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贤媛》与《列女传》女性形象的差异及其成因

胡乃文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世说・贤媛》与《列女传》女性形象的差异及其成因

胡乃文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世说新语·贤媛》与《列女传》两者均以记载女性的美德懿行为主，是封建妇德的楷模及女性审美标准的集中体现。但《贤媛》中贞顺节义的德行类女性数量较《列女传》明显减少，对于有仁有智、辩才出众的女性形象则有诸多描写。魏晋时期的战乱环境、清谈风气以及门阀制度、门第婚姻造就了魏晋女性不同于前代的神采与人格魅力。

【关键词】《世说新语》；《贤媛》；《列女传》；女性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刘义庆编撰的“名士底教科书”《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就是魏晋风流名士在这一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的缩影。虽然《世说》以记述魏晋士人的清谈风气为主，但其对于当时女性的言行和智慧的描写与赞扬亦展现出其独特的精神风貌。《世说》中《贤媛》一门共计32则，记录了秦朝末年至两晋24位女性的事迹。而作为我国最早的妇女专史，《列女传》中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卷共记录了110位女性形象①。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世说·贤媛》与《列女传》在素材选择方面的不同，以对比探究汉代与魏晋时期女性不同风采与魅力的成因。

类 别　　书 名　　数 量　　人物（对应篇目）母仪《列女传》　17　　（《母仪传》）《世说·贤媛》　5　　陈婴母（1）、王汝南妻郝氏（15）、陶侃母湛氏（19、20）、韩康伯母殷氏（32）贤明《列女传》　15　　（《贤明传》）《世说·贤媛》　7　　王昭君（2）、卞后（4）、贾充妻李氏（14）、王浑妻钟氏（16）、李平阳女（17）、谢安夫人（23）、王羲之郗夫人（25）《列女传》　15　　（《仁智传》）仁智　班婕妤（3）、赵母（5）、许允妇阮氏（6、7、8）、诸葛诞女（9）、山涛妻韩氏（11）、王浑妻钟氏（12）、桓冲夫人（24）、王凝之夫人谢道韫（26）贞顺　　《列女传》　16　　（《贞顺传》）《世说·贤媛》　1　　郗超妻（29）节义　　《列女传》　16　　（《节义传》）《世说·贤媛》　0《世说·贤媛》　10《列女传》　0《世说·贤媛》　3　　贾充妻李氏（13）、南康长公主（21）、王羲之郗夫人（31）《列女传》　15　　（《辩通传》）《世说·贤媛》　6　　王经母（10）、周浚妻李氏（18）、庾友妻桓氏（22）、韩康伯母（27）、王凝之夫人谢道韫（28）、济尼（30）孽嬖　　《列女传》　16　　（《孽嬖传》）《世说·贤媛》　0其他（嫉妒、神韵）辩通

《列女传》除第七卷《孽嬖传》外，前六卷记述的皆是女性的美德懿行。笔者以为，母仪、贤明、贞顺、节义四类可归为德行之美，仁智与辩通两类可归为才智之美。以下，笔者将从德行与才智两方面对比并分析《列女传》与《世说·贤媛》素材选择的异同，以对上表进行阐释。

一、德行之美

关于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动机，《汉书·楚元王传》中说是为“戒天子”而作。刘向所处的西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篡权。先是汉元帝“柔仁好儒”，放纵外戚，权力逐渐

