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融合视角的保障性住房研究评述及启示*

徐 苗 马雪雯 XU Miao, MA Xuewen

基于社会融合视角的保障性住房研究评述及启示*

徐 苗 马雪雯 XU Miao, MA Xuewen

摘 要保障性住房在我国推行十余年，惠及百姓的同时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基于社会融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求。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分析，引入社会融合概念，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阐释保障住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居住空间分异、社会隔离现象及其深层动因。进而梳理国内外各维度策略研究及实践探索，评述其与保障住房现实困境的互动关系，提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我国保障住房建设发展建议。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社会融合；动因分析；研究评述

徐苗, 马雪雯. 基于社会融合视角的保障性住房研究评述及启示[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5, 30(05): 93-99.

0 引 言

住房是关系民生问题的核心所在，是百姓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主流社会并获得各种公共服务的保障。与商品房不同，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在对低收入家庭实行分类保障过程中所提供的限定供应对象、建设标准、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1]。这是政府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调控住房市场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我国快速城镇化致使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渐渐凸显，保障性住房供给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对维护社会稳定非常重要。保障性住房建设是一项政府行为，是公共政策问题[2]。在“十一五”期间，保障住房解决了1140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360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进入“十二五”期间，政府明确提出新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2015年实现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达到20%。保障性住房建设热潮持续，其建设问题更是关乎公平、公正的综合性社会发展问题。因此，学术界亦持续关注着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社会融合这一核心价值问题。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分配住房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制度并行，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推动社会稳定发展意义重大。现行住房保障体系是以住房公积金制度、廉租房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三项制度为基本框架。历经十余年发展，目前我国保障住房渐渐出现，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低收入群体与其他阶层产生了社会隔离等一系列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现象，这也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3-7]。在保障性住房的研究文献中，社会融合、居住隔离这类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

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融合概念针对保障住房在扩大供给力度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社会融合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是与反社会排斥有关的公民权利，确保了社会中弱势群体获得促进发展的机会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CDJZR12190011）

徐 苗：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24626813@qq.com

马雪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和资源，使他们能够全面的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获得社会福利。学术界对社会融合的研究存在“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理论。基于“同化论”理解的社会融合是弱势一方被迫接受主流价值观、社会习惯、生活方式。而“多元论”则认为社会融合不以牺牲多样性文化为代价，达到不同社会群体相互适应，权利平等[8-9]。

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也是多层次的[9]。文章以保障性住房为主题词，选取2005—2014年十年内的部分文献整合现有理论成果，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分析保障住房面临的社会融合问题，相应出台的政策及政策与问题的适配情况。基于保障住房所惠及的低收入群体的视角，经济维度的融合情况反映其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状况；社会维度反映个人或是群体在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融入情况；文化维度反映其与主流社会价值观、行为的互动关系。

1 经济维度分析

表1 国内保障住房融资模式Tab.1 domestic affordable housing financing modes

1.1 经济维度的保障住房现实困境

保障性住房在经济维度面临的社会融合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住房选址矛盾；二是流动人口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斥。

我国保障住房多采用规模化集中发展模式，且选址空间受到挤压[10]。有学者研究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的实际建设情况，保障性住房普遍远离市中心，且基础设施不完善[11]。并且，城市低收入人群被动职住分离，这种本质上体现社会空间不平等的空间错位将加剧低收入人群弱势地位[12]。目前，国内大规模集中建设则导致社会分异现象出现，贫富差异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低收入群体在空间上集聚和其他社会阶层产生了隔离[13]，且选址偏远间接造成了就业困难。大规模保障住房选址偏远，正是社会资源、发展机遇不公平分配的物质体，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聚居、职住分离的矛盾加剧。

再者，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权益并不能受到充分的保护，也很难通过更高的职业获取。基本上流动人口在城市再次就业处于水平方向流动，其在劳动力市场融合程度偏低[5]。劳动力市场的排斥直接影响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也为流动人口进入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了阻碍。

