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的中国化探微

胡冰

摘 要：倡导一种“积极的”“实践的”“民众的”大众文化，是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逼近”斯图亚特·霍尔的“大众文化”，论述其内在思想精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积极文化思想的认同”“在异之同：辩证批判的力量汲取”“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同”“大众构造社会”等方面。

关键词：霍尔；大众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24-02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教授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理论不单在于一种纯学术层面的景仰之情、思辨之好，其实在思想感观上，是更专注、倾向于获取一种围绕“霍尔大众文化与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哲学等多方面”的交集研究。霍尔的“大众文化”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哲学有何影响？这是一个较为复杂、抽象的题目。在这样的背景下，“逼近”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教授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既是对其自身的一种探究，也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探究视角的一种丰富。

一、特征建构：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的共性与个性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教授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理论，属于霍尔教授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系统体现在霍尔的《定位马克思》《解构“大众”笔记》《通俗文化与政体》等文章当中。从形成过程来看，霍尔的“大众文化”研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启发，同时也与“他的黑人血统与流散身份”有密切关系，他在大众文化相关研究领域的成绩足以促使霍尔成为“大众文化的代名词”。“大众文化”与霍尔文化研究有着较强的“共同性”。

第一个“共同性”，就是“大众文化”概念的“广泛性”。“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具有广泛性。首先，霍尔的“大众文化”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与利维斯精英主义的“悲观”色彩，属于一种“乐观”的大众文化；其次，霍尔将“大众文化”从一种低俗之境提升到了“一种大雅之堂”；再次，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民众接受能力过于悲观不同，霍尔积极从“文化信息传播者”与“文化信息接收者”的角度，科学论述了“大众文化”的建构积极性；最后，霍尔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社会阶级关系、实践角度出发，结合大众传媒新载体的新现象，得出自己的新理解，大众文化理应属于一种“为普通大众、工人阶级服务的一种阶级意识斗争”。

第二个“共同性”，就是霍尔对于“文化研究”的认真态度以及内容把握，这是解读“大众文化”的一种前提。霍尔毕生的研究生涯都在认真对待“文化研究问题”，把涉及的文化话题都看作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考、讨论余地，逐步将每一个文化话题看作是可以“分解的潜质”。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霍尔本身对于文化研究的热忱价值，不亚于其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专业价值。这种专业责任、素养也是值得我们当下研究者不断体会，慢慢消化的。我们中国很多文化学者总是存在那就是“别人早已提过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步别人后尘”。实际上，我们通过霍尔的“文化研究”过程，可以发现只要通过潜心研究，一样也能取得自己的预期效果。

第三个“共同性”，就是霍尔对于“文化研究”的立场认同。在霍尔看来，“大众文化”要代表“一种社会关系的改革”，区别于“群氓”，“人类学”的立场，霍尔的“文化研究”侧重于一种“关系”“影响”“抗衡张力”的分析，霍尔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在探究“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是一种“精英中心”与“大众中心”的一种持续对抗与接受。“我认为存在着一场持续的和肯定是不均等的斗争，由主流文化发起，不断地要去破坏或重组大众文化，要把大众文化的定义、形式包围和限制在统治形式的更具包容性的范围之内……这是文化斗争的辩证法……沿着对抗与接受、拒绝与投降的复杂路线前进，使文化领域变成一个持续的战场。”

当然，霍尔的“大众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特殊性。

第一个“特殊性”，那就是霍尔大众文化的“对立性理解”。大众文化不仅在定义理解层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性”“矛盾性”，而且，霍尔大众文化定义还存在着一种与“精英文化”“个人文化”“个体文化”等层面的对弈。特别是一些保守主义者、个别自由派认为，“大众文化会破坏文化完整以及民族纯洁”；另一方面，如何协调“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社会”“大众生态”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关系，也是霍尔大众文化研究的“一种特征”。霍尔不满足于马克思所取得的研究成绩，逐步系统化探究“大众文化”，既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回应，也是对“精英文化”的回应，同时也对西方“价值普世”的回应。

