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性别主体建构困境
——重读张辛欣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上海 董丽敏

本期头条

历史转折中的性别主体建构困境
——重读张辛欣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上海 董丽敏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得以起源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之中，张辛欣发表的探讨妇女问题的小说非常值得关注。本文以张辛欣在1981年发表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为例，来讨论其是如何感知和切入妇女问题，又是如何呈现“鲜明的女性特征”的，并以此来讨论其作品所蕴含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转折 性别主题 困境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要讨论当代女性文学，20世纪80年代是绕不过去的。作为现代“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得以“起源”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到底提供了怎样的“性别意识”，从而促进了女性文学的生成？又是如何将“性别意识”转化/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资源，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的特定风貌？由此生产出来的“女性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可以说，对上述问题的把握，构成了我们今天在“重返20世纪80年代”的意识下，试图打开讨论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空间的一种并非全新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起点。

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张辛欣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小说①非常值得关注。李子云认为，张辛欣不仅“对于妇女的切身问题”“特别敏感”，而且“对于成长于十年灾难中的年轻人所遭受到的各种苦难”“感受深刻”，因而能把“妇女在追求事业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苦恼与青年寻找个人前途过程中的焦灼不安——紧紧糅合在一起，予以再现”，从而“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②。很显然，在当时，张辛欣的作品是被当作新时期初期女性文学的典型文本来看待的。

那么，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之际，张辛欣到底是如何来感知和切入妇女问题的？又是如何呈现“鲜明的女性特征”的？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以张辛欣在1981年发表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为例，来讨论一下上述问题。

有问题的性别主体建构

面对乍暖还寒的“新时期”的到来，《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选择以“她”/“我”这个具有启蒙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女公交车售票员作为叙述对象/叙事人，来呈现历史转折期社会的特殊风貌，这显然是颇具意味的。

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来说，选择女公交车售票员作为主人公，可以被视为是“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惯性使然，即在公共场域中从事公共劳动的妇女，仍是文学作品的聚焦所在。这一定位，说明新中国所开创的通过公共劳动来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传统，仍然是文学作品在新的历史时期观察妇女生活的起点。然而，有意思的是，“她”被处理成是无名的——如果说，在革命—社会主义传统中，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简单冠以父/夫姓，是妇女呈现自我意识乃至自我主体性发育的一个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再度复归无名氏，即使不能简单说是重返父/夫权制传统对于妇女自我命名/指认权利的抹杀，但至少暗示了作者对于新中国妇女解放传统的某种疏离以及在疏离基础上与这传统的有意识切割。进一步解读作品可以发现，这种切割被逐渐显性化：“她”“穿着那件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有着“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惹急了会有不下流却十分尖刻的话甩出来”……当叙事人以一种相当遗憾甚至反思的语气来加以描述的时候，其间的不认同意味已经清晰可辨。显然，“她”几乎湮没于芸芸众生的“蓝蚂蚁”式的装扮，压抑女性性征的身体，以及强硬、泼辣、果敢的行为举止，在叙事者以及“她”的自我反省中，并不是值得褒奖的女性应该有的形态，而更多被认为是一种有问题的女性“雄化”现象③：“现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高些，家庭义务、社会工作，我们和男性承担的一样，甚至更多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强壮”，“我不得不常常戴起的中性、甚至男性的面具”。“像男人一样”，作为前三十年“男女平等”口号的通俗版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语境中，更多地被理解成为是受时代社会所迫，是一种违反女性本性的“不自然”的结果。