图1 政府、开发商、低收入人群博弈模式图Fig.1 the government, developer, low-income people game model

1.2 经济维度社会融合问题的动因分析

在地方政府受土地财政制约的情况下，保障性住房用地选址往往倾向于土地价格较低的偏僻区域[14]。甚至出现指标挤压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提出降低保障住房的绿地率、间距、公共服务设施等标的要求[1]。在我国廉租房实践中，政府财政资金并未有效落实，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是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保障性住房建设极大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撑，完全由政府主导且资金供给渠道单一，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高效推动力，也直接影响了保障住房开发的效率[15]。通过梳理国内保障房融资模式（表1）发现，除政府投入财政资金此单一供给模式外，其他几种融资模式受各种条件约束在国内发展尚存不少的问题，无法全面推行。

实质上，保障性住房选址矛盾正是城市“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的矛盾[16]。土地是城市空间再次开发的生产要素，政府和工商资本在城市中心区-边缘区空间类型、区位置换达到资本增值和累积的目的[17]。政府和市场强大的力量作用于中低收入群体。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边缘化保障住房中的居民在社会网络关系中被“空间生产”的资本累积浪潮推至主流关系之外，空间上被动郊区化。

再者，地方政府、地产开发商和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在保障住房运作机制中博弈，相互平衡和制约（图1），也是影响保障性住房社会融合的动因之一。

地方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供应主体，是基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为导向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主导者，也是利益博弈的平衡点。需要综合考虑以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衡，要综合考虑开发成本、通勤成本和土地价值。

开发商：基于利益导向的地产开发商建设保障住房的目的是使得利益最大化。城市边缘地区的土地出让金较低，降低了开发成本。通过开发大型项目形成规模效应能获取更大的利益，也会直接导致低收入人群被社会边缘化。

城市低收入人群：基于生活导向的低收入人群是保障住房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考虑到就业机会、医疗教育资源，低收入人群的首选肯定是通达性更好的地段。并且城市边缘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无力跟上住房建设也会造成生活成本上升。

面对强大的政府行政权力与开发商资本权力，落实到理论上的受益者——低收入阶层的优惠是被利益挤压的。政府鉴于土地财政压力与开发商形成经济增长同盟，必然导致保障住房选址边缘化。低收入人群基于通勤便捷的诉求会被行政主导者弱化。

1.3 经济维度对策分析

1.3.1 保障住房融资模式优化

国内保障住房缓解财政压力可通过两方面举措并行：一是拓宽融资渠道；二是建立专门监督机构。

西方国家在拓展保障性住房融资渠道方面的作法几乎是一致的，即成立专门机构提供资金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表2）。同时，该机构也起到协调政府、开发商关系的作用。目前，PPP融资模式在我国进入热潮，即政府和企业合作融资开发建设，或是运用优惠的土地、信贷和税收等政策鼓励[18]。实践过程中，减少融资成本是政策鼓励PPP项目的着力点。

也有学者建议建立廉租房基金补充政府资金缺口，政府负责制定和监督政策[19]。我国住房公积金作为保障住房建设的财政补充也引发了上缴公积金但未受到政策惠的群体的排斥，鉴于此更应引入监督机构。荷兰率先实践融资担保机构，更好地承担了监督的作用并且有效遏制公共资源滥用。

再者，施行多元化的建设模式也是促进经济压力下的保障住房社会融合的方式之一。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建设引入了私人开发商参与建设公共住房，即“私人组屋计划”，由私人开发商设计、兴建和销售的公共住房开发及分配[20]，在公共住房领域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国内已开始施行的代建模式则是由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并投资，开发商受政府委托负责建设[21]。建成后由政府经营，限制了开发商的利润空间。在政府财政有保障的情况下，这种特殊的“三方模式”可以更好的权衡社会综合效益，从而进行更科学的选址。