第二个特殊性，霍尔“大众文化”研究的目的性。霍尔探究“文化”“多元文化”以及“大众文化”都有一种共同性，那就是“转向那些我们周围潜在的实践情景与理论问题”，在霍尔看来，大众文化就是引导着大家去理解“如何正视社会不同群体的问题”，当然，这里的不同群体应该是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经验”“生活经验”“地位差异”等等，并且这样的社会差异是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基于社会与文化的同质性，文化群体差异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霍尔认为，“不能指望文化为不同群体的行为、实践、政策和解释提供固有的共同视域”。

二、斯图亚特·霍尔“大众文化”的精髓与需要

关于“大众文化”相关实践与理论问题，如何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其“思想精髓”呢？这个问题霍尔也一直在思考。

霍尔的大众文化思想精髓是一种“差异性文化”吗？霍尔将“大众文化=多元文化=差异性文化”三者结合起来处理，当然，霍尔并没有放弃对于大众文化当中的“普世要求”“社会要求”等整体性、决定性思考。正是在此理念基础上，霍尔将“大众文化”理解为“一种跨域地区、国界甚至时空的差异游戏”（the play of difference），简单理解，就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群体文化模型（宗教、语言、历史、习惯、关系等）与地区群体文化实际的错综交叉中寻找差异，比如，不同群体的居住条件、文化背景、社会态度及经济面貌，为此，霍尔还举例Tottenham等地区的加勒比黑人以及Chapeltown等地区的亚裔。

霍尔的大众文化思想精髓是一种“积极性文化”吗？霍尔认为，不同群体之间虽然都被主流精英文化所牵制，但是之间都又具有高度的文化区别性，这充分反映出一种“文化主动反映性”。应该来讲，霍尔的“大众文化”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文化，不仅仅能够积极展示自身的特征，还能够从“非大众文化”语境中获取生命力，基于此，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做出判断，霍尔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极具张力的大众文化研究尝试。

霍尔的大众文化思想精髓是一种“建构性文化”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传统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等等社会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依然会发生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文化形式并不会完全沉浸在一种“大模板”“习惯”当中，而是与“现实群体”“小社区”等各个层面发生接触、融通、修订，即便是“宗教文化”，也会慢慢发生着一定的“义务、习惯、地位、话语权”等变化。有的甚至还可能是“非常快的”“猛烈的”“内部的”变化。也就是可以这样理解，“权威的社会精英主流文化”会变得日趋抽象、微弱。

三、霍尔“大众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探究的反思

霍尔“大众文化”的研究过程与成果方法，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积极性启发”。

首先，霍尔“大众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霍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获取了“理论渊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霍尔大众文化那里也实现了一种“丰富和递进”“专门的系统化”。霍尔在人生的前期一直处于“马克思话语之下”，常常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免会受到“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人学”等等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霍尔总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转换为一种“实践文化关注”。总起来看，霍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积极获取“当代文化研究”的新发现，重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影响力”，对当下中国文化研究具有“深层次性”的启示。

其次，霍尔“大众文化”研究中的“辩证思想”“批判思想”是如何运用的。霍尔生活的文化时代是一个从注重“高雅、精英文化”转向一种挖掘“无高雅与低俗之分的批判文化”（含大众文化）的时期。在霍尔生活的时代，阿诺德和利维斯推崇“精英文化”，相比而言，“大众文化”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消极颓废的力量”，这样的一种文化理解模式，实际上是否认了“多数人的文化参与、权利”。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霍尔的大众文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社会实践，实现的“一种批判性理论生产”。霍尔灵敏地抓住了“精英文化”代表性人物的阿诺德等人的研究缺点，树立了一种“新的里程碑”，给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很强的启发。

最后，霍尔“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积极性”。在霍尔时代，比“大众文化”研究更为犀利、更为知名的文化研究学派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但是霍尔与法兰克福学派却未能达成一种共识。原因就在于一种“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对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将“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之上，自此，一种完全的“不和谐”因素就笼罩在“文化工业”之上，在霍尔看来是一些大众文化的细节，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则成了“一种粗俗的压迫”，属于对“文化”的一种机械化摧残、商品化消费、“虚假消费”。从积极性角度上讲，霍尔实现了一种“大众文化”独立性的寻找，并赋予其积极性。霍尔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信息产生、流通、消费过程”，从一种实证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为“积极的文化”填充了丰富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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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甄红菊，付文忠.重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力——霍尔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探析[J].教学与研究，2014（3）.

[3]王雅琴.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中“他者”身份的书写[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