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一些研究。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的具体途径或机制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以往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并作简要述评，最后展望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综述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4009503

1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资本在国家间流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母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增长点。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OFDI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诸多国家政府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在拟定各种政策促进本国企业走向世界。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呢？从国家层面讲，企业OFDI对促进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就企业自身而言，或是基于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或是看中当地特有的资源，而更多学者认为，国外拥有母国无法比拟的技术及人力资本。因此，更多学者开始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探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事实上，OFDI表现出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且技术溢出更多地是逆向进行的，即投资母国企业在对外进行投资时获得来自东道国的技术溢出。Nigel和James将这种通过OFDI获得的技术溢出称之为逆向技术溢出。由于技术溢出本身具有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的特点，因此这种基于技术寻求型的OFDI是否真实存在技术的逆向溢出效应？溢出途径或机制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技术的逆向溢出？诸多学者对此做了不同层面的研究。

2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的研究

早期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更多地集中在溢出存在与否的问题上。

2.1OFDI逆向技术溢出相关的实证研究

最早开启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研究的学者当属日本学者Kogut和Chang。他们以日本企业对美国投资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更倾向于R&D密集的产业，由此他们认为日本企业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主要是想获取和分享美国企业的技术，并提出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重要动因的设想。随后，Potterie和Lichtenberg对Coe和Helpman提出的国际R&D溢出模型进行了修正，在后者的基础上首次把OFDI作为溢出渠道引入进来，以检验技术获取型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并证实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Braconier等人利用瑞典跨国公司及其OFDI的面板数据，检验了OFDI和FDI两种渠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OFDI和FDI规模以及东道国研发资本存量与投资母国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地正相关。Driffield & Love以英国制造业部门的数据为基础，对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与英国当地研发资本存量只有在研发密集制造部门才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在有关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方面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更多的是基于我国自身实践来进行的。赵伟等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个机制的同时，做了尝试性的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R&D要素丰裕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王英和刘思峰的研究结果与之相反，他们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框架实证分析了各种渠道的技术外溢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以OFDI为传导机制的国际R&D溢出并未对我国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李梅、柳士昌则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2.2OFDI逆向技术溢出相关理论研究

以上研究多基于对实证数据的检验，相比之下，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相对匮乏。Fosfuri和Motta建立的古诺竞争博弈模型，在理论上支持了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论断。Siotis采用前人FDI模型的扩展，总结了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三种表现，即FDI增强效应、扩散效应和技术获取效应。我国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理论性，如冼国明等人从技术积累、竞争策略角度对发展中国家OFDI进行了探讨，构建了发展中国家逆向投资的“学习型FDI”模型。马亚明和张岩贵基于技术扩散的角度，通过引入技术的单向扩散和双向扩散模型，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吸收技术扩散效应，从而实现技术进步。杜群阳、朱勤也提出了“MAL三优势”理论。尽管如此，从理论上解释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还是相对欠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实证检验的进一步研究。

基于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相关梳理，尽管有学者对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质疑，但总的而言，在相当一部分国家或地区这种效应是存在的。那么技术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或机制来实现逆向转移的呢？

3OFDI技术逆向溢出的途径与机制研究

学术界对于逆向技术溢出的途径或机制的研究相对于OFDI的其它侧重点略显不足，相比起来，国内的学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国家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两类溢出途径。

关于国家层面上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各个学者大都将重点放在如何通过技术的逆向溢出来促进投资母国的技术进步或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在这方面，赵伟、古广东与何元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四种机制，即R&D费用分摊、研发成果反馈、逆向技术转移、外围研发剥离。然而这四种机制大都基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用有限。陈菲琼、虞旭丹则主要从海外研发反馈、收益反馈、子公司本土化的反馈及公共效应等方面进行总结，认为上述机制在宏观层面为技术的逆向溢出促使母国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

