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章回小说的表达方式与文言叙事传统

陈忠树

(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一、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学传统

源远流长、千姿百态的中国古代小说，自产生之初，就出现了神话、历史等各种类型因素相互混杂、融合的现象，如我国小说史上两部较早描述神仙怪异之事的《神仙传》《列仙传》却被史书《隋书·经籍志》归入史部杂传类，把神仙怪异当作历史事实来写，可以说是神怪与历史跨类小说的雏形。其实，小说题材跨类、多元化的现象与中国古代小说自身概念的宽泛与芜杂相关，由于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所以举凡琐屑之言、丛残小语、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医巫厌祝之术以及一些野史、虚构的人物故事都曾被归为小说的内涵，小说本身概念与内蕴的混杂性，这不能不使得中国古代小说出现题材的多元化现象。另外对小说的轻视，也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问题出现界限不明、含混不清的现象。如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将中国古代小说划为十类:“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刘知几对小说的分类，是以史传的笔法进行的分类，小说内容多而宽泛。南宋吴自牧将小说分类为:“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捍棒、发发踪参(发迹变泰)之事。”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胡应麟又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等六类，他将凡是不能入于经，史、集部的杂书，都划归小说类。从以上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内涵的分类不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小说分类的类型模糊、内容庞杂，很难对小说进行分类。直到明代“四大奇书”的出现，才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类型，即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然而这四大类型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时分时合、难解难分，以至于到清代，常常出现一部小说中包含其他类型小说的题材因素，形成了与古代小说产生之初题材的跨类、混融现象相一致的情形。

二、明清之际文化思潮的变迁

明清之际，是封建专制主义备受批判的时代，也是平等、独立、个性解放思潮在古代中国达到高潮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新旧鼎革的历史旋流之中，怀疑与批判常常萦绕在士大夫的心头。主体意识的高扬，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对经学的否定，经世致用学风的提倡，注重实验的实践精神等等汇成了明清之际一股汹涌彭拜的启蒙思潮。在这场怀疑与批判的浪潮中，一些奇新殊变、博大精深的士大夫便成为这场启蒙思潮的主力军，除了被誉为明清之际“三大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还有袁宏道、李贽、冯梦龙、徐光启、李时珍、徐霞客、傅山、方以智等，他们的批判精神使中国古代社会有了一段脱离中世纪封建社会旧轨道的短暂曙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这阶段启蒙学者们有感于国家兴亡、民族孱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

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有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以及日益腐朽的宋明理学，使得各种社会弊端、社会矛盾也随之纷纷仰头。启蒙学者们深入封建专制统治的内部，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首先是批判传统的“家天下”观念，这种观念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支柱，是从皇权主义那里生发出来的，是指整个天下都归皇上所有，并对天下臣民进行独裁统治。这种传统观念在明清之际受到了启蒙者们的激烈批判，黄宗羲指出，君主“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批判了封建君主视天下产业为一己的专制观念，另外王夫之、顾炎武分别都从公私关系的讨论否定“家天下”观念。其次是以平等的观念批判封建社会中的愚忠观念、等级观念等，黄宗羲提出了君臣关系应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指出:“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黄宗羲的平等意识，既有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的一面，又是资本主义萌芽在进步知识分子心灵中所激起的浪花。明清之际这些注重平等、公私与对小市民关注的启蒙思潮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毁灭，而是在清初严酷的统治的夹缝之中继续生长，并对清初一些具有先进思想意识的士人造成深远影响。

