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通“城中村”现状及发展出路

管德明 顾杰电

摘 要：“城中村”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阻碍城市化进程，制约着城市的发展，成为扩大城市现代文明辐射力、影响力的一个“瓶颈”。各城市的“城中村”情况不尽相同，但具有比较高的共性。因此，以南通的“城中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城中村”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

关键词：“城中村”；发展；出路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36-03

从狭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表明：“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3亿和3.9亿”[1]。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至20年间，中国将有与美国人口总和相当的庞大人群由农民变为城镇人口。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由农业（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第四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就是把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把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城市化首次突破50%”。

一、南通“城中村”现状

南通城镇化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借鉴其他城市的发展并结合自身的特点稳步推进，步子走得更远，思路更清晰，城镇化建设特色鲜明，规划引领起点高，水平高。截至2012年，全市城镇化率已达59%，近几年年均提高近2个百分点。

快速有效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楼市在内的多方面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由农民转为市民的大量人口的安置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这点值得称赞。但是城市化建设远还没有完成。房屋道路改善、社会治安、环境治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村集体资产产权的处置等规划上的完善还不够，解决农民市民化的种种问题才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城市化归根结底改变的人，只有当农民变成实实在在的市民，城市化改造才算完成。

而在各类农民转变成市民中，“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最为特殊。伴随着南通市城市化的推进，“城中村”也越来越多被改造成小区。当“城中村”转变为小区后，“城中村”村民也就转变为具有文明素质的市民。“由于‘城中村是一个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渡型社区，城市包围下的‘城中村自身独特的环境和特点，使得‘城中村失地农民在‘城中村这种特殊社区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市民化道路。”[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过程涉及村民文明素养的提高和积累。“城中村”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文明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农村定居城市人员、外来人员所占的比例逐步增大，他们物质需求多、精神需求少；自我意识强、公共意识弱；经济意识强、环境意识差，潜意识中还缺乏文明习惯的养成，小农意识比较浓厚，跟不上城市化进程的步伐，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都市意识、卫生意识、交通意识等。

此外，南通凭借着自身优势：“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隔江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及苏南地区相望，北接广袤的苏北大平原，通过铁路与欧亚大陆桥相连；从长江口出海可通达中国沿海和世界各港；溯江而上，可通苏、皖、赣、鄂、湘、川六省及云、贵、陕、豫等地。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建成以后，已使南通进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据相关资料显示，南通部分地区的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二比一。这使得南通“城中村”更加复杂，特殊性尤为明显。大量的外来人口在给南通经济带来活力，促进南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增加城市化的难度。

可以说，解决了“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就能推动城市化进程跨越式发展，有助我国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为决策者们提供相关案例及借鉴方法，同时呼吁更广大的群众参与“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中来，笔者组织并成立了南通城中村文化调查研究小组，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实地采访，设计调查问卷，走访社区中心，举办专家论坛等多种方法进行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生。据了解，“城中村”现象尤其在我市市区建成区星罗棋布，在城市新发展区不断产生，目前市区建成区共有“城中村”52处，涉及土地22 735.6亩（其中宅地6 473亩，农地16 262.6亩）、21 762户、90 371人（其中村民60 501人、居民29 870人）。目前“城中村”数量82.7%集中在崇川区。但随着城市的扩大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中村”遍及全市已是一大趋势。新城区、东区、狼山景区等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地块与老城区之间已经在不断产生新的“城中村”。

二、“城中村”整体发展状况

由于南通市“城中村”发展起步较晚，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以下问题。

一是“城中村”生活条件艰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难免会不够重视农民的生活质量。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匮乏的公共配套、难以跟进的环境卫生都促成了村民生活环境艰苦。主要表现在“城中村”住宅大多是独家独户的传统家庭模式建筑，厨卫设施不配套，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差，违法搭建多；居住区内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缺乏，管道管线杂乱，消防通道不畅或堵塞，隐患严重；区内排水排污不畅、卫生死角多，环境问题突出。虽然属于城市的一部分，过着比以前农村好一些的物质生活，但相比于其他“市民”，“城中村”百姓的生活质量与城市小区存在明显差距。

