平地上。因此在修复时为了增加原来仰望的效果，加砌了一米多高的片石基座，使塔身稍许提高一点，比较适合原塔的视觉高度。关于复原重建过程中的技术分析，以及最后完成的形象是否妥当，我不敢妄自肯定，留待有识之士的评说，甚至另行改造。但该塔屹立在莫高窟的园林中也有三十多年了，近几年又经过一次维修。

慈氏塔的艰难拆除、包装、搬迁运输等具体工作由李云鹤、窦占彪负责，由当时保护研究室全体工作人员合作完成。其中，复原的泥工部分如台基、屋面、刹下的须弥座由窦师傅完成，塔身木结构的拼装可能是由窦师傅、马述仁完成，塔顶的刹部配件由马述仁制作安装，塔的拆迁前期测绘、制图以及复原设计主要由我负责完成。

慈氏塔的搬迁及复原为莫高窟的景观增色。现在，在慈氏塔周围形成了一处小广场，慈氏塔玲珑纤巧的造型、古色古香的外观，成为一处靓丽的小景点（图5）。

20世纪末，敦煌研究院对九层楼前的广场改造完成之后，在广场的轴线上修建了一处台基，曾有领导想把慈氏塔迁到那里去，构成与大佛九层楼的对景。我曾表示：慈氏塔体型太小，在九层楼前不太相称。再说从宗教上来讲，九层楼的大佛是弥勒大像，慈氏塔也是弥勒菩萨，两个弥勒相对也许不妥？譹？訛。

慈氏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孤例，其土木结构的特点、时代分析等方面的问题，已有宿白先生和萧默先生的研究文章发表。孙毅华和我合作的《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也有相应的论述，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慈氏之塔的拆迁复原，使这一千年古老而珍贵的建筑小品从荒僻的三危山里移迁到莫高窟的园林中，有石窟作为它的依托，使它可以受到妥善的保护。它将长期存在下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的一件幸事吧！正如陈明达先生所说：“此塔虽小，但仅此一例，应妥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