从企业层面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途径的文献，比较有代表的有刘伟全，他主要从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进行论述。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接近东道国的R&D资源，进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聚集地，然后通过模仿示范效应、前后关联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等途径从东道国获得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而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取相对先进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技术上的协同效应。尹华、朱绿乐认为，除了前者提到的几种途径外，还可以通过平台效应获取技术的逆向溢出。

4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研究

尽管国内外学者大都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给予了肯定，但是相关研究表明，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那么，到底什么因素影响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以下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

4.1基于吸收能力视角展开的研究

“吸收能力”这一概念最早由Cohen提出。他们在研究研发对企业自身技术作用时指出，不仅研发成果能够直接促进技术的进步，而且大量的研发投入对于企业了解、模仿、学习外来技术具有重要意义，这间接地提升了企业吸收溢出技术的能力。然而他们这里所指的吸收能力更多地是东道国企业吸收外来技术溢出的能力，尽管所指代的对象不同，但“吸收能力”依旧可以被沿用至OFDI的研究中来，用以检验母国企业对外来技术消化利用的能力。Siotis认为逆向技术溢出受市场环境的差异、竞争力水平以及微观的企业行为共同影响，但当母国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相对不足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不会明显，甚至不产生。然而笼统地以吸收能力作为整体来检验技术溢出的效果并非总能达到理想的结果，一些学者开始将吸收能力代理为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变量。

国内学者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也做了相关研究。周春应将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因素概括为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OFDI对我国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刘明霞先后分别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均能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的溢出。李梅，柳士昌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角度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总的来说，将吸收能力视为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已获得众多学者的共识。同时我们发现，在实际研究中，将吸收能力进一步细化有助于客观、准确地度量其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

4.2基于制度视角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我们可以从制度的角度来审视企业的行为，而事实上，制度对于诸多经济因素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制度因素纳入影响技术逆向溢出的因素中来。蔡冬青运用L-P模型测算了对外直接投资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用东道国制度变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反向外溢的国际研发资本的交叉项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研究，东道国高效的公共治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均可通过与我国OFDI反向技术外溢的协同作用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但其对外开放度对我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欧阳艳艳等在研究逆向溢出效应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最后指出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地区差别。李梅等人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将制度环境细分为政府的教育支持、科技支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及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六个维度，研究发现，除对企业的扶持外，其余5个维度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着正向作用，且表现出了地区差异。此外，诸如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体系等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也折射出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制度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5文献评述及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OFDI相关文献回顾与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总体上大家对OFDI的技术逆向溢出给予肯定，但学术界并未就这一效应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不少学者对于OFDI技术逆向效应持保留态度。探其原因，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在数据的选择和变量的处理方面。绝大多数学者都选择较为宏观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OFDI技术的逆向溢出效应，但因各个国家对OFDI相关数据的记录依据或方式不同，则最终依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必然也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仅有少数学者基于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技术的溢出终究通过企业这一通道逆向进行。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在搜集企业层面的数据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也为我们准确认识OFDI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带来不便。

（2）在研究内容方面。对于OFDI技术逆向溢出存在与否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国内外学者对于“OFDI技术逆向溢出的确存在”这一结论较为认可。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仍有少数学者在实证检验中发现，这种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或存在地区差异，而对于这种导致溢出效应不显著的因素探究也是对“趋同”结论的一种有价值的补充。令人欣慰的是，对于影响溢出效应因素的研究，已有越来越多的视角被证实，如制度因素、金融发展等，这对于本来就被众多复杂因素影响的溢出效应而言，无疑在加深对其准确理解方面又进了一步。

回顾以往文献，我们不难发现，OFDI技术逆向溢出并非仅仅是经济学所关注的话题。事实上，更多的学者已开始从管理学、社会学甚至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角度去探究问题。这也是未来研究新的趋势。而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新兴经济体在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其OFDI寻求技术动机势必愈发强烈，因此今后的研究可能更多地关注于此。

参考文献

[1]赵伟，古广东，何元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管理世界，2006，（7）.

[2]李梅，柳士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管理世界，2012，（1）.

[3]李梅，袁小艺，张易.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J].世界经济研究，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