1.3.2 充分发挥市场效应

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持续便会致使社会阶级相互孤立，市场机制正是该现象出现的源头。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调节，制约市场的负面效应[22]。而片面依赖市场化将会不可逆地导致居住分异和社会隔离[23]，在保障住房建设过程中，激发市场机制的正面效应是值得探讨的。如，上海市在动迁安置住房项目中引入公开招标，通过招标明确住房标准、配套标准等内容。也可考虑按保障住房建成面积所占比例适当减少土地出让金，以此激励开发商选择配建模式[24]。

表2 国外保障性住房融资模式Tab.2 foreign countries’ affordable housing financing mode

1.4 小结

保障性住房的商品属性决定其选址会受到土地价格限制，其依附于土地的区位价值是低收入人群融入主流劳动力市场的契机。随着城市发展，被动化的职住分离导致通勤时间呈增长趋势。一方面，大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还是应依托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心地区保留保障性住房的空隙是避免职住错位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大规模在城市边缘区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是通过空间区位差异获取资本的途径。低收入群体在经济维度的融合情况主要还是受政府策略所决定的。

2 社会维度

2.1 社会维度的保障住房现实困境

正应马太效应，经济方面的融合问题也波及到社会层面。外来人口和城市贫困阶层构成了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由于社会结构排斥造成的保障性住房的社会融合问题，主要涉及产权问题、保障性住房制度两方面。

自我国引入市场机制，便逐渐产生了社会贫富分化。贫困阶层选择住房的弹性空间受限于房价，被动趋于环境相对较差的区域。且住房体系以购房为导向，重视“所有权”高于“居住权”。

再者，社会中存在部分无力购买经济适用房也不具备申请廉租房资格的群体部分“夹心层”居民；也伴随有部分不再满足廉租房居住资格的人群过分依赖保障住房体系，占有住房资源不愿退出的情况。

影响/约束因子　　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　　可借鉴性　　教训美国各方利益博弈联邦政府对各级政府干预弱化城市化和大都市化的共同作用的“马太效应”正统公共住房补贴住房建设计划房租补贴计划在保障住房存量充足的情况下采用房租补贴方式干预住房消费领域。对开发商的政策补贴激励市场正面效应大量新建住房对存量住房产生负面影响法国　　经济危机情况下，城郊社会住宅区人口构成进一步贫困化设立住宅建设补贴、个人住房补贴实施措施复兴策略、街区社会发展计划推行社会融合为目的的《城市 引导法》有效改善贫困居民生活，缓解社会矛盾并未改善社区人口构成，居住隔离现象加剧英国　　贫民窟问题市场运作效率政府直接投资新建维持稳定住房协会开通从公共住房到社会住房转变的渠道以租赁方式维护、管理保障住房　　—德国　　保障住房存量饱和　　将保障住房改造适老化、混合型、节能环保型住宅政府与住房合作社共同运行保障住房机制　　—荷兰政府持有公有土地储备充足《住房法》明确非租赁二套房收取高额地产税建立了与房租挂钩的租赁住房品质评分体系政府分别对住房机构和租户发放补助可考虑建立租房品质评分体系，限定房租范围　　—

2.2 社会维度社会融合问题的动因分析

从“社会—空间”视角出发，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走了一条“极端路线”，从计划经济时代绝对公有制和福利供给陡然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住房制度[25]。住房作为商品的属性放大导致两极分化渐生。再者，保障性住房制度本身存有弊端：第一，户籍制度限制低收入群体申请保障住房；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存在申请资格审核和退出机制的不完善。

具体而言，在新自由主义城市背景下，政府关注企业和私人部门的经济竞争力多过社会空间的均衡、社会福利和就业[25]。然而，无论是遵循实用主义逻辑，以保障低廉劳动力在城市生活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福利住房还是遵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住房都会在实践中殊途同归[26]。实质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源及社会流动机会的分配也是按照社会身份来分配，户籍制度的障碍再次把外来流动人口从边缘社会推向城市边缘[27]。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受刚性制约分离运作，直接导致了“夹心层”居民的出现[28]。同时，高收入阶层混入政策保障范围进行经适房、廉租房倒卖或是转租，牟取利益，扩大阶层间贫富差异也非常不利于社会融合[29]。