搁置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性别问题往往不仅仅是性别问题，通常会指向某种更大的政治经济学症候。果然，在剖析女性之所以会“雄化”的深层次缘由的时候，《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将反思的矛头对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挑水，稍一歪便撒出来，渗进黄土里点滴不见”，“扛着百余斤的麻袋上垛，只有撑着劲儿，咬着牙，一步步往上挪”。经过“她”细腻的身体感觉结构的过滤，曾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蜕化为一个历史悲剧性事件，由此开启的城市知识女青年参加农村集体化的体力劳动，因此被看作是女性逐渐“雄化”的开始。显然，这样立足于“个人”感受的历史叙述方式，明显带着拨乱反正时期特有的“伤痕”印记。细究这“伤痕”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城市/乡村、女性/劳动、体/脑等一系列今天看来颇让人纠结的二元对立关系④，它们共同作用，暧昧地构成了女性“雄化”因此产生的“伤痕”的历史语境。吊诡的是，置身于复杂历史情境中的“她”，却可以在多重力量的博弈中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可以轻易地认定农村体力劳动才是女性气质被抹杀从而导致其丧失女性性征的关键所在，从而构成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合法性的彻底否定。这一今天看起来有些简单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当时女性话语如何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脱颖而出的秘密，那就是“个人”的身体感觉在彼时成为了衡量历史行进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而女性作为弱势的“个人”，其身体感觉尤其容易被征用为对宏大历史事件的指斥。由此，借助于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劳动”特别是妇女被组织参加的公共劳动，被看作是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反“人性”、反“性别”的重要场域，也构成了叙事者企图借此来否定前三十年的动力源泉。这一逻辑架构显然是与通过公共劳动来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相背离的。

与公共领域对“劳动”的否定相呼应的，是“她”还细致地回顾了在私人领域，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女性气质”如何在个人身体的成长过程中被压抑、被扭曲、被修改的过程：“人生最爱美的十年，却在几件蓝衣服来回替换中过来，为了自己渐渐丰满的胸部悄悄发愁，故意收拢双肩。”“爱美”作为女性的自然天性得到了确认，然而，“美”在特殊的政治化时代却又是无法充分表达的，这构成了“她”对“蓝衣服”所代表的禁欲主义意义上的道德纯洁社会的反感；然而，正是由于由“天性”“美”等构成的正常生活秩序被破坏，她却又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一种可以僭越常规习俗/道德的反叛可能性，这也是不能忽视的：“第一次骂‘他妈的’，是挺住心底的胆怯，硬学出声的，以后，急了会大骂，快活了也会顺嘴溜出来。”最终，徘徊在释放与压抑之间，终究还是生成了一个全然不同于太平盛世妇女的另类主体结构：“父亲被赶到农村，妈妈光会哭！要安慰她，要解决父亲的问题，还要生活下去。到哪儿去找工作呢？求人、送礼、谈判……软弱和羞涩是女子的完美天性中不能失掉的弱点，但是只有硬撕下来，去和一切人打交道！”在政治强硬地楔入日常生活的时代，父母的“缺席”导致父权制的松动，使得传统的家庭伦理结构被打破，女儿一代不得不克服“软弱”“羞涩”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锻炼出理性、强悍的一面，以便迅速适应变动的时代：“在感情上，不敢再全心全意地依靠，一旦抽空了，实在太惨！在职业上，在电车上，要和男人用一样的气力；在事业上，更没有可依赖、指望的余地，只有自己面对失败，重新干起！在政治上，在生活道路上，在危急关头，在一切选择上只有凭自己决断！这能全怪我吗？！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愿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不知不觉，我变成了这样！”不同于以往女性在爱情生活中逆来顺受的被动位置，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已经有能力直面两性爱情不平等的现实，并在新的人生起点上重塑自我。在这个意义上，“雄化”非但不是问题，甚至还构成了新的女性主体诞生必须面对和利用的前提。

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中，“她”却并不认为其过往的经历是一份值得细究的历史遗产，相反，如何摆脱作为这一适应竞争性社会的女性“雄化”“病症”，恰恰成为了“她”在“我并非生来如此”的意识下试图重返女性“本来”面目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意识下，“练习写作”这一看起来与公交车售票员角色身份格格不入的业余爱好，由此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在“她”的视野中，“写作”不只是个人的兴趣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被看作另一种更为高尚的力量，可以用来对抗甚至消解看起来乏味的无意义的“体力劳动”。这一文艺化的自我定位，从个人自由的意义上说，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流文学叙述所致力于营造的重返知识传统的潮流息息相关——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在新时期初期以“重放的鲜花”的姿态重返时代舞台，“写作”等精神性劳动被赋予了新启蒙的意义，而“体力劳动”则伴随着劳动阶级话语的失落而失去了其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感召力。问题在于，新时期知识传统合法性的重构本身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仍有一系列关键点需要斟酌——比如，“写作”是否可以被简单看作是一种比体力劳动更为“文明”、体面的人生追求；作为主要被知识分子精英所掌控的文化形式，“写作”所隐含着的文化规训性（这种规训性对非知识分子精英的草根妇女群体尤为明显）是否也需要被反省；沉浸于“写作”所提供的想象性的世界中，像“她”这样的女性到底会生发出切切实实改造世界的力量还是会满足于“写作”所演绎出来的“想象性抵抗”？

