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小书局『编辑掌门人』的选题策划*

◎ 范 军

民国中小书局『编辑掌门人』的选题策划*

◎ 范 军

民国时期众多中小书局为繁荣学术文化、服务教育、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构建良好出版生态、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些优秀出版机构的编辑领军人专业人做专业事，在图书选题策划、出版品牌打造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选取巴金、赵景深、钱君匋、丁福保四位编辑家，评述其选题策划的理念和实践、成就和影响以及其间蕴涵的经验和规律。

民国出版；中小书局；选题策划

虽说书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选题策划”之说是近二十多年才热起来的，但远在我国晚清民国时期，选题策划就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既有大书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离不开众多中小书局的众星捧月、各呈异彩。这些中小书局在繁荣文化事业、满足市场需求、形成良好生态、打造图书精品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那个时代有特点、有个性和有代表性的四个中小书局的编辑掌门人，即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北新书局的赵景深、万叶书店的钱君匋、医学书局的丁福保，来梳理他们选题策划的理念和实践、成就和影响以及其间蕴涵的经验和规律。

一、巴金：在新文学的园地里耕耘

1935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创立。不久，巴金（1904～2005）应邀从日本回国任总编辑，结果就不计报酬地一直任职到1949年，主持编务长达14年之久，出版20多套各种丛书，图书品种数百种。巴金与经理吴朗西密切配合，其主导编辑业务的文生社几乎不单独推出某一本图书，而是将所有出版物全部纳入一套套丛书、丛刊中，这体现了他强烈的编辑主体意识和选题策划创意。在众多丛书、丛刊、选集之中，最能反映巴金编辑思想和策划能力与成就的，当属该社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文学丛刊》。巴金的组稿与策划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①：

一是以文学出版为重心。文生社初创时的《文化生活丛刊》是综合性的，后来该社也还刊行过少数非文学类丛书、选集，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少儿读物，等等，但出版社主打产品是新文学作品，是一套又一套文学丛书，其中既有原创的，又有翻译引进的。以文学出版为重点、为中心，在巴金的选题策划中显得十分突出。一套《文学丛刊》前后跨度14年（从1935年到1949年），共出版10集160册作品，其内容之丰、销量之大、影响之广，不仅成为文生社的扛鼎之作、拳头产品，也堪称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学丛书。《文化生活丛刊》虽然选题涉及面略宽，但主体是翻译的外国文艺作品，它和《译文丛书》一起也是前后刊行了14年，清晰地呈现出巴金在外国文学译介上的理想和追求、实绩和贡献。两套书加起来收入外国文学作品98部。可见，文生社是名副其实的文艺出版社，定位明确，特点鲜明，走的是专业化路子。

二是以艺术质量为标准。巴金既有自己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经验，又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丰富的创作经验，这使得他的组稿和策划讲求艺术的审美性原则和文学的独立性标准。巴金组织了众多名作家的稿子，引进翻译的作品尤其是俄苏文学作品大多是名家名作。同时，注重扶持、奖掖文坛新人，这是文生社的一惯作法和风格。巴金对新人新作往往是慧眼识珠，在出版文丛、推出作品的同时注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1936年《大公报》设立文艺奖金，由杨振声、朱自清、叶圣陶、凌淑华、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林徽因、巴金等名流组成评委会，评选出戏剧、小说、散文三个类别各一部作品得奖，结果是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和何其芳的《画梦录》分获三大奖项。而这几部作品皆是三个年轻作家的处女作，又都是由文生社的《文学丛刊》首先推向市场的。