三、明清时期章回小说的表达方式

(一)瑰玮光怪显灵幻——神魔题材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将一批表现神魔斗法的故事作品命名为“神魔小说”，自此，“神魔小说”就成为明清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派别。胡胜将其定义为:神魔小说是明清两代，在三教同源背景下产生的，以神、魔出身修行、斗法飞升为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以驰骋想象、神奇变幻见长的章回小说。指出了神魔小说这种文体在思想以及艺术上的主要审美特征，然而这种定义的界定主要是以《西游记》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依据的，《西游记》的成书确立了神魔小说的审美规范。以至于成书于清初的很多神魔小说在情节设置、主题表达、意境勾勒以及小说架构方面都表现出神魔小说的审美风貌，显然是受到了明代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发展沉淀的影响。最后是奇幻瑰丽的意境勾勒。不论是《西游记》还是《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环境描写中都有许多奇幻的仙山、海岛、洞窟等海市蜃楼式的意境刻画，这是神魔小说吸引读者的主要艺术魅力之一。

(二)借史抒怀讥人事——历史演义题材

历史演义是一种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通俗文学体裁，是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主要撰构形式之一，它为我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端开辟了道路，对于小说创作之兴盛繁荣，小说艺术的发展、成熟等，都曾起过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标志着我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诞生，自此历史演义小说这种文体规范也便得以形成。纪德君先生曾给历史演义小说下了一个定义:“历史演义就是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敷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义理的小说。它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同时又艺术化地加以想象，以求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有一定的创新和发挥。”可知，历史演义就是用来敷衍史事，阐明史书义理，并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对史实进行适当的增益、虚构与创造，以及内容上着重叙述朝代兴废争战之事的通俗小说。

(三)豪情万丈文人梦——英雄传奇题材

英雄传奇是中国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不仅是此类小说的开山之作，还成为后世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确立了成功的范型。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把英雄传奇小说归入到历史演义小说之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明清小说进行分类也没有提及英雄传奇，直到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专门列出“讲史与英雄传奇”一章，指出了英雄传奇小说着重描写“英雄的历险”和“超人式英雄”，与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追求不同。至此，英雄传奇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才得以正式确立。“英雄传奇是以英雄豪侠为中心，历史时代只作为英雄人物活动的背景，遵循以人设事的创造原则，着重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很明显，英雄传奇小说有很强的的英雄崇拜倾向，它着重表现英雄人物的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的民族美德，主要是为社会底层的小市民阶层以及下层文人塑造理想中的英雄群像，迎合了下层穷苦百姓希望通过这些英雄能把自己从水深火热残酷社会现实之中解救出来的美好愿望。

(四)描摹世态现人情——世情题材

鲁迅先生是最早将“世情小说”当作一个流派进行研究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对“世情小说”做出这样的界定:“当神魔小说正盛行时，记人记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之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其间夹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幕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称之‘世情书’也。”从世情小说的定义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界定是针对神魔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而言的，但世情小说的涵盖面极广，包括男女爱恨之情、愤世嫉俗之情、人心善恶之情、世态炎凉之情以及为人处世之情等等。故而这些“世情”不管是在神魔小说，还是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中都不可或缺，所以这几种小说类型都与世情小说相互杂糅、难解难分，都可以归到世情小说的汪洋之中。尤其是明末清初作家创作朝着社会日常生活的转向，更是使得世情小说在明末清初掀起一股排空的巨浪，引发清代世情小说创作的浪潮。成书于明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可谓“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金瓶梅》影响之下，明清两代“世情小说”可谓一源三流，出现了歌颂爱情美好、恋爱婚姻自由的才子佳人小说，专写肉欲色情的艳情小说以及着重描写家庭内部的矛盾与纷争、描摹世态人情的人情小说。

四、明清时期章回小说的文言叙事传统

(一)纵横交错构新篇——别样的联缀式结构叙事传统

所谓的联缀式结构，是指:“一系列的故事是并列关系，这些故事或者由几个行动角色来串联，或者由某个主题把它们统摄起来，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挪动它们在小说时间和空间的位置也无伤大体。”联缀式结构模式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最常用的结构模式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水浒传》的冰糖葫芦式结构以及《游记》串字形结构都属联缀式结构，因为这些小说中的某些章回可以组成一个完整且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如《水浒传》中起自第二十三回，讫于第三十二回的“武十回”就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叙事单元，第四回至第八回鲁智深的故事也是一个独立的叙事片段等等。把一些时间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模糊不清的故事单元编织在一起，使得小说结构具有十分鲜明的联缀式特征。《西游记》总的格局则是由“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大部分构成，在这两大部分中各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