当“她”更多以与时代主潮合拍的姿态扬弃劳动、拥抱“写作”，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探索重构女性气质的可能性的时候，应该说，这一似乎是指向了女性自我救赎的举动，因为并没有对新的仍然可能以不平等的等级为基础的社会有所警醒，当然也不可能对深植其中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提出更多的思考以及解决方案，因而这一新时期女性主体的建构，并不见得能够拥有预料中的改变社会的力量，甚至不能比“雄化”女性走得更远。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再生产

与上述有问题的性别主体建构联系在一起的，是《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通过讲述“她”与“你”之间未果的爱情故事，还较为真切地呈现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理的性别结构/文化探索的艰难。

可以看到，在小说中，出现在“她”周边的男性都无法得到其认同，更遑论能够成功地进入其心灵：“那些挤车像个勇士，却在我冲着他喊‘让座’时摆出凝神沉思模样的男孩子。那些专在大街上惹眼的男青年，他们以‘麦克镜’上的商标来标榜自己的新式、时髦，脸上却没有一根因为思索而显得有教养的线条。”尽管只是从女售票员的视角打量，然而其视线中的男性显然都是不尽如人意的，虽时尚却缺乏教养，粗暴而没有文明，这样的男性显然难入其法眼；那么，“像黄云的丈夫那种实惠、能干的男人”呢？在“她”经由“写作”所锻造出来的企图超越庸常生活的强烈意识辉映下，这一类总是和冻鱼之类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男性，因为太认同于日常生活的利益法则，当然也是被“她”弃之如敝屣的。

于是，青梅竹马的发小李克粉墨登场了。尽管在周围人看来，环境、教育与习惯的相似，两人在一起是天作之合，然而，“她”仍然感受到了彼此在精神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尽管李克看起来优秀完美，拥有令人骄傲的学业成绩，但是，“他对虫、鸟、花、鱼都毫无兴趣，他对任何专业也没有狂热的追求和爱好，更没打算干出点儿什么名堂的野心。但他总是生活得很合体，挺得人好感。他像一只听话的兔子，为了社会需要的文凭，在画好的白线内顺从地跑”，而她“却是一只固执的乌龟，凭着自己的感觉和信念，在另一条路的起点处慢慢往前爬”。可以注意到，在清晰的对比意识下，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的李克给人的感觉是保守的、驯服的，知识并未赋予其可以超越现实的勇气与胆识，有关龟兔赛跑的寓言因此被反讽性地挪用——假如知识只能给予人循规蹈矩、随波逐流往前跑的能力，而不能激发和引领人的内心真实的渴求，那么这种知识真是这个转型时代所需要的有用的知识吗？正是建立在对这样的“知识”的质疑之上，自诩为“乌龟”的“她”并没有因为职业身份上的差异产生自卑，反倒产生了足够的自信，认为注入了“固执”的“感觉”与“信念”的“爬”，甚至比“顺从地跑”更有意义。在这里，“知识”与“理想”被明显地区别开来，专业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鸿沟也是清晰可辨。当这些对立被对位于性别结构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叙事者试图在建构女权主义立场。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面对貌似优秀的男性李克，“她”会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俯瞰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强壮感；仿佛我们不是恋人，而是姐弟俩！每当我遇到他那带着崇拜和绝对信赖的清澈目光，我会隐隐感到孤寂、无助，感到一种无法在默契的交流中通达对生活种种感受的悲哀！”如果说，参加农村体力劳动，使得女性拥有了身体上/性格上的“雄化”倾向的话，那么，可以说，借助于对专业主义知识是否可以引领人生的质疑以及对“写作”等开发出来的人文精神的高度信赖，女性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大致经历了一个可以与男性相抗衡的“雄化”的过程。如果进一步辨析一下女性心理“雄化”得以产生的渊源的话，可以发现，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她”仍然还有理想信念（尽管这理想信念因为更多立足于个人，其内涵已经与前三十年立足于集体有显著差异），较之于小说中“她”周边的男性普遍表现出来的理性务实，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前三十年留给历史转折期的女性的一种精神遗产。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雄化”使得女性拥有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以及在两性关系上的某种操控能力，然而，这一现状并没有使“她”感觉到幸福快乐，相反，却是由衷的失落：“李克是好人，但绝对不是我所能依靠的，他太单薄了！”“我倒常常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孩子缺乏本来应有的男子汉的性格！”这样的对“男子汉”的呼唤显然是建立在“雄化”女性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是对没有与时俱进跟上妇女解放步伐的男性群体的一种批评，但不可否认，其间也带有女性自我否定的意味。值得深思的是，矛盾纠结的结果，并没有促使她真正走上我行我素的女性主体建构之路，相反却推动“她”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缅怀“男强女弱”的传统两性关系模式乃至“父亲”那“似乎是天下最安全、最结实的屏障”的“宽宽的脊背”。这一很不女权主义的戏剧性的转折，显然是与前面所说的扬弃“雄化”的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相呼应的。

