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影视化生存

○武兆雨韩煜韬

（1.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辽宁 大连 116000）

在论及以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或书写）文化”。[1]随着工业技术力量的不断发展，影视媒介在消费市场中占据绝对的霸主地位，强烈地挤压着传统纸质媒介的生存空间。文学受到新媒体的诱发不断更新观念，其叙事方式和表现形态受到影视媒介的浸染形成新的生产法则。作为传统纸媒的文学期刊正视新兴媒介给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表达带来的全面影响，走向与新媒介的共生之路。

一、文学期刊与影视媒介的互动历程

伴随着技术力量的发展，影视媒介崛起成为重要、突出的文化景观，影视兼容语言、声音、图像等各种传播介质，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元素融为一体，以视觉、听觉的双重融合构成了一种综合的、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影视媒介的出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格局，超越了印刷媒介的视觉感官延伸与广播媒介的听觉延伸，视听感官的共同延伸是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次变革。新时期以来，影视媒介逐渐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受众数量最为巨大的媒介形式。在由印刷媒介向影视媒介过渡的初期生产过程中，影视媒介的生产在许多方面借助了印刷媒介的力量，新时期之初的影视作品大部分改编自文学作品。如鲁彦周《天云山传奇》（《清明》1979年第1期）、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谌容《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古华《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1期）、郑义《老井》（《当代》1985年第2期）均改编为同名电影。文学作品为电影电视提供了叙事素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发展脉络和思想内容，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也对拍摄产生介入性的影响。小说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门类在影视媒介发展的最初阶段为其提供了积淀已久的成熟的叙述经验和表达方式，从而带动影视艺术的发展。

影视生产在数十年的发展当中生成成熟的生产机制，包含特有的影视化情节设置和叙事策略，此时文学作品对影视的推动和介入逐渐淡化。当文化产业形成后，媒体演变成文学产业链条中的一环，渗入文学生产的内部，出现了影视给养小说，小说沦为影视脚本的局面。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般先写剧本，在剧本的基础上创作小说（某些作家可能将剧本和小说的创作交错进行），最后将小说与影视作品同时推向市场。影视生产对文学期刊的影响、冲击和介入深刻地影响着文学期刊的发展轨迹和生成面貌。《当代》、《收获》这样的大型文学期刊在诸多文学期刊濒临销售死线时依旧能够保持盈利，其后又有出版社作为强大支撑，也在影视媒介的入侵面前显示出审美趣味的倾斜。《收获》发表了张欣的《深喉》（2004年第1期）、周梅森《我主沉浮》（2004年第2、3期），《当代》发表的王海鸰《中国式离婚》（2004年第4期）和《新结婚时代》（2006年第5期），王海鸰的两部作品，虽然由《当代》发表，分别交由北京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以往《当代》刊发的小说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小说交给《当代》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出版权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破惯常书刊互动的两部作品依然在杂志重要位置出现说明了《当代》杂志为刊登该影视化作品作出的妥协。

二、文学文本的影视“症候”

文学和影视的融会共生为传统文学期刊拓展了新的生存空间，激发了文学期刊的生命活力。在诸多文学期刊显现出向影视媒介妥协的倾向后，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身的品牌和实力。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文学期刊与影视的互动合作产生了一些“后遗症”。首先，文学文本内涵被遮蔽、曲解、固化。由于不同载体的容量存在差异，文学文本呈现出的叙事在影视改编过程中被拉伸、压缩、扭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改编能够完全呈现作品的原貌，文学文本原来的面目被影视媒介深刻改变。又由于影视媒介传播的广泛性，受众产生了文本原来面貌即为影视面貌的错觉，在不阅读原文的前提下，这种误解将会一直持续。改编时原有文本中被舍弃的人物、情节、内容等描写将被影视的强势霸权长期遮蔽，原有的文化内涵无形中被削弱。作家在传统文学文本的创作过程中，想象读者是精英化的，传统文学文本的创作也是一种精英化的创作，当其被大众媒介转化后，大众化改编消解了原有的精英化特征。同时，尽管文字符码的阅读只能提供视觉感受，但正由于视觉感受限制性为文本阅读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使文本阅读和理解更具丰富性与复杂性。文字阅读产生的文本表象不确定性，使不同的主体对文学形象的还原产生了不同的差异，丰富了文学文本的表现空间，扩展了文本的多种想象可能。影视作品造成的文本想象的确定性，也使得在重复观看影片时的乐趣小于阅读乐趣，多次观看影片非但不能丰富和具体化文本内容，反而陷入了一种机械化接收信息并固化信息的过程。

影剧改编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代表着一种主体想象，当文本被这个阅读者转化为影视呈现的时候，意味着影剧作品只能展现出一种或少数几种文本的主体和内涵，而文学文本的内涵和思想是丰赡、广阔的。多数受众通过影视媒介接收到的文本内涵来自转换之后的传递，那么受众对于文本的理解将有一大部分来自影剧的诠释，当受众先观影再阅读时，影视作品传达出的理解将形成受众的思维定势，削弱对于文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受众如果不再阅读原文，那么他对于原作的理解则仅限于影剧作品的解读，他在接受过程中获得的关于文本内涵思想的信息将远远小于原文，并小于影剧作品本身。文本向影剧转换的过程当中又存在着一个工业化的流程，不仅包含改编，还有布景、灯光、拍摄、演员表现以及各种后期处理。每一个环节的参与都将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产生新的影响，最终表现出的内容、内涵和深度呈现出异质化的特征。