2.3 社会维度对策分析

面临我国保障性住房的社会融合问题，国内学者积极探索应对策略。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诸多实践和探索。

2.3.1 “夹心层”住房困难解决途径

解决未纳入住房保障体系的“夹心层”住房困难是缓解保障性住房社会融合问题的重点之一。西方国家的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表4）。新加坡采取政府直接建造公共住房，正统供应保障的方式。英国则是在住房协会的管理下建设过渡性质的住房，租金或者价格介于政府住房和市场住房之间[30]。香港政府直接建造公屋，自上世纪50年代起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3年出台了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德国实行产权共有，租售并举来解决夹心层住宅[31]。同时，共有产权模式有助于减小财政支出，并实时调节共有产权份额比例增大保障和回笼资金[32]。

2.3.2 准入门槛与退出机制优化

针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不完善，有学者提出可考虑完备有关住房保障的法律。首先，住房保障对象的判定依据是申请人用于支付购房或租赁指出的那一部分收入与市场房价或租金的差距大小[33]。再者，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系统，包括个人资信评估制度、个人信用风险预警机制、个人资信档案登记制度等。荷兰的每个住房协会都设立专门的网址，透明化运营[34]。同时，国内也有学者建议出台退出购房优惠政策[2]。实践表明，为了鼓励住户退出公共住房、购买商品房的低收入群体，韩国政府给予较低利息的贷款或者降低税收，保护退出保障住房体系的过渡家庭[35]，此举收获了较好的效果。

2.3.3 户籍制度优化

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阻碍了流动人口向上的阶层流动。户籍限制了流动人口申请进入保障性住房体系。促进保障性住房社会融合的一大重点就是予以个人平等的是社会权利，从根本上消除身份排斥。藉此，国内学者纷纷建议应扩大保障性住房惠及对象，纳入拥有城市户籍和非城市户籍的居民以及临时突发贫困人群[36]。由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渐行的政策，可考虑在保障性住房方面农民市民化政策先行。在保障性住房申请资格方面，取消户籍限制，让有稳定工作的农民能够享受此项福利[37]。在国内重庆模式施行放宽申请标准同时摒弃户籍限制，扩大供应对象范围，已颇有成效[38]。

表4 国内外“夹心层”住房困难部分解决途径Tab.4 approaches to settle sandwich class housing problems

2.4 小 结

随着城市发展，保障住房量的需求保持递增趋势。针对国内中心城区住房建设量饱和，通过租金补贴的方式补充保障机制以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通过租赁普通商品房解决住房困难。此方式将普通商品房纳入保障系统中，既补偿保障住房供给量的缺口，也充分利用存量商品房提高了住房保障的实效性。

3 文化维度

3.1 文化维度的保障住房现实困境

流动人口适应本地语言、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并不是短期过程[39]。本土化的文化势必成为阻碍社会融合的一大因素，势必导致文化隔离。同时，需要注意是的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排斥现象。

较高收入阶层在拥有更高的住房选择自由度这一前置条件下，往往选择环境更优越的居住条件。这类社区多严格封闭，将其他人群排斥在外。这种上层阶级主动排斥即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精英反叛”，富人主动选择居住隔离，降低了社会融合程度。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排斥现象中也兼有共同地域文化的群体形成城市中的特定聚居地，如“浙江村”、“河南村”这类地域网络群体[40]。

3.2 文化维度社会融合问题动因分析

英国城市规划专家Peter Hall曾就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说道，当务之急是让贫困人口融入主流社会。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身份致使该群体福利缺失，受制于身份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城乡二元制决定了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选择的居住空间集中，水平低下。直接造成贫困者向城市边缘地区聚集，同质聚居致其与其他社会群体融合困难，从而阻碍社会阶层间的沟通，造成了阶层间的流动困难和代际社会流动渠道受阻[11][41]。低收入群体在空间上过度集中是个人向上流动受阻和社会参与匮乏的症结[42]。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集中建设并不是让低收入群体摆脱住房困境的根本途径，极有可能激发负面效应加速社会分化。

