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人本主义民俗学立场

周华

摘 要：周作人被视为民俗学发端史上的关键人物，他对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格外关怀。他的自然人性论、对民众精神的关心、对性灵自然的歌颂都体现了他的人本主义的民间立场。今天，当我们面对日益复杂化的民间文化时，仍需秉持人本主义的态度和理想。

关键词：周作人；人本主义；民间立场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22-02

周作人的民俗研究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他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理想的人性的诉求，即基于人本主义立场的民众关怀。同时，笔者认为，人本主义也是现代民俗研究所应秉持的态度。

一、从自然人性论说起

人本主义，在周作人看来，就是要提倡人的自然本性。首先，他所说的人的概念，“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从动物进化的人类，既有动物的属性，又有超越动物的灵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他肯定人的本能生活，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有兽性，否则他就是神了，“人生有一点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的重要。”同时，他也不否认人还应当具备超越兽性的一面，那种“死便埋我”，妄求快乐的做法也是“趋于极端的”。

因此，周作人主张的自然人性论，是一种内在与超越相结合的人性。对人的本性的肯定和关怀，造就了周作人无法割舍的人本主义情结，成为其思想的根底。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在追索这种自然人性，他的文学理论在呼吁“人的文学”。同样的，作为一位民俗学先驱者，其民俗思想的深处也流淌着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的关心和爱，他关于民间文化的论述是自然人性论的一种表达。

二、关注吾民之精神

民俗学是关于普通民众的知识和学问，对民俗学的关注，也就是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早在《诗经》年代，中央就在地方以采风的形式从民间收集歌谣，观察其政治得失，到了汉代还成立了专门的乐府机构。清末，国家处于危亡之间，严复等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治国化民以救国的保种策略，提高民众素质、改造国民性成为救国的必由之路，从而民众又被纳入学者关注、研究的视野。现代民俗学，一面继承着中国采风传统，“20世纪民俗学的研究机构、大宗资料记录以及田野考察活动，关注大众歌谣和故事的社会与艺术价值，是继承了长期延续的中国传统”；一面继承着清末知识分子的启蒙理念，关注国民性并力图改造之，以救国保种。

周作人对民俗学的兴趣，自然和民俗学发展趋势不相违背，但倾注其中更多的是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普遍关怀。而改造国民性于周作人，更多的是帮国人重塑自然健康的生活和灵魂。在他看来，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如他所言：“我对于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可见，周作人的民俗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人自身出发的。他研究礼俗，是为了研究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他研究神话，是为了体会原人的感情：“所谓神话等……本不是存心作伪以欺骗民众，是在只是真诚地表现出他们质朴的感想。”他致力于收集民谣，因为他相信：“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

可见，对人的精神、思想以及情感的普遍关注，是周作人民俗学的出发点。而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关注，又与周作人的自然人性观是一致的。在周作人看来，人都是兽性和神性的统一体，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员，也值得重视。因此，周作人的民俗学是以研究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人本主义的印记。

三、性灵自然之美

周作人的人本主义立场也体现在他对神话、童话、民歌等民俗文化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上。

受安德路朗的神话学思想的影响，周作人首先以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神话传说和童话，而摒弃了历史学派、譬喻派、神学派以及言语学派对神话的解说。相对于这些学派，周作人的神话观更具人本主义立场。前者或认为神话是历史的讹变，或认为神话本是道德训诫的故事，或认为神话源于旧约故事，或认为神话源于语言疾病。在这些观点中，人始终是被抽离的不在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神话的生成和发展并不起作用。但在周作人看来，人恰恰是神话产生的根本动因，“神话是原始人的文学，原始人的哲学，——原始人的科学，原始人的宗教传说”，是“人民信仰的表现”[1]。归根结底，是人类思想、精神、情感的外化和对象化。由此可见，周作人的神话观是强调人的因素的，因此是人本主义的。

正因为周作人把神话看作是人自身的产物，他也十分赞成童话有美育作用。传统观点认为，童话中包含了大量的对世界的错误的认识，儿童读了会受影响，“终身迷信”，因此百害而无一利。周作人对此说嗤之以鼻，他认为“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是顺应自然，发达具足……”儿童的思维和原人思维是同构的，因此儿童阅读童话，是顺应并满足儿童的“本能的兴趣与趣味”，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助于培养其天真的想象力。相反的，那些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旨的儿童教育，是对儿童“自然之本相”的抑制和对其想象的压迫，“他将失了一切的兴味，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因此，周作人认为“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

由此可见，周作人的民俗观充满了人本主义的关怀，他认为，神话是人的精神禀赋之外化，童话有助于人的自然性灵的发展，民歌体现了真实自然的人性美。他的所有民俗研究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民俗文化的价值也在于揭示了人的思想、情感和自然本性。

四、人本主义的理想

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得回归到人自身。在对遗风旧俗的考察中，周作人深刻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旧道德、旧风俗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鞭辟入里地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意图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道德观”，可见其人本主义的立场和决心。

周作人在批判国人的劣根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他的人本主义的理想。通过对歌谣的研究，他看到了中国人人性中的“卑怯”，“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地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数千年来，人们只凭着习惯而生活，却不曾“真挚热烈地生活一天”。在这里，周作人呼唤的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真真正正的人，而不是墨守成规的非人的机器。这是对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诉求，对人的本质的回归。

通过对婚姻家庭以及妇女风俗的研究，周作人坚决批判了所谓“殉节”“守节”的畸形贞操观。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这在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不可不谓是振聋发聩的一声。由此也可看出，周作人所说的人的范畴，不仅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他的人本主义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人，而非阶级的、性别的。因此，他竭力为女性夺回做人的权利，承认女性本能需求的合理性，倡导男女平等和灵肉合一的爱，将人本主义的光芒照射在生活在黑暗中的广大女性身上。

通过对祖先崇拜、家族制度的民俗研究，周作人提出，祖先是为子孙而生存的，而不赞成当时社会流行的子孙为祖先生存的思想。他认为子孙是有独立人格的，而不是家长的所属品，因此，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肯定，是将自我从他者身份中解放出来，是对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的肯定。

由此可见，周作人以他的自然人性论的人本主义立场，冷峻地审视着传统社会中种种压迫人性的风俗，并热切盼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充满生机的人的社会，这也是他从事民俗研究的终极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民间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2]

纵观周作人的民俗学著述，我们发现，他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研究内容相当庞杂，对民俗学的学科阐述却寥寥无几，更难建立一个属于他的民俗学体系，可能这也并非他从事民俗研究的本意。如果一定要对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做一个概括总结，我想那只能聚焦在人本主义的民间立场上了。因为，从他的民俗研究的出发点，到具体而微的民俗观，再到研究的最终目的，人本主义是他一以贯之的原则。而我认为，这正是周作人作为现代中国民俗学先驱的意义所在。他的功绩不只在于他引入了国外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推动了中国本土的民俗学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让后来者认识到民俗学的初衷在于人，目的也在于人，它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人学。今天的民俗学发展依然需要这样的情操和认知，脱离了对人的热忱和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思考，民俗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门工具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平，邱明一.周作人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程光炜.周作人评说80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3]陈勤建.20世纪初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和学术取向[J].思想与文化，2001（1）.

[4]陈勤建，常峻.20世纪初周氏兄弟文学观的民俗视角[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