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式微的文学书写

刘朝霞

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中国的大学教育逐渐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学院知识分子也由精英逐渐向世俗化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许多以学院知识分子为叙事对象的作品，比如李洱的《导师死了》（1993年）、南翔的《大学轶事》（2001年）、《博士点》（2003年），张者的《桃李》（2002年），邱华栋的《教授》（2008年）、阎连科的《风雅颂》（2012年）、史生荣的《所谓教授》（2004年）、《所谓大学》（2009年）和《大学潜规则》（2010年）等，众多作品都对当今大学的种种怪象和教授的种种行径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其中，史生荣作为大学老师，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他持续关注高校生活，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大学面貌和学院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的作品，其对高校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尤为深入和广泛，显示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

史生荣在创作了《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和《大学潜规则》三部长篇之后，再一次推出了长篇新作《教授之死》（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继续探索大学题材叙事，审视高校知识分子，反思导致大学校园内人文精神失落与知识分子沉沦的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小说通过多个人物的高校生活，揭示了大学知识分子的沉沦，揭露了权力、学术、名利之间的互渗与纠葛，展现了大学在官本位思想和市场利益原则下被异化的危机。大学教授本来是一个学衔，是一个职称，是一个人学术地位的象征，为了这样一个象征或者“称呼”，个人奋斗者的人格尊严屡屡“死去”。“教书的不如当官的，科研的不如弄权的”，“计算的不如算计的”，道出了当今高校体制中暗藏的隐性腐败，高校的过分行政化促使一些知识分子为物欲和权欲费尽心机甚至殊死挣扎，在扭曲自身的同时也扭曲了群体的社会评价，在这种扭曲中更多地展现出人性丑恶的一面和制度歪曲的事实。在《所谓教授》中有这样一段话：“有的人有学衔但没官衔，有的人有官衔但没学衔，两者很难兼得，如果将两者集于一身，那就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其实学院知识分子也就不外乎争取学衔和官衔，只不过要兼而得之会比较困难些，这才会有像刘安定、东学潮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学衔与官衔兼得的目标向权力臣服。《所谓教授》中的畜牧系副教授刘安定就属于“有学衔但没官衔”的人，他的学术科研能力很强，在胚胎研究上小有建树，但却仍然只是个副教授。善于玩弄权术的教务处处长白明华看中了他是个专心做科研的料，招纳其成为项目组成员。从此刘安定就在白明华的“提携”下一步步走向权力场，甚至听从了白明华的建议，将自己十几年呕心沥血写成的即将在“三千三”上发表的论文署上了朱校长的名字，而他的牺牲也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从此，他的路途一帆风顺。先是当上了胚胎研究所的副所长，接着在农大和西台县合作的农业项目中当上了总工程师。在朱校长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校长助理的职位，顺利通过了教授职称。有了权力、职称，申请项目经费变得轻而易举，妻子宋小雅的工作也顺利安排，求他办事的各色人等也接踵而至。然而，刘安定在接受着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却依然难以掩饰内心的失落。他清醒地意识到“教授”的头衔只不过是为主人脸上增色的资本，学术也不过是权力华美的装饰品。在依附权力场的过程中，他虽然旗开得胜，坐上了精英的宝座，却又在自我追问中陷入深深的焦虑与矛盾状态。

如果说《所谓教授》中的刘安定是拜倒在名利的石榴裙下，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蜕变者，那么《教授之死》中的东学潮则是臣服于金钱与权力的淫威，甘愿走上沉沦之路。妻子万兰对他的抛弃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如果说之前他还是一个安贫乐道、努力拼搏的个人奋斗者，那么之后他则成为一个向权力与金钱臣服的卑弱者。在找到校长中增长这个靠山之后，他的生活犹如坐过山车一样，发生了迅疾的变化，首先成为校长的博士生，接着评上了副教授、当上了副院长，继而升为院长，为与院长身份相称，又迅速升为教授。靠上了校长这个可以庇护的大树，学位、职称、课题这些曾经煎熬他的事情已经不再是问题，走上仕途步步高升也就顺理成章。有了身份和地位，他的情感与婚姻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暗恋南功的才女白玉婷嫁给了他，学生胡悦悦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可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尽的，他并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能当上副校长，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却戏剧性地死在了省委组织部门口。虽然这个安排稍显生硬和突兀，但也可以看出作者的鲜明用意。中增长因为校长的身份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百万经费的课题，像南功、东学潮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只能替他人做嫁衣，在辛辛苦苦做出的研究成果上署上别人的名字，在犹如自己的孩子被人抢夺了似的愤恨中无可奈何地生活，或者为改变这种命运而屈从于制度的权威和个人的淫威。这样的学术环境又进一步催生了委身于权利的学者，东学潮、南功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作为高校的知识分子，却抛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沉溺于权力、名利的争夺之中，学术的神圣性由此被消解。作品中南功因心脏病突发死亡，东学潮因高血压综合症死亡，教授非正常死亡的情节设置有着一定的寓意，“教授之死”不仅是教授身体的死亡，也暗指教授精神的死亡，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教授不是死在学术研究的战场上，而是死在学术之外的因素上。作品似乎想通过“教授之死”这一喻象，喻示大学知识分子在由精英化、知识化转向世俗化、低俗化，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坚守品格，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自我意识。如果真是这样，“教授精神之死”要比其肉体死亡更具有悲剧意义，更值得人们深思，更值得社会警醒和关注。