再者，空间具有文化价值引导作用，贫困亚文化成为分离主流社会和贫困阶层的主要力量，集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成为该种亚文化传承的摇篮，有助于“贫困循环”的产生[43]。固有的贫困亚文化使得居住弱势群体往往主动选择居住于城市中的一些特定场所[40]。且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让社会成员向上流动，使最重要的渠道受阻，这会直接导致贫困的代际延续，代际社会流动受阻，直接导致社会隔离[44]。

3.3 文化维度对策分析

针对文化维度的社会融合问题，国内外的实践及学术探讨涉及较少。荷兰实践案例采取在社会住宅渗入如符合多元文化的社会服务设施如清真寺、文化中心，提高移民对荷兰社会的归属感[34]，以缓解外裔移民和本地居民产生的社会隔离。为居民组织丰富社会活动，提供住房弱势群体与外界交流的活动空间及机会[45]。

4 针对保障住房社会融合问题的空间规划政策呼应

4.1 规划选址优化

保障性住房的选址优化应从规划布局、建设选址两个阶段来均衡考虑，不能受某些因素牵扯走向“边缘化”。

在规划布局方面，考虑将保障性住房建设纳入新区发展的总体规划中，预留就业，事先考虑职住关系[24]。在城市不同区位均衡提供保障性住房，给予居住弱势群体更加公平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权利[6]，或者在大型的商品房项目中安排保障性住房的组团[44]。并且可考虑编制保障住房建设专项规划，指导政府进行保障住房选址[10]。

建设选址方面可考虑的对策：一是以交通为支撑的规划选址；二是促进居住融合的空间分散的选址。香港的公屋计划履行以新城为载体，以轨道交通为支撑的选址方式，甚至将公交站点引入居住区内部。香港经验证明，提升公屋的配套服务和生活环境的品质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效果与交通建设紧密相连，特别是高密度的保障性住宅开发建设[46]。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在应对居住隔离方面以“社会混合”概念为原则进行住宅发展规划，推行商品房和社会住宅按比例新建的政策。同时在贫困街区插入私人住宅和新式社会住宅，社会住宅的选址由集中走向分散[47]。

4.2 混居模式探索

许多学者认同，保障住房过度集中容易造成贫困群体集中，造成居住空间分异。混合居住模式是现行推崇促进社会融合的方式之一（表5）。

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混居模式能提升住宅质量和城市邻里生活环境，降低地区犯罪率[6]。美国公共住宅的发展就是一个从“隔离”到“融合”的变化过程[48]。荷兰以住房差异化原则和推动社会融合为目的进行混合开发[34]，避免住房质量提高导致绅士化现象，对低收入家庭产生社会排斥。“住房差异化”原则鼓励社会住宅和商品房混合开发，营建了许多充满活力、高度融合的多元文化社区。法国也于2003年通过“城市更新政策”，推行社区多元化建设，在私人住宅和社会住宅混合模式下，建筑外观上保持一致。法国经验还指出，应考虑设置专门机构监督社区人员结构变动，便于出现社区人口单一，再次导致混合流失[47]。无独有偶，英国指标化控制可支付住宅的比例的方式也并未在促进社区认同感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49]。

国内的学者普遍推崇“大混住、小聚居”的模式，倡导不同社会阶层混合居住[17][50]。保障住房在社区层面的空间布局考虑“适度混合”混居布局模式优于“完全混合”布局模式[14][51]。促进社会融合的核心是低收入阶层和较富裕的人群形成的邻里关系及公共服务设施共享能否让前者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也有其他学者进行新的尝试，如将居住、工作与生活一体化构建的磁性社区[52]。

表5 国外混居模式措施及经验Tab.5 mixed-income housing solutions and experiences

5 结 论

基于上述分析及评述，目前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社会融合层面的问题。从本质上，促进保障性住房社会融合必须努力消除其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症结。