二是“城中村”村民幸福指数较低，且易产生抱怨等负面心理。“城中村”与城市居住小区毗邻相间，并无明确的界线（当然也不应该有），而村容村貌与紧邻的小区反差较大，致使居民一走出家门就有进入农村的感觉，同时他们又看着城市小区的整洁，现代化。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抱怨情绪。

三是外来人口多。就笔者所做的实地采访来说，紫东花苑（外环东路、青年东路的交汇处），外来人口比重为30%；星火社区（位于青年东路延伸段，向北星明公路与通甲公路贯穿连通），常住人口1 000余人，暂住人口竟有3 000余人。

四是“城中村”是政府的痛。“城中村”夹杂在城市中间，其环境面貌直接影响市容市貌、影响城市形象，由于“城中村”居住人员成分复杂，外来人员租住户多，往往成为藏污纳垢的治安死角。“城中村”的犯罪频率远高于一般社区。

在文章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城中村”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和存在自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并根据调查得出城市规划的超前性、针对性和控制性不强，是形成“城中村”的原因。

一是城市规划编制没有跟上城市的发展速度。近年来，我市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但城市规划的前瞻性不够，虽然现在这些问题得到了政府的妥善解决，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能瞬间消除。

二是城市规划的模式不适应社区形态的要求。近年来，我市规划编制缺乏对于社区单元层面的落实。专项规划只是市区层面的条状规划，没有按社区单元对各专项配套进行具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没有按社区单元进行编制，所规划的地块往往涉及几个社区，与社区行政范围不吻合，不能指导社区发展。

三是城市规划控制力度不适应渐次发展的要求。土地开发和建设项目实施应按照城市规划，渐进有序地利用土地，但受外部利益和意志左右，利用土地时往往选择拆迁量少的地区先开发，总是避开“城中村”，对征地拆迁成本低的地块先行考虑，统一规划、连片开发的规划意图往往因控制乏力难以实现。

四是没有切实有效的引导。“城中村”建设并不是安置好了就完事，而是应该解决农民们的生计问题，以及精神层面的问题。

此外，也是笔者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一点，文化差异明显。“城中村”不可忽视的外来人口数量，造成了处在同一地域的村民们拥有不同地域的文化；而本地村民本身也大都拥有着与现代都市的所格格不入的行为习惯。

村民们不愿放弃父辈乃至祖辈们的行为准则，日常行为习惯，以言传身教等各种各样的方式继承着他们的传统，这是一个文化濡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以保守，不愿改变的思想为主导，在继承了朴素等优良农民品质的同时，也给市民化的进程带来阻碍。

另一方面，一些思变的村民们，为了适应不同于农村的都市节奏生活，毅然决然地放下祖祖辈辈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主动寻求改变，造就了文化函化的过程。“城中村”多重的文化背景为文化函化提供了基础，经过久长的时间，不同的文化相互采借，适应，产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的过程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应该值得管理决策者们重视。当然，就像硬币总有两面一样，文化的函化并不一定能都产生好的结果。有的村民能够适应调节好自己，成为新一代的“好市民”，而有的村民就会在认识到期望与现实的差距之后，或在努力尝试改变未果之后，产生消极负面的情绪，更有甚者，个别极端人可能因此走上报复社会的不归路。

三、个案分析

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南通市城中村的真实情况，笔者与课题组各成员间进行认真筛选，从众多“城中村”中选出星火村作为南通市“城中村”的研究模型。

