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主体性看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和他译

⊙黄金珠 黎昌抱［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8］

从译者主体性看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和他译

⊙黄金珠 黎昌抱［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8］

本文立足译者主体性视角，基于汉英语料，运用文本分析工具，从受动性、主观能动性和为我性三个方面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作和他译作进行对比分析。文章认为，自译作言简意赅，自由洒脱，译者主动性介入较为明显，译者主体性比较张扬；他译作通顺晓畅，严谨工整，忠实地再现了原文风貌，译者主动性介入并不明显，译者主体性有所受制。

译者主体性《桂花蒸，阿小悲秋》自译 他译

一、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始，张爱玲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坛的一朵奇葩，其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讲述了苏州姨娘阿小在洋人哥儿达家里帮佣的生活实录，描述了四种社会上的婚姻关系。该小说于1944年发表于《苦竹》，后又自译为Shame,Amah！先收于聂华苓编的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台北遗产出版社，1962），1990年又收入

Ann C.Carver编的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由纽约Feminist Press出版。由澳大利亚汉学家Simon Patton翻译的Steamed Osymanthus/Ah Xiao’s Unhappy Autumn，收录在Eva Huang编的Ren ditions Paperback:Trace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译丛文库》），于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本文拟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和他译进行对比分析。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包括“主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操纵学派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翻译对象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受到“社会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限制和影响，表现为受动性，译者在此三种因素的制约下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则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根据方梦之的《译学辞典》（2003），译者主观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前后始终。为我性，即“目的性”。“目的论”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由其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可以解释特定译者的翻译策略”，译者是根据特定翻译目的，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来从事翻译活动的。因此，“为我性”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桂花蒸，阿小悲秋》自译和他译比较分析

1.自译与他译的受动性 “任何话语都具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意义。”翻译离不开话语，那么翻译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就密切相关。政治及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翻译时译者对源文本的选择，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也影响译者处理与意识形态相关话语时的策略。

例（1）窗台上，酱油瓶底下压着他做的一个小国旗，细竹签上挑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

自译文：She tilted her head and glanced sideways at the little national flag he had made,hanging from the window sill,the flagpole of split bamboo pressed under the soy bottle.（Shame,Amah！）

他译文：A soy-sauce bottle on the windowsill weighed down a small flag he had made,a slender piece of bamboo poked through the national colours—blue for the sky,white for the sun and red for the earth.（Steamed Osymanthus/Ah Xiao’s Unhappy Autumn）

早期张爱玲对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宣传并不关心。但移美后，政治已不是禁忌。她对意识形态的介入变得主动而有目的。上世纪60年代，大陆与台湾势不两立，自译时对待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意象，张爱玲做了中性化或淡化处理，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省译为“the little national flag”，从而减少因政治因素而可能造成的瓜葛。而他译者作为西方人，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直译为“the national colours—blue for the sky,white for the sun and red for the earth”。这种对政治意象的中性化处理方式对于不懂中国历史的读者，并不能体会到其中所隐含的政治意义。可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过程虽有所制约，致使不同译者采用不同翻译策略，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两相比较，自译者主体性更为突出。

除了意识形态，诗学也是表现受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不可忽视。诗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文学作品”的规范。所以翻译的诗学规范（或称为操作规范）是翻译行为最直接最明显的规范。再如：

例（2）“还不快触祭了上学去！”

自译文：“Shin Fa!Now where are you running to?Only a moment left and your mind still on playing!Feed,you little devil,and go to school.”（Shame,Amah!）

他译文：“Come and have your breakfast and then get yourself off to school!”she scolded.（Steamed Osymanthus/Ah Xiao’s Unhappy Autumn）

“触祭”一词，是很老的苏州方言，表示吃饭、吃东西，是极不好听责怪的口气，经常被用在责怪他人贪吃的场合。后来明显带有贬义，成了不太文明的咒骂语。自译时把“触祭”译作“feed”，后面又补译出了“you little devil（淘气鬼）”。“feed”用作“吃”，常用于牲畜动物之类，把旧家长阿小颐指气使之态显现了出来，从而保留了原文中的异质成分。自译者一方面受到翻译诗学规范的制约，同时决定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彰显出译者主体性。而他译文中，译者受到传统翻译诗学规范的制约，注意翻译中的“对应”“等值”“忠实”等，采用直译或意译的翻译方法，把原文此句翻译成“Come and have your breakfast and then get yourself off to school”，意思清楚但略嫌平淡，虽为礼貌文明一些，原文中阿小作为旧式家长的粗鲁暴躁却丢失殆尽。译者受到翻译诗学的制约和影响，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自译时主体性意识较强，用词更贴合原文，富有表现力。

此外，赞助人作为表现受动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主要限制译者选择何种文本，而源语文本选择又恰恰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张爱玲自译作Shame, Amah！被选入聂华苓编著的Eight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1962）。作为美新处处长麦卡锡，对于自译作起着积极的发动和支助作用。该书出版旨在传播具有中国特色风俗人情的女性小说。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不仅是中国题材，还包含大量西洋成分。这在20世纪60年代“美援文化”盛行，“亲美崇洋”的台湾，具有相当出版优势。张爱玲本身“偏爱”《桂花蒸，阿小悲秋》，选择这篇小说自译，也是多重因素使然。而他译作Steamed Osymanthus/Ah Xiao’s Unhappy Autumn收在Renditions Paperback:Trace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译丛文库》），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译丛》经费来自社会捐助和部分广告（文化图书、刊物）收入。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后，其全部遗产继承人是其生前好友宋淇，也是创建该翻译中心的倡议人。此后大陆掀起又一股“张爱玲热”。选择翻译张爱玲作品，既是一种对逝者的纪念，顺应读者要求，亦可把张爱玲作品推介出去，走向世界化。