（1）保障性住房在经济维度面临着融资渠道单一、机制缺失等影响社会融合的问题，可考虑：第一，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引入第三方机构或给予开发过程更大的市场空间以补充政府资金不足。将政府从单一供给身份解放出来，转变为政策制定者或是监督者的角色。避免政府和地产商陷入逐利模式而罔顾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遏制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第二，政府给予更多优惠政策激发市场效应，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效率；第三，发展多元化的建设模式。

（2）保障性住房在社会维度面临户籍制度和保障性住房制度的限制，住房弱势群体在多方利益博弈中被边缘化。缓解此困境可考虑更科学地制定保障性政府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建立更完善的个人信息系统，科学判断申请者购房能力，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退出。政府应考虑在户籍制度上予以流动人口政策福利。只有多方政策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保障住房和谐发展，更好地惠及弱势群体。

（3）保障性住房在文化维度的社会融合问题是来自身份排斥和贫困亚文化的引导。对此，国内外的实践和探索都比较缺失，仅停留在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空间置入的层面。

（4）落实到空间规划层面，应考虑在规划布局阶段将保障性住房纳入规划流程中先行考虑，均衡布局，或建立保障性住房的专项规划。建设选址以交通为导向，分散选址，避免大规模集中建设。目前看来，不同社会阶层混居的模式是促进社会融合的较好选择。

控制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促进社会融合问题是我国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热潮中面临的挑战。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发展问题，注定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程茂吉. 新形势下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为例[J]. 规划师, 2009, 12(25): 84-89.

[2] 赵民, 鹿斌佐, 袁锦富, 等. 保障性住房@城市[J]. 城市规划, 2012(01): 56-63.

[3] 焦怡雪. 促进居住融和的保障性住房混合建设方式探讨[J]. 城市发展研究, 2007, 14(05): 57-61.

[4] 魏立华, 李志刚. 中国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境及其改善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02): 53-58.

[5] 任远, 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 人口研究, 2006, 30(03): 87-94.

[6] 焦怡雪. 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问题的思考[J]. 城市经济, 2007, 14(05): 57-61.

[7] 张京祥, 李阿萌. 保障性住区建设的社会空间效应反思——基于南京典型住区的实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3, 28(01): 87-93.

[8] 悦中山, 杜海峰, 李树茁, 等. 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J]. 公共管理学报, 2009, 6(02): 114-128.

[9] 黄匡时, 嘎日达. 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J]. 新视野, 2010(06): 86-88.

[10] 郑晓华, 陈乃栋, 许丹艳. 制度约束与行动框架——谈我国城市保障性住房的规划选址[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转型与重构——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1] 于一凡, 李继军.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边缘化陷阱[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06): 107-111.

[12] 刘志林, 王茂军.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J]. 地理学报, 2011, 66(04): 457-467

[13] 焦怡雪. 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问题的思考[J]. 城市经济, 2007, 14(05): 57-61.

[14] 王贤磊. 我国保障住房供给问题的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1-115.

[15] 谭禹. 多中心治理理论与保障性住房的多元供给[J]. 城市问题, 2012(12): 63-67.

[16] 孙施文.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17] 张京祥, 陈浩. 南京市典型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绩效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J]. 现代城市研究, 2012(06): 66-71.

[18] 汪利娜. 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演变及思考[J]. 现代城市研究, 2009(12): 7-11.

[19] 王吓忠. 廉租房相关问题研究[J]. 城市问题, 2006(06): 61-64.

[20] 周庆. 新加坡私人组屋计划对深圳企业参建保障性住房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3, 28(06): 97-104.

[21] 董世永, 张丁文. 基于三方博弈的保障性住房选址机制研究——博弈失衡与角色重构[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11): 23-29.

[22] 孙斌栋. 欧洲混合居住政策效应的研究述评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02): 96-102.

[23] 徐琴. 论住房政策与社会融合——国外的经验与启示[J]. 江淮论坛, 2008(05): 90-94.