三是以兼容并蓄为目标。有研究者认为，包容百家，博大恢宏，沟通南北文学交流，是文生社编辑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其实也正是巴金选题策划孜孜以求的目标。《文学丛刊》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巴金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方面的积极努力。巴金不党不派，仁厚正直，包容性强。香港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经指出，《文学丛刊》能够破除门户之见，选辑的作品包括各派的作家。丛刊作家阵容强大，队伍整齐，共计86位作家，分属于京、沪两地的文学主力几乎“一网打尽”，同时扶持了一批与文生社交往密切的文坛新人如丽尼、陆蠡、鲁彦等，以及20世纪40年代成长起来的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如穆旦、郑敏、陈敬容等。该丛刊对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留下了新文学创作丰富而宝贵的原始资料，对现代文学的繁荣、文学出版的推进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重出版的系统性也是巴金选题策划与运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其实丛书形式本身就是系统性、计划性、主体性的体现。一个作家、一个社团、一个流派，尽可能整体性地、完整地呈现其创作风貌。例如《文学丛刊》，不仅推出了一些青年作家的首部作品，此后他们创作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也跟进推出。曹禺的剧作，陆蠡、何其芳、李广田的散文集子等，都悉数纳入丛刊之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巴金也不是零敲碎打，东鳞西爪，而是整体规划、系统翻译、连续出版。比如对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译介，《译文丛书》中就有6本《屠格涅夫选集》、6本《屠格涅夫戏剧集》，《文化生活丛刊》中还有些屠格涅夫的作品，这样就较为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一位杰出作家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文生社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出版机构，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正是得益于这样有规划、有系统、成规模刊行的一部部作品，一套套丛书。

文生社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后期又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辉煌业绩，实属不易。曹禺的《雷雨》1936年初版，到1943年再版达19次；鲁迅的《故事新编》1936年初版，到1947年再版15次。有些译著也销售看好，果戈里的《死魂灵》1935年初版，到1949年再版至14次。市场的认可、读者的欢迎，印证了巴金等编辑家选题策划之思路正确、方法科学和操作有力。

二、赵景深：在少儿读物的田野上播种

不像鲁迅、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编辑家、出版家身份已广为人知，赵景深（1902～1985）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似乎还不多；即便知其名者，往往也把他定位为作家和教授。其实，赵景深还应有一个身份就是编辑家，他在读书其间就开始涉足刊物编辑，后来又先后担任开明书店、北新书局两个著名出版机构的总编辑。特别是长期任职于北新书局，直到1951年，前后担任总编辑达20年之久。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和自己的妹夫、总编辑赵景深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共同促使北新从新文艺专业书店向综合性书店转向，在新的领域获得了新的收获。②

被鲁迅戏称为“北新驸马”的赵景深把自己的创作特长、研究专长带入到书局的选题策划之中，且往往集策划、编辑、作者于一身。1932年，他与李小峰合计翻译一套格林童话全集，结果共出了14册（其中13册为赵所译）。1934年，赵景深又编了一套儿童图画故事，共出了60册。每一册小薄本，几分钱的定价，彩色封面，很受孩子们喜爱。另一套儿童读物共出版30余种，包括《优美的作文》《爱国的故事》等，“据当时北新书局任编辑的钱小柏先生同笔者说：这套书的选题由赵先生筹划、确定，编辑们分头去编写，可拿一笔稿费。”③此外，赵景深还策划了少年读物“小朋友丛书”（100册）、“常识丛书”（100册）等。这一方面继承了北新书局出版文艺书的传统，同时又在文网渐密、查禁日严的环境下尽量规避经营风险，以确保书局稳定的经济收益。

学步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在赵景深主导下也涉足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出版业务。但他们主要限定在“国语”这个单科，这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儿童文学选题的拓展和延伸。北新书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编印的国语教科书及辅助读物包括：《高小国语读本》《北新国语教本教授书》《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它们基本都是赵景深主编的。这些国语教科书及辅助读物很有自己的特点，成为北新的畅销产品和利润新增长点。特别是1930年编辑刊印的6册《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在编写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文选型教材编辑方法，以系统的文法、作文法和修辞知识为纲，将文选和语言基础知识有机地“混合”起来，深受学校欢迎，还被后来同类教材所模仿。开明书店的活页文选曾大获成功，赵景深就采取跟进战略，组织编写刊刻供中小学生用的《北新活页文选》，到1939年文选达到3000篇，广受师生欢迎。