影视媒介传播的广泛性及其为作家带来的名声与财富，使作家在有意识地为影视创作，文学作品合乎影视改编条件便意味着作家的名利双收。甚至，作家还会存在为导演而写作的倾向，1993年张艺谋约请苏童、格非、北村、赵玫、须兰、钮海燕六位作家撰写小说《武则天》，王彬彬便评论作家在创作时认为“为了能被张艺谋的法眼青睐，便须按张艺谋的趣味来写作，便须使作品尽可能地合张艺谋的口味”。[2]另一方面，影视媒介已经深入至现代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处于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作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视媒介叙事方式和表现方式的影响，在创作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某种影视文化的特征。小说的影视化特征表现为对白增加、动作增加、戏剧冲突增加和描写减少、思想内涵削弱。影视作品最基础和最主要的呈现方式是对话，当影视的叙事方式渗透至文学创作后，表现最为突出的即对白的增加。对白承担起更多的叙事责任，人物性格、心理，故事情节发展甚至作品思想内涵都可通过对白表达和推动；影视作为动态艺术，动作化场景也是重要构成。影视叙事是将动作与动作连接，无法通过影视叙事表达的心理动作也被化约为外部动作，“动作性不强，注定要丧失观众。因而小说叙事转化到电视剧中，首先考虑的就是增强它的动作性，这是基本的起码的要求”。[3]影视作品中强烈的戏剧冲突能够引起受众的刺激和兴趣，这种简单直接的动作化叙事深刻影响着小说的创作，同时，许多描写性的文字无法被影视手段转换，当这种意识介入作家的创作思维，必然会导致作品的描写性文字的逐渐缺席，从而导致作品平面化、苍白化和肤浅化。

三、文学期刊影视化生存危机

当传统文学期刊为了适应新技术力量带来的文化语境的改变，试图改善生存环境时，便出现了向影视媒介倾斜的倾向。正如影视与文学互动产生积极影响，文学期刊选择具有影视倾向的作品大大增加了期刊自身传播的广泛程度，由此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生存空间。但是，纸质媒介与影视媒介的合作真的如一些评论者所言，能够再度促进文学期刊的繁荣吗？

首先，从生存空间的角度分析。当文学作品在期刊上发表后，被导演选中改编为影视作品，其间要经历几个月至几年的时间跨度。文学期刊与其他出版物不同，基本不存在加印的情况，当文学文本转化为影视作品后，即使引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读者也很难买到当期刊物。当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确出现过《新星》电视剧热播，许多人排队买过期的刊登过小说《新星》的《当代》杂志的热烈场面，然而这种特例在网络资源异常丰富的今天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在这个层面上，文学文本的改编和拍摄并不能直接促进文学期刊的销量。如果杂志刊发的是影视同期文本，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影视作品的播出一定会刺激传统纸媒的消费。但传统纸媒不仅包括文学期刊，也包括单行本书籍，由于书籍的发行销售网络成熟，读者选择购买书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影视改编对文学期刊销量的直接影响是微弱的。其次，影视媒介受众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与传统文学期刊读者的精英化，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隙。诸多被改编为影剧作品的文学文本极有可能不被阅读，《红楼梦》电视剧的观众都知道它改编自我国四大名著之一，阅读过原著的却寥寥无几。张艺谋《秋菊打官司》的多数观众甚至不知道它改编自陈源斌《万家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影视媒介只能唤起小部分受众对于文本自身的兴趣。最后，当文学期刊编辑策略发生倾斜，借助影视之势促进期刊的市场营销，刊发受到影视逻辑影响的文本，甚至直接刊发影视同期小说时，影视化文本的“后遗症”也将投射到期刊中，文学期刊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风格和积累而成的象征资本将受到伤害。

文学期刊对影视媒介的倾斜的确是一种积极的表现，在文化语境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选择与影视媒介联姻是文学期刊目前能够寻找到的最佳方式。但是，“小说与影视只有在相对独立而不是相互吞噬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否则，影视趣味对小说的渗透与腐蚀，就决不会像一些乐观者预测的那样——影视与小说结盟所导致的文体革新将带来小说的新生，而恰恰只能将它引向自我迷失的歧途”。[4]于文学期刊而言，应当建立文学的独立意识，在编辑策略上倾向于将文学塑造成为影视的范本而非脚本。文学的审美意趣与影视作品的大众品位本身便存在不可弥合的裂隙，当影视媒介向文学和文学期刊寻求资源和给养时，文学期刊的象征资本方可得到真正的强化。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王彬彬.一份备忘录——为未来的文学史家而作[J].文艺争鸣，1994（2）.

[3]阎玉清.《雍正王朝》编剧刘和平访谈录[J].中国电视，1999（11）.

[4]黄发有.媒体制造[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