分散；之后的汉成帝更是沉迷于美色，不理朝政，以皇太后的兄长王凤为首的王氏集团肆意妄为，“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汉书·外戚传》）。当时，飞燕合德专宠，后宫屡屡生事。刘向以自己为刘姓末枝，“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看到“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秉持着“吾而不言，孰当言者”的责任感，“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汉书·楚元王传》），企图能够劝谏天子以史为鉴，挽救西汉衰亡的命运。从这一创作目的出发，刘向在《列女传》中的《母仪传》《贤明传》《贞顺传》《节义传》四卷塑造了一系列富于德行之美的女性。《母仪传》以“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为标准，其中既有古代传说中帝王的母亲，如“弃母姜嫄”“契母简狄”等，也有圣贤的优秀母亲。“孟母三迁”的故事即是首见于“邹孟轲母”一则。《贤明传》中的女性大多为君王的后妃或卿大夫的妻子，她们深明大义，能够直言君主的过失，劝诫士人的行为，懂得以贤明的言行匡正丈夫。如“楚庄樊姬”，樊姬对于楚庄王成就霸业有着显著的影响。庄王喜欢打猎，她便不食肉，于是“王改过，勤于政事”。庄王宠信虞丘子，她以自己心胸宽广举荐贤德女子为例，讥讽令尹虞丘子堵塞贤路。虞丘子惊慌之下举荐孙叔敖，庄王在孙叔敖的辅佐下，三年后称霸天下。因此“楚史书曰：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贤明传·楚庄樊姬》）②还有一些女性，虽为平民之妻，却能够见微知著，如“齐相御妻”，即齐相晏子车夫的妻子。她看到丈夫为晏子驾车时得意洋洋，而晏子却看起来十分恭顺，于是便以道义告诫夫君，希望他谨言慎行，谦逊待人。晏子知道后认为车夫能够听从善言，便举荐给齐景公，他的妻子也得到了“命妇”的称号。自秦汉以来，儒家的道德观念被统治者采纳，逐渐深入人心，恪守礼法、节操忠贞的女性形象开始活跃于文学作品之中。《贞顺传》中女性的塑造正反映了汉代礼法思想对女性的渗透，以及在意识层面对其的规范与改造[2]。这些女性无论身份普通或尊贵，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年纪轻轻就守寡的“梁寡高行”，因其姣好的容貌和文雅的举止，引来许多梁国贵族甚至梁王争相聘娶。但高行坚持从一而终，认为“妇人之义”即“一往而不改，以全贞信之节”，于是“援镜持刃，以割其鼻”（《贞顺传·梁寡高行》），自毁容貌以求保全忠贞，梁王因此而赐与她“高行”的尊号，表彰其贞专精纯的品行。“息君夫人”亦是忠贞不移的典范。楚国大败息国后，楚王俘虏息国君为他看守城门，又想纳息君夫人入其后宫。息君夫人不苟礼义，趁楚王外出游玩时见到息君，叹息“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并作诗云“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贞顺传·息君夫人》），遂死节赴义，与息君双双自杀。“义”在中国古代极为被推崇，《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孟子·告子上》曰“舍生而取义”。受这一公认的行为准则熏染，《节义传》中的女性亦在笃行仁义、诚信然诺方面做出了表率。如“京师节女”一则，丈夫的仇人绑架了她的父亲，以要挟她刺探丈夫的情况。“不听之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节义传·京师节女》）于是节女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代替丈夫而死，成为当时全孝全义的典范。总之，具备德行之美的女性形象在《列女传》中占有将近60%的比重，这与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影响密切相关，也是刘向“戒天子”这一创作目的的集中体现。

相比之下，《世说·贤媛》中的德行类故事仅13则，在《贤媛》门中仅占四成。品德高尚、行为仪表的母亲形象在《贤媛》中亦有体现，如第19、20则就记录了陶侃母湛氏的言行。“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3]为了使陶侃能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湛氏用自己的头发换取大米，准备了精美的晚餐招待范逵和他的仆从，范逵到洛阳后在顾荣等名士面前夸赞陶侃的才识与待人接物的方式，陶侃因此而获得极高的美名。陶侃做鱼官时托人送给湛氏一瓦罐醃鱼，湛氏立刻回信责备陶侃说：“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第20则）③《贤媛》门中所载德行贤良、通达事理的女性多为名士之妻，如王浑之妻钟氏并不以自己出身高贵而凌驾于妯娌郝氏之上，谢安夫人“恐伤（谢安）盛德”（第23则）坚持不能再次打开婢女歌舞的帷幕等，她们都在遵守礼义、维护纲纪等方面承担着人妻应有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贤媛》门中表现女性忠贞节操的故事仅有“郗超妻周氏”一则。郗超死后，他的妻子周氏不肯跟随兄弟回到母家，并化《诗经》之语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第29则）这种贞顺的女性形象，乃至整体德行类女性形象比重的降低，与刘义庆所处时代的风貌密切相关。

