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追忆与陈涌老师见面的三次经历

文 陈 越

——追忆与陈涌老师见面的三次经历

文 陈 越

2014年10月22日，我随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陈飞龙和祝东力两位老师以及李云雷兄前往北京医院看望陈涌老师。我们到时，所里的前任领导李正中老师已经提前到了，正在和陈涌老师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涌老师，感觉他虽然年事已高，但状态还算不错，就是听力不太好，交流要通过小白板手谈来进行。落座之后，问安之余，祝老师向他汇报了我们想要做系列访谈的想法，他未作表态，想看了采访提纲再做决定，于是我们商定一周内拿出采访提纲再来拜访。为了不打扰他休息，我们就匆匆告别了。回去之后，我查阅资料，初步拟出了一个采访提纲，并着手进行陈涌老师著作编年的工作。

10月31日，我随祝老师再次前往医院，由于当天陈涌老师身体状态欠佳，只简略聊了一会，未能如期进行访谈，只是留下了草拟的采访提纲和著作编年（1940-1949）。他浏览了采访提纲后，指出问题太细，很多事情可能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强调要提出一些主要的问题，可能对了解他更有帮助。我们的提纲里可能涉及他个人生平经历的内容比较多，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访谈的目的之一，而他因其谦抑的个性，不太愿意多谈自己，而宁愿我们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出发来谈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可能这才是他所谓的有助于了解他的“主要的问题”。陈涌老师非常平易近人，却又过分谦抑，谦抑得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固执。

11月6日，我随祝老师第三次前往医院，这一次陈涌老师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所谈内容较多。他能够体谅我们想要多了解一些他个人经历的心情和意图，但由于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重要，个人的经历也无需多谈，因而对我们所提的问题并未能全部做出回应，只是就提纲中的少量内容略微谈了谈。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一个是他的笔名的由来。他是广东人，母亲姓陈，而广东话里把小河流叫作“涌”，取“陈涌”这个笔名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后来我看到材料，才知道陈涌老师幼年失怙，他和妹妹都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

一个是关于他所写的《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新收获》（发表于《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9日）。由于我对他20世纪40年代所写文章进行了篇目整理，他看到后特意说起这一篇实际是胡乔木所写，胡乔木本来是组织他来写从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文艺运动的情况，由于他只讲了解放区的情况，对国统区未能涉及，因此胡乔木不太满意，于是自己重新写了一遍，对三年来两个地区的文艺运动的情况都有所涉及。陈涌老师强调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和他无关，后来好些人都曾提到这篇文章，算是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理解陈涌老师的谦虚，但揆诸实际，这篇文章不可能完全没有陈涌老师的贡献，准确地说，应该算他们两人合写的才对。

再一个是他谈及在甘肃的时候，曾为一个学术研讨会写过一篇关于鲁迅早期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的论文，当时是印了二三十份给与会者，从未公开发表过，比起他后来发表的论鲁迅的文章要更为重要。

另外，他还特别提到郝庆军老师采写的《陈涌：到延安，进“鲁艺”，在思想的高原——探访一位红色文艺理论家的心路历程》（《传记文学》2011年第7期），认为这篇文章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接着他又提到自己写过几篇重要的回忆文章，分别是关于周立波、冯雪峰和艾思奇的。关于周立波的《我的悼念》不仅有涉及“鲁艺”的不少珍贵的材料，而且能够体现他的文风，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带有文学性，不是普通的纪念文章。确实，这几篇悼念文章（《我的悼念》《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有关艾思奇同志的二三事》）是他的文章中少有的谈及他个人家庭情况以及在延安求学和工作情况的，蕴含着比较深厚的个人感情，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值得认真发掘和研究的重要史料，也难怪他会那么重视。这几位都是他所尊敬的师友，品性上都与他有相近之处，因而他对于他们的有些评价也完全可以用在他本人身上。比如，他赞扬周立波“对革命的忠心，他的单纯、真挚的性格，是特别可贵的”，“始终是一个忠于革命文学事业的作家，他决没有把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就和社会声誉当作谋私利的资本”。他认为冯雪峰“异常质朴”，“不但是一个经过长期革命实践锻炼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个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有丰富深厚的文学修养的理论家”。他评价艾思奇“首先是一个朴实的勤恳的学者，一个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享有盛名，但又那样谦虚谨慎、自我克制”。

谈到我们要为他写一本传记的意图，陈涌老师特别强调这应该是一本学术性的传记，不讲一般的历史，不能以他本人为中心，将其他人做陪衬，也不应对他有过高的评价。他特别指出我们的采访提纲中对他“奉承”和“赞扬”的内容不妥，而实际上，那只是引用的有关工具书上对他的评价而已，事实上并非什么过誉之词。我们能够感到，他这么说并非故作谦虚，而是内心实在的想法。陈涌老师是希望我们若要以他为研究对象，应该深入理解和好好利用上述已有的材料，但我们觉得相比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些材料还远远不够，希望能够多了解他早年在广州接触进步文艺的情况，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文艺界活动以及在兰州任教的情况，这就形成了一种理解上的错位，而根本问题还是他本人谦抑的个性，他不愿过多谈论个人历史，而更为注重对于他所关注和重视的理论问题的探讨。

再后来，陈涌老师身体状态不佳，我们就没有再去医院打扰，直至他去世，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但仍为他未尽的事业深感悲痛和遗憾。

上个月末的一天下午，我随祝东力老师去陈涌老师家中取回了一小箱手稿，手稿原稿都是写在大大小小的各种纸片上，少量由她女儿用稿纸进行了誊抄。看到这些小纸片，心里不禁肃然起敬，同时又感慨万千。之前从一些文章中了解到他克己奉公，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生活简朴的风格，比如1981年从法国讲学回来后将节省下来的外汇全部上交国家，而此次从他遗留的这些手稿上更是直观感受到了他生活简朴的一面。20多年前，曾有作者这样描述他，说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发扬延安精神，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普通一兵的本色”（赵铁信：《一个党员理论家的高贵品格——记文艺理论家陈涌》），信哉斯言！

陈涌老师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代表人物，也是优秀的文艺批评家，虽历经挫折与磨难，仍然不改初衷，坚持潜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理论上的自觉和坚定。他在险些失学的困境中考入私立明远中学，尽管也只读了一年，但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对他影响极大的语文老师林悠如，由此接触到鲁迅的小说以及俄罗斯文艺作品，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产生兴趣。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多篇文艺评论、鲁迅研究的专论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和重要问题的文章，都能够从他对于作品本身的理解和对于理论的深刻把握出发，尽量避免对于理论作教条化和机械化的运用和发挥，这就使得他的文章都较为朴实严谨，富有思想力度和严正立场。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苏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有比较广泛的涉猎和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他的文艺素养和理论根基也正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令人深以为憾的是，陈涌老师因为过于谦抑的性格，不愿多谈个人经历，以致我们计划中的访谈未及开展便告结束。他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做出的示范性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其勤俭朴素、克己奉公的人格力量和求真务实、不随流俗的学术风范都有着沾溉学界、启迪后学的价值和意义，正可谓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晚辈和末学，我想纪念他的最好方式，除了细心整理他所留下的手稿，尽力编写一个较为详实的年谱或著作编年，就是认真研读他所留下的著述，深入理解他的理论贡献和追求，进而学习和发扬他的道德品格和学术精神，这也正是任重道远而又责无旁贷的事情。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