书局总编辑和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身份在赵景深那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他说自己受了郑振铎的影响而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据其自传④，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个人著作主要有：《宋元戏文本事》（北新书局，1934）、《读曲随笔》（北新书局，1936）、《小说闲话》（北新书局，1937）、《小说戏曲新考》（世界书局，1939）、《中国小说论集》（永祥印书馆，1946）、《小说论丛》（日新出版社，1947）。精通学术同时又了解市场的赵景深，将自己的学术优势和资源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与转化，那就是在选题结构中把民间文学作为一个重要板块。因为有赵景深这样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担任总编辑，北新书局更加坚定地推进了1926年就开始出版的颇具特色的民间故事传说集。这套民间故事传说丛书一共出版了39种，编入的故事近千篇，是民间文学整理方面的一个有重要贡献的工程。由于适合儿童阅读心理，丛书受到小朋友和家长们的欢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那个时代的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的孩子很多都读过这些故事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赵景深还先后主编了三种报刊的“俗文学”周刊。

三、钱君匋：在音乐王国里唱响主旋律

钱君匋（1906～1998）作为书籍装帧设计家、书法家、篆刻家颇有盛名，但作为编辑出版家似乎并不广为人知。

钱君匋1925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7年至1934年在开明书店担任音乐、美术编辑，并负责出版物装帧设计工作；同时在同济、复旦两校兼任美术、音乐教师；1934年起兼任神州国光社美术编辑；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到长沙与张天翼等编辑《救亡日报》；次年春至广州与巴金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发行《文丛》月刊和《烽火》半月刊；1938年创办万叶书店，出版多种进步书刊。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以万叶书店为主，钱君匋在上海组建新音乐出版社，任总编辑。1954年，该社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出版部合营，迁入北京，成立音乐出版社，钱君匋任副总编辑。1956年上海音乐出版社成立，他被借调回沪任副总编辑，从1958年起一直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

在钱君匋漫长、丰富的出版生涯中，最值得研究的是他亲自与人合作创办并主持工作11年的万叶书店。而钱君匋的选题策划起步于开明时期。在开明书店，他推出的第一本音乐书就是丰子恺的《音乐入门》。这本音乐启蒙书，内容深入浅出，表达简洁明快，出版后被许多学校选为教本。在他主导下，开明的音乐书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板块，先后出版的音乐书籍、教材、歌集等达好几十种，其中有丰子恺的《音乐知识十八讲》、缪天瑞的《世界儿歌集》、吴梦非的《和声学大纲》、黄涵秋的《口琴吹奏法》，等等。钱君匋还独自或与人合作创作、编选了不少音乐方面的书籍。如和沈秉廉合编《名利网》《广寒宫》等儿童歌剧；和邱望湘合编《开明B标音乐教材》。通过这些实践，他为以后创办万叶书店、打造音乐图书品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抗战时期创办于“孤岛”上海租界的万叶书店，是钱君匋和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澄衷中学教师陈恭则等六人每人集资100元合办的。六个人中只有钱君匋懂得编辑出版，他便责无旁贷地将经理和总编辑的担子一肩挑了起来。万叶书店的图书选题始于音乐，也成于音乐，终于音乐。钱君匋在万叶书店做的第一个选题就是《小学生活页歌曲选》，这在编辑出版形式上模仿开明书局，但内容上全新，因此一炮打响，几千册半个月内即告售罄，后来又不断编选新的活页歌曲，推陈出新，皆广受欢迎，为书店赚取了“第一桶金”。因为有开明时期教育出版的经验，书店其他几位同人又都同时在中学任职，了解教育出版物市场，钱君匋便把编辑出版重心放到学校辅助用书上。他策划编写了《国语副课本》《常识副课本》《小学生画帖》《中小学音乐教学法》等。这批课外读物用巧妙的方式蕴涵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大大丰富了中小学生的课余生活。

