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之子”带给我们什么

董海燕

“他完全秉承了百年新文化运动的神脉，发扬光大了民主与科学精神。在这两个领域，以其自觉的领承，不仅忠实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精神，而且将之融入了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以自己的理念与行动，成为新文化颇具标志意义的当代传人。”在对《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脉络梳理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写下这样的文字。

建国初期，文字改革被提上日程。这一天，毛主席到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问：为啥不能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一片寂静，没人敢犯颜直谏。毛主席又问：周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周有光嘴上沉默，却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字母的故事》《什么是民族形式》等作品，不断“科普”拉丁字母，随之，拼音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在周有光的推介下走向世界。

2015年，时间走到了“新文化运动”发轫百年这个重大节点上，这一年年初，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度过了他人生的第110个年头。

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引发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道路和理论的激烈争论。百年之际，新文化运动对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怎样的撼动，“新文化运动当初提倡的种种目标到底实现了没有？”……成为人们愈加关心的话题。

在不断的反思与回望中，一个人的身影从历史深处清晰起来。

在任剑涛看来，《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所记载的，远不止一个人的琐屑经历与心路历程。近百年中国转型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历史，才是这部书的大内涵所在。正是这样的内涵，引导人们看到书外去，看到作者所处的大历史位置：周有光乃“新文化之子”。

在任剑涛《百年新文化脉络中的周有光》一文中，他将周有光一生做出的两大贡献做出了独有的判断：“他以自己对现代语文的精深研究和语文改革的实际参与，让科学精神落定在社会生活之中，模范实践了新文化运动凸显的科学精神；他以自己晚近阶段对民主政治的不懈吁求，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可废弛与推进必要。这两个重要贡献，也只有在百年新文化脉络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从1949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到1958年方案正式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了近10年的反复论证。“国际化”还是“民族形式”？一部分人认为，民族形式就要根据汉字形式创造的、与汉字有一定联系的拼音字母。但周有光和绝大部分人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他在《什么是民族形式》一文指出，民族形式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文字形式是另一回事。改革文字并非改革语言，如果新的书写符号体系能更好地服务于汉语，那只会巩固民族形式，而无损于民族形式。

周有光思路的延展过程被学者们评价为闪烁着“世界公民”的思想，然而追根溯源，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际遇中，对民主与科学的执着应是他精神世界的奠基。

85岁那年，这位“现代汉语拼音之父”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远离专业的“深井”之后，周有光的目光再次聚焦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追求上。周有光《百岁新稿》的特聘编辑张森根在《周有光和他的精神世界》一文中，将晚年周有光的思想追求做了剖解：“科学的一元性”，即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的，没有东西方之分的。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经得起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不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指令。“双文化论”，即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取代、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彼此不可能把对方吃掉。传统文化都在自动适应，自我完善，自我代谢。“三分法”，即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