星火村，原名“麻虾榨”，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在这块占地面积2112亩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着淳朴的农民。在南通市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大浪潮中，星火村凭借其位于青年东路延伸段，向北星明公路与通甲公路贯穿连通，交通十分便利，海港河、通甲河、浦港河、星明界河环村而绕，水利畅通，环境优美等优势，成为第一波洪流的受益者。改造之后的星火村由原来的12个村民小组，664户居住村民总户数，锐减为8个村民小组，350户居住村民。很大的一部分村民被安置在紫东花苑等现代化小区。留下来的村民也纷纷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起了“小洋楼”。与此同时，在南通市政府招商引资、快速发展经济的方针指导下，新建了纺织、服装、电子、机械等70多家企业，产品销于国内外，吸引了近3 000名外来务工人员。

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着村民们世世代代的农村户口变为了城市户口，改变的不仅仅只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几个字，也改变了村民们的收入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互动方式。

原来村民们依赖土地，以农产品换取收入。少数没有务农的村民也以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微薄的收入在维持村民们基本的生活之后所剩无几。现在村民们都在安置或自建下住上了楼房，收入方式不一而足，房租、田免费、集体资产分红等，即使打工也不再需要前往遥远的地方。

世代以农为生的村民们不需要再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笔者一份接近800份的问卷调查之中，工作在务农转为其他的占70%，农业人口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少数务农的村民们，也不再将其视为主要收入。

对于外界文化的了解途径，村民们也由过去较为单一的口口相传，电视传播等途径，转变为报纸、广播电台、网络、电视等多种媒体形式。而村民们的日常休闲时活动，也由过去的走家串门，改变为散步、欣赏民族戏剧、参与舞蹈以及其他兴趣爱好等多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们对传统婚丧习俗的态度只有53人（接近7%）表示非常喜欢，更多的人愿意接受城市新的文明方式。

“城市化”的推进改善了星火村村民们的生活，村民们也迈出了市民化的第一步，但不可否认的，“城中村”还存在诸多问题。即使村民们的包括居住环境，配套设施等在内的生活条件相较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与现代化小区里的居民仍有不可忽略的差距。村民们的收入形式是多了，但是不管是出租屋经济，还是集体资产分红，都不能成为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村民们还需要更多的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取。

在这次800份的调查中，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下的有639人，接近总人数的80%，而硕士及以上的也仅有8人，这远远低于南通市的平均水准。

在参与文化生活的上，有超过半数的人（431人，接近54%）只有观看社区组织的电影这一项上，而社区组织的电影也并不会很频繁。在笔者协同小组人员实地走访时，社区的健身设施器材大都被安置在居委会专门的小房子里。笔者进去需要找相关人员索取钥匙等环节相当麻烦。而在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元宵节等）的参与热情上，大部分（60%）认为没有随着时代改变，仍然很重视。其中很多人把传统节日视为回乡与家人团聚的契机。

了解相关的犯罪信息，笔者发现，“城中村”的犯罪率明显高于南通市平均水平，这与“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多，流动人口大等不无关系，但也与“城中村”本身的社会治安，文化建设等有关。在这一环节中，笔者认为，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尤为重要。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份调查中，在“您更希望自己再哪方面得到提高？”这一问题选择“物质生活水平”“精神文明”的分别有344和400人，保持平衡，这说明，村民们已经度过了单纯关注物质的阶段，同时，这也对市民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化”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市民化”作为其中最根本的部分，应当被足够重视。“城中村”因其特有的典型化更应被拆解研究，为城市化进程的下一个跃进蓄力。

“城中村”改造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实现城市现代化，推进南通跨越发展的现实需要。必须加快“城中村”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百姓生活；有利于解决城乡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这其中，政府作为主事者，应当有所作为：一是列入政府实事，切实加强领导；二是开展社区规划，扎实有序推进；三是推进综合改革，完善配套措施。不管是撤村转居，转变村组职能，资产管理，还是完善村民保障，重视素质教育，都应该力争尽善尽美。

参考文献：

[1]姬斌.望城兴镇兴村[EB/OL].（2013-11-02）[2015-01-17].http：//www.lwgcw.com.

[2]靳龙.“城中村”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