在具备了初步经济实力后，万叶书店涉足并拓展文学出版，且有不俗的表现。他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着手创办抗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本人（化名宇文节）和蒋锡金共同主编，刊发了一批优秀的进步文艺作品，也成为联络上海与外地文艺界的重要桥梁。从1939年起，钱君匋又策划了一套《文艺新潮小丛书》。这套丛书先后推出了巴金的《旅途随笔》、丰子恺的《率真集》、凤子的《八年》、臧克家的《宝贝儿》、靳以的《希望》；另有茅盾译、卡泰耶夫著《团的儿子》，楼适夷译、高尔基著《老板》，瞿秋白译、普希金著《茨冈》等读物。这一套著译结合的新文艺丛书由钱君匋亲自担任美术设计，装帧典雅大方，清新雅致，博得读者好评，一再重版，在“孤岛”的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万叶书店在教师学生用书、文学书刊以及音乐美术书籍出版方面多管齐下，都有上好的产品，不俗的市场表现。但钱君匋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真正形成自己的出版风格和编辑特色，打造自己的出版品牌。经过仔细分析，他觉得还是“音乐”是最适合万叶书店的“蓝海”。于是，在抗战胜利后，书店进一步凝练出版方向，在音乐出版产品线上发力。钱君匋把一部分儿童和美术读物转让给童联书店，把一部分文学读物转让给联营书店，坚定地让万叶书店唱响音乐图书的“主旋律”。

在钱君匋的组织、领导和亲自策划下，一大批音乐方面的书籍纷纷面世，有理论专著，也有教材，有歌曲集子，也有中外乐谱，林林总总，多达20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李凌的《音乐技术学习丛刊》、孟文涛著译的《民间音乐研究》、缪天瑞的《曲式学》，等等。这些音乐图书总类齐全，体裁广泛，品种丰富，形式多样，中外结合，雅俗融合，形成了民国后期音乐出版的中心。这一选题方向到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继续延伸，有所发展。为了保证万叶书店乐谱的编印发行，钱君匋还下气力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抄谱人员，创始了用图章制五线谱的方法。钱君匋在中国音乐出版领域的“教父”地位，逐步奠定。

四、丁福保：在医学出版的荒原上开拓

丁福保（1874～1952）是现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编辑家、出版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曾说：“丁福保先后所辑书，分四大部分，一医学丛书，二文学丛书，三进德丛书，四佛学丛书，凡二十年，竣事。”20世纪3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良友》杂志曾将丁福保列为成功人士进行介绍：“初致力于文学，继由数理科学而入医，晚近潜心佛法。生平学者精神，数十年如一日，且于诊务之余，从事著述，已刊关于医学者八十九种，国学十七种，佛学廿九种，共计一百三十五种，只举其量，已足惊人，况所撰皆经验研究之心得乎！”⑤当代学人认为他出版事业的成就一是医学书籍刊行，二是古籍的整理出版，三是工具书的编纂印行。可见，作为编辑出版家的丁福保贡献是多方面的。笔者重点关注的是丁福保在医学出版事业方面的开创和突破，他的出版事业也是从医学起步的。

据《丁福保先生年表》（顾一群辑）说，他编纂译著的医学书总计是75种。而据吴永贵《民国出版史》所说，丁福保创办医学书局，“先后出版书籍300余种，以及自编自译的《丁氏医学丛书》（自撰医书83种，翻译日文医书68种）。”⑥王建辉《沪上名士丁福保》一文则说他的医学书籍“共计出版85种，内中有68种系由丁氏一人翻译编辑，相当多的品种由日文译出”。⑦尽管有关丁福保医学出版书目总数的说法不一，但仍不难看出他在医学出版方面的探索与贡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介绍“医学书局”时称：“他（丁福保）对医学、文学、佛学、货币学等都有研究，主要出版医学书籍。”“1910年创刊《中西医药报》月刊，至1930年停刊。1935年出版万钧编的《中外药名对照表》。”⑧

