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玉海·艺文》的目录学价值

张燕

摘    要： 《玉海》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凡两百卷。本文主要截取“艺文”一类，从专题文献的角度论述了这部分内容的两大目录学特色，并分别而有联系地叙述了这两大特色。一是《玉海·艺文》的目录分类特点;二是其目录著录特色，即围绕主题的编题形式。本文通过深入了解《玉海》“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的一面，从中学习史料的整理与运用。

关键词： 《玉海》    《玉海·艺文》    分类    编题

王应麟（1223—1269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宋理宗淳佑元年（1241年）进士，宝佑四年（1256年）复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宋史·王应麟传》对其有专述。王应麟的学术师从朱熹，博洽多闻，以考据见长，著作颇丰。《玉海》是王应麟众多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类书，凡二百卷，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等二十一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四库提要》卷一三五说：“故胪列条目，率多钜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王重民先生对此处提到的“与他类书体例迥殊”做出了详细解释：“在全部《玉海》的编纂方法上，都是把历史文献与图书目录互相结合在一起来编题的。这样在《玉海》的各个类目当中，不但提供了历史文献资料，还提供了代表这些文献来源的图书目录，这是《玉海》的特征，也就是《玉海》内容和过去一切类书不同的地方了。”①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从目录学“考辨源流”的角度，集中对《玉海·艺文》所辑录史料的特色进行细致和深入的阐发。

一、《玉海·艺文》的目录分类特点

通过对史料的查阅，可以发现唐宋以来的类书，大多只有纪典故的艺文，而没有纪图书目录的艺文。《玉海》全书共两百卷，《艺文》就占二十九卷（《玉海》卷35—63），是所有门类中卷数最多的。《玉海》的特色自然映射到《玉海·艺文》的内容中。《艺文》四十四个类目的排列次序大致按照《隋书·经籍志》以来的传统四分法，如下：

（1）经部：“易”、“书”、“诗”、“三礼”、“春秋”、“续春秋又见编年”、“论语”、“孝经”、“孟子”、“经解、总六经”、“雠校五经、石经”、“小学”;（2）史部：“古史”、“正史”、“杂史”、“编年”、“实录”、“记注”、“政要宝训、圣政附”、“论史”、“谱牒”、“玉牒图谱”、“典故、会要”、“书目”;（3）子部：“诸子、又见著书”等;（4）集部：“总集文章”、“著书、杂著、别集”、“赐书详见御书”、“图”、“图绘名臣”、“记、志”、“传”、“录”、“诗”、“赋”、“箴”、“铭、碑又见纪功”、“颂”、“奏疏、策”、“论”、“序、赞”、“艺术”。

由此可以说《玉海·艺文》首创了类书中列图书目录的先例。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作为一种工具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在类书中罗列图书目录又使得类书具有目录学的功用，《玉海·艺文》不同于以往类书以分类和韵目编排的方法，而采用了书名和分类相结合的方法来编排图书，它增加了类书的检索途径，提高了自身的参考价值。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论述唐宋时期目录学发展的情况时，很大一部分材料来源于《玉海·艺文》。

《玉海·艺文》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本类书，上文说过其分类，但为适应类书的性质和博学鸿词的应用，又做出了相应的改变。比如经部的“续春秋”一类，注明又见编年，并安排在“春秋”和“论语”之间。细看此类的内容，以收录标有“春秋”的史书为主，“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后世有所著述，多托春秋之名，其属辞比事不与春秋相似”②，如《夏殷春秋》、《楚汉春秋》、《五代春秋》等，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入杂家的《吕氏春秋》也被列入其中，可见其分类在主体上还是以类书的特性为主，即按书名分类的外在形式。再看其史、子集三部，也是如此。这种形式化的分类，既体现在标题上又体现在内容上，王应麟另有《辞学指南》一书，其类目也与《玉海·艺文》的集部相仿，“以供试举”。而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最后一大类“文类”，也是采用此种形式化的分类并且划分更细，可见这种方法在两宋之际已经被广泛使用③。

二、《玉海·艺文》的目录著录特色

《玉海·艺文》充分运用了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主题目录新形式，将书目和相关文献资料联系起来，使其相互补充。书目条展现历代目录对这一部书的著录状况;相关文献则是对学术源流考辨的扩展和补充，不仅仅是一部书或一个人，而是博杂的诠释整体。这是与类书按编题排列迥异的地方。