[24] 郑思齐. 保障性住房的空间选址：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J]. 现代城市研究, 2010 (09): 18-22.

[25] 魏立华, 李志刚. 中国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境及其改善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02): 53-58.

[26] 朱晔, 魏皓严. 公租房能让“夹心层”欢呼吗？[J]. 时代建筑, 2010(05): 5.

[27]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 (05): 107-121.

[28] 马光红, 李宪立. 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研究——基于廉租房的视角[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04): 64-68.

[29] 梁绍连. 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公平性的缺失[J]. 城市问题, 2007(11): 67-70.

[30] 申明锐, 罗震东. 英格兰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7(04): 28-35.

[31] 杨瑛. 借鉴德国经验加快建设以公租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19(02): 77-82.

[32] 吕萍. 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03): 20-24.

[33] 邹晓燕, 叶剑平. 住房保障范围划定问题分析及改进意见[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09): 113-120.

[34] 惠晓曦. 寻求社会公正与融合的可持续途径：荷兰社会住宅的发展与现状[J].国际城市规划, 2012(04): 13-22.

[35] 方永恒, 张瑞. 保障房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 城市问题, 2013(11): 79-83.

[36] 吴海瑾.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研究——兼谈推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J]. 住房与发展, 2009, 16(12): 82-85.

[37] 李仕波.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制约因素及破解路径[J]. 城市问题, 2014(05): 74-78.

[38] 龙灏. 公共租赁房建设的“重庆模式”[J].时代建筑, 2011(04): 30-33.

[39] 张文宏.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05): 117-141.

[40] 景晓芬, 李世平. 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排斥[J]. 城市问题, 2011(10): 9-14.

[41] 陈果, 顾朝林, 吴缚龙.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J]. 地理科学, 2004, 24(05): 542-549.

[42] 刘晔, 李志刚, 吴缚龙, 等. 1980年以来欧美国家应对城市社会分化问题的社会与空间政策述评[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 (06): 72-78.

[43] 熊国平, 朱祁连, 杨东峰, 等. 国际经验与我国廉租房建设[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01): 37-42.

[44] 宋伟轩. 大城市保障性住房空间布局的社会问题与治理途径[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 18(08): 103-108.

[45] 解永庆, 荆锋, 杜澍, 等. 基于社区视角的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研究[J]. 城市规划, 2014(S2): 59-66.

[46] 赵进. 香港公营房屋建设及其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03): 97-104.

[47] 陆超, 庞平. 居住隔离现象的内在机制探索与对策研究——法国大型社会住宅建设对中国大型保障房建设的启示[J]. 城市规划, 2013(06): 52-56.

[48] 黄一如, 陈珊. 美国公共住宅建设模式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 时代建筑, 2011 (04): 56-61.

[49] 何丹, 刘雅玮. 城市公共住房研究进展与述评[J]. 城市问题, 2010(07): 75-81.

[50] 杨靖, 张嵩, 汪冬宁. 保障性住房的选址策略研究[J]. 城市规划, 2009, 35(12): 53-58.

[51] 路昀, 刘玉亭, 曹冬, 等. 基于居民需求的广州市保障房住区公共空间优化设计初探[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4, 29(05): 19-25.

[52] 李和平, 章征涛. 城市中低收入者的被动郊区化[J]. 城市问题, 2011(10): 97-101.

图片来源：

图1: 作者绘制

表1-5: 作者根据研究文献整理

（编辑：申钰文）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2095-6304(2015)05-0093-07

DOI:10.13791/j.cnki.hsfwest.20150516

作者简介

收稿日期：2015-05-22

A Review of Social Housing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clusion

Abstract:Since our government pushed affordable housing construction, it has benefited many people, while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revealed such as the resident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social isolation while benefiting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analyzes this phenomenon from three aspects and elaborates the deep reasons. Then it makes comment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nd the problems after summarizing the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many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Finally, it gives suggestions to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Affordable Housing; Social Inclusion; Motivation Analysis; Research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