丁福保1902年就与人合办文明书局，医学图书编纂刊刻当时已经开展。在医学书局尚未正式挂牌前也自己刊印医书（约在1908年）。后来成立的医学书局正式接续了此项出版工程。在20世纪初，丁福保为什么要策划编译和出版这样一套医学书籍？一个原因可能是丁氏少时体弱多病，对于医学一向比较留心，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在编辑缘起中所交代的，刊行医学书籍特别是引进现代东西医学知识是时代的呼唤：近世世界各国医学之发达如万马之腾骧，如百川之荟萃，骎骎乎随大西洋之潮流，渡黄海岸，注入亚东大陆，俾不才肆其雄心，穷其目力，运长广之舌，大陈设而吸饮焉，岂非愉快事哉！丁福保本身学识广博，中西兼容，精通医学，悬壶济世，当时已是沪上名医，加之又得到亲赴日本考察医学的机会，这就使得丛书所选皆有眼光，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日式西医学的知识体系，也代表了当时西方医学的水准和最新成就，可以说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集大成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医学输入中国之始”，这从《古方通今》（1909年）、《公民医学必读》（1909年）、《药物学纲要》（1914年）等十余种丁氏医学丛书中亦可见一斑。这些医学书籍既有适合专家和医卫人士使用的专业图书，也不乏满足广大群众需要的医学普及读物。丛书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多项奖励，说明它当时即已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特别是从日文翻译的西医学著作68种，系统、全面地促进了国内医学事业的进步以及医学出版水平的提升。

在获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丁氏医学丛书也有不俗的市场业绩。尤其是一些普及性医学书籍适应时代发展、社会公众的迫切需要，不少品种都是一版再版，常销不衰。如《蒙学卫生教科书》发行量达到10万部以上，《卫生学问答》增订再版至第16版，《医学指南》也印行了不少于5次，而《内科全书》到1934年仍有第5版在发行。这些普及性医学读物中，《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皆非常著名，是当时的畅销书籍。

五、民国中小书局选题策划的共性与启示

从以上四位编辑家图书选题运作情况来看，虽然每个人的特性不同，专攻的领域有异，取得的成绩不尽一样，但其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具体说来不外乎几点：

其一，从编辑出版家个体来看，应专业人做专业事，内行人做内行事，编辑家要在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领域使劲。巴金本人是优秀作家，因此在新文学出版方面发力，功效非他人可比；钱君匋受过良好的音乐美术熏陶，后来逐渐聚焦于音乐出版，成为了新中国音乐出版的奠基人；赵景深、丁福保也都是一流的专家学者，著名的医生，属于典型的专家型总编辑。

其二，从出版机构来看，中小书局必须走特色化、个性化、专业化的路子，也即今天常说的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民国出版机构数以千计，编辑人员数以万计，能在出版史上留下痕迹的必然是这些有自己个性、特色、风格的出版人和出版机构。写医学出版史绕不开丁福保，写少儿和民间文学出版史一定得涉及赵景深，写画报编辑出版史自然更少不了伍联德，如此等等。

其三，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中小书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和大书局、大集团在“红海”中拼搏厮杀，出版的“蓝海”无限广阔，要善于寻找和创造新的市场和新的读者需求。上述四家各有高招，还有大家较熟悉的亚东图书馆的白话小说分段标点，上海杂志公司的专营杂志，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实施了自己的“蓝海战略”而创造了一番业绩。无论竞争多么残酷，利基市场总是存在的。

时下，我们处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自出版、出版众筹、用户创造内容等成为最新的热门词汇，但是不管科学技术如何一日千里，时代风云如何变幻莫测，具体到出版载体、出版形式、出版手段如何面目全非，但出版产业始终是“内容产业”，内容为王。内容生成光靠自动、考电脑恐怕不够，编辑家的选题策划、内容选择依然十分必要，而且会越来越重要，而晚清民国时期那些渐行渐远的编辑掌门人的故事，多少会对我们有些启发。

（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社社长兼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文化的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09PXW01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9～18.

② 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25 ～229.

③ 车锡伦.“林兰”与赵景深［J］.新文学史料，2002（01）.

④ 赵景深.赵景深自传［J］.文献，1980（03）.

⑤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钱君匋纪念集［M］.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22～26.

⑥ 韦泱.丁福保其人其书［J］.出版博物馆，2009（01）.

⑦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303.

⑧ 王建辉.老出版人肖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52～55.

⑨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