由此，真正的男主人公“你”的出现颇有针对性：“敦实的身材，宽宽的肩，短短的平头，一张线条饱满的脸。能吃、能睡、能干的人往往是这样儿。毫不出奇，但并不相称！在周围坐着的那些秀美的姑娘和漂亮的小伙子中间，你倒像个干粗活儿的临时工。一堆金边描花细磁器里放了一个土罐！”从外形上看，“你”被描述成了与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气质格格不入的“干粗活儿的临时工”形象，这一富有体力劳动者特点的“工人”形象被首肯，显然是对李克那样的专业知识者的一种不满和颠覆，多少也暗含了对前三十年所致力建构的“劳动意识形态”正当性遗产自觉接收的意味在里面；同时，也可看作是对历史转折期所需要的一种男性气质的重构——很容易让人想起像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这样的具有大刀阔斧改革魄力的“强人”才是动荡的转型社会的中流砥柱。

除此之外，“你”还拥有一个航海系毕业生的身份，阅读过《海洋指南》《船舶动力》《天文航海》《远洋船员英语》《舰船知识》等一系列高深莫测让人眼花缭乱的专业书籍。有趣的是，“你跟我一样，都在用同种方式欣赏这些很难有机会去剧场聆听的古典音乐”；更有意思的是，“你”的文艺爱好的养成还另有隐情：“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政治上被陷害而入狱。什么样的生活都过了，就是不能到海上去”，所以，只能“在这里导演着一群男孩、女孩们，每晚在杂志上、书本里做着海的梦”。在这一系列信息的组合中，可以看到，除了强化可以“与大海搏斗”的“强人”气质外，“她”心目中的理想男子汉形象还应该同时具备这样一些素质：可以超越芸芸众生的专业知识，特别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海洋知识，对文艺超常规的爱好，以及某种程度上作为殉道者的忧伤与担当。尤其当“文艺青年”是作为殉道者被迫放弃航海事业的一种代价而出现的时候，这一角色因为负载了沉甸甸的历史灾难性内容，而几乎成为了理想不灭的一种标志：“我是很喜爱艺术。具有艺术感受力是一种幸福，使人保持对人、对生活、对自然的热情和向往，即便在极端艰难的困境下。”

在这一背景下，当然就可以理解“她”为何会那么容易爱恋上“你”了：作为“伤痕”一代，对“文革”历史的清算与切割意识应该说构成了他们可以共享的情感纽带；但是不同于李克们在经历了创伤之后与现实的妥协，他们凭借文艺爱好还保留了某种企图超越现实的梦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强悍的“个人”建构企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更多是因为他们是气味相近的同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彼此可以互为观照的“镜像”，两人才会产生朦胧的情愫。

然而悲剧也正蕴藏于此。“她”敏锐地发现，“尽管男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各有差异，但一般来说，对标准女性的评价和要求却差不多。‘你’也是一样。而‘我’，一个让‘你’说是有些男子汉气的女子，是不会讨人喜欢的”。而“你”尽管欣赏“她”的文学才华，却并不喜欢“她”的自信要强——在他看来，这是女性不应该有的男子气。“你”希望“她”能更富有传统的女子美德，如“贤惠、温柔、忍让、文静、含蓄”，为此“你”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希望你改改你的性格，凭着女性本来的气质，完全可以有力量。”矛盾争执由此不可避免，尤其在两人都颇为看重的文艺领域，导演（男）与编剧（女）之间为追求话剧艺术效果进行了若干次针尖对麦芒的争吵，于是，基于虚拟的文学世界而发生的冲突，最后却实实在在导致了两人在真实世界中爱恋的无疾而终。