1.按书名著录的编题。譬如“易”类，首先辑录《隋书·经籍志》“易”类后序，然后针对与“易”相关的内容，逐条解释，详加考证。在这个编题内包括隋唐各家的注解、宋代及前人所著传志等，在有歧义的地方多加以征引详释。通过“易”类上、下两部分的旁征博引，可以了解与《易》有关的各家学说的传承流变和著作源流，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此外，在编题之下又有典籍材料说明主题，如“唐六家孟子”，将注解“孟子”的唐代学者均辑录在内，“志赵岐注十四卷，刘熙注七卷，郑玄注七卷，綦母邃注七卷（隋志梁有綦母邃撰九卷亡），陆善经注七卷，张镒音义三卷，儒家六十九（《孟子》有六家）。”这些内容详细说明了研究《孟子》的学者和书籍的亡佚状况。综观关于“孟子”类的著录，可以看出《孟子》在两宋地位的提高。《汉书·艺文志》中将《孟子》置于“诸子略”，五代刻十一经，将其列入在内。宋哲宗即位之时，诏颜子、孟子享孔子庙庭，被列为亚圣。朱熹《四书集注》中确立了其地位，“朱文公熹撰各十四卷”。仅此一条，介绍了关于“孟子”的史料，同时又展现出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向。

2.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可以形成独立的文献专题。如“正史”类38个编题中的“汉书”，包括班固著《汉书》，《汉书》历经四人之手的成书过程，还有各家关于《汉书》卷数的考订和注解、音义等书，并引用《宋史·艺文志》分析了《史记》与《汉书》的区别，从而构成完整的编题。其中记载的唐以前诸家所注现都已失传，正是王应麟的辑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文献记载。又如“后汉书”的编题，是由四个编题相配合而做的。先是《汉东观记》，辑录《东观汉记》和东汉时期所有的官修史书;其次是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辑录《晋书》、《魏志》注引“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作注解，详列此书之新创“八志”;再次是晋华峤的《汉后书·十典》，辑录同上，并表明作此书是由于东汉官修记载东汉史事的《东观汉记》有“烦秽”之处;最后列出“后汉书”，包括范晔、谢沈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后汉书。这四个编题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各自又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编题。它让我们了解“后汉书”的成书原委和相关著录的本末，以及考订文理的掌故资料都集中在一书之下。

3.在叙录中多采用互见或同一部书在不同类目下进行介绍。如“诸子类”注明“又见著书等类”，说明一些未收的诸子之书，在著书或其他类可以依照小注查其类，继而概览全貌。如上文提到的“诸子类”中“孟子”一则，见注可查阅“孟子（卷41）”。再如“续春秋又见编年”类，包括《春秋》以外凡冠以“春秋”为名的历史编年书籍，其中有《汉晋春秋》、《唐春秋》，注明见编年。再看包括所有历史编年类书籍的“编年”编题内，同样有《汉晋春秋》、《唐春秋》，但它们的注解的文字和征引的材料是不同的。《汉晋春秋》在“续春秋”类中只讲述作者和大致内容，“晋《习凿齿传》，为荥阳太守，在郡著《汉晋春秋》。……”而在“编年”中，记载作者成书中的原因，反映出史事发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评论，“晋《习凿齿传》，桓温觊觎、非望，凿齿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又上疏……”可见，其内容辑录的取舍，符合各自编题内容的需要，有详有略。

结语

《玉海·艺文》的资料多采用辑录体的方法，辑录当时的古今文献资料。在广征博引的同时又注重史实的考证，保留了大量古代文献典籍，尤其是古籍的版式、卷数的记载，提供了很多古籍流传的重要信息。它综合了目录与类书的特性，具有学术通史和资料类编的性质。王应麟能在两宋“博杂”的学风下，将编题的做法运用到类书目录的编撰上，开辟出新的目录著录方式，为后人所叹，如四库馆臣所说：“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由于笔者浅陋之处自不待言，在此未能全面解释《玉海》在史料和学术史、文化史上的价值，更多的史料有待学者做深入的研究探讨。

注释：

①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153-154.

②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763.

③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5-32.

参考文献：

[1]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2]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185-199.

[4]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51-157.

[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赵宣.简论《玉海·艺文》中主题目录的新方向.图书情报工作，2007：91.

[7]刘跃进.《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复旦学报，2009：38-40.