2.自译与他译的主观能动性 译者是原作的读者（阅读原作）、阐释者（分析原作）、译作的再创造者（语言转换）、具有主观能动性。译者在词汇、句型和语篇等方面偏爱的表达方式和重复出现的语言行为方式，以及译者在翻译文本中插入的序言跋语、脚注等附加文本中所体现的特有规律，都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文本分析工具Antconc3.4.3对原作、自译作以及他译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位译者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首先，从专有名词处理方式来看，作为原作作者，自译者更为清楚原文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翻译时理应更能忠实准确地反映原文信息，但对于表示人名的专有名词，自译时译者的主观介入明显，加入创作成分，对原作做了修改，如“丁阿小”译为“AH NEE”,“百顺”译为“Shin Fa”，“哥儿达先生”译为“Mr.Schacht”，“秀琴”译为“Ning Mei”。自译者对原作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并积极输入新元素，彰显其主观能动性，似有“创作”之嫌；而他译时，译者作为原作的阐释者，尊重原作，对表示人名的专有名词忠实音译。

“主观能动性”应既注重违背常规的性质上的突出，也应重视选择频率上或数量上的突出，在语法、句法或语言结构上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对“主观能动性”研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在选择频率上或者数量上的突出也同样不可小觑。

其次，运用文本分析工具Antconc3.4.3，从原作及译作的类形符比来看，自译作的类形符比（0.198）大于他译作的类形符比（0.189），由于类形符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本的词汇丰富度和遣词的灵活性，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自译作中的词汇量大于他译作，且更富于变化，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较为明显的主观能动性。这可能与他译者是英语本族语使用者，以及不同翻译目的下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有很大关系。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里用来标明句读和语气的符号，可以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通过使用分析工具HyconcV3.98对原作及其译作进行标点符号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在引号、问号、分号以及冒号的使用上，他译作与原作都是不相上下，非常相近的，表明他译作无论是句法形式还是语气特征都与原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自译作的标点使用情况，与原作出入较大，尤其是感叹号和冒号的使用方面。原作的感叹号出现了117次，他译作有94次，而自译作中只使用了30次：这说明原作语气较为强烈，直接抒情成分较多，而自译作并未完全沿用原作这种直抒胸臆的叙事方法，而是淡化或省去了原有的抒情成分。至于冒号的使用，原作中出现了147次，自译作中只有6次，而他译作中出现了150次。原作中冒号多用于提示性话语之后，表示提示下文；而自译作与原作冒号相对应的地方，译者多用英文中可以用来行使同样功能的逗号（可用于直接引语的说明语之后）或句号来替代冒号；而他译作中，译者忠实原作的表达方式及语言结构，出现引语的地方也多采用冒号来做提示，甚至在某些地方，还通过冒号来表达除提示引语之外的功能，如他译时,冒号用于总括性话语之后，引出分说。在这一点上，似可说明自译者要比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主观能动性。

3.自译作与他译作的为我性 张爱玲偏爱“阿小悲秋”，因为这篇小说承载了她的初恋和对婚姻的向往。但是胡兰成对婚姻的背叛，给她带来了心灵创伤，不仅影响了张爱玲的生活，更影响了她的创作。1957年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把她的初恋，当作风流韵事公布于世，单这一点，足够让孤傲的张爱玲懊恼半生了。她的愤怒情绪，也因此体现在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上。张爱玲把《桂花蒸，阿小悲秋》译为Shame,Amah!（丢脸啊，阿妈）。原文题目，丰富绚丽而又风神兼具，独具格调，而自译作题目俨然一股愤然情绪，没有了原作的诗情画意，有的只是深深的责备。另外,自译中还故意删掉多处富有情调、抒发情感的环境心理描写。原作13572字，英文纯删去的文字有4273字，再加上多处细节上的节译，则删减的部分占原作的三分之一。这种“豪杰译”，体现了译者对原作的重新思考和再认识，并增加了新的情感因素。正是由于译者的“为我性”左右了译者的翻译活动，深深地影响着自译作的翻译效果。

对于自译中删减节译的部分，他译时都按照传统的翻译规范要求，本着最大限度传播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则，忠实地依据原作，一方面尽量地符合原作结构及语气特征，另一方面用词多为归化，以实现准确传达原作意思的同时，使读者接受起来更加容易。

四、结语

本文通过英汉语料对照，采用文本分析软件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和他译比较研究发现：自译作言简意赅，自由洒脱，并富有变化，译者的主动性介入较为明显，译者主体性比较张扬；他译作通顺晓畅，严谨工整，“亦步亦趋”，忠实再现原文风貌，译者的主动性介入并不明显，译者主体性有所受制。

[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董娜.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7]王一心.张爱玲与胡兰成[M].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

[8]夏贵清.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89-92．

[9]查明建.论译者的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作者：黄金珠，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黎昌抱，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文学自译现象研究”（编号：12BYY025）以及浙江财经大学校级研究生科研项目“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自译和他译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