如果要分析一下爱情悲剧的根源的话，可以说，“她”的思考已经相当有深度：“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要不是我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上述表述，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衡量存在着双重标准——在公共场域中，要求女性自强自立；而在私人领域中，却又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这成为了两人冲突的关键所在。由此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历史转折期或许生产出了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个人”，却并没有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合理的性别结构/文化；个人（男）与个人（女）之间的关系，仍然被嵌入在传统的性别结构/文化中并为其所左右。

这一分裂，恰恰暴露出了历史转折的逻辑至少在性别问题上存在误区——事实上，当我们总是用“自然人”的身体感受来否定前三十年“妇女参加公共劳动”的必要性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对建立在“男女平等”口号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的抛弃，同时默认了“性别差异”的合理性。⑤在这一前提下，必定会生发出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也必然因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区分本身所指向的性别文化等级关系，而产生出新的不平等性别结构。而历史转折期对普遍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毫无甄别的信赖和呼唤，则将会掩饰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结构并使其合法化。

可以注意到，在《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上述问题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验证。正是因为“女性气质”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危机语境中被合法化、普遍化，因此它不仅回应了拥有“男性气质”的“你”所代表的男性群体的要求，同样也已经内化为“她”这样在公共空间中看起来颇为独立自主的女性的一种压力，因此“她”才总是将“雄化”当作是自己需要克服的问题。当“雄化”事实上已经深入“她”的骨髓深处难以完全克服，甚至因此会在两人最为看重的指向强悍个人想象的文艺领域导致各种冲突的时候，“她”的主体建构以及爱情认知就一定会出现某种意料之中的焦虑感乃至分裂感：“我以为那只是一件男式外衣，哪想到已经深深渗入我的气质中。想脱也脱不下来！我真对自己失望！”可以说，这种分裂，正是“她”以“自然人”以及建立在“自然人”基础上的“女性气质”作为自我认同的资源所必然出现的一种陷阱。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甚至不让“她”有机会来消解这种因为身份分裂而导致的现实焦虑，当“她”被设计为没有多少现实行动力而更沉湎于文学想象的业余女编剧，而“你”则被安排为可以摆脱业余文艺导演的角色、重返与大海搏击这样的似乎专属于男性强人的专业岗位上去的时候，所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优劣以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的位置，实际上已经用一种抒情的方式被固定了下来。两相比较，小说就只能在结尾的地方，一边倒地从“她”的视角，强调“你”的艺术趣味更高明，承认自己先前为剧作而与“你”的争吵都是错误的，最终刻意营造了一种“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的无限遗憾、内疚甚至忏悔。这种处理根本没有触及对新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结构的反思，相反，还以“她”对于自己其实微不足道的文学追求而影响真实人生的追悔莫及，甚至让“她”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了对庸常的贤妻良母角色的认同，而潜在地支持并强化了这一新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结构得以生成的历史转折期的社会意识形态。

由此，《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以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问题意识、故事讲述以及人物塑造方式，给我们展示了极具历史现场感的“女性”以及“性别”生成的基本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20世纪80年代以“新时期”为旨归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如何借助“女性文学”得以建构的秘密。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妇女、劳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项目编号：NCET-11-1049）的阶段性成果

①张辛欣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后发表了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收获》1981年第1期）、《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收获》1982年第2期）等以妇女问题为题材的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②李子云：《她提出了什么问题——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及其他》，《读书》1982年第8期。

③关于文学中妇女“雄化”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至今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可参考李子云：《她提出了什么问题——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及其他》，《读书》1982年第8期；吴黛英：《女性文学“雄化”之我见》，《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乔以钢：《“人”的主体性启蒙与女性的自我追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等。

④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性别问题的复杂性的论述可参见严海蓉：《“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⑤李小江在20世纪80年代发明了“有性的人”的概念，某种意义上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

作 者： 董丽敏，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媒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已出版专著有《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2011）、《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2007）和《激流中的呐喊》（1999），合著《女性文学教程》《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等五部，主编《视野与方法：重构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等著作三部。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