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文/章鹏霞周一成

（1.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蚌埠）

一、引言

连续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三农”职责，“三农”问题的重点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为实现农村的反贫困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同时，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农民及涉农组织等的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资金需求的急速增加也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实施金融发展措施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增长决定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再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决定了经济的增长，不可否认的是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金融扶贫的重要性并致力于解决农村反贫困问题，虽然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约束，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农村资金缺乏，使得农村反贫困进程仍然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1，233家，但全国仍有超过半数的县没有村镇银行。由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设网点成本高，而农村地区居住密度低，金融业务量不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需要依靠自有资本进行运转，导致大中型银行投资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不高，纷纷撤点农村。从农民这一方面来看，金融机构进入门槛高，贫困农民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人，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取投资资金；而且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欠缺，随着农民工的增加，很多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创业和就业，导致资金外流，很少在农村地区涉足通过金融领域进行融投资。

自从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金融发展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就一直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总体上看，金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不同的区域条件，这二者的关系都存在着差异，因此要因时因地而异，寻找一个地区的最优金融发展途径，最大限度的发挥金融减贫效应。如何发挥农村金融在反贫困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和谐的农资关系以及实现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贫困减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所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文献综述

在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贫困问题的产生；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消极的影响。从现有经济理论和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学者支持前一种观点。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Glodsmith（1969）为代表。他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金融结构的变化评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结论。此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选取了35个不同国家的数据，而不同国家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可能对实证造成一定的影响。Buegess和Pande（2003）运用印度农村地区1977～1990年的银行数据，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个数与反贫困之间的直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每增加设立1%的金融机构，将减少0.34%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知名学者林毅夫和孙希芳等（2009）通过总结最新理论和实证结果，提出“最优金融结构”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银行和股市的地位可能在某个时间阶段上达到最优比例，同时指出政治因素可能导致最优金融结构偏离其预期。傅昌銮（2014）在林毅夫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基础上，使用2008～2011年浙江省县域农村的面板数据，通过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发现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结构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田银华和李晟（2014）运用2004～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农村信贷资金投放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指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但是，他在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之后并没有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意见。

与以上文献结论相反，Arestis和Cance（r 2004）从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准入门槛较高，因此缺乏抵押物和担保人的贫困农村居民没有办法获得所对应的金融服务，在金融自由化下，农村资金转向低效率部门，从而造成低收入者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季凯文（2008）在研究农村金融深化这一问题上，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没有必然的Ganger因果关系。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由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于我国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西方经济研究学者主要研究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关系、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管理及运营机制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与反贫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由于不同的学者对于不同的国家研究所选取的时间空间数据的差异，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如果把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主体解构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市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部分及金融机构自身，那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两者，而对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水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水平与反贫困的关系为出发点，正视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之处。综上所述，本文有以下创新点：

（一）从研究方法来看，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与传统的最小二乘法相结合进行回归分析，使用不到43%的变量表示了约95%的信息。实证分析与经济理论相对应，印证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反贫困问题的促进作用。

（二）从研究对象来看，将农村金融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是对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效率和规模的综合体现，同时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农村贫困程度，较好的拟合了课题研究需要。

（三）从研究动机来看，大部分文献主要研究经济发展理论和分析国外先进经验，而未提出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相适应的建议和可行性方案，本文最后则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农村金融与反贫困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三、模型设定、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旨在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反贫困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其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变量，特别是城乡收入比可能对农村居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在借鉴前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构造如下反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的关联函数：

其中，Yt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农村经济的发展，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NFt作为解释变量，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表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表现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就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Zt表示其他可能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1）政府政策支持（GP）t，用各年财政支农金额表示；（2）农村发展程度（NP）t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工具的进步，由人工的精耕细作向机械大规模操作发展，因此这一指标用历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3）农业生产规模（NI）t对农民的收入也存在影响，用新增灌溉面积表示；（4）农村发展速度（NS）t，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表示；（5）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电量也在增加，因此用农村发电量代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RP）t；（6）城乡居民收入比（CN）t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收入比越大，也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越大。