二、才智之美

刘向在《列女传》中的《仁智传》与《辩通传》两卷则塑造了一系列颇具才智之美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时妇德的基本标准之一。《仁智传》中的妇女都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她们明于事理、胆识过人，最著名的莫过于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许穆夫人是卫懿公的女儿，美貌而有文才，许、齐两国都想要娶她。许穆夫人从卫国的安危考虑，认为许国弱小，且与卫国相距甚远；而齐国是大国，离卫国又近，强者为雄，如能与齐国联姻，卫国有难时便能得到齐国的援助。但面对许国丰厚聘礼的诱惑，卫懿公仍把她嫁给许国国君许穆公为妻。卫国战败后，许穆夫人心急如焚，立刻驱车吊唁，写下《载驰》以表明自己拯救卫国的决心：“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仁智传·许穆夫人》）又如楚国令尹孙叔敖的母亲，她深知天道，能够转祸为福。孙叔敖幼年时见到了一条两头蛇，他听说看到两头蛇的人会丢掉性命，怕别人再看到它，便把它杀死埋掉了。他的母亲得知后告诉他：“夫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胜不祥，仁除百祸。”她还引用《尚书》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仁智传·孙叔敖母》）的说法，断定孙叔敖日后一定能在楚国兴起，是传统女性能知天命、了解自然之道的代表。《辩通传》中的女性大多身份卑微，有的甚至样貌丑陋，但她们能言善辩，通情达理，共同表现出文辞辩通的才智。在“晋弓工妻”一则中，晋平公因弓工所造之弓未能穿破铠甲，怒气之下将要杀掉弓工。弓工之妻立刻请求拜见平公，并举公刘、秦穆公、楚庄王三位君主仁德的事例，又以帝尧的居所作比，陈述丈夫的辛苦及造弓材料之上乘，并告诉国君射箭的方法，使丈夫免于杀身之祸。又如齐国无盐邑的丑女钟离春，见到齐宣王后陈述了齐国的“四殆”，齐宣王听从了她的谏言，拜她为王后（《辩通传·齐钟离春》）。尽管这类具有才智之美的女性形象在《列女传》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她们有仁有智、辩才出众的品行亦对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品鉴和清谈风气盛行，女性“颇与其时风尚相协……又好书画美艺。习持名理清谈”[4]。因此，《世说·贤媛》中所选录的女性更多地具备才智之美，这也是《世说》中评价女性美的一个重要尺度与标准[5]。在《贤媛》门中，仁智与辩通两类女性的故事共计16则，比例达50%。刘义庆在第6至8则着力描写的许允妇是一位凭“内才”赢得丈夫及世人尊重的女性。许允妇阮氏是阮侃的妹妹，新婚时因相貌丑陋被许允嫌弃，她便以“夫百行以德为首”斥责许允“好色不好德”（第6则）的行为，从而得到了丈夫的敬重。当许允因任用大批同乡人而遭到魏明帝逮捕时，全家嚎啕大哭，唯有阮氏深知丈夫所用均为称职之人，故“自若云：‘勿忧，寻还。’”（第7则）果然许允没过多久就回来了。后来许允为晋景王司马师所杀，阮氏依旧“神色不变”，带着孩子搬到许允的墓地居住。司马师派钟会察看许允之子的才华，“若才流及父”，就把他们抓起来。阮氏认为儿子们“才具不多”，只要“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少问朝事”（第8则），最终免于祸害。此外，女儿出嫁前告诉女儿“慎勿为好”亦不可作恶的赵母（第5则）、“徒跣求进”（第22则）为夫求情的庾友妻桓氏等，在行为举止和内在修养方面都反映出魏晋时期的女性审美观。