作品以主人公的人生经历现实地反映了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科研量化、管理体制等问题，反映了官学一体、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而学术权力不断萎缩的高校社会生态。年复一年的职称评定是学院知识分子们面对的重大课题，讲师、副教授、教授，极具权威性的晋升体制决定着学院中人的命运。各种名目繁多的表格填写、评比、奖励、鉴定、成果统计，一切进入量化阶段。能否晋升职称要看符合不符合数字化了的条条框框，而不是看真正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大学教师出版著作成为一种现象。如果是真正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的反映，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著作的产生是因为需求，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而对付竞争对手的简捷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多于他人。在这样的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下，无论你的著作质量如何、水平如何，评审时一概成了被量化的数字。东学潮为了评职称，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要出一本专著，现成的只有九万字博士论文，字数太少，显得分量不够，为了凑字数，直接将白玉婷十万字的教案和马珍珍十几万字的讲义拿来充数，这样的书字数是够了，可哪有质量可言？但是凭借这拼凑而成的书，东学潮符合了职称评审条件顺利地当上了教授。衡量教授学术水平的标准很显然缺乏科学性。从教授的职责来看，在于教学，在于授课，但是教授不教、导师不导已成为一个高校头疼的现实。在研究生的培养上，高校的管理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只看重招生的数量而缺乏对质量的监管，一位导师一年招七八个学生，三个年级二三十个，像南功这样有行政职位的导师根本没有时间指导学生，全权委托助手小牛管理研究生，在学生论文答辩时，南功由于不认识自己的学生，就出现了斥责自己名下的学生导师为谁的尴尬局面。老师连学生是谁都没有弄清楚，更不要说指导学生提升学术水平了。高校行政领导既是教授又是博导，或者教授兼有行政岗位的情况在高校比较普遍，行政化学者或者学者行政化问题可能引发的后果值得人们深思。名不副实的种种现状，让“教授”这个名词虚空化。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作品中，“教授”已经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知识分子，而是有着知识分子头衔的领导和老板，这个悖论不仅引发个人奋斗者的非正常死亡，而且导致“教授”这个集体名词的虚化。

作品中“东”、“南”、“西”、“中”的姓氏设置似乎与“教授之死”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不管是学者、教授，还是院长、书记，东、南、西都围绕着“中”来运行，亦即围绕着校长运行。在高校，有权力的学者基本垄断了学术，成为学术领导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人才”就会挖空心思争夺领导权，而一旦有了领导权，又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权夺利中，学术逐渐荒废而学术地位却越来越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怪圈现象。作品以具体的人和事描绘了这一学术生态恶化的现实，也通过具体的形象反映了个体在这一不良学术生态中的纠结、挣扎、变异的诸种情形。而且高校对科研项目重申报轻管理、重经费轻成果、重宣传轻质量、重评奖轻应用的现状也促生了一些科研投入多、产出少或有始无终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文本中借南功之口斥责东学潮之流，种了几株沙棘，就吹捧成了播撒绿色希望、构筑生态平衡的杰出科学家。这种虚夸的作风已形成一个怪圈，做一点点事情，就大吹大擂，通过舆论炒作声名鹊起，借助虚名获得更大的科研项目，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骗取更大的名声。小说中，模拟生态研究投入很多，却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这不影响其声名远扬，虽只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几本书，却获得了全国性的大奖。这种不良学术生态只会催生更多的知识分子产生变异和异化，为此作品塑造了一个试图突破制度屏障的南功形象，尽管受中增长的排挤和压制，他还是没有放弃努力，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争取校长职位，准备做一个全省发展规划和学校发展规划，试图对学校的教学、职称评定、科研方面进行革新除弊的工作，借助制度的力量改变小环境，然而天不假年，他却因病英年早逝了。很显然，南功的规划、设想体现了作者对破解高校局面的思考，当然这只是一种文人的思考，是一种形象化、情感化的思考，相信高校管理者和普通读者都会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就作品而言，因为有了这一维度，构建了一个破立结合的格局，形成了批判中有建设的面貌。这也许是作者多年创作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本应是思想文化与道德的高地，追求真理，捍卫真理，追求人生理想，追求真善美，是凝聚民族正气的风标和时代精神的旗帜。史生荣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一系列作品，以百万多字的体量，不断地关注、描写、表现和思考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道德、学术和人文精神危机。一如此前的作品，作家在《教授之死》中还是沿袭了《儒林外史》、《围城》的讽喻传统，通过高校知识分子可悲、可叹的人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下，从奋斗、坚守到挣扎、蜕变的历程，从而以具体的人生历程，以生动的个人境遇，以令人信服的细节真实，形象逼真地反映出高校存在的种种弊端与问题，反映了“象牙塔”被玷污的现实，书写了笼罩在教授头上的精英光环逐渐丧失的过程。作品对教授形象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和有力的图解，当然其中是充满惋惜和怜爱之情的，包含了对“教授”式微的深切哀悼。长歌当哭，我想作者正是通过文学的手段以“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