由于统计资料的局限，笔者采用2005～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在课题研究中，由于变量较多，会增加课题的复杂性，而且会使估计结果与实际结果产生较大的偏离，因此需要尽量减少变量的个数，并在此基础上保持最大的信息量。主成分分析法（PCA）恰好可满足以上需要，PAC是一种多元分析中最常见的降维和赋权方法，是指将给定的一组相关变量通过线性变换的方法转换成另一组不相关的变量，这些新生成的变量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进行排列，在数学变化中保持总方差不变的前提下，按照方差大小依次排列得到一个或者多个主成分。主要步骤包括：1、将原始数据整合成原始数据矩阵并将其标准化；2、求标准化后的矩阵的相关系数矩阵；3、根据所得的相关系数矩阵求出其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并选取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率大于等于85%作为最后所得的主成分；4、将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转换为主成分并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得到最终评价值。PCA可以借助“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SPSS）加以分析计算。

就本文而言，一方面由于存在较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而且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一方面存在过多的变量可能会影响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不能直观的反映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的关系。因此，本文对除城乡居民收入比之外的其他五个控制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将原有变量信息通过SPSS20.0整合成一个综合因子。经检验发现，有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总方差分解如表1所示，可见提取的一个因子可以解释原来变量约87.7%的信息，解释力度较大。（表1）

表1 解释的总方差

经分析，可以把综合后的因子定义为农村内部环境，记为，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将使用综合因子Et代替控制变量中的五个变量。

（二）回归分析。经过上文对变量的整合分析，可初步把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的实证模型设定为：

其中 μ 表示随机误差项，β1、β2、β3分别为变量指标的系数，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因此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系数β1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若β1为正数，则代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对反贫困起着促进作用，且系数越大，促进强度越大；若β1为零或者为负数，则表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反贫困无影响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利用Eviews 7.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度接近于1，拟合优度较高；D-W统计量接近于2，偏离程度不高。综合各个检验指标值来看，模型拟合较好。从得到的系数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比的系数为正数，说明二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反贫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使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约0.636个百分点，这一结论符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因此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仍是政府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手段和任务。城乡收入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村居民收入降低约0.714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的增加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在加大，不平等程度在加深，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低。代表农村内部环境的变量的系数为0.07，系数十分小，表明农村内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小。一般而言，农村内部条件越好应该会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但之所以会出现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笔者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内部资源分配不均，资源浪费和各项资金的投放流向低效率部门；另一方面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农村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偏远山区有部分资源由于受条件的约束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由于以上原因，导致农村内部环境对整体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产生十分微弱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影响还不是十分显著；城乡发展不平等和资源不合理的利用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政府要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同时给予相应的约束措施。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在逐步加深，金融机构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而对于发展时间较短，发展动力欠佳的农村金融机构，在这一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若不加以补救措施，可能会被金融市场所淘汰。因此，政府需要奖罚并行，通过对金融机构进行评级，一方面对于运行良好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专项票据和专项借款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资金支持，帮助其解决不良贷款，进行全新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对于运行效率低下、缺乏经营动力和体制落后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对其进行处理，亦可宣布其倒闭。

（二）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是反贫困的核心，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促进农村金融与反贫困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政府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监督农村地区相关机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三）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金融的发展可以以互联网为平台。可以考虑发展银银平台、投融资平台、电商平台和直销银行四种模式，通过发展互联网金融，不仅可以节约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还能以最低的人力、物力消耗获得最大的覆盖面。

（四）金融机构要积极进行转型升级，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加强多元化业务经营的拓展力度。秉承“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理念，发展农村市场，全力打造普惠金融体系。

（五）经济发展，文化先行。文化作为内在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金融机构要发展企业文化，建立与转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和机制体制，使之成为金融机构长期繁荣发展的动力源。同时，加强对农民的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促使农民能充分利用金融资源，投身农村经济发展。

［1］Goldsmith，Raymond 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2］Burgess，R.and Pande，R.Do Rural Banks Matter?Evidence f 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CMP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04-104，2003.

［3］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4］傅昌銮.县域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浙江省的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4.7.

［5］田银华，李晟.金融发展减缓了农村贫困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