(二)谪世升天贯首尾——佛、道“转世”“谪世”叙事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可以说与佛、道宗教文化在中国民间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佛、道以其广阔的宗教关怀，不但给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宏富的故事素材，而且对小说的结构形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佛教的“转世”模式与道教的“谪世”模式就成为明清小说创作的比较常见的两种小说结构模式。受神魔小说“三教同源”思想的影响，很多明清小说在结构上兼具“转世”与“谪世”两种结构模式特征。首先是以佛教的“转世”观念来结构小说。在佛教的信仰中，人皆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并且“三世”的转换皆有因果，也即存在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故而，所谓的“转世”也即是“一个生命死后，灵魂依照因果报应的规律而投胎成为另一个生命”，以完结前世今生之宿怨。

(三)阴阳共进统文思——明线暗线二重交织叙事传统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艺术中，作家为了追求朦胧深邃的审美意境，往往在小说结构上设悬念、悬置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喜、愉悦的阅读感受。故而，为了达到这种艺术效果，“作者往往把读者最关心的小说矛盾冲突中主动一方的活动安排成暗线，而把被动一方的活动安排成明线”，从而使小说的艺术结构呈现出“明暗相生、双线并行”的艺术效果。《女仙外史》是一部历史幻想化的神魔小说，是作者有感于明初燕王朱棣篡位、建文逊国的历史事实而作，然而作为一位明遗民，亲眼目睹清初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残酷压制，作者的创作动机就不再纯粹是为建文翻案，而是为了抒发其胸中的愤懑以及对清初统治者的不满。故而，在结构艺术的设置上，作者安排了明线与暗线二重交织的结构模式，来为其创作宗旨服务。先看小说的明线结构，小说明线描主要写唐赛儿“起义勤王”的故事，书写山东蒲台女子唐赛儿系月宫嫦娥下凡转世，自幼便聪慧异常，不为世俗礼教所束缚，后得九天玄女授天书，习娴法术，时机成熟，便于青州聚众起义，招纳忠义，延揽英雄，以拥立建文复辟为名，建都济南，自称“帝师”，攻打燕军势如破竹，一时间取中原、拔城池，最终诛杀了燕王，这是小说的明线，作者以直接描写的方式，叙述了唐赛儿“起义勤王”的前因后果，抒发了作者的历史愤慨之情。再看小说的暗线设置，暗线是一种在作品中并未直接描绘的事件或人物活动，间接呈现出来的叙事线索，“它是一种比较模糊隐蔽的文学现象，它的艺术特征一般不为人注意，因而阅读这类作品就比较困难，不易把握它的内容诸要素，挖掘它深层的思想意蕴”。《女仙外史》的暗线安排也是如此，它的暗线主要是以建文帝的行踪为主，但小说中对建文帝的描写分散在整部小说之中，而且作者还常常“省字约文”，“记大节，期于久远”，不发挥想象，就很难把它加以贯通。

明清章回小说的结构形式，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历代小说家们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和创作需要出发，不断地探寻小说的结构模式，力图将小说艺术的时间、空间、人物等表现元素进行最佳的审美配置，繁衍出更多的小说结构样式。结构是一部小说的骨骼、框架，只有巧妙地构建自身的框架，把众多的人事组织起来，使头绪纷繁复杂的小说情节、众多的矛盾冲突、浩如烟海的创作材料有机地串通联缀，成为上下缀合、左右关联、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的艺术整体，才能使小说以完美的艺术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给读者带来美的艺术感受。张竹坡曾用巧妙的比喻，来阐发小说结构的重要作用，他把小说家的写作比作盖房造屋，“关键要使框架柱梁榫眼，结合得无缝可见，浑然一体”。

［1］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2］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六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 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