三、《贤媛》与《列女传》女性差异成因

除刘向与刘义庆本人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与审美取向不同外，造成《世说·贤媛》与《列女传》女性形象差异的突出原因还有社会环境及制度等。

（一）战乱环境与清谈风气。自汉初统治者吸取秦“违礼义、弃伦理”（贾谊《新书校注》）而亡的教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仁政”逐渐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符合仁义礼教的妇德观念逐渐形成。前文提到，元成时代的皇权不断削弱，崇学尚儒的刘向以早期经学传记论说的形式编著《列女传》[6]，塑造了一系列贞顺节义的女性形象。而魏晋南北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使统治者“不暇作儒术的提倡，压迫既小，反动易张”[7]，佛教在中原的传播也不断冲击着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频繁的战争使人们不再奢求建功立业而转向消极避世，提倡“无为”的老庄思想及玄远虚胜的清谈风气因而盛行，产生了所谓的“魏晋风流”。“风流者，如风之飘，如水之流，不主故常，而以自在适性为主，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8]这种宣扬主体意识的思潮造就了魏晋士人张扬个性、“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品格，女性亦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不同于前代的行为方式，也改变了时人对于女性美的评价标准。此外，在战争环境下，大量男性被征召充军，甚至失去性命，女性繁衍子嗣的作用以及在家庭的地位得到了相应程度上的提升。因此，与植根于董仲舒儒家思想的《列女传》相比，《世说·贤媛》中对于恪守礼法、轻己重义女性形象的描写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女性才智罕见的高度赞扬。在人物品藻品鉴审美风气的影响下，《贤媛》门中还出现了富于神韵之美的女性形象，如贾充之妻李氏“刚介有才气”，继室郭槐见之“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第13则）等。这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9]，是魏晋南北朝女性独有的神采与审美理想。

（二）门阀制度与门第婚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是魏晋时期影响最为深刻的社会制度之一，世族女性所接受的教育除道德礼法外，文化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才情横溢的女子亦参与当时的品藻品鉴活动，平等地与男子们讨论自己关于文学艺术的看法，她们的真知灼见也会得到男性的肯定。例如《贤媛》门第11则中提到的山涛妻韩氏，山涛与嵇康、阮籍“契若金兰”，韩氏便效仿僖负羁之妻观察二人，并得出“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的结论，正与二人言山涛以度量见胜相符。“咏絮之才”谢道韫更是直言其弟谢玄“不复进”（第28则），询问他是因世俗事物烦扰心志，或是因天资有限的缘故。她的举止言行和精神风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士族之间的世代通婚又促使了门第婚姻的形成。特别是名门之女，受“门当户对”观念的制约，不可下嫁于寒门子弟。如《贤媛》门第12则，王浑之子王济看到一位军人的儿子颇有才干，向母亲钟氏请求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钟氏看后却说此人出身寒微，不可能为时所用。并以“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阻止了这门婚事。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一方面，女性常常成为巩固家族势力和利益的工具，下层士人也因门第观念的阻碍得不到应有的赏识；另一方面，上层文人的凝聚促进了当时文学的繁荣，女性亦在家族与自身意志的矛盾中展现出为人处世的魅力。

注释：

①《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卫宗二顺》《珠崖二义》《卫二乱女》为合传，分别记载2、3、2、2、2人，故七卷所载人数分别为17、15、15、16、16、15、16人，共110人。

②本文所引《列女传》原文均引自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本文所引《世说新语・贤媛》原文均引自张之《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2]余燕.《列女传》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观解读[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0.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664.

[4]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4.

[5]李立娜.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美[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6]宋玫.刘向《列女传》女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成因、内容及特征[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3.

[7]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62.

[8]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8.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8.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8-0266-03

作者简介：

胡乃文（1994-），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